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一文 亚 衣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二、三版上以将近两个半版面 ,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学者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略知中共宣传部门运作程序的人,都会明白此等文章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来头 ”,因此,本人极其耐心地细读了何新的长文,试图找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见 解。虽然结果使我失望,但是我仍然决定对何文作一评论,因为何新所谈论的题目 本身还是很具有意义、很使人们感兴趣的。 一篇不合学术规范的奇文 我想先就何新文章的形式稍作评论。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对何新赞扬有加,认为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精神 值得赞赏,高瞻远瞩的科学的思考方法值得提倡,唯物主义的观点值得赞许,爱国 主义的立场值得尊重。这些且不去说它;倒是“编者按”同时称赞何新的治学作风也 “值得提倡”,我等同为学界中人,就不得不说两句。在学术方面,毕竟还有一些 超越政治的纯学术的规范。把何新这位“自学成材”者的“犯规”之处提出来,也 许对他会有所帮助;更重要的,可使更多涉世不深的学子免受《人民日报》“编者按 ”之误导,不去效仿何新。 从形式上看,何新的大作有两个毛病。 其一,这篇长文的副标题为《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但通观全文, 乃知与其称之为《谈话录》,不如说成是《采访记》更为贴切。那位匿名的S教授从 头至尾只是一个陪衬者或听众,而不是一个对谈者或讨论对手;在何新的大段大段近 乎独白的说辞面前,S教授所说的不过是“我想向何新先生请教”、“您的论点很尖 锐”、“您的确厉害”、“看来您什么都不怕,除了真理”这一类略带奉承味道的 话而已。 其二,把此文看作采访记,又不尽合适。按照常规,采访记由采访者(即S教授)出 面发表,或由作记录的第三者整理发表。这篇长文不同,它是由被采访者整理发表 的。不仅如此,在此文开首的引言里,何新还专门表明:“本文在原谈话稿的基础 上,发表前我作了某些整理和补充。”这也使人感到纳闷。不知道何新的“整理和 补充”,是否经由S教授同意;也不知道何新有没有将S教授的原话也“整理和补充” 过。 顺便说说,人人可以看出上引何新的那句话文理不通。我以为《人民日报》或中 宣部的负责人如果真心爱护这位“自学成材”者,应该请资深编辑帮他把这类语病 改掉才对。 何新还说:“本文观点,无论确当与否,均由我负责。”这又怪了。所谓“本文 ”指的是什么?指整个“谈话录”?可是,按照常规,谈话的一方只能对自己所说的 话负责呀。那位名叫S的日本教授所说,并不需要由何新负责。当然,如果何新在事 后“整理和补充”的过程中改动了S教授的原话,那就必须负责,但负的是另一种责 。肯负责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做法不合规矩。 对当前世界经济主要问题的判断:何新之有? 形式不当;内容又如何呢?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何新的“许多观点有独到之处”。让我们先看一看 何新对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症结所作的诊断是否有点新意。 何新认为大体上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世界资源有限,发展机会也有限。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 、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 “第二是目前世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在这种构造下,世界各国不可能有和平与 发展的平等机会”。 要说这里有什么独到的发现,我相信读者会哑然失笑的。 “世界资源有限”。说得不错。不过,粗而言之,这只是常识。具体言之,远的 只消提到本世纪初生态学创始时期学者们关于人类与自身栖居环境的冲突与统一的 阐述,近的只消提到一九六八年诞生于罗马林西学院的“罗马俱乐部”。梅多斯等 人的名著《增长的极限》对于整个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有限性早已作出了详 尽的说明。此后,博特金和佩西等人既讨论了人类环境的外部极限,又讨论了人类 自身的潜力与内部界限。应当说,世界经济学界、未来学或生态学界,对这些问题 已有相当成熟的认识。这时煞有介事地提出“有限”论,不是有点像只井蛙吗? “世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此话怎讲?是指当代世界实际并存着的多种经济体系 之中的某一体系不合理,还是指这种并存现象本身,即不同经济体系的宏观关系不 合理?在何新眼中,这个世界是“应有”的,还是“现有”的?你要它合理,合的又 是哪一家之理?一般地诉说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性,从自古以来的文化、宗教典籍甚至 小说家编制的故事中,不知能找到多少!何新把这种不言而喻的现象界的东西提出来 作为对当代世界经济弊病的诊断,真使人不知所云。