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 十年文化感思 未 名 在电影《相思女子客店》中有一个场面：一个长途汽车司机在旅店想亲女服务员 一下，女的回避，男的道：“都八十年代了!”此言一出，女的果有所动，即刻与之 厮磨起来。 “都八十年代啦!”真不知有多少大陆人在过去十年中说过多少遍这个说不清、道 不白、又兴奋、、又渴望、又愤怒、又欣喜、又感伤、又庆幸的千载绝句! 当六月四日的枪声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时，大陆文化十年的繁荣之梦同时也被坦 克给压碎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过去十年，是在共产党统治大陆四十年间从未 有过的宽松时期。 一 众所周知，大陆文化艺术在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间，是世界上最丑恶、最古板的 共产文化怪胎。在八十年代之前，有几个人听过邓丽君的歌曲?有几个艺术家知道摇 滚手对世界文化的冲击力?更不要说对林垦、猫王和迈克·杰克逊的了解。就连今天 在大陆红得发紫的刘晓庆，又有几个人认识她?还有谁记得她初登银幕时拍的那个《 同志，你好》?一九八零年以前，谢晋只是上海电影制片场月工资一百零八块的三级 导演中的不起眼的之一，而在八十年代里，他却成了大陆独占鳌头的电影大师。谁 又曾想到，七十年代末才爬进艺术圈吃奶的张艺谋、陈凯歌能在八十年代成为一代 明星人物?八十年代前，时髦的也不过是唱唱《三驾马车》、《宝贝》这些老掉牙的 歌曲。从十年走过来的人，也许不会忘记，抹得满脸乌黑的朱明英一唱那首谁也听 不懂的“依呀奥雷奥”，就会使没见过世面的大陆观众激动得要背过气去，也许里 面就有你我他。今天，回首往事，谁都会觉得自己象个乡巴佬。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对外界的艺术触觉，应该感谢台湾的邓丽君小姐。说邓氏的歌 声打开了中国大陆文化艺术的禁锢，也许有些夸张，但是，邓丽君这个名字对八十 年代初大陆文化思想的冲击波之强，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七十年代末，三洋牌 盒式录音机第一次登陆，随之而来的就是千千万万盘香港翻版的邓丽君歌曲磁带占 领大陆。笔者记得，北大明星运动员孔宇第一个连夜排队从西单买回一个“板砖” (盒式录音机)，被无线电系学生在宿舍窗口接上扩音器，播出那首后来几乎是永恒 的“何日君再来”;北大宿舍区几乎所有听到的人全部侧耳凝神，如醉如痴。这些八 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生活在如此之“土”的社会中。正如一位 著名艺术家所言：那时的人们真是饥渴到了极点，一个莺语如丝、娇喘如诉的声音 就可以使他们疯狂，使他们早泄。吾尔开希、柴玲这一代人恐怕都不能理解只比他 们大十岁的那一代人的心境了。那个时代，邓丽君的歌声是一种文化标志，甚至是 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志。从中共中宣部到各省市委所发布的禁唱禁听邓氏歌曲的文件 就不少于邓氏所唱歌曲的数目。但一群群青年人还是手提录音机招摇过市，大陆歌 手蓄意模仿港台唱法，这种文化的挑战终于冲破了禁锢四十年的文化牢笼，给“通 俗歌曲”赢得了一块公认的领地。当李谷一、程琳以邓丽君的模仿者而成为明星时 ，中国大陆改革的幕布就再也无法关上了。 一个肩背暴露的女人手持话筒在台上扭动吟唱，这情景今天的人们不以为异。可 八十年代初，大伙儿在心惊肉跳地瞄准半隐半现的胸脯和大腿的同时，口中却骂骂 咧咧不停：“吧女”、“骚娘们儿”。 惧怕变成了渴望，渴望带来了接受。大陆人普遍摆脱了享乐的罪恶感，建立了完 善个人生活的勇气。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就不会有对自由的追求，也就不会产生 八九民运和今天追求更高层次自由的一代青年人。 流行歌曲的基本演唱形式建立在多样化、个性化的基础上，它们的内容也多以个 人情感为题材。个人情感的地位在僵化了几十年的大陆社会中开始得到承认这一点 意义非常重大。当流行歌曲成为产品而不再是宣传品时，大众开始渐渐悟到自己的 选择权;当他开始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能力来选择产品时，正常的娱乐感、对个人 情感与风格的认可和日益扩展的宽度开始成为一种信念扎根于人们心中。