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热泉 陈小勤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 产主义前方。 十年动乱之后，怎样领导这个饱经重创的民族继续向前走?以华国锋为首的领导集 团也许相信，在这样的歌声带领下，完成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是最便当的。他们 重新为“国歌”填词，修改了最能象征全国人民步调一致的广播体操，并以人们崇 敬的前总理周恩来生前的遗愿作为勉励，及时提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对于一个在重创中失血过多，已经变得满目疮痍的民族重新愈合伤口，回避那 些容易引起感情的激动和社会骚乱的敏感问题，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多年的实践证 明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使人们想到卫国战争后的苏联，怎样迅速地跨入了世界强国 的行列。 人们舒了口气，以为春天来了。此时已有八十六岁高龄的当年的风流才子，在他 行将就木的时刻，以最后的热情，在给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的祝词里禁不住大声欢 呼:中国的春天来临了，让我们伸开双臂，拥抱她吧! 但是，人们随之又发现，姗姗来迟的春天，和人们一同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人 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不愿牺牲，不相信许诺。干群关系吃紧，人都变得自私自利。 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的心头，好象还重重地压着一个包袱.... 一九七七年，湖南长沙岳麓山下，那条毛泽东当年走向爱晚亭去的翠竹荫庇的石 径上，一个跟随革命队伍南征北战数十年的老知识分子，对一个同事说：国家好像 得了一种癌症。不久，这位老人因可以确诊的癌症获得了解脱，但他关于这个国家 尚无法确诊的癌症一说，仍是一个笼罩在友人心头的谜。 人们说不清病在哪里，如何去治，只是本能地感到了危机! 危机却制造了神话。 魏京生和王希哲的锒铛入狱，重新弹响了这架巨大钢琴上无可回避的重音。政治 ，这个十年来久久不散的主调，在片刻停顿后又重新响起，并终于有机会在一代思 考青年身上长成情结。与文革时在“红司令”的臂膀指引下由哥哥姐姐们排演的历 史壮剧不同，这一次，执行导演的成了演员自己。 当权派们处心积虑地组织的苏式大合唱不情愿地变为一种背景。前台的位置，让 给了一支清新而又古老的歌。它仿佛是一支由各种音律、节拍和各种乐器各自演奏 又相辅相成的二重唱，用悲壮而高亢的唢呐吹奏的对于十年浩劫的忆苦思甜，用铿 锵而清脆的锣鼓排演的复出的“刘郎”对昏君的控诉，以及用忧怨而缠绵的单弦拉 出的“为民请命”的包公式悲歌，通过一段高低不齐的试音后，逐渐确定了一个基 调。用以表示这个基调的符号显然只能出自西洋乐曲，而这个五十年前曾经大倡于 国的单词是: DEMOCRACY (民主)。 布尔什维克的屈原和岳飞 作为高声部的演唱，是由一批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和理论家担任的。他们运用马 列主义经典与中共党史的掌故，加上文革期间流放民间获得的情感与经验，先后高 举起反对个人迷信，反对等级特权，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帜，直至从总体上归入人道 主义的糜下。关于这个过程，当这十年最后几个月即将过去时，上海社会科学院中 西文化比较中心一位青年作了一种总结。 “中国确实有一批思想家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这个思考经常是不以政策 条件为转移的。”他们“试图深刻寻找文革对我们民族造成灾难的真正根源，怎样 才能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很多人感到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民主生活，便在民主上花 大量的力气。” “思想有这种特性，它不是空气。我可以用压缩机把空气打到一个钢瓶里面去。 思想是液体，你在这里压它下去，它在那里又冒出来了。你把民主问题压下去，不 让讨论，结果冒出另外一个问题，叫反对封建主义，其实它和民主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当时有一系列的文章，如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共和国旗帜上的封建王朝印 记。然而，自然地，反封建问题在中国经常是最大的忌讳。滑稽就在这里，在中国 ，你尽可以把资产阶级骂得狗血喷头，但如果你稍稍反对一下封建主义，就很容易 让少数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所以，反封建作为一种思想的寻求很快被堵掉了。经 过几次风险的知识分子确实也乖巧了，既然你不让我反对封建主义，那我就撤回来 。但忧国忧民之心不死，又提出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还是那个问题。人道主义 是资产阶级举起来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思想旗帜，但你要反封建，日子就不好过。 ” “...被压了下来，压了以后还要往外冒，这次冒出来的是文化。” 按照这些思想的反对派们的意见，这批人所代表的观点和言论，是与他们过去一 直维护着的那个传统离心离德的。