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晓天：军涛有难我共赴 温哥华支联会陈卓等 侯：我今天能见到你们很高兴，对我来讲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葛洵来给了我 很大震动。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做事应该能达到一定目的，否则不必去做，花那么多 人力财力。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弱小，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却没有听到很 多反应，也许我自己条件有限，听不到那么多。今天你们来了，使我觉得我没有白 说这些，白做这些。 你们的到来无形中是一种正义的呼声，让人们有了一种民主的信念，还有人敢说 话，还有人以身试中国这个不合法的法。现在别人都在为我的丈夫，为了中国民主 做这么多事，那么我是直接当事人的亲属，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你们对我是一个精 神上的支持。 虽然我已出了监牢，但实际上还有一张无形的网罩着我。每当我说一下、动一下 ，就有很多后边的事在等着我。我跟公安局达成的协议是见外国记者要事先告诉他 们一声。结果我告诉了，后边有八个人跟着我。那我再也没有什么义务跟他们说一 声了，对吧?我去武汉见朋友，本是正当的事，结果我还没有到，武汉市公安局就已 经知道了。我去的事很机密，事前未声张，请了病假去的。说明公安局对我仍有控 制，一点也没有减少，我只是名义上的身在外了。我尚且没有自由，那么对我丈夫 这个已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来讲，人的权利就更谈不上了。 陈：你是否能谈一下王军涛是怎样投入这场运动的? 侯：王军涛在八九年五月的时候确实介入了这场运动，他没介入是不可能的。当时 社会上每一个人几乎都介入了，因为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而是国家的事，大家 的事。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现状的人都会介入这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参 与，王军涛也有他自己的方式方法。在那个时候，公安局就盯上他了。六月份他被 通缉。通缉即意味着已经立案，已确认了此人的现行罪行。十月份抓到他后，次年 一月填的“收容审查单”。事实上抓人之日填法律手续单，单从期限上就晚了三个 月，不合法。再说这“收容审查单”，也依然不合法。若未确认罪行，还需要调查 ，你应从外边调查，先把人放回来。既然已定罪，全国通缉，那为什么逮捕时又说 “收容审查”呢?又要重新调查罪行!这个我想不通。 王军涛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当他为中国前途着想的时候，势必会触动某些人 的私人利益，因为当权者是把中国做为他们个人私产的。老子打天下，这当然是我 的，你有什么发言权呀!我打天下时你在哪儿呢?! 这次事件并不是说王军涛十分的愿意参加，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学生运动都有 自己的看法。上次学生运动把胡耀邦拉下台了，党内斗争派系总要利用学生运动达 到自己的目的。学生运动往往是被人利用的，而且是短命的。这回王军涛他们也认 识到了这一点，他本人不想介入。他想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干点实事，拿出点具体方 案，不要光到那儿去喊口号。要拿出一个如何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政治体 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这是他的想法。但这事到了最后闹得很大，中国共产党 在老百姓积怨这么久，是这件事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王军涛早就知道若他参加 了这件事，后果将是什么。记得八九年五月初军涛刚从外地回来，与父亲有一次谈 话。他父亲说：“军涛，你应该知道，你不是学生，这件事你介入了，你就是‘黑 手’!”军涛跟父亲谈话很随便，他说：“老头，我知道这事儿，我知道我是‘黑手 ’，但如果我不参加，我没法做人。人家会问：职业革命家哪儿去了?王军涛哪儿去 了?” 为什么王军涛非出面?1，王军涛有很好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敢于站出来。