这是对自 由认同的一个基本形态，这种心态对日后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发展，无疑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润滑剂。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大陆人开始有限度地认识世界文化，一下子感到自己是如此 地无知。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歌星们在台上大喘气地说“西西”(广东语：谢谢)。他 们开始寻找比较高层次的东西。“西北风”这时开始出现，成为观众艺术情绪与趣 味变化的一股新潮，对抗流行歌曲的甜俗、琐碎和小市民趣味。喜新厌旧，这是一 个永恒的真理。《信天游》一类的西北民歌基调的东西骤然响遍大陆，公众的渴求 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然而事实上,“西北风”作品之间的差异极大，这些差异 体现在作品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上。它们后期的许多作品完全是对大陆西北 地区音乐语汇的把玩，用以获取商业利益而已。 从文化角度看，“西北风”的浪潮暗含着中国大陆年青一代的非理性的狂燥，是 一种自尊受到伤害，精神缺乏寄托的郁闷的发泄。当时大陆社会随经济改革的发展 ，已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知识贬值、文化传统迷失的混乱现象。人们日益烦躁，大 学生的失落感越来越重，形成一股对社会的悲愤。西部民歌的那种高八度的嘶喊， 正好供人们宣泄心中的积怨。这样向着无序化伸展的活动，本身无法建立起精神方 面的成果，所以被更容易宣泄感情的摇滚歌曲所替代。 崔健的《一无所有》，勾起了无数年轻生命的心酸，《从头再来》刺激起无数青 春的野心。也许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终于发现他们已不能再满足于过去含蓄蕴藉的低 吟浅唱，而是要寻找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宣泄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抒发 自己沉重而复杂的思想感情。 崔健的成熟，是中国大陆十年孕育的结果，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通俗 而不浅薄，尽管听上去并非很地道，但别有风味。摇滚音乐在八十年代末的流行， 表现了中国人对十年改革结果的不满和失望，这种失望和不满最终导致了一九八九 年春夏的民运高潮。十年了，人们要说的话太多了，恨的、爱的、得到的、失去的 、生的、死的，构成了今天中国大陆社会起伏不定的一个个音符。了解这串音符的 人，懂得其中的预示。不了解的人，就请你细细回味一下吧。一叶知秋。 二 无论是谁，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十年来，文学创作数量之多，艺术品质之杂， 出名作家之众，创作流派之泛和对社会影响之巨大，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 刘心武，“六四”后文学界第一个被开刀的《人民文学》杂志总编，从一个默默 无闻的中学教师成为大陆文学界最抢眼的杂志总编辑。他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位震 聋发聩的作家。至今我们仍可以挑剔他的艺术手段不够丰富，作品魅力不够强烈， 形式不够完美。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在当时那种思想上、艺术上尚 有许多禁锢的情况下，他的《班主任》成为标志新时期文学的界碑之作。也许三十 几岁的留学生还记得，当《爱情的位置》这篇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说教味道十足 的小说，在大陆广播电台播出时，曾令当时多少少男少女脸红心跳，又禁不住屏气 聆听!这一点是今天的少男少女们难以想象的。