中国民主运动的纵横时空对比和反思 林希翎 林希翎“中国民主运动的纵横时空对比和反思”一文原载于《开放》第四期。文 章的前一半分析了中共建国以来历次民运的异同，后一半对历次民运作了总结。林 女士力荐本文予《中国之春》，由于篇幅限制，本刊只选登其后一部份，并作了少 量删节，文章涉及对一些人的批评，观点由作者自负。 一.开创中国民运的新思维和新道路 理论是行动的指导，这对任何社会改革运动都是普遍适用的，海内外一切真正关 心中国民运和前途的学者、专家、民运人士和劳动人民，应当共同来对中国历次学 潮民运的正反两面历史经验进行很好的研究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适合中国 国情的中国民运新思维、新理论、新纲领和新道路。这是当务之急，因为四十年来 中共将许多理论、概念搞得混乱不堪了，可以说是把中国人的头脑都给搅乱搞混了 (包括历次民运的参与者，也深受其有害影响)。例如什么左和右、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等政治名词的概念、 形式和实质，往往在中国政治生活实践中被混淆、甚至被颠倒了的。本来对统治者 的反动政策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抱不满批判激进态度的阶级、阶层、团体或 者个人通常是被称为左派或革命派的，可是在中共独裁政权下则反定为“右派”， “反革命”;而保守的反动的独裁者倒给自己戴上了永恒的世袭的“左派”、“革命 派”的桂冠。除了脑袋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农民及其知识分子被定为“资产阶级 ”;不仅拥有一切特权，甚至把十一亿人民都当作他们奴隶，并企图将他们的脑袋都 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垄断的一小撮独裁者，竟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 荒诞的理论和政治名词，难道不应该彻底澄清和修正吗? 二.中国民运首先要补课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虽然不能绝对化，但是从低级向高级的逐步发展和进 步的客观规律，则是不可否认和超越的。中国的政治历史发展，不要说什么社会主 义，就连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也不曾到达过，甚至连君主立宪阶段都未经历和 成功过，居然自称起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这正如一个文盲，连幼稚 园和小学都未上过，就自称是博士一样来得荒唐。所以现在摆在中国民运前面的首 要任务是补课，要从民主革命，甚至君主立宪补起。但正如人不可返老还童一样， 历史也不可能再倒回去，现在中国民运的补课是成年人的补课，即我们同世界先进 国家的人民已是同龄人，我们不能再按部就班地从民主的幼儿园开始补起，而是要 读速成小学、速成中学、速成大学，要有一套专门适合成人速成的民主课程来补。 这就用得上林彪当年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两条原则,“活学活用”和“急用先学” 。凡是对我们推翻专制独裁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有利有用的一切中外古今的经验和 理论，我们都要速成地学习。而且要边学边用，学用结合。例如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这口号好得很，生动简明 确切，反映现实。我们就可活学活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人民四十年 前既有勇气、能力、智慧来推翻旧的三座大山，那么四十年后当然也就更会有勇气 、能力、智慧和经验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掀掉这一小撮腐败反动透 顶了的独裁者吃人的宴席，重建第三共和国。 三.中国民运的持久战 “六.四”事件后，虽然许多西方国家政府迫于本国人民的民意和为了选票不得不 装着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大喊大叫要对中共独裁政权予以经济政治制裁等等。但 其实际表现则是雷声大，雨点小。 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同中共香港新华社一位负责干部谈话时，我提到邓小平关于要 在香港驻军，大骂黄华胡说八道，引起香港人的恐惧，股市下跌，资金人才外流， 这位中共高级干部对我说:“你这完全是杞人忧天，这种人才资金外流是暂时现象， 从长远来看，只要香港有钱可赚，不仅已经跑了的资本家以后会跑回来，而且还会 有更多的外国资本家涌进来的，不信你看着吧!”看来这位中共高干对于马克思的《 资本论》是熟读过的。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最大利润的论述，至今看来并 未过时。邓小平独裁政权对西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和对独裁卖国者的需求心 态的理解之深刻，也可说是入木三分的。“六四”之后一年多以来，邓小平独裁政 权一方面对内加紧镇压人民和民运，另一方面对外仍继续坚持其“开放”政策，事 实上中共在经济上对外资台资的“开放”的范围和速度，卖国的各种优惠条件，不 仅从未减少和停止过，反而更加多加大了。形形色色的“华人与狗不得入”的变相 租界越来越多，不仅中华民族的主权利益、国格人格和民族尊严，都可用来廉价地 拍卖和被“官倒”倒掉，而且连许多珍贵的国宝、历史文物也都在亚运会期间拿出 来公开拍卖(十年来以走私“官倒”方式倒掉的文物本来就早已不计其数了)。这批 吸血鬼、败家子也预感到其反动统治的时日不多了，就抱着一种世纪末的暴发户心 态，加紧掠夺和倒卖，好为他们及其家属亲信将来倒台后逃亡国外铺路，作准备。 中共独裁政权这种对内搜刮和高压，对外奴颜和廉卖，对于见利忘义的西方帝国主 义政府来说正中下怀。他们从心底里看清摸透了邓小平这类“共产党人”决不是什 么“特殊材料制造的”。