当这十年即将过去之时，头发已经发白的李洪林 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不无委屈地表白， 他的文章是鼓励人们去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反对的是披着马列 外衣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这一发现，恐怕要感谢他在这个历史性思想大解 放运动到来之时，正好居住在位于北京中心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这座庞大建筑顶端的 一个房间里。在他的脚下，一边是中国历史上二十四个封建王朝占了绝大比重的中 国通史陈列，一边是中共党史陈列。 在这场理论风云中的另一些弄潮儿，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得真传者自居的。即 使是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出了党籍或被劝退的刘宾雁、方励之、吴祖 光等，也无不自信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只是在强大的反对势力面前，他们不得不屡 屡扮演“屈原”和“岳飞”的角色。即使内心真敢对祖宗有所怀疑，但历史经验告 诉他们，这个旗号也是不可能丢掉的。 这些弄潮儿中的另一位风云人物，是比李洪林更为瘦弱并更为多事的王若水。进 入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人”的问题发表的四百多篇文章和一系列以人性为主题的 文艺作品中，他的平直朴素的讲演及文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人道主 义思想运动”崛起的瘠梁。通过他，以及高尔泰、杨适等人的传介，人们仿佛一夜 之间发现了马克思的“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对现实状况的深切忧 虑，使他们立即敏感到，一个人道主义启蒙对于反抗那座压在这个民族头上一座完 整的精神大山的爆炸性作用。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中说:“这种人道主 义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动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 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 --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 作商品或单纯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 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 --它意味着承认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 ;要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友好合作 的新型社会关系;反对漠视人的官僚主义和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 --它意味着重视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因素，发扬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性 ;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 民刊--知识青年的参政意识 与这种具有“死谏”性格的旋律并行，时而又相互分离的另一支旋律，来自布尔 什维克之外的社会底层。其主要人物大都是一批在历史转折前后由农村回到城市， 以及被文革浪涛由社会上层卷到基层厂矿和学校的知识青年。十年文革乃至更早的 政治教育养成了他们关心政治的天然性格，以至于他们出了一种理论战斗的兴趣外 ，更有一种操作的愿望，而这，正是一种参政意识的表现。 他们的阅读范围，他们的更加纯粹的的平民身份，以及他们在年龄上的特点，决 定了他们的演奏具有更加现代、更加直率和更无所顾忌的特征。行动往往是仓促、 极富创造性的。如果说，文革末期出现在广州街头的“李一哲”(李正天、陈一阳、 王希哲)的辩论，曾经为内地青年提供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那么以一九七六年天 安门事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青年运动，则以更坦率的形式来到了人民政治生活中间 。由他们呼出的口号已经不是“死谏派”们“反对”什么的问题，而是直接提出“ 要”什么了。 当这个十年即将过去时，笔者访问了这些青年群体的部份代表人物。其中一人把 他们的思想经历描述成:毛泽东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主流派--改革的社会 主义者。当然，有许多人并没有走完这全过程，在第二或第三个阶段后便定型，或 离开了政治领域。总之，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除了以开放性的姿态接受、思考、 消化和淘汰，更有吸引力的是行动。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大、专院校公开考试招生 制度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有的直接考上了研究生。当时还 未完全恢复正常的大学生活秩序和教学内容，使得他们得以有闲暇到一起，深入地 探讨过去几年淤积于心中的对于社会、政治、人生问题的悬虑，沟通思想感情，并 在这种积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终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游刊运动。 