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代核心剖析 檄 文 (北京) “六四”开枪之后，中共的“大家长”邓小平组装了“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 央”。这次“换班”在组织形式上与上两次最大的不同是：邓小平玩了一个连“少 数服从多数”的所谓“党内民主生活准则”这块遮羞布都完全揭去了的把戏，搞了 一个由江泽民、李鹏、姚依林、乔石、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的偶数制的“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以上相片左起：宋平、姚依林、乔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李 瑞环。 实际上，六名常委各有其主，因而也常常是各行其事，内部磨擦一天也没有停过 。 李瑞环：“说虚话，少招恨;办实事，多得分” 李瑞环虽然是木匠出身，但调任中央以前在天津当政的几年里，一直都是以“知 识分子的诤友”和“改革开放的马前卒”的良好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当年“清 污”的乌云一度笼罩中国大地的时候，是他大胆地率先站出来抚慰文化艺术界的知 识分子，在其所统治的天津市搞了一个“春节座谈会”，拍着胸脯保证共产党决不 会再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与知识分子为敌。 对于中国国情，李瑞环甚至比邓小平还要吃得准，吃得透。他深知当今中国的各 个社会阶层仍然没有摆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孔孟之道”，知识分子 要的是所谓“自由”和“民主”，而更多的老百姓要的则是吃、穿、住。所以，他 在尽其所能地安抚知识分子、为自己塑造当代开明新领导形象的同时，更在天津老 百姓中为自己树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清官”形象。而且， 还是一个从京城衣锦还乡的“父母官”。 一到天津，李瑞环注意力最集中的就是天津的市政建设。每年他都要在中央据理 力争，对天津应该向中央上缴的款项，他是能扣的尽量扣;不能扣的尽量拖;不能拖 的也还要赖一赖。 留下钱当然就好办事，所以李瑞环当政几年后，天津的市政面貌确实有了很大改 观。在作这些“大事”的同时，李瑞环也没有忘记还要不断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 。比如，“引滦入津”工程完工后，他居然想出了给全天津市民每人免费供应一两 茶叶的绝招。结果，很多天津市民在结束了喝海河苦水的日子后，不是“吃水不忘 共产党”，而是“吃水不忘李青天”。 当时这种歌颂李瑞环的话传进中南海后，“革命前辈”们气得直撅胡子。王震大 骂：“老子们革命一辈子，打完了江山坐江山，可从来都是把功劳记在主席一人头 上。我的孙子们没有一个不会唱‘吃水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如今这 个五九年才入党的李木匠怎么就敢让天津老百姓这么捧他?我看他是学高岗呢!” 李瑞环在天津笼络民心的另一成功招术就是始终保持天津的物价指数低于北京。 北京至天津只有百多公里，但尤其食品的价格，从来都是天津低于北京百分之十到 百分之三十不等。一九八八年夏季，笔者曾驱车去天津对比两地当天的供应情况， 调查结果是：天津比北京的肉蛋类食品价格低百分之十;水产、海产类低百分之三十 ;水果蔬菜类低百分之二十。像这一项政绩，就使李瑞环在天津人心中大大得分。 相比之下，北京人就更加怨声载道。一些老北京发牢骚说：“木匠、铁匠、泥瓦 匠，当官方法不一样;木匠想着老百姓，瓦匠讨好党中央。”木匠当然指的是李瑞环 。铁匠则指的是当时天津任市委书记的倪志福，因为倪志福“文革”前是在北京靠 发明“群钻”起家的，一直和金属打交道。泥瓦匠指的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 。五十年代他曾带领一群泥瓦匠小工组成“青年突击队”，同李瑞环一起参加“人 民大会堂”的修建，双双出名。李瑞环听到这些议论后，心里得意，嘴上谦虚道： “不是百发能力不如我，是因为京官难当呵!” 李瑞环在天津颇得百姓好感，所以他说话口气也硬。八六年学潮中，他与天津南 开等大学学生对话时竟然说：“你们要反对政府，先问问天津市民是否答应。如果 多数天津市民拥护你们，我李瑞环马上下台，反之，，你们都给我回学校去好好上 课”。 当然，天津人也有非议李瑞环的，尤其在生活方面，说他腐化甚至道德败坏。但 是，这类非议实在成不了气候，甚至许多天津百姓听到对李瑞环的各种非议后，不 但不气愤，反而袒护他：“只要李青天更多地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宁可他这样 。” 