作为读者,我脑子里突然冒出 了四个字:“何新之有”! 说起这四个字,还有一段小故事。数年前在国内,学界朋友告诉我,有个名叫何 新的自学成才者,笔头很快,爱写一些标新立异的文章,在学术界游龙走蛇,结交 名人。有一次他拿了自认甚具新见的文章(托人?)给一“名人”看,“名人”读罢鄙 夷地说:“何新之有!”此事本已忘记,今番亲读何某大作,它却又忽然浮现出来。 “绝对贫困化”现象之“转移”及其他 要说何新的长文中一点新意也没有,是不大公正的。我仔细寻找,大约找到了五条 何新的“创见”。 第一,发达国家把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现象转移到了“非发达国家” 何新没有说清楚这个“非发达世界”是否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抑或包括中国 这样一个具有“相当巨大的人口规模”的穷国?以往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曾经证明 过中国过去的贫穷是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所造成的,现在何新是否想进而证明社会 主义中国目前的贫困也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转移”造成的?我相信凭何新的 才能,他肯定有办法证明当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修正主 义”国家?)“转移”所造成的。 第二,近年来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 何新说他惊讶地注意到,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息 和利润,高于前者对后者的投资。于是他得出结论,“近年来并非是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投资,而竟然相反”。 我比何新更惊讶。因为在他的“经济学”中,投资者的利润及利息的回收额必须 低于投资额,换句话说,投资者必须赔钱,否则何新就要惊讶。 也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投资亏本、赔钱的事见得太多,何新就同样以此来 要求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了。其实在中国大陆也不尽然,记得一九七五年中央政府在 上海投资建造金山石化总厂时,邓小平专程来到上海,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指示就 是,二十亿投资三年之内必须收回,第四年开始纯上缴。看来何新在投资与利润问 题上还不如当年邓小平清醒呐。 想起念大学时所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专门讲到资本主义如何利用“资 本输出”剥削穷国。何新想说的也无非是这个意思。何新坚守以往的理论阵地还真 有点韧性,不过,最好他能表明自己所坚守的理论之渊源,而不必将它弄成自己的 新贡献。 其实从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就逐渐成了吸引资本(无论是直接投资、有价证券 投资或贷款)的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由部门投资结构的变化所造成。投资主要集中 于加工工业部门,集中于先进的知识密集型部门。这种部门又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 。 此外,何新还忽略了“富国”之间(如日本、西德与美国)的交互投资。事情并不 是象何新所说的那样,世界资金“由穷国流向富国”。 第三,中国生产力“发展过快” 何新此言使得S教授“哦”了一下。我的阅读兴趣也提了起来,因为中国生产力的 落后是公认的事实。但细读何新的分析,又觉大失所望。原来何新说的是相对“中 国目前的国内市场发育水平”,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已经“过剩”。 何新的结论是:“一九八八年以来国家提出的治理整顿方针,就是为了纠正这种 偏差”,而“现在看来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我不由得想起了李鹏八月份在全国工业 生产工作会议以及十二月份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鹏对于“治理整顿” 的理由、成果说得也头头是道。何新与李鹏在这一点上确有异同工之妙。不仅如此 ,李鹏在报告中专门谈了重视农业的问题,何新也说他提倡“新重农主义”方针。 英雄所见略同。可惜不知道是其中哪一位受了另一位的启发或影响所致。 此外,何新的创见还有: 第四,工业化使得亚非拉地区不少国家“比工业化以前的质朴农林经济时代更穷 苦”,因为美国以“债务锁链”拴住了他们。(又说美国也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纯负 债国”,不过还好没说美国也是穷国。) 第五,毛泽东当年在谈到商品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时主要说了“价格和交换 的规律”,何新今天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供求现象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性,恐怕 也是商品经济的一种普遍规律”。 这两点留给了解情况的或懂得经济规律的专家去评论吧。 