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英雄,不要英雄崇拜 黎 民 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征。--普鲁塔克 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名著《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写道:“我认为,英雄崇拜是 古代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部份...崇拜英雄就是对伟大人物的卓绝的敬仰。伟大人物 始终是可敬可佩的;从根本上讲,此外就没有什么在值得敬佩的了...宗教的基础就在 于此,不仅异教是如此,其它更为高尚,更为严格的宗教,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宗教 ,莫不如此。英雄崇拜就是以一种炽热的无限的深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一个象神一 般的杰出人物脚下,这不正是基督教的萌芽吗?至于一切英雄中的致高无上者,我们在 这里就不说了。要从神圣的静默中去沉思这神圣的事情,这样你将会发现它是贯穿于 地球上人类全部历史的一条最终的尽善尽美原则。对于那些处于较低进化阶段,更不 可言喻的地方来说,一切忠诚难道不都同宗教的信仰相类似吗?信仰无非是忠于某个 富有灵感的导师,忠于某个精神上的英雄。那么,在一切社会都必不可少的忠诚本身 又是什么呢?不是由英雄所衍生出的,对真正的伟大人物的敬佩诚服吗?社会就建立在 英雄崇拜的基础上。” 卡莱尔指出,“英雄崇拜是古代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部份”,但他错误地把这个特 殊的有限的部份夸大为“贯穿于地球上人类全部历史的一条最终的尽善尽美的原则 ”,他也正确地指出“英雄崇拜就是以一种炽热的无限的深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一 个象神一般的杰出人物的脚下”,正因为“英雄崇拜”有如此可怕的狂热性、盲目性 、神秘性,而且对崇拜者来说,“崇拜就是无限的钦佩,所以只要他们能完全真诚地充 分运用自己的官能,就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他们就会信仰就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 就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所以英雄崇拜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犹如核武器释放出来 的能量一样,大则巨大矣,可是其破坏性和毁灭性的社会后果,总是不堪设想的!更可 怕的是这种非理性的崇拜,扼杀了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所需要的由历史艰难地演化而来 的政治理性机制、机缘和因素,从而阻碍了民主宪政的建立。从近代英国清教徒革命 和克伦威尔的英雄崇拜,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的英雄崇拜,俄国革命和斯大林的英雄 崇拜,法西斯运动和墨索里尼的英雄崇拜,纳粹运动和希特勒的英雄崇拜,中国革命和 毛泽东的英雄崇拜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沉痛地得出此种历史教训! 卡莱尔还倒果为因以为“英雄崇拜”是一切“宗教基础”,也是“基督教的萌芽” 。我们在这里只须简单指出,“英雄崇拜”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巫术信 仰以及神话传说就行了。不过“英雄崇拜”到总是和类似于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因素 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些“英雄”也总是爱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的模样,也需要宗 教组织和仪式之类的机构和形式来维持人民对他的崇拜和迷信。 今天,对于准备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中国人民来说,不但要破除对蒋介石和毛泽东 的英雄崇拜和迷信,还要破除对一切英雄、伟人和领袖的英雄崇拜和迷信。何时中国 人民对一切英雄、伟人和领袖能采取不崇拜、不迷信的态度和行为,何时中国人民的 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宪政制度也就发展成熟了,公民人格和公民意识也就形成了。英 雄、伟人和领袖之所以会被我们当做神和偶像一样来崇拜和迷信,原因之一是我们人 民大众不但是凡人,而且是奴才。也是我们既没有民主的政治生活经验和理性,也未 能成功地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标志和表现之一。我们几乎从来不敢想也不愿想我们 和他们也在上帝面前、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是同样自由平等的人!我们甚至缺乏 最起码的公民人格和公民意识!我们对他们之所以会顶礼膜拜只是因为我们跪着。站 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拿破仑并没有象他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比阿尔卑斯山还 高”! 虽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需要适合各自时代、社会要求的英雄、伟人和领袖 来进行和完成伟大的事业,但是民主运动和民主社会需要的却是和古代社会,君主专 制的社会,封建贵族社会,帝王士大夫官僚统治的社会,一党专政的社会和时代不同的 英雄、伟人和领袖。 更重要的是绝对不需要对英雄、伟人和领袖的崇拜和迷信。