尽管他们至今还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 但在本质上同在第三世界由外来势力收买、豢养和扶植的独裁者和卖国贼如李承晚 、蒋介石和马科斯之流，完全是一丘之貉，是完全可以利诱和收买的。这就是为什 么“六.四”之后这一年多以来，中共独裁政权在外交上不仅并未遭到真正的孤立， 反而还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今年居然同印尼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极端反共大国 建立起了外交关系。尤其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事件，更是给中国独裁政权带来了天 大的好处，不仅立即转移了世界人民的视线，而且使中共由一个本来因天安门事件 破坏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而在国际上遭到谴责被制裁的国家，摇身一变竟同 美、英、苏等大国一起严然成了维护联合国宪章、共同制裁伊拉克的制裁国，竟然 把自己也曾长期地被剥夺了联合国的席位，曾被山姆大叔控制的联合国谴责和制裁 过，禁运过，甚至还同“联合国军”打过仗，以及中共高干子弟在中东充当军火商 ，向两伊走私军火牟取暴利等等这一页页对人们来说都还是记忆犹新的历史，一夜 之间都遗忘得一干二静。 伊科事件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大国政府，对伊拉克的谴责和制裁，是表 现得多么及时、坚决、严厉、果断和空前的团结一致。这同因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独 裁政权的谴责和制裁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对后者不过是绣拳花腿，演戏骗骗 老百姓而已，没演几下就收场了。接着，全世界对中国这块大肥肉早就垂涎三尺了 的资本家财阀们，政客们，文娼们都络绎不断地竞相跑到北京，向邓小平独裁政权 顶礼膜拜和弯腰朝圣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海内外的中国民运一年来会从高潮跌入低谷，为什么“民主女神号 ”广播船的计划会流产并变成了一场欺世盗名的骗局，为什么张振海会被日本政府 送回中国受审，为什么会发生许多受骗的大陆人民和“民运人士”偷渡到台湾“投 奔自由”后，不仅一批批被遣返，而且还曾在台湾被侮辱、关押、甚至被谋杀的惨 案，为什么被利用过后的年青的“民运人士”失足的马小滨会在台湾遭到轻罪重判 、其家属千里迢迢来到台湾总统府前下跪哭求都无用仍然处死的悲剧。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决不可以把任何希望寄托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身上。 中国的民运事业必须要在自立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在中国本土上建设和发动 。同时严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也决定了中国的民运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 战，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和坚韧不拔的奋斗，才会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 四.中国民运的纵横大结合 中国民运的敌人还是如此强大，他们在国内掌握着从经济到政治的一切资源和权 力，在国际上又联合了一切反动派，这就决定了我们民运队伍也就需要大联合，需 要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在海内外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有胜利的可能。 横向联合首先的主要战场是在国内。四十年来中共政权是从进步走向反动的，从 解放人民走向镇压人民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正是使人民觉悟由低到高、民主力量由小 到大的过程。“六.四”之后在国内本土上的民运力量才是最广泛和最强大的。他们 在地下组织着、活动着，幸存的各次民运的领袖人物和精英大量存在着。其联合的 动向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工人、农民、市民、士兵中去发动群众。现 在全国布满了对独裁政权不满和仇恨的干柴，只要一有机会，新的民运高潮就会到 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其次则是海外民运力量的大联合。本来有香港、台湾及侨居海外的数千万华侨， 其中也有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从中国大陆外流逃亡出来的各方面人才，以及不少参 加过学潮民运的代表人物，骨干分子和民运分子。海外的民运力量如果全部能够联 合团结起来，将会对国内的民运起着积极的推动和支援作用。遗憾的是海外的中国 民运不仅由于中共的一贯破坏，而且由于台湾国民党的插手利用，往往被误导和歪 曲，不能健康正常的发展。例如现在海外最知名的两个中国民运团体“民联”和“ 民阵”都有类似的问题。由于在经济上过分依赖台湾，终于渐渐地失去其群众性和 独立性，而不能成气候，也不可能团结所有民运力量。 海外民运团体的大联合除支援国内民运之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应当联合所在国 各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包括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各种社会进步运动，结成广泛的 国际民运统一战线，来反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对中国独裁政权的输血和支持。 