当时曾参与武汉大学生社团主办的文学刊物--“珞伽山”主编工作的高伐林回忆 说:“一九七九年，从年头到年尾，每一天都有新的姓名被从耻辱柱上解下来，郑重 地安放到祭坛上;每天都有‘禁止入内’的牌子被摘下来，首先是一俩人，后是大群 人进去踏勘、开垦--问或有人踏响了地雷。犬牙交错、短兵相接、乍冷忽热、云诡 波计。恍然大悟之后紧接着更大的困惑。突破的畅快迎头又撞上新的桎梏。我觉得 我好像一架飞机找不着着陆的地点，只能在云际盘旋;想求助吧，既不知对方的频率 ，也无法报告自己的座标--亢奋感、失落感、惊悸感搅在一起了!”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内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进行了反省;继而邓小平又代表中共提出了“四项基本 原则”的要求;通过党的最高层内的反复切磋，领导者最终接受了青年“四君子”( 翁永曦、王歧山、朱嘉明、黄江南)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得到平反 ;张志新的事迹及其被害经过得到披露;郭罗基提出得到关于“谁之罪”的诘问;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种重要法 律;一批指斥特权针砭时弊的文艺作品发表;第四届文代会呼吁“创作自由” 这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整个 气候，给活跃在政治、经济和文学领域里的一代青年以新的希望。他们走出过去的 “小社会”，来到面向群众的大社会。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历史上和现代政治生活 中绝无仅有的事件应运而生了。 “民主墙”前的三大思潮 一九七八年秋季的一个晚上，现在已侨居法国的作家亚丁兴冲冲地跑进了他在北 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对他的同学发布了一则新闻:“西单筑起了一堵说真话的墙了。 ”是的，这堵墙戏剧性地出现在中国的首都、三代三朝的心脏、党中央和国务院办 公处所在地--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的左侧。它使人微微地能回忆起文革期间“四大” 的余韵，又带着三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的性格。它直接呼唤民主 的形象，恰与象征集权和专制的故宫红墙的森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到过西单“民主墙”的人，都曾因为它那热烈的气氛而留下一份深刻的印象。在 这里，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场面: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围成一个圈子，听他演说 。一群人在一张新贴出的“大字报”前刚刚站稳，又被其他地方的叫喊拽了过去。 他们或被滚滚人流推动着，不由自主地来到一个演讲者的面前，听他像发布新闻一 样地大声宣布一个人们已隐隐约约知道的消息。消息或许是:“邓小平说了:毛泽东 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当然不能比他，最多四六开...”他的话题没有 讲完，便被人群中的一片叫好声打断。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民情民意，在这里能得到远比新闻媒介更有影响的传播。“ 言论在这里是自由的，行动在这里也是自由的”。以至于东北诗人曲有源满怀爱恋 与激情地为西单民主墙大声叫好。 毫无疑问，“民主墙”的主题是直奔政治及有关的思想理论而去的。其间最活跃 的三股思潮分别由三个民办刊物所代表:“四五论坛”代表着激烈的民间浅层意识， 而主旨似乎集中在反特权、官僚主义两大焦点上。由于它不得时常与腐败而又庞大 的特权短兵相接，在可观的杀伤触动效应背后不得不显示出理论后劲的不足。这导 致了它在现实的对抗性冲突中最早消亡的命运。 “北京之春”认为自己是搞“短跑”的，所触及的层面基本上指向了制度，以及 一些决定制度的思想原则。按照其副主编王军涛的回忆，杂志当时反映的主要是理 论编辑吕嘉明的风格和观点，而他的基调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十分清楚的是 ，新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运用，在实践中必须有所修正。他们的刊物只是作为推动中 国政治大球的一个小小支点罢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刊物确曾充当了国家在八 十年代中后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活跃一时的理论人才的摇篮。 由一批思想解放战线上的“中长跑运动员”主持的“沃土”更具有思想理论的魅 力。较之“北京之春”的成员，他们的面孔显得清惧，身材显得单瘦。他们对历史 的深谋远虑以及对待现实改造中“虚”的方面的重视，使人相信，他们是一批自信 的哲人。在那个天天都叫喊着“革命”，所有历史教科书都把“革命”作为历史前 进的“火车头”，以至于“革命”也成了偶像的氛围中，他们竭力说服人们相信改 良;通过改良，能达到一种比革命更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现实行动方面，他们寄希 望于要付出和中长跑一样耐力的思想启蒙。 应该说，从这片沃土中收获的最沉重的果实，是胡平这样的平民理论家以及他的 “论言论自由”。在他那明显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影响的观点中，与他人不同之处 ，在于他的文字很少有生搬硬套的概念和离民情遥远的侃侃而谈。