因为这和民主宪政制 度及所需要的政治理性根本不相容。 对英雄、伟人和领袖的崇拜和迷信从来都是人民的巨大灾难。请回想一下,从英国 人民对克伦威尔,法国人民对拿破伦,俄国人民对斯大林,德国人对希特勒,意大利人 对墨索里尼,中国人对毛泽东等所谓英雄、伟人和领袖的狂热崇拜和迷信中,人民究 竟得到了什么呢?人民付出了一切牺牲,作出了一切贡献,得到的并不是这些英雄,伟 人和领袖所慨然允诺的人间幸福,却是巨大的历史灾难。 从这些巨大的历史灾难中,我们获得的巨大教训之一就是:绝对不要相信什么所谓 英雄、伟人和领袖的善良心愿,崇高目的,美妙理想和盖世奇才。第一重要的事情是 要建立和不断完善能够监督、制衡、惩罚他的制度。不允许他用掌握在他手中的任 何权力以任何方式、任何高尚的名义、任何巧妙的借口侵犯任何人的基本人权;要强 迫他遵守民主党政的一切制度、法律程序;绝不容许他的任何行为超出法轨,随时要 求他中规中矩(“大匠教人必以规矩,”“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才能给予我 们自由”。也只有真正伟大的人物才能“随心所欲不不渝矩。”如罗斯福) 否则随 时准备收回他手中掌握的任何权力。如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哪怕他是所谓的“ 美国凯撒”,只要他胆敢越过鲁比康河一步!美国人民钦佩凯撒,但是美国人民更热爱 自由和民主宪政制度。他们宁肯让他们钦佩的凯撒个人的狂妄政治野心不能得逞,也 不肯让民主宪政有丝毫触犯,宁可让他郁郁而终,而不肯让法律蒙尘。这就是美国人 民之所以能长久享有自由和幸福的根本原因之一。从他们打独立战争以来,“不自由 、勿宁死”这句话,他们就不是仅仅说在嘴上,而且是铭刻在心上,落实在行为上的。 人权其实是人赋的不是天赋的。 美国人民深知,正是由于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伟大,两百年来才使一些出身平民的 人(如林肯)扮演了伟人、英雄和领袖的角色。也正是由于美国总统职位的伟大,才使 一些渺小的、平庸的政客能戴上了英雄的假面具和头上闪耀着伟人的园光。比如尼 克松,尼克松这位被某些人吹嘘为“当代最伟大的总统”的职业政客,在他一生最得 意的时候,竟因“小小的水门事件”而险遭国会弹劾。他不但因此身败名裂,被撵出 白宫,而且还被终身逐出美国政界。也许还将永远被订在美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以作 为那些胆敢触犯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政客总统的一面镜子。他的后继者福特总统,也因 特赦了他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一个总统。当福特在宣读完对尼克松的赦免令 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已经被美国人民永远地结束了。美国人民事先不允许对尼克松进 行赦免,事后也不能原谅福特对尼克松的赦免。因为美国人民认为赦免侵犯了美国的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水门事件”还充分地暴露出毛泽东、周恩来这 样的政治家,一点也不理解民主政治。他们认为“水门事件”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他们永远不理解美国人民为何如此“小题大作”。见微而知着,这正是中国专制 政治和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 “水门事件”,究其根底,是由一位巡夜的警察首先发现,又为两位新闻记者连续追 踪报导两手而被揭发出来的。正是这些热爱自由,热爱民主宪政制度,认为自由既是 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责任的美国公民在随时随地维护着民主宪政的价值和尊严,也是他 们造成了民主宪政的“奇迹”。 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也不断出现危机,甚至引起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普遍失望。这 主要是职业政客、掮客、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人性和制度 永远不会完美和完善)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钱力等等制造的。但是由于美国人民已 经创立和发展了相当成熟的民主宪政制度,和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理论和经验,已 经形成强大传统的热爱自由和尊重宪法和法律的精神,“美国的民主”仍然是人类所 有政体中最有生命力和最有希望的。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克伦威尔 式和拿破伦式的“英雄崇拜”的社会现象,尽管美国历史上出现过比克伦威尔和拿破 伦更伟大得多的人物?我们只要理解了美国人民,我们也就理解了这一点。也许这正 是罗斯福总统总是认为戴高乐以“圣女贞德”自居的心理荒唐可笑的原因吧。 诗人拜伦早就说过:使伟大的拿破伦变得渺小的是华盛顿。 对中华民族来说,华盛顿不也正是我们古圣先贤仁人志士“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 茫茫皆不见”,上下求索几千年而不得的人物吗(请回想一下关于尧舜禅让的远古传 说在民间的生命力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士大夫的传统理想)?这种人物才 真正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物。也正是 中国最需要的那种伟大人物。 幸运的是,中国也出现了这样伟大的人物,他的名字就叫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中国的华盛顿。噫,微斯人,吾中华民族将谁与归! 