八九学潮风起之时，共产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头头脑脑们屁股坐得最稳的就 是李瑞环。前期，他坐观形势发展，决不轻易表态。南开等大学的学生去北京声援 ，手下人请示他该采取什么措施，他指示说：给铁道部门打个招呼吧。有人建议他 在火车站采取措施制止学生进北京，他反问，“学生要是步行去怎么办?” 所以，八九学潮前期，许多天津知识分子分析说，李瑞环其实巴不得大学生们都 去北京声援，乐得个天津清静。而北京的李鹏、陈希同等人则恨他实际上是把祸水 引向北京。八九学潮后期，眼看共产党越来越失策，最后竟然调部队大举进京，李 瑞环慌忙在天津动员大批工人，搞起了“双卫队”，向中央保证天津能自己解决自 己的问题。这一来，他又一次成功地利用了天津多数老百姓害怕本地也会和北京一 样被军管的心理，使得天津的形势很快就被稳住了。 邓小平决心撤换赵紫阳之后启用李鹏李瑞环，无非是因为李瑞环一直被认为是个 改革派人物，用他可以牵制李鹏等人。另有一层在外界鲜为人知的内幕是：李瑞环 一直就是被邓小平另眼相待的人。外界多数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出入上海，却很少 有人知道邓小平还经常出入天津。其实，几年前李瑞环就在天津的远郊武清县专为 邓小平修建了一所别墅。这个地方山水相间，绿树成荫，是个风景别致，气候宜人 的旅游区，天津市有关部门曾数次建议将其对外开放以为天津赚取外汇，但都被李 瑞环拒绝了。几年来，邓小平经常秘密驱车前往这个连赵紫阳在台上时都打不进去 的地方，一是为休养，二也是要与李瑞环密谋一些只有他们两人才最清楚的“国家 大事”。 所以，如果把中共现政治局成员仍如“六四”前一样简单地分为“邓派”和“陈 派”的话，李瑞环很可能是比江泽民更死心塌地的“邓派”人物。 李瑞环进入政治局后不久，即向其所管辖的广播电影电视部调来“北京暴乱内部 参考录像资料”观看，对北京城内“六四”期间百万市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壮 烈场面大为吃惊。在某一次高层会议上，他公开表示了对开枪镇压这一“英明决策 ”的怀疑态度，提出中央是不是要考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得失，制定新的宣传口 径，以回笼民心。 李鹏对李瑞环的这一表现大为不满，斥责他屁股坐在了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李瑞 环则说：“开枪是功轮不着我争，如果是过，我也犯不着同你李鹏论输赢”。秘书 们私下里悄悄议论：首长最爱看的就是二十七号“平暴”录像，原来，那里有大学 生骂李鹏的顺口溜，看了解气。 李瑞环与李鹏的官司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于是才有了邓家长的“一心只抓经济 建设，政治问题三年不讨论”的一锤定音。 去年春节前，李瑞环发明了一个“祥和”的提法，甚至没和江泽民商量，就将这 两个字当成一个规范性的政治口号抛出去了。其用意很明显是要缓和国内矛盾，但 肯定也有自己得分的意图在里面。结果这个提法很容易被各级干部所接受，所以没 有几天即在全国普及。一时间，这两个字在全国各地比当年毛泽东的“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用得还滥。 恨不得重提“阶级斗争为钢”的李鹏对李瑞环提出的这两字当然不能受用，于是 在政治局会上质问李瑞环：“请问‘祥和’和当年胡耀邦的‘宽松’有什么区别?” 李瑞环不紧不慢地回答：“当然有区别!‘宽松’带有西方政治色彩，是迎合资产阶 级自由化思潮的，‘祥和’则是民族传统。”有幸观看过二李争吵场面的秘书描述 说：“李鹏最大的特点是爱激动，而且一激动就脸红，一脸红就语无伦次。 春节过后，李瑞环又利用与《人民日报》记者座谈会的机会，更露骨地提出“理 顺情绪”，“缓和各方面矛盾”的说法。这一下，与会的多数“动乱之心不死”的 记者们个个拍手叫好，纷纷议论“现今共产党内，唯有瑞环圣明”。而副家长们全 面复辟之后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死党高狄则星夜跑到陈云那里告状，建议不准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李瑞环的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讲话”。 但是，李瑞环这次似乎是要豁出来了，暗中指示在编辑思想上比较迎合自己的《 中国青年报》全文发表了他“在与《人民日报》记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醒目 突出“理顺情绪”的想法。这一招搞得副家长们十分被动，因为这等于是由李瑞环 代表中央承认举国上下都对共产党有“情绪”。