他叙述问题时充 满朴素民谚和家常话，诙诣不仅表现出一种大智，而且给人以亲切的快感。讲演时 ，他往往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来进行那个浩大无比的工程。用他的话来说，这为 的是使子孙后代不再为因言论治罪的恐怖所威胁，为了彻底搬掉这座压在中国人民 精神上的罪恶之山。由于他的自信，当他弱小的身躯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时，人们想 起的不是面对风车的堂.吉柯德，而是面对独眼巨人的奥得赛。而他的这些素质，使 他在一九八一年的区人民代表竞选活动中，能够最终赢得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 学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和支持。 胡平相信，真正的英雄离不开精神的独立，那些只有遵循钦定的方式才能奋不顾 身的人，多是思想上的懦夫。他说，“在历史上的转折关头，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 最巨大的，至少也是最关键的。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石头，能决定整个河流的未 来走向。”他所找到的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不是他民刊时期的同伙和竞选时期的 对手王军涛所说的支点，他把王寄托于一个学派或一种体制的思想还原成一个最简 单的质点，那就是，在公民的政治生活中，要能真正地实现“言论自由”。 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不过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早已规定的公民自由 权力的深入阐述、论证和展开罢了，但它令人奇怪地受到难以解释的冷遇。直到一 九八六年七月，它才被长江之滨的一个青年理论刊物公开发表于世。该著作浸透了 人的自由精神和法的精神的不容辩驳的说服力，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公 民自由权力的政治哲学教科书，而湖北的“青年论坛”作为中国改革的“思想库” 之一，一度成为全国理论刊物中的佼佼者。 记住这一场面，也许对人们理解这一现象不无益处: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 国共产党为通过一项经过长时间酝酿而终于制定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举行了十二届六中全会。党决议付诸表决的时刻到来时，党 的总书记胡耀邦照例最后征求“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在有七百多人在场的 大厅里，举起了一支苍老的手。人群中站起来的一位老人激动地说:“鉴于我党的教 训，我再次提议《指导方针》里有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一 章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提法不提为好。” 他的发言赢得了一些与会者赞同的掌声，但是，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政治局常委们 的挨个表态否决了掌声，理由是，保留这一提法，是因为从全局看“国内有一股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 我们是自觉地被利用的 这个时期中，由十三家大学社团发起组织的文学刊物--“这一代”也卷进了政治 旋涡。从作品的文学追求和政治倾向来看，它丝毫没有超出当时社会一般水平的地 方。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多少对社会的民主风潮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再次 测试了一代青年行动的激情。其大多数作品除了一种炽热的感情和纯洁的向往，给 人留下的最深印象便是，文学开始讲真话。这个看来本是健康社会的最基本道德， 在十年动乱后陷入迷茫的中国，却成了十分珍稀的品质。 从纯粹文学的角度看，由一群青年主办的“今天”，似乎比“这一代”走得更远 。它引起了诗歌的革命，并培养出一代富有自由精神的倡导新潮流的所谓朦胧诗人 。 有趣的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这场运动，不仅仅在它所倡导的科学 与民主的内容上，与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启蒙相似，而且在形式上也 是雷同的。这些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从他们的爷爷奶奶--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或更早的爱国志士们那里，继承了他们与封建帝国、军阀、官僚机器斗争的武器和 方法，除了撰写诗文以体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外，便是编辑、印刷民办刊 物。与老一代人的经历一样，它们发展的初始，也只能是在“地下”。而仅仅几年 之后，他们都成了官方认可的各类报刊的大大小小的主编或编辑。兴起于八十年代 中期的“丛书热”，不过是这股“地下”办刊潮流的惯性运动而已。 这个由青年人组成的乐队与那支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们的演唱互相应和着， 互相吸取营养和互相获得鼓励，合声终于以越来越强大的气势，成为中国政治文化 的主旋律。