他是专门写轰动题材的作家，纪实小 说《五·一九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曾调起无数读者的情绪。而他倾注心 血写成的《钟鼓楼》却反应平平。对于他当上《人民文学》主编后，该杂志所发生 的变化，大陆文学界有目共睹。虽然几年前因为《伸出你的舌苔》一文引发藏汉之 间的紧张关系而几乎被撤职，但他仍然我行我素，最后导致被清洗。 不知有谁还记得卢新华这个名字?有谁还记得“王小华”?“伤痕文学”作为相当 长一个时期文坛不断出现的揭露十年浩劫给人们留下的创伤的作品的总称，作为历 史专用名词保留了下来，而其始作俑者、小说《伤痕》的作者却由于很少再有作品 ，渐渐被人们忘记。 这十几年的变化真是太快太大了。六四已是昨天，文革已恍若隔世。 继“伤痕文学”之后的大潮是“反右”时期的回顾性“翻案文学”，刘真的《黑 旗》、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文玲的 《心香》、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一大批对政治运动反思的作品，让这一代已 过中年的当年“右派”将多年来心中的积怨一下子倾吐出来，以现实主义的笔法， 将矛头直指共产党暴政的本身。这种长久积怨的宣泄，一直延续到张贤亮的《绿化 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知青文学”是十年来对文坛冲击最大的一股文潮。作家之多，作品之众，影响 之大，都是其它形式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回忆起当年走向边疆和贫困的山区 ，“就象少女对性的那一点点好奇和腼腆很快被强奸后的痛苦和耻辱给打得无影无 踪”(史铁生)。从较早的《在小河那边》(孔捷生)，到中期的《这是一片神圣的土 地》(梁晓声)、《蹉跎岁月》(叶辛)、《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到后来的《哥哥 你不成材》(高红十)、《雪城》(梁晓声)、《雪色黄昏》(老鬼)等，几乎贯穿了这 十年光景的头尾。虽然写同一题材，但由于作者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经历，所表现出 来的感受有着极大的差异。从梁晓声的哀怨、老鬼的伤感，到王安忆的清新、史铁 生的平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曲最为丰富和宽广的交响乐章。 从“知青文学”中脱颖而出的作家中，有两个人值得特别一提。一位是永远怀有 沉重使命感和命运压抑感的张承志，他的《黑骏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北方的河》等给读者留下了难以言传的感受。他的作品学术味道和浪漫激情充满 矛盾地紧密结合，英雄主义热情和悲观绝望情绪令人费解地不可分割，是当代一个 奇特的作家。另一位是阿城，阿城被称为作家其实就为写了一篇《棋王》。这也许 不太公平，有很多人写过无数篇作品，尚未被人们称为作家，而阿城仅出一篇，便 名扬海内外。但当你细读《棋王》时，你会感到他的道家风骨、人生境界、语言优 势完全淹没了它的题材，使它成为一种形而上的文学精品，为文学界誉为“钱钟书 第二”。阿城后来说要搞“八王”，始终没见凑齐那个数。再后来搞电影，再后来 就在文坛上消失了，据说去挣钱了。 王朔的出现，令文坛十足地困惑。从没见过他这种写法的小说。单看标题：《顽 主》、《一点正经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玩得就是新跳》...他对人生的 态度几乎就是在开玩笑，他撕下了世上的一切虚伪的神圣，包括自我尊严。他嘲笑 别人也嘲笑自己。他笔下的人物关系是赤裸裸的，人物的活法也是赤裸的，只要活 着，什么面纱、遮羞布、借口都弃之不要!一种可怕的纯洁，而且文如其人。王朔的 作品被称之为“痞子文学”,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将文学的“神圣”与“荣耀”给糟蹋 得斯文扫地。 另一个天才是贾平凹。他简直就是专为文学而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想他那样一 个瘦小多病的躯壳，一阵风都能吹十米，干别的恐怕什么都不行。