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为“不满情绪” ，甚至“反抗情绪”。但是为了对外掩盖中共高层内的矛盾，家长们又不得不指示 高狄：尽快刊登李瑞环讲话，但不要用《中青报》的形式。 去年冬天，李鹏携夫人去了一趟当今中国的“麦加”延安“朝圣”，所到之处大 讲特讲“我们过去最大的失误就是一手软，一手硬。”就是说，抓经济建设的一手 硬，抓“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软。 当时，李瑞环正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湖南参加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会议，针 对李鹏的话，强调：实践证明，我们过去几年里的一切工作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首 要任务的做法还是正确的。这话简直就有些为赵紫阳翻案的味道了。 但是，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对李鹏“朝圣”的报道几乎就象毛主席他老人 家回韶山省亲一样肉麻，对李瑞环在湖南的报道则十分平淡。 当然，李瑞环到底不是赵紫阳。一是没有赵当时那么大的权力，二是没有赵当时 那么大的胆量。更重要的是，他也很可能没有赵紫阳的改革观念彻底，所以也就不 可能象赵紫阳走得那么远。他主持中央的所谓“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就是“说虚 话，少招恨;办实事，多得分。”还是他在天津奉行的那一套办法。 从共产党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后，稍加留意的人就会发现， 李瑞环对“扫黄”工作是最卖劲的。“老同志”们一催他“清除精神污染”，他就 发动“扫黄”，而且扫一遍又一遍，直扫得无数明娼暗妓被迫重新成为“待业青年 ”，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直扫得深圳一些海外客商怨气冲天，退了深圳的饭店套房， 每晚去香港过夜，第二天一早再赶回深圳上班;直扫得北京有些小学校的老师竟动员 孩子们从家拿来婴孩时的光屁股照片上缴以完成任务。可怜一个北大教师竟因为嫖 妓被“依法”拘留了一个多月。好多有婚外性行为的人也在当时的势头下不得不“ 改邪归正”，与合法配偶言归于好。 不难理解李瑞环的良苦用心。其一，“扫黄 ”必定能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其二，谁也不能说“扫黄”不是“清除精神污染 ”。所以，李瑞环这一招既绕开了敏感的政治理论问题，又在老百姓那里得了分。 一举两得! 江泽民：任重道不远的维持会长 江泽民受命于“危难之际”，深知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充其量不过是“华 国锋第二”，所以他一上台就告诉他在上海的亲信：“我在中央少则两年，多则一 届(四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从这个大原则出发，江泽民除了对邓小平言听计从，并未下工夫在身边培植党羽 ;所以对二李之争从不正面表态，只是一再强调“把经济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目的之一显然也是希望人们淡忘“六四”。 江泽民在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即奉诏从上海秘密进京。当时正值北京“动乱”高潮 ，邓小平已下定决心用他换掉赵紫阳。但是，要让他在党中央“为首”，还需要对 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王震、彭真等副家长们逐个作思想统一工作，所以江泽民 幸运没有参与对镇压决策的表态。当然，这里面也还有邓小平的一番苦衷。他心里 也清楚，暴力镇压群众抗议运动的决策人将会在国内外背骂名。所以，镇压之后， 参与和主持制定镇压决策的人在“新的领导集体”内的第一把交椅上很难坐稳。这 就是他安排江泽民秘密进京，但又在“六四”镇压之前不让其露面的原因所在。 开枪以后，一副烂摊子决定要甩给江泽民，他才发现共产党治下的臣民们思想情 绪上的“积怨难解”，比起“文革”刚结束时经济上的“积重难返”还难。而且， 从他的前两任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他也看明白了：干好了，功劳不是自己的，干 坏了，下场决不会好于胡赵二人。何况共产党在北京街头留下的血债已经注定他作 为共产党的首领纵有三头六臂也创造不出一九八九年以前的那种局面。 因此江泽民在被拥上主席台前，数次以自己“能力薄、资历浅、水平低、经验少 ”为理由，向邓小平陈情，请求放他回上海老家。