一九八七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政治民主化”的呼 吁终于以党中央的声音，通过新闻媒介播向全民，最终使这股地下的热泉与地上的 河流汇合。而此时党中央作出的开展经济性、制度化的社会对话活动的决定，最终 将那个日渐绵薄但还施行着有效隔绝使命的地壳，砸开了一个泉眼，压抑已久的地 下的活水，带着它的纯洁的温暖，当然也夹带杂质，喷涌而出了。 这个在十年前看来是那样遥远的期望和渺茫的追求，似乎是一下子来临的。然而 ，这对于那些始终坚定不渝地向这一目标努力的人们来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一 九八六年十一月初，笔者来到北京羊坊店一家职工医院的地下室，在一间终日靠日 光灯采光的房间里，见到了曾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民主墙运动和人民代表竞选 运动中起某种组织作用的陈子明。此时，他是北京为数不多的几家民办研究机构的 负责人之一。他的谈话使人相信，对于近十年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他是充满自觉 性和能动性的。 下面是一些对话的片段： 问: 文革时你的情形怎样? 答: 那时候，我主要是观察。我说的文革概念与一般概念不同。 我认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是真正的文革时期。我是六八届小学毕业生。对 文革，我写过一部三十多万字的手稿，是小说体裁。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姚文元那 两篇文章发表(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引者注)，我和一些朋友议论这两篇文章的信件落到了公安部门手里。结果我坐了 牢，几个月后被监督劳动改造，被从北京化工学院开除了学籍。一九七六年四月三 日，正好是我从坐牢到劳改的转换时间。我被放出来，目睹并参加了那个大事件。 我一直克制自己。一方面自己不能参加，内心很痛惜;另一方面我清楚自己的身份 ，怕给运动添麻烦。到了“四.五”那天，我觉得要有人出来。那天早上，我七点就 到了广场。我认为，我那一天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 一是引导唱“国际歌”;利用群 众的义愤，把喊“打倒周恩来”的人从解放军的包围下抢出来，赶到大会堂前。这 使得被包围在纪念碑下的群众得以转移，大家于是可以逃命。 那次出了头以后就得老出头了。后来我又引导劫了广播车，然后是小楼谈判。四 月六日，我自觉地到劳改队报到去了。所以抓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我这个人。 问: 一九八零年底，北京几个大学的民主竞选运动是不是在同一些人的鼓动下搞 起来的?竞选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不是曾有过一些设想? 答: 这涉及到一些人，我不能多谈。当时有那么一份提纲。在竞选之前有那么一 次会议，讨论了竞选问题。 我们当时想:第一、中央要实行改革，要看自己的社会基础。第二、教育群众，特 别是这一代大学生，有一次民主锻炼和没有民主锻炼大不一样，应给他们一次机会 。第三、尝试通过一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走下去。 上海复旦、湖南师院的竞选对北京都有一些影响，但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大家 都十分清楚，竞选并不能得到什么。但历史是一个合力，为了使整个主流偏一点， 需要很多人去撞一下，我觉得，现在的形势之所以能这样，就是有一些人敢于以身 试法。 实际上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支持中央的改革派，支持邓小平、耀邦、紫阳他们。所 以大家都很克制。就像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实际很多是我们召集的，许多讲 话是我们把关，有些很深刻但有可能越界的话不让讲，给扼杀了。 问: 我听到一些反映，说是有人利用了你们，现在看来，你们是自觉的。 自觉地被利用，因为当时有一点政治阅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有人搞长跑，有人 搞中长跑，有人直接配合作战设计，只要方向是好的，有什么可苛求的呢? 转向改革“主流派”捷径 当着八十年代来临时，“胜利”也变得越来越近了;接近胜利，使得短跑的吸引力 越来越大。一些在中长跑线上的运动员一旦听到不远的凯歌，也开始脱离他们那几 乎望不到尽头的轨道，踏上了通向现实政权的捷径。 以从事社会变革的中长跑为己任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辑班子的部分人，在名声 雀起之际突然一改初衷，在那个曾经很开风气的长串编委名单前，又增加了数名政 治上能“保险”的顾问。这一举动，在首都青年思想界被看做是一个倒向官场的信 号。取包遵信而代之的金观涛，于此终于将其“决不做持不同政见者”、“要当主 流派”的设计变成一个可能的现实，终于使他脑海中那个青年思想家的形象追求变 得淡漠。 “走向未来”的调整，获得了知情知趣的中国大小报刊的首肯。“中国的狄德罗 ”、“百科全书派”的桂冠翩然飞来。他们，终于变十年地下的辛苦而一见天日。 “走向未来”，由青年中一个神秘的口令转而成为一张社会的通行证。 一个曾经几乎支撑着“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全部事务，并为它付出过巨大个人 代价的青年，曾经对笔者吐露过这样一段心曲: 一九八四年，当他来到成都武侯祠时，发现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一个个生龙活 虎、个性突出的人物在这里被塑成了千人一面的泥像。