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杨巍“怪”，还是社会“怪”? --致《中国之春》编辑部友人的一封信 杨潇贝. 小高： 你好。你来的电话使我很高兴，就好象接到多年老朋友的电话一样。但放下电话 ，总觉得言犹未尽。大概是我未能很好回答你“我哥哥是怎样的人?”这样一个问题 吧。听到别人说杨巍很特别，我心里总觉得不舒畅，好象沾上了点儿“共产党员是 特殊材料制成的”那种味道。可是我觉得杨巍是再普通不过的了，混在人群中，就 象一颗灰不溜秋的小土豆，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以至别人说“你不象你哥哥”时 我会觉得挺满意，因为我认为我比我哥哥漂亮一点，还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哥哥那么 书呆子气，多少通一点点人事。真的，杨巍非常平常，除了匆匆忙忙地三步并作两 步走，没有任何伟人的特征。但是，确实有好多人对我说，你哥哥很怪，和我们不 一样。其中贬多于褒，有时甚至带点同情和嘲笑。说那样的话，多半是在说我哥哥 “过于热心帮助别人”，“过于节约时间”，“过于注重理论”，“过于不识时务 ”等几个“过于”之后。从前在国内，听到别人说杨巍怪，颇有点怒意，而这“怒 ”字，并不在于我认为别人说的真没有一点儿道理，而在于我认为这是说了我哥哥 的坏话，心中也有点儿暗暗责备哥哥:希望自己哥哥在别人面前能有一个光辉的形象 ，乃是人之常情。 到了美国之后，对大洋两岸的文化、国风、民俗有了对比，才发现在中国人眼里 的怪事在美国乃是常而常之的:也许在美国太见怪不怪，而中国大陆太少见多怪。就 拿我嫂嫂申请出国的事来说吧，我哥哥拿着当时新颁布的“出入境管理法”去找我 嫂嫂所在院校的研究生科，竟惊得科里的干事们一个个瞪大眼睛望着这个“天外来 客”，在这个只凭“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办事的国度里，竟有人拿了“法”来论 理，这不是怪事吗?在美国，万事诉诸法律，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一切是最正常的。 杨巍是一个非常热心帮助别人的人，不要说有求必应，没人求也会主动上门，其 热心连双亲也觉得稍有过分。可是他的这种热忱是始终如一的，这也是别人说他怪 和愚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事不关己，明哲保身，只图私利的社会里，有这样一个满 腔热忱的人，当然会被视作怪物了。在中国经常听说美国人大都是非常热情、礼貌 、乐于助人，尤其是信仰宗教的人，至少在中、小城镇和乡村是这样。相比之下， 中国大陆除了为个人目的拉帮结伙，已没有什么人情可言。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毛 主席他老人家已教会了大多数中国人妻子如何揭发自己的丈夫，儿子怎样与老子划 清界限，教会了怎样去打朋友和同事的小报告而升官发财。 中学毕业后，杨巍被分到一家卫校念书，因为是住校，二十四小时都由领导掌握 作息，除了星期天，一律不准走出校园。吃饭前是自由活动和体育活动时间，杨巍 给自己定的项目是游泳。校园内没有游泳池，要游泳自然得出校。这就引得指导员 老师三天两头“家访”，告戒我爸、妈的话总是“他又溜出去游泳了，你们要好好 警告他。”有的同学常瞒着老师溜出去干点什么，但杨巍则总是正大光明地事先告 诉老师说：“一、三、五下午自由活动时，我要出去游泳。”当然有人会说杨巍“ 怪”：为这点小事得罪领导值吗?这样“屡教不改”、有损领导威望，毕业分配工作 自然不会有好去处了。在美国没有哪个学生会为这种专制纪律苦恼，课余游泳是再 正常不过的了，更何况又是在“体育活动时间”之内。 争取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被认为是“怪”，这是一个什么 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社会就可想而知了。杨巍还“怪”在哪里呢?经常被人们认为怪 的还有他“与本专业无关的课程修得太多”，“随便在哪里坐下来就能看书”，“ 读书、解题有自己那一套”等等>于是，大学毕业时哥哥便得了一个“怪路子最多的 人”的称号。小高，你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依你的见解，这些是怪还是很正常 的?为什么现在在中国大陆，许多很正常的事会被认为怪诞?想来想去只有一点可以 解释，那就是三十几年来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全国人民和党同心同德，保持行动一致 ，于是人们养成了只会接受党的意志思想，只会按党的指示办事，任何东西只能有 一种模式，一种框子，各式各样的人都埋没掉自己的天性，努力走在同一条“康庄 大道”上;如果有人还有一点活生生的东西，那就是异类了。 写到这里，我真是松了一口气，好象终于对哥哥是怎样一个人这个问题作出了自 己的回答。但这还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已，至于我哥哥杨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人，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讲明白。他很普通，只不过是对着人们敞开他真、善、直 的胸怀，而被人人都有一层伪装皮的社会视为傻瓜罢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那就是我哥哥的被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觉得世界 是由各式个样的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哥哥 走的道路、他的理想也不应强迫别人去接受。但是，我对他的一切能够完全理解， 他的爱国心，他希望帮助国家改革、中国人民能够最终享有民主、自由的满腔热忱 ，也使我感动。好象这一次哥哥又热心“过头”了，支持胡、赵改革派、反对保守 、倒退的标语又成了“反革命”的罪证，竟锒铛入狱，不由得让人唏嘘长叹。如果 社会连这样纯真、善良、热忱的人都不能容，我当然要为彻底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 会而尽自己一份力量。如果说我从中受到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我要为了人道主义 ，为了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为了我的哥哥杨巍、我的家庭和我自己，为取得作人 的基本权利而抗争。 小高，就写这些，希望能对你的采访有进一步的帮助，和你在一起，就象和老朋 友在一起一样，没有陌生人的感觉。本想少写一点儿，可看看又写了不少，希望你 能看懂我的字，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