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预演的幕后 ——回顾一九八六年学潮时中共高层的斗争 丁解牛 八九民运的预演 几百年前，当中国的伟大作家曹雪芹感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是抓 住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一大特点的。中国的政治是一场大戏，一出接着一出。有时 候，前一出就是后一出的彩排或预演。 是的，历史的相似常常让人吃惊，场次的密集也越来越让人透不过气来。从一九 八六年年底，到一九八九年春天，在仅仅大约九百天内，中国政治就发生了一次轮 回：自由化--学潮--镇压--中共改革派领导人下台--反对自由化。历史好象是在重 复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真不知道是应该感叹历史的贫乏呢，还是应该赞叹历 史的伟大记忆力? 对于了解中共历史和政治演变规律的人来说，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和后来的血 腥屠杀都并不是突然的。仅仅在它发生之前的两年多以前，这次事件就曾经有过一 次非常正式而逼真的预演。我指的是一九八六年年底的学潮和在那之后发生的一连 串事情。在我看来，一九八六年年底的学潮是中国近年民主运动史和政治运动史上 的重要事件。从当时的意义看，它集中而强烈地表达了中国社会要求政治变革、追 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从与现实政治运作的联系看，继它之后发生了胡耀邦下台和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开始了中国改革后期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期 ;从历史的继承逻辑来看，它当然是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的直接先声。 我这里就当时自己了解到的有关高层的情况作一番回顾，以补充那一段历史的记 载。为了某些我想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许多材料一时不便注明来源，只好留待异 日找补了。 学潮的兴起和胡耀邦的意见 这次学潮在一九八六年初冬开始。大约从十一月开始，各地学潮即接连不断。与 以往历次学潮小有区别的是，这次学潮没有先从北京开始，而是从南方开始的;不是 以北京为中心，而以合肥、上海为中心。与以往历次学潮相比，特别是与一九八五 年秋天的“九一八”学潮相比，这次学潮的主要诉求集中于要求加快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更明确地要求民主、自由。 如何对待学潮与处理学潮，在中共领导人中酝酿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九八 六年十二月八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根据他的 讲话，会议初步形成了对于学潮的温和的对策。胡耀邦的讲话说： 十一月份以来，有三十几所大专院校出现贴大字报、游行等情况。原因有三分之 二是对学校伙食有意见，有些是对学校治安管理不满，三分之一将具体问题与民主 、自由联系起来，有的学校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直接和选举人民代表联系起来。 总的估计是：一，全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二，现在出了些问题，目前是学生中出了问题，前一段工人中有些问题，比如洛阳 工人上街游行了，但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作分析。其中确有学校管理 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我们的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不要大惊小怪 。要民主是个世界潮流。台湾也正在发生变化。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 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资产阶级执政党有一套对付问 题的处理办法，可以学习，然后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来解决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中要 求民主自由要讲得适当，不要讲得出格，不要把胃口吊得太高，太高就搞乱了。 改革派的处境与对策 我们可以把胡耀邦的这段话看作是当时党内改革派对待学潮的基本方针。这些方 针是与当时改革派所面对的党内斗争形势相联系的。分析这些话，可以发现与体会 当时改革派的复杂处境与微妙心态。 首先，党内改革力量要维护改革的成果与改革力量的主流地位，所以要强调形势 是好的。因为每当社会上有什么风波发生时，守旧势力必定借此发难，以指责改革 搞糟了。在这个意义上，学潮一起，改革力量就等于处在被动地位。 其次，党内改革力量反被动为主动的基本立足点是承认学潮的合理性，从而借学 朝来推进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改革力量能够面对学潮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并 要求以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第三，党内改革力量希望以温和平稳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既包括解决学生所提出 来的问题，也包括学生游行这个问题本身。 一般说，在社会上，在民众中，各种批评意见大多可以归纳为对现行制度的不满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对现行政策的不满;而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层，批评意见则主要 表现为立足于现行制度而对于现行政策所产生的不满。 