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中) 胡 平 十.关于《论言论自由》 一九八零年大学生竞选运动,是继民主墙运动之后自由主义发展的又一次高潮。 这场运动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结果便是:自此以后,大学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 量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举世公认的先锋 作用。其中,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尤其出色。通过竞选,至少有如下两条原则获得 了广泛的传播和确认。其一是竞选的原则,其二是言论自由的原则(参见香港田园书 屋出版的《开拓--北大学运文选》。由于竞选活动本身就有时间地点的规定,所以 它比较容易避免失控,而当局也就很难施加露骨的迫害。事后,一些竞选活动的积 极分子受到了俗称“穿小鞋”的待遇。这种“冷处理”式的压制并没有超出一般人 的承受能力,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减缓其自由化思潮迅速广泛蔓延的作用。假如我们 同意,在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斗争的初期,对专制主义而言不赢就是输,而对自由 主义者而言不输就是赢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这场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 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字材料。大致上讲,有关自由主义的 各个方面、诸如个人自由、有限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概念均已涉及,深浅程 度不同而已。有人指出,这段时期的作品,对自由主义原则本身并无任何创见,其 表述之含混、论证之粗疏,既低于当年严复、胡适的著作,较之早先苏联、东欧一 批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也显得逊色。这种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考虑到当年那些参 与者们的狭隘的阅历和知识,上述缺陷不可避免。但我以为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 有好几篇文章,至今看来也不失其深刻锐敏。以拙作《论言论自由》为例。在这篇 文章中,我除了对言论自由的含义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借用当代中国人易于领 会的经验和语言,作出了较为系统严谨的一般性阐释,还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独特的 见解。 1.分析了在共产党革命中,言论自由原则被歪曲、被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 也就是极权统治实现其完成形态的过程。 2.强调指出,实行因言治罪、垄断舆论不仅是极权统治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 是它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和最致命的一个环节(阿基里斯之踵)。 3.我特别意识到,在“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一派刚刚复出这样一个短暂的时 刻,一般人对于长期不断的、残酷无情的、反复多变的政治迫害(尤其是以言论思想 为由的政治迫害)感到怀疑、厌倦,而新的意识形态“教皇”尚未形成,整个社会面 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宝贵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适时地、有力地倡导言论自由,将 获得最广泛的赞同和遭遇最有限的反对。因此,它就构成了从内部、从民间克服极 权统治的最佳突破口(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拙作:《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 〉》和《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综合上述三点,我认为,我不是对自由主义本身、而是对在极权社会中如何推进 自由主义这一问题作出了新的发挥。 遗憾的是,关于突破口的战略思想是在最好的时机(民主墙时期)已经错过之后, 才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普遍接受的观点。因此,我们未能因势利导、别开生面。不过 ,这篇文章在帮助更多的人们领悟自由主义并形成一个有利于凝聚力量的优先诉求 目标等方向,毕竟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十一.近十余年来大陆自由主义思想(3) 一九八一年春,中共当局封闭了最后一家民间刊物《责任》,逮捕了徐立文、王 希哲等十几位人士。与此同时,在报刊上又展开了对白桦《苦恋》的批判。在这种 政治压力下,自由主义的传播收到了很大的阻抑,但仍然在顽强的推进。从一九八 一年春到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是自由主义思想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的时期。在这 段时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1.在官方的出版物上,不时出现一些阐释自由主义的好作品。 2.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官方的名义、但含有若干独立倾向的出版物和文化团体 与文化活动。 3.