有些人 就不敢。2，王军涛本人有人格魅力，他能够站出来胜任这项工作。 主客关原因加在一起，他就出来了。前一段他的主要工作是避免冲突，避免政府 与学生间矛盾激化，引起市民起义。对中国来说，市民起义的局面是不好的。戒严 后，他主要工作是避免流血，不论他有那些行为，不论他做了哪些说了哪些，他的 一切目的和动机都是围绕着这个的。在那种紧张的形势下，谁都会有过激言行，谁 都会有片刻的不理智、不冷静。王军涛不是那种没有血性的男儿。他有血性，他才 会有激动的时候，这才是一个人。否则别人都在激动，他却无动于衷，那就不是一 个正常的人。所以我认为王军涛的目的、动机是好的，是为这个国家着想的。他具 体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没参与，但凭我与他夫妻一场，我想他是这样的。 陈：他被捕后的情况如何? 侯：开始朋友们告诉我他被抓了，我不太相信。一直有人跟踪我，以便抓到王军涛 。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也想把我抓进去(轻笑)。我入狱后别人又告诉我他被抓了，我 也证实到这一点。在监狱里的五个月，我没有王军涛的一点消息。九零年过春节时 ，我问预审“王军涛在哪儿过春节?”他说“比你过得好，你不用想他，想你自己就 行了!”同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一，天下着小雨，我情绪很不好，加上入狱时间也长 了，简直失去自信。公安局最擅长的就是打掉你的自信。开始进去时我觉得我肯定 能出来，我什么也没参与，什么事也没有。但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在找一 些理由对我进行处理。这使我很绝望。这天公安局提审我，我提出要见王军涛，他 们说这根本不可能。”我说：“不行可以，你去向领导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星期 四给我回话，若不回话，我从星期五开始绝食。” 到了星期四，公安局告诉我“你可以出去了。你的案子完了，你可以走了。”我 就一直没见成他。出来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他的收容审查单，我不能这样“生不 见人，死不见尸”。这话说得难听点，但当时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没有人传说他 死了。“六四”开枪后社会很紧张，一种传说是，社会上再有动乱就拿王军涛、陈 子明是问。这是从“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传出来的消息。我当然很紧张了，我 当然要向公安局要人去了。 要找王军涛的收容审查单，这是第一，第二我提出要和王军涛见个面。这么长时 间了，你们说他好，我怎么知道真假?一直没有回答。我跟他们说：“你再不回答， 我去秦城监狱门口坐着去。”他们不相信，吱吱一笑，不理我。当然也许他们帮着 联系过，看管我与王军涛的属不同部门。拖了很长时间。 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要去公安局，提出这两个要求。七月十日，我又说，你们还不 回复，我只能去秦城门口坐着了。对方问：“你什么时候去?”我说：“选个好日子 吧，明天是王军涛生日，可能我就去了。” 我真去了。给他带了照片，生日卡片，还有书，衣服及食品。到秦城监狱后费了 很大劲儿去找公安局办公的地方，正门不让进，从旁门闯进去，混进去的。使劲找 啊，最后终于找到他们办公的地方。他们把我和王军涛的母亲请到外头，还有另一 位朋友。接待我们的公安人员有两个，其中一个上来便说：“你今天来秦城很不合 适。”我一路乘车将近三小时，大夏天的，又找了半天，很累。头天夜里太兴奋没 睡好，再加上我心脏不太好，一气之下发了脾气。自打从监狱出来，就控制不住自 己。我原本是不发脾气的。火了，我说：“什么叫不合适呀?你们不能逼我上梁山， 还说我起义造反。有你们这么坏的吗?你们是不是人啊?今天是我丈夫落你们手里了 ，你能保证有一天你的家属不落我手里吗?”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象你这么 很。”他说：“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理解你的心情。”我婆婆叫我别跟他们吵 ，我说“你少管!”最后公安局软口啦，说七月十二日你去半步桥，有人接待你。 我是四月十三日出来的，七月十二日我才收到第一封王军涛的亲笔信。信很短， 但总算有了他消息了。公安局在五月份曾跟军涛父母说“王军涛被收容审查了，收 容审查单丢了。”我一听就说：“怎么能丢这种法律手续呢?