纵向大联合是指应当使建国以来的曾参加过历次民运的人士特别是一些富有实践 经验的骨干分子联合团结起来互相传授和交流民运的经验。这项工作之所以特别重 要，是因为中国民运的对手中共是个由多代接班人组成的、并由超级老人统治的大 老党。他们虽然是治国无能但是镇压民运却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老到了玩女人无能 ，而强奸民意却是全能的。缺乏民运历史知识没有政治经验的年青学生们根本不是 这批老魔王的对手。以前历次学潮和民运中多少优秀的人才和领袖多年来被这个政 府关的关，杀的杀，赶的赶，而幸存下来的人未能及时团聚一起与天安门的青年人 联合起来，给他们必要的指导，这也是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这类超级老人在中共党内和国内之所以还握有这么大的权力和享有这么高 的淫威，这也与中国社会固有少怕老，老吃少的传统敬老精神有关。可是在民运队 伍中，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中，不仅把这种敬老的传统完全打破而且是反其 道而行之，变成了老怕少，少吃老，许多青年的民运参加者非常狂妄自大，目中无 人，对八九民运以前的老民运人士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和尊重。在民阵一大上选出的 监理事会和后来组织的秘书处民运工作班子中没有一个八九民运以前的历次民运的 代表。他们对于过去的老民运人士完全抱着封杀蔑视和排斥的态度。难怪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研究了有关民阵的情报资料后得出了八个字的结论:“不成气候，不足为患 ”。如果不能吸收团结联合一批历尽万难幸存下来的老民运人士，充分发挥他们的 智慧和经验的话，单单是靠八九民运中的一批败兵残将，还加上许多投机分子和骗 子，那不仅绝对对付不了老奸巨滑的中共超级老人政权，而且民运还有被出卖和断 送的危险。 五.改良与革命，和平与暴力 早在一九五七年在北大政治演讲中我就指出整风运动不应当只是一种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改良主义运动，而应当是一场革命，应当从社会制度方面进行彻底的改 革。革命才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 不可否认在中共内部始终存在着一部分开明派和温和派，特别是中共党内过去的 确曾吸收和凝聚过一大批有理想的优秀分子。对于中共党内这部分的开明派、改革 派和温和派在体制内的改革的努力，我们民主派和革命派一方面应当予以适当的鼓 励和支持，也可以与他们交朋友;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对他们有清醒的认识和警惕， 决不可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消极地追随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善变的，一旦当权在位 了，他们常常会翻脸不认人。另外对于党内和体制内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顽固派和 开明派、强硬派和温和派之划分也应当是有原则的，有客观标准的。例如海外舆论 长期以来都把邓小平、赵紫阳划分为改革派，而陈云、李鹏划为保守派，这种划分 实在是太绝对了和太简单化了。当两次被评为世界级“风云人物”而登上美国《时 代》杂志封面的中国改革“总设计师”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开枪屠杀时，这 批西方港台的“专家”“汉学家”名记者们都跌破了眼镜。然而当赵紫阳被邓小平 撤职下台后，这批主导海外舆论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又急急忙忙把不久前戴在邓小平 头上的“改革派”桂冠加冕到了赵紫阳的头上，于是赵紫阳及其逃到海外的那些顾 问幕僚、甚至一些三流御用文人们顿时就行情大涨、身价百倍地被看作是中国响当 当的改革派“领袖”和“明星”甚至是西方港台资本主义在中国最可靠的代理人拼 命扶植和大肆吹捧。有的家伙野心勃勃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 死后立即将自己的标准像都准备好了一般，他们居然把新国旗都设计好了。岂不知 中共执政之后轻率地更改国旗国号，正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极大的历史错误，造成 今日国共两党因为争国号争国旗而来的争正统、争名份，导致中国国土和民族长期 分裂的恶果。今日美苏两霸之间的冷战都已基本结束了，连主子都不打了，和好了 ，奴才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就是要继续对立下去，互相靠经常玩弄“狼来了”的政 治游戏才能继续欺骗老百性巩固其反动统治。曾经有来自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工 人们在背后愤怒地说:现在海外领导民运、骑在我们头上瞎指挥的家伙，本来恰恰是 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打倒的共产党官僚加官倒，他们本来就是八九民运的对象。 曾经代表六位大陆流亡学生写了封致民阵理事会主席和监事会的信敏锐地指出民 阵一届四次理事会作出的关于把一届理事定为民阵二大的当然代表是违反民阵章程 十二条的。雷凯同学在民阵法国分部会员大会上发言时，对于我的发言中对民阵的 批评给以具体的事实，指出民阵已丧失群众性和独立性，大家予以热烈的鼓掌，并 把他选为出席二大的代表。改革派、温和派、开明派在失败和被整肃后也有可能起 变化和分化，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失势后与人民群众与民主派接近后可能转变思想和 立场;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则是决不可能的，他们即使暂时失势了流亡了，还是念念不 忘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和特权，日日夜夜在等待中共的招安，口口声声地指责学生在 天安门没有很好地配合党内改革派，海外民运在今后的任务是必须与邓小平、江泽 民、李瑞环为代表的改革派、温和派很好的妥协和配合，二是要给杨尚昆、李鹏为 代表的顽固派以出路、让他们也有台阶可下。