经济自由化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迅速发展。 关于经济自由主义问题,我将在以后专节论述。这里,我对前两个问题略述如下 : 1.在这段时期,不少人分别从哲学、政治学、法学和文学等多种角度倡导自由主 义。 在哲学上,有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其中,王若水 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影响较大。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七八年、七九年即已 指出,不少民间刊物对此均有论述。美学家高尔泰在中国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完稿 》上发表的《异化近观》更以观点尖锐著称。复旦大学哲学系一批年青的研究生并 以此为名提出了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全局修正。若于党内高级 理论家如周扬、苏绍智等也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文章。这些作品,借用马克思早期 的某些思想,批判专制,倡导个人自由,强调主体价值,从一种特殊的角度推动了 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一些从事西方哲学政治思想研究的学者则以另一种方式推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他们翻译和介绍了大批西方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和思想并进行借题发挥的评论。 这些译着和评论一般都发表在文化性、学术性的刊物上(比如,《读书》杂志发表过 陈维纲对卢梭思想中极权主义因素的剖析和陈奎德对房龙《论宽容》一书的评论, 《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了杜汝楫教授对波普学说的系统介绍,等等),因而直接影 响面较为有限,但是它们在帮助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形成明晰深 刻的自由主义信念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谈到国外思潮的引进,这项工作早在“文革”后期就在不露声色地进行。象《参 考消息》和《第三帝国兴亡》一类“内部读物”,无疑是当时有思想的人们的最重 要的精神养料。此后,这种翻译评介的活动更是蓬勃开展。许多举世闻名的批判极 权专制的经典之作,包括《一九八四年》、《古拉格群岛》,都有精美的译作问世 。既然当年的严复因为翻译了西方自由主义论着而被公认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优 秀代表,那么,我们难道就不应该对在这十余年来踏踏实实地从事同类工作的人们 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给予更充分的评价吗? 青年法学家梁治平发表了几篇长文,从对中西方“法”的概念的分析比较入手, 相当严谨地阐发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法治概念。此外,不少法学 家一直致力于倡导和推动一些皆在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的制定。在文学界,则出现 了一大批揭露政治迫害的残酷、表达对个人自由的向往、强调人性尊严和主体价值 的作品与评论,不胜枚举。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由于上述种种思想文字都是出现在官方出版物上, 因此我们不能不对有关刊物的编辑们的在幕后的巨大努力表示敬意。 2.还在民主墙时期,于光远和团中央一批热心人士就曾经为使民间刊物取得合法 地位而多方奔走呼吁。此后,在原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和社科院马列所负责 人的支持下,几位青年学者办起了第一份具有明显同仁性质的集刊“青年文稿”(只 出了一期)。再以后,经由包遵信(原《读书》编辑)和金观涛等人的努力,《走向未 来》丛书问世。尔后,接二连三地,在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具有官方名义、但含有若 干独立性的出版物,以这些出版物(大都采取丛书形式)的编委会为中心,实际上逐 渐形成了相当一批半民间的文化团体,并开展了一系列独立的文化活动。这种现象 意味着当局对学术文化活动的控制力的消弱,因此其本身便表明了自由主义的一种 有限的成功。到了一九八五年、八六年,多种多样的丛书、学会及讨论会都发展到 相当规模。一个具有强烈独立意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隐然形成。 在这段时期,不少人再度对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以往同一题目的思 考不同,这次思考不再是关心所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强调知识分子的独 立性与批判意识。与此同时,所谓“文化热”方兴未艾。借助于中西文化比较、传 统与现代的比较,大部分论者展开了对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民主的赞扬。至此为止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已经明显消逝,而对于源自西方的 自由主义则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热情。 十二.近十余年来大陆自由主义思想(4) 随着一九八六年夏季的到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气候到达了又一个热点。尽管 所谓“政治改革”讨论只持续了半年左右,尽管邓小平的本意仅限于行政效率的改 进,但是来自党内外的强大力量迅速地把这场讨论纳入了自由化的轨道。 