你们连法律程序都不顾 了。既然没有法律手续，我就可以让你们把人还给我。你是非法监禁，你是绑架、 扣压人。”于是我给派出所打电话，他们跟我很不客气，说“人丢了就是人丢了， 你有本事找上级单位去。”我说我不认为现在你们这样关押人是对的，丢了人还理 直气壮就错上加错。 七月十六日他们终于补了一张收容审查单，给了军涛父母家。这距他被抓已十个 月。他是八九年十一月被抓的，但这份收容审查单是九零年一月填的。 从人权角度上讲，任何人不能泯灭一个人在人性方面的最基本要求。这是上天从 我们出生之日就赋予我们的权利。十二月四日是我俩结婚纪念日，我提出见军涛， 被公安局的人戏弄了一番，跟我说了很多对我是一种人身侮辱的话。我说我年岁大 了，我有权要孩子。不能你关王军涛一辈子，我就这么守一辈子，不要孩子。我们 夫妻关系无罪。他们说：“你想要孩子呀，得你们自己决定时间呀!”完全是对妇女 侮辱的一种口气，我有感觉但说不出来。我很恼火，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这种 事。我这辈子没恨过人，现在终于有一个敌人了，我这辈子跟他没完。这是有生以 来第一次被人侮辱，而且是在这种流离失所、没了丈夫、没了家的情况下。 我现在唯一的就剩下与我丈夫通过书信联络感情。而这同一个人，利用我对丈夫 的感情来要挟我。有次，我去给军涛送东西，他们问我是否把一封信给了外国记者 ，有何内容?给了谁?当时有谁在场?我说我没法告诉你。他说你不告诉我们这些，东 西就不给你送。我说不送算了，扭头就走。他们利用一个女人对丈夫的，也是仅可 以有的这么一点点联系来威胁我。公安局是没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人还能干出人 事来吗? 我不断向他们提出要见军涛的要求，十二月四日我们结婚纪念日没有允许，元旦 没有允许。我又和军涛母亲联名写了一封信，希望在春节家家合欢的日子里，不管 怎么见他一面都行。他看不见我，我可看见他，哪怕给我一张他的照片，给我一个 他的录像都行。 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王丹见过他的父母，曹思源见过他太太，李家鸣见过她丈 夫三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为什么不能见我丈夫。他们还解释说：“人和人不 一样”。但法律已有一个，对人人都应一样，我的要求是正当的。 我觉得在中国活着的确很困难。 我始终没有见过王军涛。九零年七月十二日公安局向我做过保证，每月可与王军 涛通信一次。但等到十月开亚运会，他们还没有给我王军涛的信。 从去年六月开始，公、检、法三家就已经联合办案了。三家合在一起“捏咕”。 他们先在一起开会，什么都定好了才开庭。现在中国就是这样，公安局、检查院、 法院在加上律师全都在一块办案，没有司法独立可言。因为这是一个“颠覆政府案 ”，政府受共产党的领导，怎么能够独立呢?他们要维护共产党的利益。如今他们已 把案子定了，再“走走过场”，会很快开庭。我正在争取请到一位我们真正想请的 律师，而不是别人指派给我们的。 陈：你能否再讲详细些，因为这一点关系到基本人权。请你具体讲一讲。我们可以 用事实向联合国提出中国违反基本人权的证明。联合国宪章规定这些都是一个人应 有的权利。 侯：我提出几点要求： 一.给我们应有的权利，请我们想请的律师。我去律师事务所时他们说“接受上级 文件，不要我们接这个案子。”后来所长找我谈，又说：“你要请的律师很忙，” 我说“我不要别人就要他，因为了解他。你若给我别人我不要。”今天又给他打电 话，态度有些转变，说他给我找到司法局联系一下。就是说现在我请哪个律师必须 通过司法局。若司法局不认可，谁说也没用。 二.公安局调查这个案子至少用了十八个月，说明案情复杂。那么我的找了律师后 也希望他有相应长的时间去调查、取证。起诉书应至少在开庭日前七天下达，这是 法律规定的约见律师最少时间，那么我也要求给律师六倍于这个的时间，最少四十 二天，让律师约见、调查。 三.希望律师与被告王军涛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有充分时间讨论这个案子。这很重 要。你做了百分之百的准备，我一点都没有，那不就象会说话的人与哑巴吵架吗?你 当然骂得过我了! 四.为了保证审判的公开，应首先让家属参加。审任畹町连公告都没有，他家人天 天在公告那儿等。说贴了。但他也许贴了马上就又给糊上一张，怎么看得见?按说复 盖公告是有罪的，但谁去告法院呢?法院不会说自己有罪。其次，我申请邀请海外的 中国籍人士参加审判。他们居住在中共控制区以外，我要求他们做为陪审员出庭参 与这个案子。审江青时有二十多个陪审员。我要求社会贤达、海外中国籍人士做陪 审员，以保证法律的公正。 公正是与公开相联系的，只有公开了才能使人们监督它做到公正。 公开应具备几点：1，提前公告。光贴公告栏不行。