他不仅没有反感，反而像他 十年前在黄河边看到那用幼小身躯护住了大河堤岸的小白杨一样，悲壮的泪光在他 明亮的眸子里闪闪滚动。“如果他们不是被削去了个性，他们是不能成就一番大事 业的。就像长城砖一样，只有符合一定的规格，才能被镶嵌到这座巨厦中去。” 地下热泉的喷涌而出，无疑给地上浑浊的河流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是，也必然影 响了它自身的清洁。由于压力的减轻，离地热而远去，出路的宽广，使它无法以先 前的冲劲和热力来制造一种奇观。在明丽的阳光下，这一株晶莹的琉璃柱，育化出 道道彩虹，显示着一种生命终结的辉煌。 关于猪肉价格的喜剧结局 当张贤亮的“绿化树”终于写到那条通往大会堂的腥红地毯时，中国老百姓的状 况或许已有相当的变化。在城市，他们由在街头保卫红司令的巡逻，重新回到了工 厂的机器旁;在农村，他们从大寨田走进了乡镇的集市;那些原来带领大家学习毛着 的小组长们，回到家中与儿子争抢一部金庸的武侠小说;找到了工作或求学成功的知 识青年，或许是把弟弟、妹妹赶到了街头摊点，那些曾是公众心目中偶像的名字已 被他们淡忘了。当我向那些更年轻的大学生讲述王军涛他们当年的英勇时，从他们 那漫不经心的嘴角流出来的只是一句:“那也是个混蛋!”除了他们自己的意中人， 对于他们来说，偶像是不可思议的。当你怀着满腔的理想主义激情，以空前英雄主 义的感召力慷慨陈词的时候，招来的可能是一片“嘘”声，和几声稀疏零乱的窃笑 。除了在增加薪水和某些实利可以兑现时，再也没有人喊“万岁”了。 如果仍留意民间世态，这些精英们一定会发现，他们曾经以生命相争取，曾经为 之奔走、奋斗、流血的事业竟是这样一个陌生的结局。他们召唤来了一个反对他们 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民主”有着更广大的含意，它于“自由结伴而行。 他们如果不承认这个社会，则是对自己奋斗成果的有意否定;他们如果抗拒它的到 来，就成了新的专制主义者;而他们如果承认这一结果的合理性，便要承认历史对自 身的否决。而最大的悲剧和滑稽还在于，他们在十年前就自觉地选择了这一终点。 这是不可逆转的，不管你意下如何，它已经来了!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过后的一次青年理论界的重新聚会，可以看作这一时代最终结 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会议的主题是:如果不是年初的“反自由化”斗争，它 的出现可能要更早一些。)无论从这次会议的内容、主持者的指导思想，还是官方对 它的接纳态度，以及新闻界对它的反响来看，它都是一个标志，象征着一个时代、 一个风尚、一个激动人心的主题的结束，同时也象征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风尚， 以及另一个富有探索性的主题的开始。 会议的主持者，是“北京之春”的另一名理论编辑闵琦。据称，邀请了某些政府 领导人，但他们没有来。到会的基本上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如果说是明星的话，也 都是一些老明星了。远志明说了一通发展马克思与突破马克思的问题，生活之树与 理论之树的问题，以及自由是理论繁荣的钥匙的问题。寂寞了一年的黎鸣，说自己 已发现马克思主义并非导源于黑格尔的神秘哲学，而是导源于英国的实验哲学，列 宁的“三个来源”搞错了。除此之外，在理论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倒是杨百 揆、万润南、厉以宁、肖灼基、曹思源等人，从实践和操作的角度，开展了一些富 有实际意义的层面。接下来，便是一些书生气的嚼舌和莫名其妙的预言，以及那些 以“智囊”自居的在野人士对党的路线方针的修补意见。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电视摄像机的追逐下，在人们心目中算是已经参政，自认 却只有半官方色彩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老牌发言人白南生，大谈了一番 猪肉价格和生猪生长规律与上市周期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市重新宣布猪肉恢复定量 供应后不到一个月，这个题目无疑给人以亲切感，但它恰恰是对这种充满行而上气 氛的会议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这次集会中，关于文化的问题只是在下午两点以后 才为人所提到。分别站在会场三个话筒前的荣剑、王军涛、陈小平的三角争论，表 面上把会议气氛推向了高潮，实则在重复一个“是文化决定政治、经济”，还是“ 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的古老命题。人们把王军涛主张的前者归结为马克斯.伯的路子 ，把荣剑主张的后者归结为马克思的路子。 前者的王牌，似乎是一次公民政治文化心理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后者则要求大家 看从南到北的经济发达程度与民主意识反不如农民，南方的市民不如北方的知识分 子，作为批驳的论据。结果，还是某民办研究所年轻的所长费远站出来说了一句符 合理性要求的话:政治文化心理调查所拟试题，未必能测试出个体户的民主政治意识 。 然而，在场的所有人也许都未意识到，这场讨论所立足的整个基点的偏颇。因为 ，个体户们(甚至还可以举出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所谓政治意识的薄弱，也许正是中 国政治民主化得以从旧的历史轨道脱颖而出的契机。与其让他们像前十年，甚至前 二、三十年的人一样，和自己的影子撕杀得难舍难分，不如让他们在绿色的草地上 唱着“月亮走，我也走”--在一种平和的心境中，走出旧时代政治的“六道轮回” 。□ (转载自《海南纪实》创刊号，本刊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