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吐真言 吴明礼 我是在长春市四平路街口的一个颇具规模的餐厅里遇到这位爱聊天的仁兄的。他 桌上四瓶酒：两瓶白干高粱酒，两瓶红葡萄酒。那种豪饮的气派，使他成为餐馆中 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看我在给他照相，似乎立刻领悟出我的职业，大嗓门吆喝一声 道：“来，记者同志，咱哥们干一杯。”说着便端起那个还剩三分之一酒的“长白 山高粱”不慌不忙地稳步过来，着实让我这个住在华埠号称酒量第一的人吃了一惊 。东北人天生能侃，该仁兄已经一斤半多白酒下肚了，侃兴自然大发。 老哥哪的人?海城?好地方，张学良的老家，那咱哥俩也是一家人了。过去都属满 州国管。哦，对不起，今晚第一次“走嘴”，大哥见笑了。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嗓门 大点，实际上我也是知识分子。正牌哈工大的毕业生。只不过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要不我早到军工部门搞导弹去了。你不信?这是真的。 我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长白山腹地的一个矿上，因为出身不好动辄得咎 。有一次因为给子弟学校支部书记提了点意见，整整批了我半年，说我要夺支部的 权。我有苦说不出，天生的贱民，只能忍。于是我放任自己，经常同矿工们凑到一 块喝酒，打麻将。矿上男人喝酒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里谁能喝酒谁就是大丈夫。 不知哪种生理基因在起作用，我喝酒除了有点兴奋外，无论多少，从来不醉。很快 ，我这个子弟中学的臭老九，一下子成了矿里的名人。人人见我都变得很亲近，见 面便拉我去喝酒，考察我的本领，大伙儿觉得这是个乐事。有一回某书记请我喝酒 ，恰巧矿党委书记也在座，席间对我十分赏识，说我这样能跟广大工人群众打成一 片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我暗笑如此革命真够安逸快乐的。我不光 能喝，还能跟他们神“白话”。我毕竟是上了十七年学的大学生，又经过几年工人 阶级“再教育”，广泛吸收了矿工的各种语言，边喝边唠，吹得天花乱坠;看着众人 着迷的眼神，我有一种陶醉感，那种成为人们中心的快乐，诱惑着我，刺激着我的 即兴创造力。 谁想到不久，矿党委办公室一个电话打到学校，调我到党委宣传科。我当时没沾 一滴酒，可着实有点晕，我连个团员都不是，上哪家子党委!一进门便被党委书记召 去，除去一般的询问，就是告诉我，矿里领导年岁大了，喝不过那帮王八蛋小子， 要我陪酒。 打这起，我便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过起了陪酒生涯。每逢年节特别忙，凡是 同矿上有关系的单位都要走一遍，走马灯一样转一圈儿。春节就得过一个“酒月” 。每次赴宴我都紧挨党委书记，替他喝酒，给宴会助兴，视不同场合编点雅的、俗 的或邪的笑话，作用是调节气氛，给领导们开心。我们党委书记特别好喝却不太能 喝，就是不赴宴，在家也是一天三顿酒。所谓将是军心，酒是将胆;如今有我保驾， 书记每次赴宴都显出一种气魄恢宏的大将风度，无论什么场面都敢跟人叫阵，因为 我在后面呢。后来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了，我们书记挨罚以后，得意极了，透露出一 种孩子般的快乐，不无吹嘘地向那些酒友们介绍：“这是我的一级陪酒员，够国家 水平。”接着把我的本领夸耀一番，在座的各单位头头听了都露出羡慕神色。一位 主任拉住我的手说：“调、调、调我们局来，好好、好安排你。”我们书记马上说 ：“挖我们墙脚啊，那可不行。” 我喝酒替书记挣来豪饮的美名，我说笑话使书记在众人面前露了脸，那一年我第 一次得了一纸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回到宿舍，我凝望着那张纸，心里万分悲凉，我 感到我的尊严、追求、理想和愿望，都被那个时代无情地扼杀了。那天，我第一次 酒后感到恶心，临睡前我悄悄地烧了那张“纸”。那纸冒出的烟有股臭味。 就这样我陪了五年酒，调回长春，在一个县的文教局工作，这已经是一九八七年 了。在新的时代，新的地方，我觉得畅快，我精力十足，我要好好工作。可不知怎 的，我喝酒说笑的能力，又被我们局长发现了。原来，此君亦好壶中物，专好在酒 桌上逞强斗胜。从此，我又成了陪酒员。每次省、地领导莅临，或是局长到下面检 查工作，都招呼上我，因为少不了要喝酒。局长每次都向人们介绍我的酒量，象是 展览一件他新得到的宝贝。每次都代我向对方挑战，帮我打酒官司，直到把对方灌 迷糊了才罢手;他看到别人醉倒，哈哈直乐。老同学问我：“你在局里到底管什么呀 ?”“专职陪酒!”是自嘲，也是实际;是不满，也是无奈。 终于，我喝酒的名声传到了省里有关领导处，某书记立刻将我调到省机关党委办 公室，专职负责接待从北京来的中央各部委党政军首脑，任务是陪他们喝酒，让他 们喝得愉快，喝得痛快，以便对吉林省批钱批物手笔大一些。 当然，我并不引以为自豪。虽然亲戚朋友，街坊四邻常常羡慕我能天天和权贵们 厮混在饭局酒桌上，但我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每当酒醒，内心深处就有一种 痛楚，那种感觉就象¨¨¨象逼良为娼，并不情愿地天天被干一下的那种感觉。真 的!(哭)为老弟我干一杯，为浩海无边干一杯，老哥，记住兄弟，酒桌上四海之内皆 弟兄，这是咱今天第三瓶，俗话说借酒消愁¨¨人更¨¨更愁¨¨(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