抓他时全国大街小巷、报纸电 视，都是国家级的大肆宣传，今天审判了也应该让新闻界知道，也应有与当时抓人 的同等宣传级别。2，审判内容公开，允许自由旁听，亲属及朋友、中外记者。内容 、时间、场地、人员都应该保证公开。希望他们不要以场地为名加以限制，可以找 一个可容二、三百人的大庭。律师应有到庭调用证人的权力。不能以找不着人为借 口却继续开庭。希望给当事人及律师充分陈述、辩护的时间。现行法律给被告人陈 述的时间非常短。我狱中同号的陈述时间就是这么一张纸，事先写好到场读。她文 化水平不低，但只给她几分钟。他们的惯例说法是：“我们时间很少，你说完没有 ?快点说。”或你稍一离题一点，他们就说：“行了，快别说了!” 证人、家属、律师、被告，以及所有在场的人，事前及事后都应有权对案子发表 自己的看法，而不受任何形式的迫害。中共很会找茬整人。如是一个经理，他说你 犯了经济罪，总之可从别的方面去找理由。而且他们可以利用你的错误、而不是罪 来判你的刑，剥夺你的人身自由。 陈：我们从《世界日报》上看到上述你的呼吁。它影响很大。我们一看到就到处去 讲。 侯：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最后这段时间我为军涛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公安局说 ：“你侯晓天人不大，本事不小。从八九年十月开始就在编织一个新闻网络。”八 九年十一月《中国之春》登了一篇文章，“真正的‘黑手’是谁?”，说跟我带出去 的一封信很相近，公安局认为跟我有关。这是第一篇专门介绍王军涛、陈子明的东 西。我出狱一看，他们的事没人敢说，我就要出来说，象扔在水里的石头，让它激 起无数的涟漪，产生影响，再无限地扩张散下去。军涛被捕，我不出来说怎么行?不 说让他们悄悄地判了怎么办? 我个人力量的确有限。我刚要去法院，他们就能大清早不到七点来把我带走。这 是非法绑架。尽管他们说跟你“谈谈”，什么文件也不出示。主要是怕我跟新闻记 者说些什么。现在我侯晓天是一个人对一个政府，真是对付不了啊!我及我朋友生活 在中国黑暗法律控制下，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有些人到了国外过上优越的 生活，国内的事想不了那么多了。 “六四”这件事，每个人都有责任，若所有人都不去广场，就不会演变成那么大 一件事。现在这责任只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让他们负担起整个民族的责任，而最 重者就是王军涛、陈子明了。军涛、子明也正因为有责任感，有牺牲精神，才去担 这个责任的。也正因为他们有好的品质，所以责任才落在他们身上。我们应保护这 些中国的精英，不能容容忍“让精英流血以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说法。这种说法 太残酷了，比共产党还残酷。我想有朝一日这些人上台了，不会比共产党好到哪儿 去。 王军涛正在受难，我们应全力救他出来。没有人对政府倒行逆施做出点反应的话 ，就等于默认了他们。他们就会越来越猖獗。而现在他们说与做之前要考虑点老百 姓呼声，总比从前一点也不考虑的好。若他们考虑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坚持必将达 到胜利。 陈：以前你不关心政治，你可以再讲讲政治与你的关系吗? 侯：我是从学校到学校(指高中毕业进大学)。我与军涛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军 涛当时觉得我贤惠、年轻可爱，可了他的心，说要我跟他结婚。我觉得他人值得信 赖，值得把我的一生交给他。并未考虑到他从事的政治跟我有什么关系。中国有句 俗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有了难我随他赴难，他有了荣誉我到并不一定与 他分享。这是做妻子的想法。我受的教育一直是共产党的教育，故至今仍较相信他 们，希望政府好，希望他们能为老百姓想点，能符合民心。军涛被通缉后，我很为 他安全担心。希望他能逃出去。但内心较矛盾，因出去的人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 ，光空喊口号“打倒政府”，象小孩子心理(我是学心理学的)，打架打不过嘴上不 饶人、骂人。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觉得军涛还是留在国内好。一 是他本人的责任问题;二是留下来可以把问题讲清楚，这事儿总有一天要翻过来，总 要有人承担责任。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军涛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躲一躲是 可以的，躲过当时政府的那种不理智和偏激的行为。