无奈邓小平却又死活看上他的“ 稳健”，这一谦虚不但没使邓小平失望，反而使邓更有了说服其他副家长们的理由 ：“泽民同志是省市级党的现任领导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干部。最难得的就是他毫无 政治野心，不会把自己的权威凌驾于老同志之上”。 江泽民上任以来，果然表现得非常圆滑，处理各种问题均以“稳定”为原则，到 处和稀泥。 在处理赵紫阳的问题上，江在多次讲话中说：“紫阳同志不存在反党的问题，主 要是违反党的纪律。另外在广东主持工作多年，受了西方自由化思想的影响，立场 不稳，是思想认识问题。”对赵紫阳的旧部，江主张安抚，反对清洗。因此才有了 重判陈子明、王军涛、任畹町等人，以此为掩护，准备轻处鲍彤及高心等人。 对许家屯的问题，江也认为不追究为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对许的处理 ，一直拖着不办。无奈邓小平咽不下这口气，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趁着局 面安定赶快处理了，到以后局面有变，就不好动了”。这才开除许家屯出党。如果 邓不开口，江泽民看来是宁愿私了，不愿公了。 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出江泽民为人处世的特点。一是去年夏天，杨白冰在西安办 了一个师级以上干部的高级集训班，有人告到中央，说杨背着军委主席和其他委员 ，培植个人势力。江泽民接到状子之后，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了一下，说：“这件 事白冰同志和我打过招呼，我基本同意，后来因为忙，没有过问，有责任由我承担 。”一句话掩护杨白冰过了关，杨对此一直感激不尽。 另一件事是，最近宋平主持在党内反腐败，揪出了交通部长钱永昌，城乡建设部 部长林汉雄等一批大老虎。宋还准备继续深入地搞下去，揪一批省市级的地方土老 虎。此举引起全党上下一片恐慌，江泽民一听连忙挡住宋平，说：“你以为抛出的 老虎越多越能平息民愤吗?我看未必。在老百姓对党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你抛出十个 老虎，他们以为背后还有一百个，你抛出一百个，他们以为还有一千个。小平同志 说一动不如一静，我看内部处理算了，不宜大张旗鼓。恢复党的威信，要靠多做点 好事实事，不能靠反腐败，越反党的威信越低。”据说宋平听了默然良久，只好作 罢。这件事使很多身上不干净的老干部对江非常感激。 江泽民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从来也说不出要干什么，怎样干。从胡赵两人的教 训中，他看出胸有抱负者未必能如愿以偿。因此，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人事关系上 。过去江在党内曾有政治公关家的誉称，他在上海时就对老干部照顾得无微不至， 对他们及其子弟的私事都事必亲恭，所以江在中央虽无势力，但人缘特别好，终于 顺利当上总书记而未遭异议。 江泽民进京只带了一个亲信，就是原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曾庆红。现在曾成 了江身边的高参。曾建议江泽民不要总呆在京城这块是非之地，最好经常在外视察 ，有事不在现场，就不会卷入矛盾。曾认为过去两任总书记的教训是总在第一线冲 杀，建议江泽民不要置身第一线，最好选一个自己人放在第一线承担责任，和第一 线的李鹏直接冲撞。江泽民听了觉得有道理，看中了朱容基。为了调朱进京，江小 心翼翼地绕了一大圈。先是开发埔东，后是访问美国。为了避免授受人以结党营私 之柄，他表面上还要装出与朱关系不好。 其实，江朱两人的关系远非人们想像的那样糟糕。北京开枪以后，右派出身的朱 容基发表一篇电视广播讲话，称北京的事情已成为历史，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价。 而上海人民从来都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所以自己完全可以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聪明的上海人，没有一个听不出朱市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同时，也真的担心共 产党会用北京的办法解决上海的“动乱”。于是，竟在一片拥护朱市长讲话的欢呼 声中使上海几天内恢复了正常。 朱容基实际上是中共高层中第一个公开(变相)否定开枪决策的人。江泽民居然对 他此番表现不作追究，说到底还是要以上海的顺利平定给自己作底。他在老人们面 前为朱开脱说“毕竟较好地解决了上海的问题，所以对他打板子有可能使上海重新 不稳定”，同时又在其它场合屡屡以上海为例，说明自己所崇尚的处理“动乱”的 方法。 