民主社会和民主运动永远需要英雄伟人为时代,为人民大众解决难题,却又要把英 雄、伟人可能对社会和人民大众造成的灾难,祸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是民主 政治永远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也是对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治素质、智慧、经验、能力 的永恒的挑战。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共和国里,野心是有害的”。既有害于国家也有害于人民 ,甚至有害于怀有野心的人自己。在民主社会里,英雄、伟人和领袖的野心之不能得 逞实是人民的、国家的巨大幸福!也只有在民主社会里,英雄、伟人和领袖的野心才 有可能被政治理性所驯化和被民主宪政制度所遏制。以丘吉尔为例。这位狂妄自负 、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内心深处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不过,我的确认为 我是一个荧火虫。”这个自认为“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诞生”的英雄,当他领导英 国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的时候也是他正处在权力和事业的“最光辉的时刻”。但 是,英国人民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马上就投了他的否决票。“选举结果就如晴天霹 雳,震撼了丘吉尔,也震撼了整个世界”。据说,当丘吉尔听到这个消息时,真象受到 了雷击一样,变得呆若木鸡。艾登后来回忆说“他说今天的事情真让他忍受不了。痛 定思痛,反而更加痛苦。他觉得这件事对他太残酷了。”其实,丘吉尔对普鲁塔克的 这句名言:“对于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征”一直非常反感,他既用这句 话来宽慰自己,又说这句话是谎言。此无他,伟人、英雄和领袖总是不能和人民永远 处于协调的关系之中的,而在民主的社会里,权力和利益是由人民中的大多数来决定 的。 这是英国立宪君主制和议会政治相当成熟和英国人民的民主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相 当成熟的标志之一。这既是英国从“光荣革命”以后,国内政局基本上一直能够稳定 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大英帝国能“日不落旗”的秘密之一。 在丘吉尔后半生中,他理智地把直接创造历史的雄心壮志和过剩精力转化为间接创 造历史的写作,并因此还得了诺贝尔奖。他自我解嘲地说,“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 写历史”。通过研究历史,他才更深刻地体验到:“有人认为民主是政府形式中最拙 劣的一种,但若和历代所运用过的制度相比,它都是最优越的。”作为历史学家,丘吉 尔那种“历史永远是为胜利者而写的,或是永远由胜利者来写的”观点,虽然一语道 破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内心秘密,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历史作品的真实 性。他正是以这个观点在写作历史的同时,制造了自己的历史神话。 让我们再来看看,有英雄崇拜传统的现代法国人民是怎样对待他们当代的英雄、伟 人和领袖戴高乐将军的。 戴高乐将军之所以得到法国人民的怀念和赞颂,并不仅仅由于他在一九四零年六月 十八日向法国人民发出抵抗德国军队侵略的号召,从而“挽回了法兰西的荣誉”,建 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一九五八年又重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避免了一场全国 性的内战,制定了一部能使法国从大革命二百年来一直动荡不宁的政局基本上能长期 稳定下来的宪法。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五年当法国政局又在混乱或者独裁的十字路口 徘徊时,他主动辞去了临时政府总理的职务。他公开声明:“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 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 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晚年他还回忆说:“毫无疑问 ,当时我如果愿意的话,我会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人民共和党,甚至社会党人会投我的 票。然而这样我就会一事无成。多个党派一回来,我就无能为力了。我不愿意实行独 裁,何况当时要实行独裁也做不到。我只能告退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当历史 又再次给予他机会,在建立共和国总统制或独裁制中进行选择时,他建立了类似美国 总统制的总统制。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他的第二任总统时期,他因地方改革举行了一 次公民投票,投票结果的百分比是:赞成票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十八,反对票占百分之 五十二点四十一。他因未得到法国人民的多数支持,辞去了总统职务。他说:“法国 人民不再需要我,因此我只能走了”。“地方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 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剩下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还能为法国效力的唯一 方式!”