大胆的假想和预言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赞扬何新善于从“大视野”、“大趋势”“高瞻远瞩 ”。从何新长文中所作的一些假想及预言来看,他确实具有中国共产党人式的传统 的巨大气魄。 预言之一. “从现在起,向下看今后十年至二十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以说 正在遇到(此句不通,应在这里加上“及将要遇到”—-引者)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 严重的总体性危机。” 斯大林当年不是作过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危机”的预言吗?何新说:“现在看来 ,这话当时他讲得有些早了。” 斯大林预言过早,何新预言正好。只能走着瞧了。 预言之二. 亚洲四小龙“未必能继续保持给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发展,不信就请再看十年”。 预言之三. “只要中国不再发生动乱,而经济、政治发展大方针正确,再过十年的亚洲经济 ,究竟是谁将称雄,现在恐怕还很难说”。 后两个预言的口气软多了,又是“未必”,又是“恐怕”,而且加了那么多限制 性前提,大大增强了这类句子的不可证伪性。如果十年之后中国大陆经济仍然不行 ,何新的预言也不会错,因为那是“大方针”不正确造成的。不用等十年了,这种 预言总是对的。 预言之四. “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汲取昨天的失败的教训,会比过去的形态更高级、 更成熟,包括在发展民主问题上。” 除了“四大预言”,还有“四大假设”。 假设之一,关于海湾危机: “假如在伊拉克背后有一个大国作为后台,那么这场危机后果就会明显不同。” 这一“假如”的大背景,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也历来是用“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来解释中东纷争的。 假设之二,关于一九八九年中国经济下滑: “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若发生中国一九八九年那种市场疲软情况,恐怕会立 即引发众多企业、银行、商店的倒闭、破产,股市崩溃、失业,甚至社会动乱等险 恶的情形”。 假设之三:“假如美国或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大门关上,或者也被从 经济上封锁十年、二十年,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在这十年、二十年中,你们的市场自 由经济制度还能不能生存下去?还能不能保持现在的高消费生活水平?” 假设之四: “如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中国不搞文革,不搞备战,而是利 用当时已有的工业技术基础和充分调动资源,利用当时的民心、民气,面对世界市 场积极开拓出口,那么后来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恐怕不会落到四小龙手 里。甚至与日本比究竟谁短谁长,也还要另作商量。” 这后三点假设,都是何新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而 提出的。作为一名从事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何新具有极其强烈、鲜明 的政治倾向性(或曰“党性“),这自然符合中国共产党历来对知识分子所提的要求 。但是何新在这里提出的并不是一种科学上的假设,而是事实上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虚拟式。这种虚拟式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某种无可奈何的愿望时是常见的,但在严肃 的科学论文中,它不具有地位。它与科学的“假设—-验证”方法风马牛不相及。 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事件具有时间箭头,具有“历史”,它不可逆且不可重复 。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实现何新提出的那些“假如”。这一类不须验证也绝对无法 验证的“假如”在科学上没有意义。(比如,任何一位政治学或经济学或社会学家都 不可能设计另一个“有大国作后台”的伊拉克在今日海湾作“对照组”实验,也不 可能重展一个没有“文化革命”的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大陆史。)因此,倘 若不对这种无意义的虚拟式加以约束,那么何新或何新们就会继续在他们的学术活 动中使用这类语句,甚至会提出“如果一九八九年六月美国学生占领‘白宫广场’ ,布什也会出动坦克”,“如果李鹏代替里根任两届美国总统,美国会更富强”这 一类荒唐话。 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辩护士 一九九零初,《人民日报》曾经分四次连载了署名闻迪的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 中国》。若把何新的长文与闻迪的长文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二位作者捍卫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立场同评坚定。