八六年下半年的自由化运动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党内改革派。尤其是新任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力倡宽松的政治文化气氛, 甚得好评。在更高层,则有胡耀邦、万里、胡启立等,态度也较为开明。文化部长 王蒙在前些时候就提出过“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年青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 曾在上海发起“文化发展讨论会”,邀请了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参加。在这段时期 ,共青团中央也举行过多次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如此等等,在党内上层形成了一 种少见的开明气象。 二是一大批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党内知识分子。象于光远、苏绍智、于浩成、严 家其、王若水、李洪林、温元凯、刘再复、孙长江、吴祖光、许良英、张显扬,还 有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讲话。 三是广大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一部分的人数更多,观点更尖锐,活动 也更频繁。其中,那些具有半民间性的文化团体和大学的学生社团发挥了良好的组 织作用。以武汉的《青年论坛》为例,该杂志自八四年底创办以来,连续发表了一 系列正面阐扬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包括民主墙时期的几篇作品),还发起了几场相 当规模的学术活动。八六年九月在北京组织了关于我的《论言论自由》一文的讨论 会。十月在武汉组织“跨世纪的中国”研讨会,并安排了十余场大型讲演。一时颇 为轰动。与此同时,南方新创办的《深圳青年报》、《现代人报》,以其言论的尖 锐、编排的新颖而引人注目。在这段时期,一些原来“官气”就较少的官方刊物, 如《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民主与法制》、《中国青年》等也发表了许 多鼓吹自由化的文章。一向人云亦云的民主党派也在他们的刊物(如《群言》、《团 结报》)上刊登了一些好文章。 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公开发表的文字,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更大量的 、常常也是更深刻、更锐利的思想观点是出现在大大小小的讨论会、座谈会和讲演 活动中。和七八年至八零年间的情况相比,八六年下半年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面推 展到一个十分可观的程度。凡是亲身经历过这场自由化运动的人都强烈地感觉到那 种广泛弥漫的自由化气氛。一位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兴奋地对我说:“没想到人心 变得这么快!看来,我们追求的理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定能够实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六年底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学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 陆十几个城市几十万大学生走上街头,高呼自由民主。其声势浩大,目标之鲜明, 实为中共掌权以来所仅见。它有力地证明,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年青一代的 共同信念和强烈追求。 十三.近十余年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5)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当局再度开展所谓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却被迫辞职,朱厚 泽等被罢免,若干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一批刊物被封闭,大量预订的会议 与活动被取消,许多有价值的书稿、文章胎死腹中。中共声称这次运动针对党内不 针对党外,但实际上它对党外的压制更严厉,只是不那么大事张扬而已。当局重点 批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三位党内知识知识分子,印发了有关方、刘、王 三人自由化言论的材料以资批判。殊不料此举恰如十年前广东省委为批判“李一哲 ”而印发李一哲的文章一样,反而使得被批判者的观点获得了更大的传播机会而产 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一些讲演和讲话,和前阶段许多人的讲演、讲话 一样,内容要远比见诸公开报刊的文字尖锐得多,由于不能公开发表,影响面本来 还较为有限。经由当局的义务宣传顿时流行全国。其中,方励之的讲话直截了当摒 弃马克思主义、公开主张自由民主,清楚明白,更富感染力。方、刘、王三人同属 共产党正统教育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颇有成就,在体制内又有 相当的地位。因此他们的自由化思想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再加上今非昔比,方 、刘、王这次被批判,是发生在自由主义思想已有长足发展、民众独立意识已有相 当根基的背景下,因此,他们非但没有因挨批判而陷于孤立寂寞,反而立时赢得了 更为普遍的同情与赞扬。 八七年新的反自由化运动来势凶猛,但很快就表现出后继乏力。原因在于全社会 的强烈抵制。到了八七年下半年,新的一轮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已然兴起。