“他正是孙中山先生所称颂的不做官要做大事”的人物。 二十世纪,自从孙中山先生为了避免全国内战,也为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主动辞去 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以来,还几乎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像戴高乐将军这样,两 次重建共和国,又两次辞去了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最高职务。这样的民主风范,确 实是值得后人怀念和赞颂的。尽管丘吉尔、戴高乐是我们这个世纪民主社会中最伟 大的英雄和领袖;但是,人民在他们活着和死后怀念和赞颂他们的功绩时;都没有忘记 破除对他们的崇拜和迷信;也没有忘记对他们自己制造的或别人为他们制造的历史神 话进行批判。 这两个民族也许都从革命和英雄崇拜中汲取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他们已经深刻体 验到“感恩的民族永远是不会幸福的”。他们再也不期待什么大救星式的人物。他 们从历史经验中已经认识到所谓的人民的“大救星”,也正是人民的大灾星。在民主 社会里,一切古典式的旧时代的英雄都是人民的灾难,而每个能够克尽职守、有职业 道德和勇气并且尽到了自己的公民责任都是英雄和伟人。正至这些千千万万的无名 英雄、平凡英雄,才是维护民主社会文化价值和宪法尊严的社会脊梁,是真正的共和 国卫士。他们也基本上学会和掌握了既要英雄和伟人“为人民服务”又要伟人和英 雄服从“人民遗愿”的制度和方法。 英雄也是时势造就的,时势时常表现为形势,形势逼人,形势就是人民。 卡莱尔说:“作为神的英雄和作为先知的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不会于新时代中 重现。他们要以一种特定的思想的原始性为先决条件,单是科学知识的进步就可以使 之完结。”随着神权政治的历史时势一去不复返,穆罕默德、马丁.路德金、加尔文 、胡斯、克伦威尔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宗教先知、使徒式的英雄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一手拿剑,一手拿圣经或可兰经的英雄和一切装神弄鬼的新先知(如中国的洪秀全 )是不会复活了。 随着用武力征服统一一个地区的历史大趋势的消失,亚立山大、凯撒、查里曼、拿 破伦、成吉思汉式的征服型英雄变成了遥远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来了,看见来,征 服了!”在遥远的旧时代,是他们的豪言壮语,在今天就是疯子的呓语和痴人的梦话了 。 随着农民起义暴动作为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和历史工具的社会条件在中国不复存 在,像陈胜、吴广、刘邦、张角、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乃至毛泽东等农民 领袖式的人物也就不能在中国历史上再现了。君不见今天大陆的贫下中农造反人物 ,无不被中共这个从农民革命的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坚决和轻易地镇压掉。中共今 天也是“不准阿Q革命的”。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国民间宗教如道 、佛、五斗米道、明教、拜上帝教、伊斯兰教等等,再也起不到组织农民暴动和统一 农民意识形态的历史功用了。它们已基本上失去了麻醉剂和兴奋剂(唐德刚语)的历 史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远远未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国农民中的大部份仍然是 传统的帝王崇拜的迷信者,他们还仍旧期待着新式的“圣君贤相”来解救他们。这是 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之所以成功的一个社会基础也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所赖以 建立的社会原因之一,也是“邓大人”还能继续搞一点“个人崇拜和迷信”的社会原 因之一。但是毛泽东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农民领袖式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将是最 后一个“垂廉听政”式的历史人物了。 意识形态化了的(宗教化了的)马列主义,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教旨主义;而从来 就不是统一中国农民思想的教义。农民接受和信奉的马列主义是毛泽东式的新“拜 上帝教”教义。君不见今天农民家里供桌上供奉着的是毛泽东的神位(它代替了昔日 的天地国君师之位和祖宗牌位)。毛泽东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教皇”和“上帝” 。 随着农业的商品化和工业化,广大农民也开始不信邪了。总的说来,农民已经开始 的“除魅脱魔”的历史性过程是和农业的商品化和工业化同步的。我们衷心祈祷这 个过程能平稳又加速地进行。因为这正是在中国从根本上破除一切英雄崇拜(这种崇 拜还和帝王崇拜、祖宗崇拜结合在一起)和使民间文化理性化的根本希望所在。要知 道,在中国十多亿人口之中,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 虽然,借助玉皇大帝,张天师和天兵天将变天的贫下中农是越来越少了,但是用“人 权”、“主权在民”、“人权”、“民主宪政”的价值观念去取代支配了他们几千 年的“君权天授”的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漫长艰难的社会进程和巨大的社会工程。 在中国大陆,由于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进程一直徘徊在历史的歧路之中, 民主党宪政制度的历史机制远远未从根本上建立起来。