江泽民本人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暴君，但也绝对当不了一个有所作为的英君。他 的无为而治对当前中共的头等大事即“稳定”来说颇有益处，可以说，他是中共党 内最后一届维持会长。 宋平：共产党内残存的“清教徒” 宋平被“老同志”们启用为主管“党的建设”的政治局常委，主要是因为他确实 是中共现政权内难得的清廉型干部。宋平“文革”中曾在甘肃工作。当时他是甘肃 省委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四人帮”在当地的死党冼桓汉。因为这冼桓汉是共 产党内极端的腐化分子，所以，原本就十分廉洁的宋平与之相比就更受人们尊敬。 宋平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家人也从来都是要求极严的。一个曾在甘肃省 电视台工作过的朋友告诉笔者，宋平的儿子也曾在甘肃省电视台工作，不但没有丝 毫的纨绔气，竟然还是台里工作最积极，作风最谦虚的青年之一。他所在的机务组 里，几乎每天都是他到得最早，自觉地打扫卫生。不过，象宋平儿子这样的共产党 “高干子弟”实在已经是凤毛麟角。 宋平在甘肃的政绩虽然平平，但却是当地百姓有口皆碑的好干部。“共产党的干 部我们已经不敢指望他们好到哪里去了。只要他不坏，我们也就感恩戴德了。”这 是一位兰州大学的教师在听说宋平调任中央时说的一番话。 十几年前中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父母官”的要求和希望竟如此之低，十几年后 的今天，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从不满到反对当然是历史的必然了。再过十几年呢?可 想而知! 到中央以后，宋先作计委主任，后又任组织部长，一直没有为国内外过多注意。 所以，他在中共最高层的突然亮相，让很多人琢磨不透。 多年的中共宦海经历早已充分证明，宋平充其量是一个能够“身先士卒”的将才 ，而决不是能够运筹帷幄的帅才。他之跻身于中共最上层，也说明了邓大家长和副 家长们虽然都抢着安插自己的人，但各自又都实在选不出个更合适的人来。不是“ 政治”上经不住考验，就是水平方面实在拿不出手。 宋平主观上是个保持中立者。公正地讲，“保持中立”并不是因为他老奸巨滑， 而是因为他这个人从“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那天起，就从来没有属于过哪一“党 ”，哪一派。所以，他进入中共最高层近两年来，每次发生的矛盾都基本没有介入 。至于他现在所致力于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工作，如果说是为了“ 党的千秋大业”在作主观努力，还不如说是在作“惯性运动”更为准确。 但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宋平所崇尚并积极维护的“正统”观念基本与陈云的 那一套是一致的，所以，宋平在客观上应该归于“陈派”。 姚依林：四十年前与吾尔开希有同样经历 姚依林是现在政治局常委六人中唯一长期搞经济的人。但是，他至今死抱着中国 式的算盘——“计划经济”不放，不会用、也根本不想学习使用计算机——市场经 济。国内真正具有理论建树的经济学家评论说：“可怜共产党里唯一一个自认为懂 经济的人，充其量是一个好会计，只是会算帐而已。” 据说，邓小平在“六四”后不久曾找李鹏和姚依林谈话，当面点明了对他们两人 的看法：“你们两个压根就不是什么改革派。” 姚依林在经济政策上无疑是陈云的代言人，在政治观点上更是左得出奇。在镇压 八九民运时，他的立场甚至比王震还要坚决，态度甚至比李鹏还要强硬，所以引起 了国内众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他的强烈憎恨。 具有很大讽刺意义的是，当年共产党打江山时，姚依林是靠搞“学运”起家的。 吾尔开希等人逃往国外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曾拼命把吾尔开希贬低了一阵，许多 知识分子听了这些宣传嘲笑说：四十年前的姚依林兴许还不如吾尔开希呢! 最了解姚依林发家史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些“解放前”就已在该校学习或工作，经 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老教工。他们回忆说：四八年姚依林因为在北京城里搞 “学运”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狼狈藏匿在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家里。躲过军警搜查后 ，由一些正义同学帮助他化装逃出“国统区”，奔向“民主自由的解放区”。