他几乎精于各种 文体：小说、诗歌、散文、文言、白话、长篇、短篇，他从中国历代优秀散文中学 语义，从明清白话小说中学韵味，从陕南商州一带风土人情中学生活;除此之外，读 易经、懂八卦、善书法，是当今大陆文坛上唯一令各方折服的国粹大作家。可惜天 才多病。 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是中国大陆文坛最为热闹的两年。在这两年间发生了 不少事情。文学观念的突变仿佛是冷不丁发生的。以短篇小说《乡间音乐》进入文 学界的军人作家莫言，在新创刊的大型刊物《中国作家》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 红萝卜》，一鸣惊人，以一种完全异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以强烈夸张的主观意 识进行创作，通篇奇诡怪异，令人瞠目。无独有偶，同期刊物上有女作家王安忆的 创新之作《小鲍庄》，立意结构上均吸收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人物命运的设计也远 远跳出以往的小说模式，开一种风气之先。一时间评论界哗然，形成南方中国言必 称《小鲍庄》，北方中国语必提《红萝卜》的凑热闹场面。莫言一发而不可收，《 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红高梁》名声大噪。王安忆也抛出一系列新观念小 说。文坛因此而出现一大批“红萝卜”和“小鲍庄”的作品，但佳作不多。 刘索拉，第一位把轻松调侃、玩世不恭的现代口味揉进小说的作者。《你别无选择 》极大地冲击了文坛的正统观念，却受到青年人的欢迎。但由于多种原因，她似乎 至今仍停留在时髦作家的水准，象轰动一时的流行歌手，成功多在造势而不在造诣 。 韩少功，“寻根文学”的倡导者，想用文学追溯民族文化之根。《爸爸爸》等一 系列作品，令评论界注目一时，终因立意的深诡、语言的艰涩，难以在读者中流传 。“寻根文学”热了两年，终于冷却。韩少功自己则“下海”到海南岛，干文学上 的“实业”去了。 这一时期，是文学上开放、引进、吸收甚至模仿的阶段。几年来主题思想上的转 变已令作家们不满足，他们争先恐后地想走出新路。一时间，系统论、控制论、结 构主义、标题主义、弗洛依德学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意识流、新小说方式 等等西方文学理论，凡是能介绍过来的，几乎都有崇拜者、实践者，一时间倒也群 星灿烂。只是不久便渐渐走向沉寂，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感到一种远离国土和现 实的吃力。只有一些顽强的青年人如格非、余华等，还在坚持先锋主义小说的写法 。 还有一些作家无论从立意还是写作技巧上都没有什么新东西，但他们的作品为中 国大陆的老百姓所接受，受欢迎的程度甚至高过上面介绍过的一群人。如十年来三 十多左右青年作家中政治待遇最高的铁凝，是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共“十三大” 代表。其短篇《哦，香雪》、中篇《没有纽扣的红衬衣》等，读者甚众。谌容，似 乎没有被淘汰掉的中年作家，以成熟的《人到中年》、《减去十岁》、《等待电话 》等中短篇扣准了中国普通人的脉搏。这一批人里还有王蒙、张贤亮、张洁、李国 文、从维熙等等，从他们的作品里，你可以了解最新的社会风尚和时髦语句，可以 迅速捕捉社会的脉搏和心态。但是，一九八九年，他们全都沉默了。 总之，十年来的大陆文化艺术界曾经非常热闹过，可以用“喧嚣”二字形容。很 多人曾寄予希望，很多人曾流连其中。但随着“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坦克隆隆，物 是人非，原有的环境已被彻底破坏了。演员出身的文化部副部长被罢官回家，继续 演他的“推销员之死”。以“班主任”闻名的《人民文学》主编被废黜到“爱情的 位置”。作家中有一部分隐匿了，有一部分改行了，有一部分逃亡到国外。歌手们 又重新唱起了早已被遗忘的“东方红”、“南泥湾”，有一部分则“老了”。面对 形势的严峻和历史的责任，未来的大陆文化将会沉得很深很重。但有一点是可以预 言的：即将到来的文学高潮和文艺复兴，必将是“六四文潮”。因为它是中国历史 上永远抹杀不掉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