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一直如 孙中山指出的“徒有民主共和之名,而毫无民主共和之实”。“真作假时假亦真,” 以致于到后来,很多游学欧美的知识分子连“自由”、“民主”、“宪政”这些基本 概念到底有什么内涵和外延也都模糊起来,不了了之了。(台湾还有雷震、殷海光等 等)。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帝王政治、官僚政治、宫廷政治的基本格局也就一直未能 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只是在“以党治国”“以主义治国”“一党专政”的时代,在形 式上有所改头换面而已。所以口头上高谈“民主”政治和纵论多种现代“主义”， 实际上心怀帝王之术和玩弄传统的官僚政治权术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虽然在中国 政界仍然层出不穷(对这类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中国人称之为奸雄),但是他们也不 得不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在自己身上涂抹上一层越来越厚的民主保护色。如农 民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个玩弄民主政治的奸雄。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 论人民民主专政》,既不是什么“新民主”,也没有什么“主权在民”的观念(笔者将 有专文讨论这一问题,故在此暂不深谈)。 自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陈独秀又再次邀请“德先生”访问中国之后,自称三民 主义信徒和自命为民主革命志士的“新青年”可谓多矣!这是一个可喜亦复可忧的新 社会现象,也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特色之一。这个时代特色 经过“八九”民主运动的血的洗礼，变得更加突出和更加鲜明了。历史上的政治野 心家和阴谋家也从戊戎变法的“咸与维新”(袁世凯曾经是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 强学会”的成员,他捐赠了大量金钱支持穷书生康、梁,因而变成了一个积极著名的 维新人士。这也是谭嗣同在西太后发动“戊戎政变”的关键时刻,求助于袁的一个原 因。)进步为“咸与革命”(袁听到武昌起义的枪声,马上派人和革命党人联系。他的 儿子袁克文也奉他的命和当时要刺杀慑政王的革命志士汪精卫结为金兰之交)又从而 进步为“咸与民主”了。(袁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世 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 由于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既无热爱自由的传统,在现实中又无保障人权的社会制度, 更无自由,民主的生活经验,几千年来的愚民政策更使他们的现代思想迟迟不能觉醒 。所以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总是容易得势于一时。在近代历史上,袁世凯可以说是政 治野心家的典型人物。他把满清王朝变为中华民国,又把中华民国变为中华帝国;他 从满清的北洋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变为中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这些政治把戏真是 集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权术的大成,令人拍案叫绝!政治阴谋家的典型人物可以举林 彪为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已经举世皆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虽然,他们欺世有方,捣鬼有术,盗名有道(庄子《盗拓篇》中说:“盗亦有道”。老 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窃国大盗也要有大道才行),但最后 ,他们总搞得天怒人怨落得个天诛地灭、遗臭万年的下场。“骨毁人间骂未消”“人 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正是:无报应,野心家其心可诛;人有灵,阴谋家其 胆可破。看来,历史的经验不值得认真总结。一般说来,乱世出英雄亦出奸雄。奸雄 纵可得势于一时,但是,英雄终使奸雄不能得逞于一世。 要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人算不如 天算”,等等也是我中华民族天道观中的合理的古训! 孙中山先生经常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虽然中国的现代化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由于历史的道路曲折、迂回,因此造成的一失成恨 的好汉和扮演历史悲剧角色的英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多不胜数;更何况那些心术不 正,投机于现代化的人了!幸好历史无情,历史是欺骗不了的。 中国人民因为没有和上帝订立下契约,所以没有神的法律保护他们的人权。但是中 国人民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当人间法律不能保护他们的人权时候,也会使他们认 识到,仍然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为他们主持着社会主义和历史公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