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任畹町 胡 楠 与今天众多炙手可热的民运明星相比，任畹町几乎从未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以 至我翻遍近年海外主要政论报刊，竟未发现一篇比较全面介绍他生活经历和政治主 张的文章，一些极为零散的报导，内容也互相矛盾。我其实跟任畹町也并不熟悉， 读过他的部份政论文章，听过他中学同学关于他的片段介绍，而与他本人只是在八 九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在合众国际社北京办事处见过一面;但我自不量力地决定写他， 因为没有人写，更因为他的的确确值得写;他长期以来为民主和人权所付出的心力和 代价，其胆略见识及献身精神，当今海外民运人士，恐怕难有人可与之相比。 第三次被关进共产党监狱 二月二十三日，北京法院发言人宣称，于元月二十六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罪名判刑七年的任畹町，已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申请。这是截止目前为止 ，因涉及一九八九年大陆民运活动遭当局判刑的民运分子，第一个已知提出上诉的 案子。中国大陆的判决通常在司法程序开始就已决定，因此上诉案件鲜有成功机会 。 然而，任畹町决定上诉。 新华社一月二十五日电稿说，王丹、包遵信等人因有“悔改”表现，被从轻判处 ;刘晓波能“认罪悔罪”，并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分;还有一些人具结悔 罪后被释放;唯独任畹町“罪案重大，无悔罪表现，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不知王 丹、刘晓波、包遵信是否真有悔改表现，即使有，大多数了解中国刑囚的人也能理 解。 然而，任畹町却是真真切切地没有“悔罪”。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共当局为了遏止民主运动的发展，先后拘捕了付月华(女)、 魏京生等人。危险的时刻到了，许多人只能沉下来。当政府扬言那些“地下团体” 和“民刊”危及国家安全时，任畹町第一个贴上签真名的大字报，表示要和任何人 公开辩论这个问题;政府说民权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他却深信中国需要民权，而且不 顾一切地，一跌一撞地继续奋斗;他甚至胆大包天，召开民刊联席会议，商量营救付 月华、魏京生等人。 在“四五”前夕，他被捕的前一天，他与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 付瑞哲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说要贴大字报抗议拘捕魏京生等人，付很为他担心，说 ：“这是一个陷阱，他们会抓你的。”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政府的弹压只是暂时 性的。“这是宪法所容许的，”他说，“国家的宪法当然比政府的公安通告重要得 多。”任畹町次日依然去张贴大字报和致人大常委的公开信。 付瑞哲后来回忆说：任畹町离去时，我看着他走进夜色中，一卷纸从他的口袋里 掉了出来，他弯下身拾起，有些东西又从另一个口袋中掉了出来。这样一个善良、 热诚、又带点书呆子气的人，真是会危及国家安全吗?我的预言一向不准，可是这次 却不幸言中了，次日十时三十分，在西单民主墙下，任畹町被捕了。 西单民主墙运动十年之后，八九年底的一天，我在著名作曲家黄安伦的介绍下， 拜访了已是加拿大《星期六周刊》总编辑的付瑞哲。付的中文水平和我的英文程度 差不多，词汇量约一百左右，但他能清晰准确地说出“任畹町”的名字，且与我交 谈的最主要内容是关于任畹町的情况。他通过安伦兄的翻译对我说：“任畹町对民 主的认识并不见得完善，七九年对共产党更有幼稚的信心，但他的诚恳和高贵的气 质却令人不能不心折。” 在我看来，任畹町的诚恳和高贵常从他“极为固执”的个性(任的中学同学对他的 评价)表现出来，同时这种“极为固执”的东西铸造了他悲壮的少年、青年、中年时 代。他不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和住所今天只能携儿四处流浪;也不可 能不会想到“拒不认罪”带来的结果。事实上，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的题为 《人民民主运动往何处去?》的长篇演讲中坦承：“我也有妻儿老小!我也有七情六 欲!” 然而，他真的抛弃了这一切。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干 部大会上公开大骂任畹町，应当视作中共将对他动手最明显的信号，他却毫无退却 之意，甚至召开记者招待会，对李的讲话提出反驳。六四屠杀后一个礼拜，即六月 十二日，任畹町在北京遭到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三次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 在黑牢中用厕纸撰文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李鹏宣布戒严令，李锡铭题为《关于北京学潮情况的通报》 的讲话，成为当局向学生运动开刀的先声。李锡铭在讲话中如此提到任畹町：“原 非法组织人权同盟负责人、曾被我劳教过四年的任畹町，从这次学潮一开始就积极 插手，多次在天安门广场和一些高等院校发表演讲，他说‘这次学潮就是借胡耀邦 逝世搞起来的’。他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四十年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怨 沸腾’的四十年，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高悬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利剑’，诬蔑开放 改革和振兴民族‘只不过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饼’，提醒学生‘一九八九年学潮失 败的原因就是没有联合工人’，主张工会‘要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真正的工会 ’，煽动‘学生要联合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浴血奋战’。