难怪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非常惊异和愤 怒，斥之为公开的出卖和投降。 我们民主派和革命派主张体制外的革命。至于什么样方式，是和平革命，还是暴 力革命，或是二种方式交替使用，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可能性来优选，也可以 说首先取决于统治者独裁者对人民对民主运动采取什么方式。当统治者独裁者不给 人民行使民主权力的任何起码条件，对民运只是暴力镇压时，民主派、革命派若仍 然只是一味鼓吹甘地主义，片面地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那实在是一种出卖和 投降。对于一贯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暴君们，如果不以其人之道反治 其人之身，那是注定要失败的。要是当时北京工自联的工人们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 生们手中有一批武器，能够进行武装抵抗的话，引发军队的分裂、一部分军队倒戈 起义，象罗马尼亚那种结局并非不可能发生的。至少也不致于象八九民运那样轻易 地被迅速镇压下去。 但是现在海外流传的论调却是指责学生们没有很好地配合和听命于这班“改革派 ”官僚、官倒及其御用精英们的劝告，及早地撤出广场。如果学生们接受了他们的 劝告和调停，在反动政府未向人民作任何让步，连对个话都不肯的屈辱的条件下， 乖乖地撤出了广场。请问以后中共政府是否就会对这部分学生、工人、市民宽大处 理，不再秋后算帐呢?我想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在一九五七年学潮民运期 间，北大以谭天荣为首的“百花学社”“广场”等独立的学生组织，曾经群众广泛 讨论决定北大学生将带头上街游行示威，到中南海去向党中央请愿。为此北大十余 名学生代表来人大找我要我发动和带领人大的学生们一齐去。当时我不仅比柴玲更 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而且还要坚持“合法性”--合共产党的法。我不 仅没有答应北大民主派同学的合理请求，反而拼命地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与 他们聚在我的那间学生宿舍中开了整整一天半夜的会。我当时反复地向他们强调现 在中共内部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们的《内参》中已把北大的鸣放运动称为学生在闹“ 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如果我们上街游行示威请愿，那正好给他们找到了镇压学运 民运和破坏整风运动的借口，我们决不可上当，我们应当对广大支持我们并积极参 与鸣放活动的同学负责。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终于使得北大民主派学生这一次要 串联首都各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和到中南海请愿的周密计划流产了，并接受了 我的建议，北大只派了三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党中央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当时我们 是够“和平理性非暴力”了吧?也是够配合党内以毛主席为首的“改革派”的了吧? 但是结果又怎么样?根本未等秋后，立即就算帐了。不仅我这个苦劝北大同学不要上 街游行的人被打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极右分子”“反革命”，被关了十五年 的黑牢。同时更有千千万万参与那次学潮民运的青年学生以及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知 识分子、干部统统被打成“右派”及“反革命”遭到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残酷迫 害，受到迫害的人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是空前绝后的。具体究竟被带帽子被关被害 死的人有多少，至今都没有精确的统计。在共和国黄金时代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青年 学生实在都是品学兼优的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最优秀的儿女，就是这样地被摧 残了。 当我反思这一段血淋淋的惨痛的历史经验时，我对八九民运中最优秀的学生领袖 柴玲同学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答那些“改革派”“精英”们的刁难时讲的话就有着 格外深刻的共鸣和理解。她说:如果在六.四之前我们接受了“中共改革派”知识分 子精英的劝告，无条件地撤出广场的话，我们就会象以前历史上历次参加学运的学 生一样被独裁政府用关起门来打狗的秘密方式镇压。所以我们宁愿在广场上被他们 公开镇压，让全国人们和全世界看清楚他们镇压人民的真面目。曾有朋友称柴玲是 八十年代的林希翎，称我是五十年代的柴玲。应当承认在识破中共独裁政权残暴本 质欺骗伎俩方面“八十年代的林希翎”比“五十年代的柴玲”要聪明得多，她懂得 吸取历史的教训，而我们当年则是犯下了至今仍然为之后悔和痛心的政治错误。 在“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上扮演“劝降派”角色的正是今日在海外民运中仍继 续扮演“招安派”的人。一切真正关心中国民运前途的民主派和革命派应当联合团 结起来，识破这班骗子的真实面目，把八九民运的独立精神继续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