何文虽然在数字材料的采集上不如闻文详细,但更 有气魄,所以获得了《人民日报》更高的评价。 何新捍卫“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他表明自己十年前相信过市场经济,后来经过十年观察、比较和“更深入 的理论研究”,终于“确信社会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在内在的生命力上,比资本主 义经济要强些”。这种从“旧阵营”里杀回马枪出来的汉子,其说服力必定更强些 。 其次,他用日本在经济复兴上的成功来证明“社会主义优越”。其逻辑是,日本 在二次大战后采取了“计划和政府干预”,取得了成功,于是得出结论:“社会主 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由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过渡到快速实现工业化(请注意, 这里的何新又不说工业化使‘穷国更穷’了--引者),乃是最切合时宜的一种社会制 度”。 何新转了一个圈子,用“资本主义”日本的成就来证明“社会主义”之优越。办 法想得真聪明,只是证明步骤不够严密。何新至少还需要证明“计划和政府干预” =“社会主义”,才能让他的证明天衣无缝。 再次,他用苏联、东欧的转变作反面陪衬。何新说:“十至二十年前,苏联、东 欧还都是经济蒸蒸蒸日上的新兴工业国”,现在却“纷纷陷入衰败困敝之境地”。 原因是它们被西方“巧妙地从思想、经济和政治三条战线上打垮”了。何新的这一 评论确实与中共中央关于苏联、东欧变动的内部文件口径一致,与中外许多正直的 学者的结论则截然相反。 这里有两个基本事实判断上的分歧。一是在八十年代前苏联东欧究竟是“蒸蒸日 上的新兴工业国”,还是由于原有僵化经济模式的痼疾日益显露,到了非彻底变革 就没有出路的地步?二是苏联、东欧近年来,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来发生的根本性变 化,包括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允许或实施包括私有化在内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 由化(同时结合着美苏和解、“冷战”结束这类国际关系的变动),究竟是一种历史 性进步还是倒退?在何新眼里,苏联的戈巴乔夫时代不如勃列日涅夫时代(这是一个 苏联百姓家喻户晓的“停滞时期”),华文沙当总统不如雅鲁泽卡斯基军事管制,哈 维领导的捷克不如苏军坦克控制下的捷克。我想,世界各国任何一个尊重事实、尊 重人民对经济、政治制度自由选择的学者都不会赞同何新的这种武断的。 除了上述三项,何新还有对“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牌号太多,何新为之 辩护的主要是邓小平式的中国社会主义,这一点请读者注意)优越性的正面阐述。他 依据邓小平的指示,论述了社会主义三大好处。 第一,“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很深刻。” 第二,“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好处,是对外有力量。” 第三,“社会主义的好处,还可以调富济贫,调丰补歉等。” 这些好处落实在哪里?何新未予细说,我倒可以为他的结论补充些实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的大事”主要计有:“土改”、“合作化 ”、“镇反”、“肃反”、“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炼 钢”、“四清”、“文化大革命”、“平暴胜利”。“对外有力量”的典型是“社 会主义”中国打“社会主义”越南。至于“调富济贫”宜改为“劫富私吞”。各省 市每年几十亿几百亿上缴“中央”,以供统治集团支配、享用;而包括中国共产党赖 以起家的许多“革命根据地”在内的穷山僻壤,几十年来则面目依旧,甚至比一九 四九年前更苦。这些事实,何新纵有如簧之舌,怕也无从否认。 何新用袁木一样的口吻说到了“公有制”。且不论“公有制”的名声好听难听;我 们先得问问,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实施的真是由人民拥有社会、集体财富的公有制, 还是少数统治集团阶层对广大民众进行经济剥夺和超经济剥夺的虚假公有制。关于 这一点,拙作《中国虚假公有制废除论》(载《探索》第八十期)中已有评论,我在 这篇评论中就不赘述了。 此外,我还想请教何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否也同样具有前列的“三 大好处”?我想,无须过多的思索,回答是肯定的。希特勒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外有力量”以及“调富济贫”的事实,已经载于史册。请问何新,邓小平的“ 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又区别何在呢? “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冲突 在抨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封锁时,何新象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不止一 次地抱怨发达国家不愿意让不发达国家成功,谴责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两极分 化”,盼望世界经济能给每个国家提供同样“平等”的发展机会和道路。