但复杂之处其一在于，民众中也不是没有立足于现行制度而发生的对于现行政策 的批评，包括学生运动中也不是没有维护传统制度、反对变革路线的情绪。这在一 九八五年秋天的“九一八”学潮中表现比较明显。其二在于，还有一种批评意见不 满于现行变革路线对于现行制度的缓进变革态度，要求激进变革。这正是历次学潮 的主流。当然，处在党内改革派的位置上，也会同时受到这种不仅仅是变革之对于 守旧，而且是激进之对于缓进的批评。有时候这种批评会集中对准党内改革力量。 复杂之处其三在于，党内改革力量既然是现在的主流派、当家人，因此就不仅被理 所当然地看作是现行缓进变革路线的代表，同时也很自然地被当作现行制度的代表 。党内改革力量的这样一种尴尬处境，在平时只是面对守旧派的进攻时还不太清楚 ，而每当面临学潮的时候就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充分。 这样一种处境中的党内改革派的心曲，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开过两天以后书记处常 务书记胡启立的一次讲话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十二月十日上午，胡启立在中央书 记处办公地点所召开的一次小规模会议上讲到学潮问题的时候说：“昨天科技大学 四千学生上街，包围了省、市政府。武汉也有一、二千人上街游行，要民主，要自 由，要人权。这些学生热情可嘉，思想不清，方法错误。当然，他们比去年‘九一 八’时有了很大进步，要求改革与民主。他们本应带着铁锹来参加建设，可是却带 着炸药包来了。我们的大学生是精英分子，连怎么搞民主都闹不清，这怎么搞民主 ?搞不成还搞乱了。大鸣大放会带来大收缩，结果是作用等于反作用力，会发生左一 下右一下的情况。” 何东昌的汇报：风向转了 显然，上面所引的胡启立的最后一句话最为典型地表达了中共党内改革力量对于 学潮的担心。不过，无论如何，由党内改革力量所确定的对待学潮的调子，总的来 说是温和的、与人为善的。然而，一个星期以后，这个调子忽然发生了急剧变化。 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接连两次举行会议再来讨论学潮问题。 十八日的会上，何东昌代表国家教委就学潮问题向中央书记处作了长篇汇报。当时 ，李鹏是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家教委主任，而何东昌则是他手下主持实际工作的 第一把手。 何东昌将“学潮”改叫“学生闹事”。他说：“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下旬，是学 生闹事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十几所高等院校因为伙食与治安问题闹事。十一月下旬 开始，闹事中开始提出政治性口号，要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山东大学首先提出 要进行第二次五四运动，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接着，华东师大也出现大字报。 十二月起，政治色彩更浓。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学因为区、乡人民代表选举而集会 、上街，一个副校长(指方励之——本文作者注)煽动说‘民主不是赐予的’。十二 月九日，五千多人上街游行，围观者达两万人。武汉大学、华东师大等地也于十二 月九日贴出大字报，反对官僚，反对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上海交通大学十至十五 日出现一百多张大字报、小字报，声援合肥，十五日聚会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取消 政治课，要求成立行动委员会。十九日到人民广场静坐，到市府前请愿，要求改革 选举制度，改革新闻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持续到二十日凌晨。二十日、二十一日 ，请愿学生扩大到十四所院校，大批市民围观，少数青年工人混入起哄。昆明、广 州都上街了，杭州、南京不稳定。还有北京。总共上街有一万多人。” 在这样叙述了所谓“学生闹事”的基本情况之后，何东昌作了颇为耐人寻味的几 点分析，说了几句很有“刺”的话。他说：“今年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 由、反官僚、反专制作文章;二是串联;三是出现了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如‘要四 人帮不要胡耀邦’、‘华东五省自治’、‘民主民权民治’、‘要求国共合作’， 还有‘把马克思主义赶出中国’、‘打倒共匪’等。今年第一次出现了直接攻击邓 小平同志的口号。国外舆论说我们表现了意外的容忍，有的说是改革派利用这种压 力而后又失控了。” 何东昌最后说：“参加闹事的学生大多数是低年级的、学习不好的。骨干是高年 级学生、研究生和个别青年教师。社会上少数人因为对物价问题有意见而对学生闹 事抱同情态度。非法组织开始活跃。后台是三个东西：西方舆论、港台舆论与我们 内部搞自由化的人。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民主自由。总起来说，这是一次极少数人利 用学生关心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而煽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向我们施加压力的中 小型动乱。” 国家教育委员会的这个汇报，明显地改变了半个月前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学潮的分 析，调门与胡耀邦在该次会议上的观点背道而驰。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也是在中南海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 直属机关党委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专门举行了一次通报所谓“学生闹事”情况 的会议。胡启立、李鹏出席了会议，主要讲话人是何东昌。