当年 曾帮助过姚依林逃亡的人四十年后一边感慨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边又在 帮助被姚依林通缉的学生逃亡。真真是绝妙的讽刺! 一位九十多岁高龄、当年曾在北京城里亲眼目睹过“五·四”、“三·一八”、 “一二·九”等学生运动的老教授在“六四”开枪后大发感慨：“共产党当年就是 靠搞学生运动起家的。如今的学生们又在用学生运动反共产党。这不是‘圣人面前 卖《三字经》’嘛!” 乔石：不愿作贝利亚为邓小平背黑锅 无论是上一届还是这一届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内，乔石都是一个最令外界费琢磨的 人物。比较可靠的分析是：乔石原来曾任过中共组织部长，但这只是对外公开的职 务，当时他还有一个对外不公开的职务，“中调部”部长。而这个所谓“中调部” 在毛泽东时期已是声名狼籍，尤其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干部对这个单位是恨得 要死但又怕得要命。 在“极左”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里，中调部将大量的情报人员委以新华社、《红 旗》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派驻全国各地。这些人每到一处，颐指气使，甚至可以 不经邀请就随便“出席”当地党、政军最高层会议。而中共正是靠这一班人来随时 了解和掌握各地情况，以防不轨。 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后，就力主取消这个在党内外都招痛恨的中调部，但陈云 好长时间坚持不同意。后来，妥协的结果是将公安部的第一、二、三、四局分出， 与中调部合并成“国家安全部”。这可能就是乔石入主政治局分管“政法”工作的 原因之一。因为分管政法工作的人手下主要是两院三部，即最高人民检查院、最高 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三家联合发出通知：将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内卫部队”分出，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归公安部领导指挥。 从此，乔石手里不但有了司法，还有了武装力量。 一九八九年“平暴”以后，中共匆忙召开中央全会，宣布撤换赵紫阳，组建“以 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许多人看了电视报道后议论说：赵紫阳出场后故作大度地 与其他人一一握手，就是不理会乔石，是因为在决定是否镇压学运的政治局会上， 一派力量是赵紫阳和胡启立，一派力量是李鹏和姚依林，而乔石原来是支持赵紫阳 的，但在举手投票的关键时刻倒向了李鹏一边。 这种传说同事实不太相符，但之所以能产生这种传说，也是因为在上一届中共政 治局的五个人里，乔石始终是以“中间人物”的面目出现的。 一九八六年“老同志”们取得了打倒胡耀邦的胜利之后，副家长们与大家长妥协 的结果是二点五比二点五，即大家长一派有赵紫阳、胡启立加半个乔石;副家长们一 派有李鹏、姚依林加半个乔石。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出生以后，国内外最关心的就是这六个人的归属 问题，也就是所谓“邓派”与“陈派”的力量对比问题。那么，乔石到底属于“邓 派”还是属于“陈派”? 整个八九民运中，乔石对镇压之举起码是不积极的。运动前期，他手下的公安干 警和武装警察一直都只做象征性表示。当时他要是坚定地站在李鹏一边，根本不去 理会赵紫阳，只是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借口，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派警察和武警 采取强硬行动——就象十三年前的“四五”一样，只用电棍木棍和手铐，而根本用 不着开枪，就很可能把“动乱”消减在萌芽状态中了。但是，乔石一直是按兵不动 ，等待“老同志”们拿出一致意见及政治局的所谓“集体决定”。 运动后期，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白热化、公开化，乔石仍然保持“中立”，可见他 实在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运动失败在血泊之中后，海内外正义人士大都切齿怒向乔石，认为他掌管着“专 政力量”，至少是李鹏及“老人党”血腥镇压的帮凶。这有些冤枉了他。其实，“ 六四”后不久的公安部长王芳被“调离”，全部武警总队的高层领导被撤换，统统 都是针对乔石的。而且，副家长们还决定将武警重新划归中央军委领导，这从“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角度分析，等于是夺走了乔石的一大部分权力。 