这次冲 击的最大特点是:它不是象以往几次高潮那样多少还假借了最高当局的几个口号, 而是自始至终表明了一种独立的、甚而是反抗的立场。 在这段时期,半民间性的文化社团日益发挥重大作用。继《走向未来》丛书之后 ,全国已有数十种不同的丛书出现。其中,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 ,以其雄厚的学术实力和宏大的研究计划迅速引起人们的注意。王润生主编的《传 统与变革》丛书则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由原《北 京之春》李盛平实际负责的《二十世纪文库》重点介绍了一批西方现代政治学、社 会学名著。原《沃土》主编姜洪经营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持之有年。陈子明、王军 涛更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几乎是奇迹般地建立、巩固和发展了一个具有相当人力 财力基础的民间研究所,并主持了多次大型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讨活动。此外,还 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结构更为松散的社团大量出现,北京大学的所谓“草地沙 龙”即为突出一例。 在这段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一些学者对自 由主义理念作出很好的开发。比如甘阳、陈奎德在各自的专论中,对自由主义的几 个重要问题:个人主义问题、个人权利问题、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基础问题都有很 好的论述。王军涛等则强调公民意识,刘晓波新军突起,鼓吹个人主义、个人自由 不遗余力。电视连续剧《河殇》,以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鼓吹“蔚蓝色文明”,影 响之广,几乎家喻户晓。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是十分微妙的。在中共当局方面,半心半 意的改革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半心半意的压制又不复令人恐惧。不止是青年人,不 止是知识界,就是在一般民众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的民众那里,对共产党专制政权 的强烈不满溢于言表,泛于市间。在不少场合,人们对当局的批评已经接近到无所 顾忌的程度。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这句顺口溜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现象。“不说白不说”表明人们说真话已经没有多 少畏惧;“说了也白说”表明人们对当局缺乏进一步改革(此处尤指政治民主化方面 的改革)诚意而深感失望;“白说也要说”表明人们对现实不满的强烈程度以及希望 有所突破的迫切心情。许多关切中国政局的人都预感到行将到来的一九八九年不会 平静。这一年刚好又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 年。有那么多敏感的日子会召唤起人们的共同回忆,从而使得千千万万已经具有了 相同意向的人们有可能在同一的时刻作出不约而同的行动。 果不其然,一九八九新年伊始,就表明它不同往常。先是方励之致书邓小平,呼 吁释放魏京生等思想犯;其后,是连续三波的、有近百名知识分子的联名公开信,提 出同样的要求。尽管这场签名信活动的规模并未超过一九八零年北大学生征集出版 法草案的那场签名活动,但是由于这些签名者集中了中国文化界老中青三代知名人 士,其影响程度便有过于前。当局拒绝了人们的合理要求,但又难以进行露骨的镇 压。因而只好一方面采取拖延的办法试图消解,另一方面则把签名信的一位发起人 陈军用莫须有的、与签名活动无关的理由驱逐出境以防止该活动的进一步蔓延(陈军 本人在签名信之后还单独进行了一系列后续活动)。这种作法无疑进一步暴露出当局 进退失措的窘态,因此一场更大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于是,以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 猝然病逝为导火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规模大,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投入,包括 社会各阶层,在中共党政军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支持;二是时间长,前后持续约 五十天;三是运动明确提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口号并付诸行动,成立了独立的民 主组织和办起了独立的出版物;四是运动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表现 出感人至深的自律精神和牺牲精神;五是获得了全世界的关切与同情,事实上,全球 的华人都共同参与了这一运动。八九民运虽不幸以悲剧告终,但它造成的巨大效应 却仅仅是在开始。此后,东欧、苏联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复灭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上深远地改变了世界。自由主义在今日之中国大陆虽然处 于十余年来最艰难的时刻,但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刻。 十四.关于经济自由主义 在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中,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方面。所谓经济自由主义,我是指关于个人拥有财产权利以及主要是通过自愿交易 进行合作的一套观念。 和政治自由主义起步早、进展曲折相比,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起步较晚,但发展很 快,也较为顺利。