何东昌在这个会上的通 报讲话与他在十八日书记处会议上的汇报内容基本相同。这表明，在十八日的书记 处会议上，国家教委关于“学生闹事”的汇报已经被确定为今后处理学生运动的基 本调门，事实上当然也是如此。 胡启立和李鹏的一次讲话 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何东昌讲话以后，胡启立和李鹏都讲了话。 胡启立委婉地改变了他两周以前的调子，也委婉地坚持了他两周以前的一些观点 。总起来，他讲了两点看法。第一点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是“形势好” 的另一种说法。他的理由是：这不过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和“少数四人帮的残 渣余孽”搞起来的。胡启立引用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的话来证明“四人 帮的残渣余孽”的存在。他说：“江泽民到学校去，感到不是去年学潮的气氛了， 而是有文革的味道。”这就与胡启立本人前些日子的说法大不相同了。胡启立接着 说：“敌人把形势估计错了，以为几个娃娃登高一呼，共产党就完蛋了。现在没有 动乱的基础，首先党中央是团结的。”第二点，胡启立强调：“不能掉以轻心，要 慎重对待。”他认为，“部分学生中可能有组织，因为斗争相当有策略有水平。” 他还说：“江泽民非常担心‘工总司’,那有一百多万人。” 在胡启立这次讲话中，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团结”的问题被平白提了出来。 另外，对于后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一些启示意义的是，胡启立在他的两点论点上都 引用了江泽民提供的材料与看法。 李鹏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倒是直接了当，并不去做什么分析，只谈怎么对付。他 说了三条意见：“重点是北京。北京闹不起来，全国就闹不起来。”这可以算作第 一条。“要争取大多数人，孤立与暴露少数坏人。”是第二条。第三，他说：“明 年还会有，要积累经验来进行这场斗争。” 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此，对待学生运动的强硬派方针占了上风。这里的一个大问题，在十二月八日 的书记处会议与十二月十八日的书记处会议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让已经由党的总书记处确定了的整个有关处理学潮的调子来了个大转弯呢? 我没有确凿的第一手事实材料，但是，有两点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的。第一，以 李鹏、何东昌为首的国家教委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第二，最后起决定作用的 应该是具有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总书记之上的地位的“老人帮”。 本来，学潮首先可以看作是对于国家教委的工作所作的最强烈的批评。按照胡耀 邦的讲法，学潮的重要原因是学校管理不善。这样，教委就有很大的责任。何东昌 和李鹏出于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当然会极力摆脱干系。要说学潮的主要原因是所 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教委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因为教委历来是反对消弱思想 政治工作的。事实上，改革几年来，教育系统僵化出名，学生、教师对此怨声载道 ，而教委官员却一直地位稳固并升官有望，秘密就在大力反对自由化。难怪何东昌 在一九八七年反对自由化运动中曾经有望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呢。 但是，国家教委再横，也决无包天之胆来公开反对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除非 他们的背后有高于书记处的人在支持。这当然只能是“太上皇”们。社会上有个风 吹草动，那些老头子们是不会束手坐观的。何况，这次学潮发生的时候，邓小平正 在上海。这也是中央的诸位大员这次为什么那么重视地方官上海市委书记的意见。 以江泽民为官之谨慎精明，在治下发生了这种高度敏感的政治大事，如果不曾得到 过比如邓大人等人的口风，怎么会来到北京就敢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三道四呢? 赵紫阳和鲍彤的努力 尽管强硬派方针已经被确定为对付学潮的主要方针，改革派仍然没有放弃争取以 温和态度来解决学潮的努力。这种努力的重要一翼来自赵紫阳和他的智囊机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开始，直到晚上两点，由赵紫阳直接领导的政治 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在赵紫阳的首席“智囊”、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兼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鲍彤主持下，紧张而认真地专题讨论了学潮问题。会上 ，绝大多数人同情学生的行动，赞成学生的要求，并由此引发出对于现行政治体制 弊病的批判，要求中央借鉴学生要求，尊重民众愿望，实施更加大胆、迅速和彻底 的政治体制改革。 最后，鲍彤总结了大家的看法。他简洁扼要地表达了下列观点：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减少社会振荡的根本条件。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创造一种安 定团结的机制，通过各种矛盾相互制约来达到安定团结。 对青年学生要有个基本的估计：他们不是异己分子。不应该怕他们，而应该保护 他们的民主意识，消除学生事件的干扰作用，加强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 。 也不能否认学生有盲目性，正像不能否认我们党在工作中有盲目性一样。