在演讲中，他还公然提 出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都领导不了中国人民，号召成立‘自由民主党’。任畹町 的这些诬蔑、攻击和扇动言论,有些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向全校进行了播放 。” 任畹町当然不同意李锡铭的指责，他认为李的讲话有的是凭空捏造，有的是断章 取义，但他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为了澄清这一点，他借合众国际社驻 北京办事处一间会客厅，于五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参加者多 是西方传媒的记者，港台的传媒也去了近十人，大陆方面的记者仅有笔者一人。 这是我与任畹町见面的唯一记录。在强烈的电视摄影灯下，他大汗淋漓，脸呈古 铜色，更使汗水泛光，不断推一推宽边眼镜，显得局促、害羞。讲起话来却是抑扬 顿挫，又不失淳淳儒者风度。他用中文发言，由西方一间电视台深谙汉语的记者翻 译。翻译间隙，他默然扬首，大有“泰山压顶不折腰”的气概。一位香港记者曾为 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留影，他也是同样一副仰首形象。后来那位记者朋友说：“ 难道愈是对国事背负起沉重的承担，就命定了要扮演悲剧英雄的角色吗?” 任畹町原名任安，江苏宜兴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于江西上饶市。文革时参加了“ 大串联”，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去过越南、缅甸。其后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一说 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政经系)。 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中共“清理阶级队伍”时，任畹町首度入狱;并于七零年至 七一年，被指为反对“文革”而遭受“群众监督”。一九七六年，他是“四五运动 ”的积极参与者。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期间，任畹町发起组织了 “中国人权同盟”，并担任领导人，创办了油印刊物《中国人权》。 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他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和《中国人权同盟再致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公开信》，当场被公安人员绑架往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后被判处四年劳动教养。在黑牢中，任畹町并未屈服，为了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 他偷偷利用厕纸写稿，四年中完成了十六篇呼吁政治自由化的长篇论文。 一九八二年十月，任向最高人民检查院作了长篇申诉，逐点驳斥了公安部门加诸 其身的指控，但被驳回。 为营救自己的同志而奔走 人权普遍遭到践踏的中国，社科院或高等学府几乎没有一位“人权法”的研究者 ;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似乎没有使用过“人权”的术语;法学教授也不敢跟学生详 细介绍人权方面的知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更没有看过《人权宣言》。而任畹町 十几年来一直不懈地为人权而奋斗，坚持中国民运的基本点是人权受到尊重。十多 年前他起草的中国人权宣言，被认为比诸今日民运领袖提出的主张更具体，更能打 动老百姓的心。 一九八三年，任畹町被解除“劳教”，到北京设备安装公司当会计。他沉默了一 段时间，把主要精力用于读者和写作。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之后，他开始 在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南华早报》、《明报月刊》、《九十年代》、《争鸣》、 《联合报》、《纽约时报》发表自己对国是的看法。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致函联合国，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一九八九年二月下旬，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任畹町又特别呼吁布什应关注中国 人权，督促中共释放在狱的异议分子。 在他发表的《纪念‘北京之春’十周年》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文字： “在我们回顾十年中国社会改造的日子里，最该提上日程的，首先是至今仍身陷 囹圄的社会改造党人的现状和命运。如果说十年的中国社会有什么进步，中国经济 有多大的增长，那么这一切都是社会改造党人以丧失自由和幸福为痛苦代价的。没 有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和勇敢精神，中国人会有如今的言论自由和新式生活吗?这一 切难道是执政者自动赐予的吗?十年成就闪烁着中国社会改造党人的智慧和功绩，也 渗透着他们的愤怒和抗议，而对统治者的炫耀来说，这一切进步和增长都充满着可 耻、罪恶和肮脏。” 任畹町与那些后来发起签名运动的著名知识分子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因负盛名 从某种程度上受到有形或无形的舆论保护，而任畹町生活在底层;他十年以前在海外 有些知名度，而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其人;更令人避之不及的是，他是一 个有前科的“老反革命分子”。然而，他饱蘸深情,为所熟悉的同志魏京生、徐文立 、王希哲等人致敬，并为陌生的八六学潮被捕者呼吁。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世 人呼吁营救那些社会改造党人。