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干嘛围着别人转?

房志远


   一次我对万润南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但不太在意别人干什么;另一种人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对别人干什么却很关心。
你我大概都属于第一种人。”
  不过，我发现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很多都属于第二种人。在民运的圈子里混了一段
时间，对此感触颇深。大家都说要搞民主运动，但是真正能够把自己要干什么(无论
正确与否)说清楚的人实在不多，而热衷于对别人评头品足的实在不乏其人，尽管他
们也说不清自己要干什么。
  这样一种环境实在是一种很糟糕的环境，那些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往往有可能
是贡献最大的人，可是他们恰恰处于一种最不利的地位，他们没有精力注意别人在
干什么，因此就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而有余力去对别人指手划足的人恰恰又不知
道自己要干什么。其结果造成所有的人都要学会对周围的人察言观色，以便有效地
保护自己，这样一来，他们还会剩下多少精力去考虑自己要干的事情?
  也许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实在不可思议。西方人，包括日本人，几乎每个人
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干什么，而不太关心别人干什么，但别人侵犯了哪怕他一点利益
，他都会拼死抗争。这就是胡平说的所谓“用积极的态度去关心消积的自由”。可
是中国人刚好相反，过份关心别人在干什么，而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却谁也不
敢冒头。连争取自己利益时都想搭便车，就更不会去为别人的利益去抗争了。所以
中国人的积极态度，除了妨碍他人自由之外，别无意义。人家吾尔开希谈恋爱，柴
玲跳舞，关你什么事?要是你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民运领袖，你另选领袖好了，何必
强人所难?  
  最近读了几本论述中国文化的书，学会了一个概念：外象化。看来以上现象还颇
有普遍意义。中国人活着好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尤其是共产党文化熏
陶出来的子民，这一特点尤其突出。随手掂来，试举几例。
  投身民主运动，自然是有一定风险的，一般人害怕在所难免。要是西方人害怕，
他们大多会坦然承认。可是中国人一定会举出很多理由来说明：其实他们早把自己
置之度外了，只是在为国内亲友的安全着想。好像他们的一举一动主要不是对自己
负责而是要对别人负责。中国人在向敌人求饶时，也总是要搬出家中八十老母，膝
下三岁幼子来抵挡，难怪有些做事漂亮的敌手杀你之前先承诺瞻养你的家属，叫你
死时也没话说。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大陆几乎家喻户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有些人尽管到了海外，敌人也变成了共产党，但仍
把这句话当作行为准则。这显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误导了，而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
中的某些因素在作怪。毛泽东的逻辑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干任何事情不是以自己
为中心，而是整个围绕着敌人为中心，这样一来衡量成败的尺度便不是自己的所得
，而是敌人之所失。难怪中国人常常作出花九牛二虎之力拔敌人一根毛的蠢事。拔
敌人一毛自然使对方受到损失，可是九牛二虎的成本总不能不计吧?
  中国人之间的交往，无论是谈生意还是搞内斗，眼睛总是盯着对方，自己得多少
不重要，重要是不能让对方占了便宜。中国人常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就是这种情
结。都说中国人不善妥协，根源也在于此。如果一个人决策的着眼点是自己的利益
，那是很容易妥协的，只要自己有所得，哪怕对方多得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
如果你的着眼点是争口气，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对方占便宜，一定要在气势上压
倒对方，那就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了。最后的结局不是竹篮打水，就是鱼死网破。

  共产党为了把中国人的外象化倾向引向良性倒是煞费苦心，提出“为人民服务”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我看这实在是多余，人性天生自私，何必舍近求
远去改造人性?最近有句时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其实我看这也很容易，要是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个民族几百年前就振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