学生会 从中得到教训，会懂得搞运动无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一些人爱出风头，有强烈的 表现欲，喜欢发表奇谈怪论，危言耸听，要有一种机制使人们对这种人少见多怪变 为见怪不怪。这就要有正常的防震装置，要有排气阀。 要区分合法与非法，使这些事件能够推动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地方和基层党组织 在法制观念和领导方法上已经有了进步，有了提高。 学潮对于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有好处，至少可以使官僚主义有所顾忌。党、团组织 脱离群众，是造成问题和不能妥当解决问题的重要原因。党组织如果不脱产，可能 情况会好一些。如果因为这次事件而增加党的专职干部，结果必然适得其反。思想 政治工作在新时期应该有新内容新方法，靠恢复老一套不行。 新闻界严重地不适应，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并不封锁消息。对于学潮的报导要 慎重，这是对的，但恐怕还是应该报道。可以在舆论中表现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反 映。 鲍彤的这些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大胆开放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看作是赵紫阳对待学潮的想法的“底牌”。但是，当时这些观点来不及形成政策 就已经胎死腹中，因为整个高层对于学潮的处理方针已经确定。接下来的问题更加 严重了：不仅没有力量去改变强硬路线为温和路线，而且持温和态度的总书记胡耀 邦被非法赶下了台。 不过，对照两年多以后的情况，我们看到，当学生运动再次兴起的时候，正是鲍 彤的上述想法，变成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政策与行动。这样看来，赵紫阳对于学运 的态度是一贯的，是合乎党内改革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的。“六四”之后 ，海外有一种论调，说赵紫阳对待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态度是投机与赌博。而上 述事实则恰恰说明了相反的观点。我想，除非说这个话的人能举出什么确凿的事实 根据，否则就有别有用心或恶意诬蔑之嫌。 邓小平拍板：“不怕流血” 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力量在以温和手段解决学潮问题并力争借助 学潮推动政治改革的所有努力都最后为邓小平态度明确而强硬的讲话所结束了。一 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时，邓小平在家中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 立、李鹏和何东昌，就学潮问题发出了决定性的指示。 当时，邓小平主要批评了所谓领导软弱无力，说问题的根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他说：“凡是闹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 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 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就给对付学潮定下了基调，即以反 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治本之方。其中，对于领导“放任”、“态度不坚决 ”的批评，则直接构成“老人帮”非法赶胡耀邦下台的根据。 在谈话中，邓小平点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名，而且质问说：“王若望猖 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出党，为什么一直不办?”邓小平仍然强调他一九八六年九月 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这 次谈话的内容，后来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在邓小平所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增订本)》一书中。 还要一提的是，那一天，邓小平第一次说出了对付学生要“不怕流血”的话。不 过，这个话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办通报》这一高级内部文件上披露后震动 很大，所以在后来形成的一般文件和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就删去了，而且改变了一些 说法。现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书中，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 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办法 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但是对为首闹事 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 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一九八七年版)这段话，两年多以后，邓小平不 是又重复讲了一遍吗? 一九八七年元旦前夕，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我 从广场经过时，注意到每个警察岗楼里都集中了七八个警察之多，而平时里面只会 有一两个人。当时，有谣传说已经有机械化部队向京城逼近。幸好当时学生没有进 一步的大规模行动，这块土地上的流血悲剧便推迟了两年零五个月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