他就躲过了第一次“打击”， 即刚开始的大搜捕。王军涛说“第一次打击”是最可怕的，因为他可以把你秘密杀 害，扔在死人堆里。 这件事之前我对中国司法一无所知，并且万万没想到他们也会抓我。从这时开始 我才相信中国还有“株连”一说。 我原对监狱没有任何了解，对政治也没有感性理性认识。通过坐牢我不但认识了 监狱，还真正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在牢里人与人之间，不管他是杀人 犯还是盗窃犯，我们都同处在队长的呵斥、辱骂之下，受着同等的不公平待遇，相 互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互相同情，互相帮助。进了监牢才真正认识到在这里，人真是 一点权利也没有。不能唱歌，不能跳舞，连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整天在那儿呆 着，躺也不行，你得坐着，也不能说话。在“泡局”(意为在拘留所)的时候让坐地 板上，屁股底下垫张纸都不行，每个人的屁股上都磨出两块硬皮。也就是在那里我 才知道什么叫人权，也深深意识到中国这社会的确太黑暗了。这次公安局关我，使 我看清了中国的黑暗，另一面也有，人性中的相互关心、信任。同处最底层，同处 失去人权的时候，才敢表现出来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 出来之后，我单位同事对我很好，很关照，问我缺什么，还帮我搬家。我一个月 工资只有一百五十元，洗理费、交通费全算上(基本工资是九十七元)，这在中国生 活刚刚能够。加上又没有了家，生活没有计划，有时收到王军涛信叫买书，在这种 情况下，朋友们的确不光从精神上，而且从物质上给了我很大关心、帮助。这对我 是安慰。但我认为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在我周围有很多人和我做着同一件事 。我们为在牢里的那些人奔走呼吁，看上去好象我侯晓天的声音多了点，实际背后 很多人在支持我。 我关在牢里时，有一个朋友到处找我，公安局把他约到北海后门，只说了句“跟 我们走，上车”。把他自行车弄到车上，一边一个公安人员扶着他坐。这是上周的 事，非常危险。他自己知道，但不畏惧，“走就走”。所以，放我出来与背后有人 关心我有关。第一次抓我进去没人知道，但今天就不一样了，我刚进去一天，朋友 们就都知道了。如果没有朋友们在做这件事，没有人把它捅到海外，没有外界的舆 论，今天也许象昨天一样，三个月、五个月也没有消息。朋友们这样做绝不是冲着 我的面子。历史已经把我推到了特殊的位置、特殊的角色，我就应当发挥特殊的作 用。朋友们帮助我、保护我，就是因为我能说更多的话，做更多的事。我说一句可 能比其他人说两句要管用。国外的朋友也给了我很大帮助，葛洵这回来对我是个精 神上的鼓励。外国人也是，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来见我，因为他们的身份与行为的确 是不相符的。所以我想人是在很多问题上共通的，在追求自由、追求人权上。在今 天世界都在追求民主的时候，中共依然这样对待人的基本要求和权利，反差十分鲜 明。不可能不引起世界的注意，不可能不引起世界的公愤。相反在这种残酷的白色 恐怖(指表面上见不到刀枪和流血)下，还有人敢出面，敢跟我接近，给我精神和物 质上的帮助，都说明现在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坚信这件事总会有个公正结论，该翻 案就得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可以等，看谁能活得过谁。 通过十年改革，知识分子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不再象过去那样各干各的，自顾自 ，一盘散沙。经过这么多政治运动，中国人都是老“运动员”了，都有了自己的头 脑了。而过去是大家只长一个脑袋，就是党的意志。王军涛他们这一伙人之所以能 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圈子，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完全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看法，对社 会、对世界问题，他们的认识比较统一。正因为有这种统一，今天虽然他坐牢了， 但那些有共识的人还在奋斗，还在继续追求他们的信念。我只不过是加入了他们的 队伍，这也是我的荣幸。我不知从今以后我的命运是怎样的，很难自我安排，只能 听命运的安排，上天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