其实,即 使稍微认真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人(我注意到何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 ),也会知道马、恩对旧时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批评。在现代社会,与 其追求那种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不同而不可能实现的各国之间的“平等”,还不如 追求“公正”。 何新的“世界主义”的“平等”愿望虽然天真,却还善良。不过,后来他又谈锋 一转,宣布自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我的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 就是要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这样一来,他使自己成了一个自我冲突的角色 。 既然你要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那么你应当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企业 家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你就没有理由谴责他们从投资中收回盈利,使其他 国家“肥水外流”,使自己国家富上加富。 何新完全有权响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号召,表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但要 把“爱国主义”作为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鄙人不得不予以反驳。 学术活动本质上是超越政治,超越某个民族、阶级、国家或政党利益的。把一时 的政治利害置于科学学术之上,历来祸害无穷。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曾经诬称爱 因斯坦的工作为“犹太物理学”。被迫出走到美国的“世界公民”爱因斯坦作出了 全球性贡献,而被“爱国主义”束缚于德国境内的量子理学奠基人海森伯,则度过了 他一生中不无遗憾的时刻。苏联里森科的“爱国主义”生物学导致的恶果几乎人所 共知。“文革”中中国大陆对“相对论”、“共振论”、“遗传学”、“宇宙学” 、“量子力学”所作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还得有“阶级性”呢)式的 讨伐,人们也并未全部忘却。 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对阶级性、党派性的强调也会导致对真理的曲解或践踏 。我想起一位朋友,数年前攻读历史地理学科的硕士学位。在关于中越边境历史地 理的研究中,他获得的材料与结论不利于中国政府对中越边界沿革的解释。在中越 战事平息不久的形势下,他的结果若不修改就不可能发表。他很痛苦,因为学者的 良心要他说真话。最后他放弃了这篇论文,他不愿为官方政治的需要篡改历史,修 改自己的结论。这位朋友与何新的政治学原则迥然不同,但我赞赏他。知识分子不 应当看当权者的眼色做学问。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只是追求真理。 对权贵的歌颂及对知识分子的讽刺 大致有两类爱国者。一类人爱的是祖国的大地和人民,另一类人把国家主要理解 为政府和领袖。何新属哪一类?我不知道。但我愿指出,他在长文中对当权者表示了 过多的奉承,对民众表示了过多的蔑视。 何新多次赞扬说,毛泽东常常强调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 舒畅;据说,只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严酷性,种种历史情况的约束”,毛泽东这种“ 辩证的设想”未能兑现。何新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辩解术也许会使纪念堂中的毛氏笑 出声来。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谁不知道那个时代“斗争的严酷性”正 是毛泽东不停地发动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呢? 对“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何新也称颂备至。他“毫无保留地支持邓小平的 社会主义改革方针”;认为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是一个发明, “若没有这个发明,我看中国不是散伙,就是垮掉。”他还认为“对中国来说,四 项原则,就是国家现实制度所赖以存在的道义和意识形态基础”。 在把一连串的媚词献给中共领导人的同时,何新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评 论却颇刻薄。他表示自己“与那些现在逃去西方的人,政见十分不同”,而且还提 到了与学术上的“同事”刘再复“政见上的不合”。这次何新一定是在说真话;因为 如果不是“十分不同”,只怕不是逃出去,就是抓进去,至少是在写检查而不是在人 民日报上洋洋大篇地发文章了。 至于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在何新看来只不过是“区区几名在感情上和价值观念上崇 拜西方,在政治上极其幼稚,在经济上一窍不通的书生”。 