这一点，他与今天流亡在海外的一些民运组织和民 运明星也不一样，后者挟天安门广场血腥之风，在西方世界自我膨胀了颇长一段时 间，方记得中国的监狱里还关着自己的诸多同志呢! 任畹町虽然在当代中国民运中，长期扮演独特、重要的角色，但在八九民运初始 ，实际涉入不深。他不象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等人,在青年学生中有广泛的知名 度，也没有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已拥有的浑厚的实力网络，他唯一能做的是，与无 数争相演讲的普通人一样，通过即席演讲来影响学生运动。学运中期学生内部开始 分裂，他先后到北大、人大、政法、北师大、清华等校发表演讲，公开主张重组公 民政府，并以波兰团结工会争取到合法地位的事例鼓励学生。与一般演讲者不同的 是，他的思维颇有条理;演讲时间往往超过一小时，而听众中无人向他喝倒采。所以 慢慢地，学生们开始对任畹町表示一定的尊重和认同。在一次演讲中，他一针见血 地指出：“同学们，不能选择那种策略第一、眼界狭隘、缺乏知识、无力领导的凡 夫俗子,应当选择那些有志于中国民主改造和胸怀世界的大智大勇的领袖!”听众爆 发出来的掌声久久未息，虽然后来并未找到真正的大智大勇的领袖。 任畹町的部分政见 在中国大陆，笔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可以阅读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大部份报刊。 八八年下半年开始，我注意到任畹町的文章频频出现在一些著名的政论刊物上，尽 管他小心地不使用“打倒”、“推翻”的字眼，而今这些文章依然是中共入罪于他 材料。 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任畹町正面评价七九民运和八六学潮的胆量 和识见，实非那些顾左右而言他，乞灵于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和人民共和国四十周年，向上劝进的人所能望其项背。 一九八九年二月，任畹町发表了《中国民主建设与民主实现——评赵紫阳一九八 九年元旦政协茶话会》一文，指出了赵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 商制”并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指出了“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民主实现是依靠持续不 断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和被共产党压迫的人所推动的，而不是靠人代会、多党合作 制和政协制所赐予的。”他更在文章中质问赵紫阳：“对目前仍被监禁而被历史资 料和历史事实证明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众多民主墙的青年改革者，你采取什么态 度合作法?”毫无疑问，比起八九年五月下旬在天安门广场对记者支吾以对的学生代 表，任畹町是更具有历史感和道德勇气的。 四月二十三日，任畹町在台湾《联合报》发表了《悼胡为什么会爆发民主运动》 ，文章指出：“中国政治向人们展现的是一幅党权一体、党政一体、党法一体、党 国一体、党军一体、党民一体、党经一体、党文一体的八位一体的这幅漫画”;“中 共当局对国内外寻求赦免释放民主墙人士的强烈呼声置若罔闻的事实再一次向人民 呈现的痛苦事实是：在一党集权的人治国家，法律的制定不但可以违背宪法而不受 法律约束，反而利用法律残酷打击和迫害政治反对派”;“现代中国的每一次动乱， 哪一次不是共产党的内部制造的，共产党不乱，中国何以会乱?”“中国现代民主运 动自从五十年代民主党派企图尝试执政以来，历经作为人民反抗运动的文化革命、 四五革命、民主墙运动、八五学潮、八六学潮、八九上书运动以及目前的运动，这 一次又一次人民民主的强大示威和抗议警醒了共产党执政者，迫使它纠正错误，帮 助它拨正航程，一次又一次挽救了国家危机”;“我国工人要使工会从政党的领导下 争得独立地位，否则就另起炉灶。在民主墙和八六学潮中惨遭逮捕和监禁的我国工 人的历史教训是疏于组织和社团弱小。同学们要帮助工人。只有当代千万产业工人 意识到自身民主权利不是靠他人赐予而是靠自己争取并足以掌握国家局势的时候， 中国的产业腾飞和民主事业才会实现。” 在题为《论八九·四月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再论中国社会体 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的长篇演讲中，任畹町提出：“我们运动的 短期行动目标，应当是争取切实保障各项公民权利，挫败和回击各种无理指责和政 治压迫。合法结社要挫败非法结社的无理指责。游行罢课的合法权力要挫败非法游 行和‘制造动乱’的无理指责。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要挫败‘违反宪法’、‘反对 共产党领导’的无理指责。只有回击和挫败了这一系列无理指责和舆论压迫，我们 的运动才能继续进展，合法行动才能得到确认。”他又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和任务 ：“目前可以制止腐败和建立秩序的唯一可行性办法，是以各地大专院校为基础， 吸收代表民意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及各阶层人士，组成全新的公民委员会，与人代会 共同行使职权，改组政府，讨论修宪的问题，酝酿新的党团，将几十年的书生议政 ，推向民主政治的实际操作过程，否则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永无实现之日。” 五月十三日，在题为《人民民主运动何处去?》的演讲中，他回顾和概括了近十年 来中国爆发的六次人民民主运动，批评“狭隘的学生运动意识不仅是对五四运动和 五四精神的背叛和倒退，而且是对历史的无知，是自我孤立的死亡之道。八六学潮 就是教训”;他再一次呼吁组成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公民委员会,与人代会共同行使职 权。这篇演讲是这样结束的：“中华大地的国基不是由什么四项基本原则,而是由人 民民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艰苦锤炼而奠定的!中华民族的民魂不是由日益腐败的政治 风气而是由人民运动一个又一个的英雄风范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