还有一个事实是，乔石是“六四”后政治局里第一个在内部表示对开枪的处理方 法要反思的人。早在八九年九月，中共“平暴”后的形势还没有彻底稳住的情况下 ，又是他“代表党中央”公开表示，对绝大多数参与“动乱”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 子不予深究。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共产党自对外“淡化”八九事件以后，对仍系狱中的“ 动乱分子”的处理迟迟不下手，也是因为内部意见不统一的缘故。 比如，从去年十月开始，中共高层内部就开始了对如何处置王丹问题的争论，乔 石和江泽民都是力主释放的，理由是要把他作为“党的宽大政策”的典型。但“老 同志”们大多不同意，理由是“宽大了王丹其他的人就统统没法判了。”所以，王 丹到头来还是被判了四年。 后来在对王军涛、陈子明等一批人的审判问题上，乔石、江泽民同李鹏、姚依林 等人的意见也不是一样的，前者主张轻，后者主张重。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官 司又打到邓小平那里。 “这样的事情也来问我?“邓小平也学会了滑头。 从以上种种现象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无论乔石在第一次进入中央最高层领导圈 内时是因为倾向邓还是倾向陈，现在的乔石应该是属于、起码是倒向邓大家长一方 的。 笔者对乔石所做如此分析，并不是要说明已经发生过的“六四”之后的大量通缉 和大肆追捕及最后的对“一小撮”人的审判有情可原，而是欲说明乔石在执行这些 任务时起码还是给自己留了个后手，以防止日后有人把“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 祸首”的帽子戴到他头上。 斯大林已死去多年，但贝利亚当年那令人发指的罪行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乔石 不是贝利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不愿被中共现政权当贝利亚利用，替邓小平 背黑锅。更不愿意让国内外把他当成“贝利亚第二”来评价和痛恨。 公正地评价，乔石在中共的镇压和“淡化”的两种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确实一 直在积极致力于后一种。 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乔石在中国共产党的八九“非常时期”面临三种选择：其 一是同胡启立一样，跟着赵紫阳下台(暂时的名声当然会好);其二是保住自己的权位 但绝不穷凶极恶地走极端路线;其三是学习李鹏、靠拢王震、紧跟陈云，不留后路， 身后落得满世界唾骂声。结果，他再次选择了“中间路线”。那么，将来的历史将 会证明，乔石到底是选择第一种好，还是选择现在已经选择的这种好。 李鹏：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往前冲 正如王震所说：“老子们这共产党的江山是靠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而这 “几千万人”中就有李鹏的生父、舅舅等好几个亲人。所以，仅从血统纯正的角度 ，李鹏也是副家长们的“红色接班人”的最佳人选。何况他又是在延安保育院由毛 泽东哺育长大，在苏联莫斯科由斯大林教育成才。 中共高层内，与李鹏的出身、经历类似的还有现书记处书记李铁映和国务委员邹 家华。现在，此二人的地位正蒸蒸日上。李铁映大有取江泽民而代之的势头，邹家 华看来有可能成为李鹏的接班人。 公正地说，李鹏无论是“六四”前还是“六四”后，都不握有军权，所以，虽然 是由他的嘴里发布了“戒严令”，并不是由他直接调动的部队，也不可能是由他下 令开的枪。可是，国内外几乎所有的正义舆论却都把声讨之词集中于他，他成了地 地道道的千夫所指。 事已至此，硬着头皮往下走是李鹏的唯一选择。所以，他只要一天在台上，就是 陈云要利用“六四”开枪来搞垮邓小平他也不会同意。因为那样肯定是也要把他搭 进去的。正因为有这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指望共产党自己在短时间内象当年否 定“四·五”镇压一样否定“六四”开枪是不大可能的。 总之，“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内仍分成两大阵营，表面上看，江泽民、乔石 、李瑞环三人父性邓，李鹏、姚依林、宋平三人父性陈，力量对比三比三。但实际 上江泽民在经济上和政府工作中基本插不进去手，而李鹏却时不时扮演一个党内“ 常务副总书记”的角色。