粗考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 1.“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残酷的、广泛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与 政治迫害。相比之下,由于封闭而缺乏横向比较,一般人最初对自身的贫穷状态的 感受倒不那么刻骨铭心。 2.因为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要求明显危及中共一党专政,而发展经济则不失为朝野 上下的共同利益,故而后者的发展一向较少阻力。邓小平是个半截子的实用主义者 。他相信只要抓紧绝对权力不放,其它方面,主要是经济活动方面。不妨放得更开 一些,各种办法都可以试一试。以后更看到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益加增强了中共 最高当局的这一倾向:这就为经济自由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留下了更大的活动 空间。 3.对外开放给一般人最强烈印象是 彼富我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普遍落后于资本 主义。西方世界本身又正处于保守主义重放光彩之时。这些印象深刻地影响了经济 改革的方向。 4.中共在政治上是力求稳定,它不在乎停滞,僵化。在经济上它却希图发展。因 而不得不寻求突破。所以就造成了后一进程能较为持续发展的局面。 最初,国人对经济发展的取向,认识相当歧异。凡是派以为今后只要少讲空头政 治、少搞政治运动,经济便可复兴。华国锋一方面宣布“文革”结束,一方面提出 要建设多少个大庆大寨,表明他对毛泽东的经济模式毫无反省。亲苏派则认为必须 纠正毛泽东自大跃进至文革的唯意志论、瞎指挥,而回到正统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 式。陈云派的“鸟笼经济”是其五十年代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继续,他并不完全 赞同苏式极为严格的计划经济,主张政府支配而非垄断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一些人 则对南斯拉夫的模式很有兴趣。上述几种思想,除了陈云的“鸟笼经济”因较有弹 性而至今仍有影响力外,其余各种思想几乎都已偃旗息鼓。与此同时,经济自由主 义则获得惊人的发展。赵紫阳可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思想最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 一位。在促成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少经济学家,尤其是一大批年青 的经济学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限于个人经验,我担心我自己不能给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作出较为准确 的描述。尽管我对此一进程也略有介入(八五年我出版了一本在阐明经济自由主义的 小书)。顺便一提,虽然我本人对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发展过程参与较深,但囿 于个人见闻(尤其是对八七年我出国后的发展状况),上述几节的论述难免有所遗漏 ,尚望他人补充修正之。 在中国大陆,经济自由主义的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由经济更能使社会合理地分配资源。 2.自由经济更能促使人们勤勉。前不久何新发表讲话,认定社会主义经济能更集 中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本身已是大错;而他完全忽视了勤勉、也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 动的积极性问题,更是明显的失误。 3.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自由经济在道义上更公正。这一点有必要多说几 句。因为一度流行这么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固然缺乏效率,但却 较为公正,包括它能更好地保障穷人利益等等。这是一个神话,经济改革的实践正 好驳斥了这一观点。众所周知,农村的包产到户首先是农民,尤其是那些较贫苦的 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它有力地说明了恰恰是旧体制下被认为是受到最大保护的那部 分人,实际上最反对这种体制。马克思理论要求复杂劳动应比简单劳动得到更高的 报酬,这其实是确定了一种僵硬的强者对弱者的优势(至于说在实际中并非如此,那 是另一回事)。自由经济却有一个比较优势定律,它使人们可以扬长避短,从而使强 弱变成一个灵活可变的因素,反而有利于一股缺少复杂劳动技巧的人。再以失业与 社会保障而言,大家也都知道,城市中第一批个体户是来自所谓待业青年。它表明 大锅饭的恩惠本来就不是普度众生的。社会主义经济自称要代为全体成员谋利益, 因此它禁止每个成员自己为自己谋利益;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做到为全体成员谋利益 ,而具有讽刺效果的是:一旦那些被社会主义优越性排除在外的被遗弃的人们有了 自己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点机会,他们反而成为全社会中也许是最富有、至少不是最 贫穷的一群。这样的“公正”岂非虚言?从原则上讲,个人能拥有财产权利并自愿地 与他人交易和合作,这种制度才更为公正。 中国大陆十年经济改革。其利弊得失当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它促成了经 济自由主义的空前广泛深入的传播,这一后果的积极意义则是无庸置疑的。□(下期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