这回他可在胡说。“区区几名”吗?不对。是一大批。以后若有机会,我可以与何 新一起作一番统计。“崇拜西方”吗?用词不妥。他们只不过认为西方国家在政治上 、经济上以及科学技术上有许多值得中国效法的地方。“在政治上极其幼稚”吗?倒 可能有一点,那些用鲜血染红了东西长安街的年青人,幼稚到临死还以为军人发射 的是橡皮子弹。真让人长长地叹息!即使年长的颇为成熟的知识分子,的确也远远比 不上何新老练。 “在经济上一窍不通”吗?幸亏何新还自认不是搞经济这一行的。而在天安门运动 的参与者中,各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研究生、教授暂且不说,在被关押、被通缉的 队伍中,就有陈子明、王军涛这类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及经济学报刊的主持者,有陈 一咨等长期担任赵紫阳智囊人物的原体改所、农村中心的研究人员,还有前四通集 团总裁万润南这样的实业家。“不搞经济这一行”的何新倒看得出所有这些人对经 济一窍不通。 何新还顺手扫荡了一下香港杂志:“它们总是指责中国现代还是什么‘封建政治 ’。殊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就连‘封建’这个语词在历史学上究竟是什么意义, 也未必真正搞懂。那种毫无学理的陈词,实在不足为训。” 我们知道,许多语词会有其专门领域的学术解释与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使用上 的差距,会有其词源的原始意义及其在历史发展中被引申、被借代、被转解的意义 之间的不同。何新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封建”一词意义上的变化主要在“五四” 以后;问题一是它与西语“FEUDALISM”的对应是否得当,二是以“封建”来概括自 秦至清的皇权帝制时代是否准确。这些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平常人们批评现 代中国大陆是“封建政治”,显然指的是自秦至清的那种中央集权的皇权帝制式政 治。如果对“封建”此词的这类用法值得挨何新训斥,那么何新首先应当训斥毛泽 东,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就是如此使用“封建主义”、“封建 社会”等词的。何新还该训斥邓小平;翻开邓氏《文选》,凡提到“封建”之处,均 属何新所说的“毫无学理的陈词”。何新还可以训斥中共中央,在他们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党内封建残余的批评,与香港杂志用词的 意义是一样的。面对政治权贵唯唯诺诺,对香港草民文人的“同类错误”则大加呵 训,何新真表现出一种阴差阳错的胆气。 何新与刘晓波之比较 为什么要把刘晓波与何新放在一起?这里也有个小故事。多年前在大陆与学生闲谈 如何成名,我戏称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刘晓波法,一种叫何新法。前者是抓住一个 名人开战,后者是拉一个名人作依靠。当年刘晓波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确实是在 对李泽厚进行学术批判后才为学术界知晓的。我和同事们知道何新的名字,是在读 了李泽厚为何新第一本著作《诸神的起源》写的序言之后。此序发表在印数超过百 万的《文汇报》上,自然影响不小。何新的著作我一本也没读过,但李泽厚的序让 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上面的故事带有玩笑性质,我应当对刘、何二位说声抱歉。但现在,何新的长文 使我想起了一个严肃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刘晓波、何新所走,代 表了两条不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道路。刘晓波继续在反权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从 反李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反专制政府这个更强大且可怕的权威。为了中国的民主前 途,他毅然返回北京,最后为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和平撤离,减少伤亡人数作出了连 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贡献。虽然,我对刘晓波以往表达的一些学术见解至今还不赞 成,但我钦佩他的品格。 何新继续在依靠权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从借助李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靠向中国 共产党这个超级全能的权威。 在以“反传统”著称的刘晓波身上,我发现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一种传统的继承 ,这就是在权贵面前的几分清高和傲骨。这类传统在方励之、王若望等所谓“全盘 西化”人士身上一直很明显。而在很“珍视”民族传统的何新之流身上,却看不到 这种传统。不过我相信,在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依附任何权势者的独立队伍 ,正在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