何况，江泽民和李瑞环主管的许多要害部门都实际上被副 家长们的死党直接控制着，比如中宣部、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 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等，都是江泽民、李瑞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所以， 同赵紫阳时期相比，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实际势力已经被大大消弱，而且发展趋势 是有减无增。 笔者认为，现在的中共最高层内虽然还是分成两个不同阵营，但再把这两个阵营 分别称作“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经比较牵强了。因为“六四”开枪以后，从所 要维护的根本利益来讲，中共党内矛盾双方的基本出发点已经越来越趋于一致，就 是在共产党于整个世界都已日暮途穷的“国际大气候”下，共同维护共产党在中国 的一党专制，实践“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 所以，把这两大阵营分别取名为“邓家党”和“陈家党”，或“父党”和“母党 ”似乎更准确一些，中共目前表面上还姓邓。 杨尚昆：邓办主任兼太监总管 在中共中央高层的核心圈子里，杨尚昆是一个角色特殊、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不 是政治局常委，但每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他是必列席的二人之一(另一人是王震)。 杨尚昆这个人并不像海外人想象的那样有实力和野心。“六四”之前，美国中央 情报局曾看中杨尚昆，认为他是中共党内唯一可以取邓小平代之的KING MAKER，据 说还派了很多人游说他站到人民一边，独竖一帜。可是没想到杨的表现令所有人大 失所望。其实，人们对这个人的能力和实力都估计过高了。六四前，邓小平飞赴武 汉召集军头会议，商议调兵进京，就完全瞒着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 杨尚昆虽然资格很老，长征时就是军团级干部，但由于带着留苏派“二十八个半 ”的尾巴，在党内一直不得志，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作风。文革前，杨长期担任中央 办公厅主任，照顾老干部们的生活琐事，人头熟，人缘关系好，这一切成了他今天 出山，位居显赫的资本。也就是说，杨尚昆的真正实力并不在于军权，而是在于他 的人缘关系好，会处世。值得一提的是，杨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特别好，是邓家的 常客，这一点又奠定了他今天在邓家天下中的特殊地位。 六四之后，军费大大增加，但军队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没有加强，反而在降低。 在增加军费的同时裁减兵员，说明钱主要用于现代化装备。稳定国内政局需要的恰 恰是兵员而不是高科技装备，军队现代化是针对国外而不是国内的。所以，增加军 费，是邓小平和杨尚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安抚军队的同时实行军队非政治化的 手段。这当然也不是杨尚昆地位加强的证据。 说到底，杨尚昆在当今政治中的作用只是邓太上皇的办公室主任，宦官大总管。 他的第一个作用是替邓小平联络各山头派系。陈云、彭真、李先念、邓颖超等资 历老人，邓如果叫自己的秘书去联络，级别太低，别人不买帐，也显得邓太居高临 下。故这类角色只能由同样老资格，但又和自己关系特殊的人来扮演。从前替邓扮 演这一角色的是王震，但王震脾气不好，容易得罪人，于是这一重任落到八面玲珑 的杨尚昆头上。例如，邓小平和陈云去年会谈的地点军委红山口宾馆，就是杨作为 中间人安排的。 杨尚昆的另一个作用是替邓小平监视政治局。所以他才成为几乎每次政治局常委 开会都列席的非常委委员。他的作用(当然还有王震)就是将政治局常委会的情况向 邓小平通报，同时把邓小平的意见转达给第三代核心成员们。当然，这种角色绝非 明文规定的，一切都在朋友串门这种人情味很浓的形式下进行的。 例如，有一次荣毅仁要求见李鹏，谈中信公司的所属及资金问题。李鹏闭门不见 ，传出话来道：国务院根本就不应该有像中信这样的非官非民的机构，中信是赵紫 阳内阁的私生子，早就应该关闭清查了。中信是邓小平批准成立的，于是荣毅仁告 到邓家，邓小平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条子，道：“这点小事，是否请尚昆出面办一下 ?”杨一出马，果然把李鹏以及他身后的陈云和邓颖超摆平了。最后李鹏让了一步， 中信还是继续办下去，但脱离国务院，不再享受部级待遇。 杨家真正有野心的不是杨尚昆，而是杨白冰。今后在军队中起实际作用的是杨尚 昆，将是杨白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