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民运的比较 钟 锐 探究八九民运的成败得失时，不少人将八九民运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 命作了纵向的比较，但极少有人将八九民运中的北京民运与上海等外省市的民运作 横向的比较，从中得到饶有意义的启示。诚然，八九年的北京民运，上海民运都是 八九民运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爱国民主运动。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上海的民运与北京的民运相比，在不少方面都有所不同。 北京是八九民运的中心，世所瞩目的焦点，其运动的规模之大，参与的人数之多 ，情况之复杂，形式之激烈，都远甚于上海的民运。北京是男、女、老、少齐上阵 ，工、农、学、商、政无不投入，数百万人上街游行，数千人绝食请愿，戒严后， 又有上百万北京人民堵截军车，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惊天地，注鬼神，何其壮哉 。八九年的上海民运直接参与的几乎只有大学生、大学教师和极少数知名知识分子 。上海市民虽然给予了许多同情和支持，但直接参者为数不多。 从道义上说，八九北京民运是伟大的，是可歌可泣的，它使中共政权与人民为敌 的面目彻底败露，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它揭开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新的历 史序幕。北京人民及北京的大学师生在这场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热 诚将光耀千秋。 作为八九北京民运和上海民运的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我们感叹之余，更多地在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未来的中国民运，北京民运和上海民运，哪一个是较理想 的模式? 北京与上海的民运最初都是自发性的学生运动，不久，两地的大学生们都建立了 自己的组织高自联，协调行动。但到了后期，北京的民运队伍人员混杂，各行其是 ，几度出现失控局面，而上海的高自联则始终有组织，有步骤，将运动的进退把握 得很好，避免了节外生枝和无谓的牺牲。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协调较差，且不愿意 接受成熟的民运人士和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在一些关键时刻，难免失之 偏激和急躁，以至于发展到后来，比较冷静的学生领袖纷纷落马，取而代之的是越 来越激进的学生领袖，这些领袖完全沉浸在激进情绪之中，有的甚至要自焚以醒世 人。在这样的氛围中，许多善意的、合理的、明智的建议都会被视为怯懦、动摇、 甚至背叛行为。上海的学生领袖比较清醒，他们深知自己缺乏民运的经验，所以比 较注意听取比较成熟的民运人士的意见，如有“八君子”之称的复旦大学八位青年 教师，一直为上海高自联的学生领袖们出谋划策。这种新、老民运人士的通力合作 ，使得上海的民运被组织得井然有序，进退自如，没有形成一发不可收的失控局面 。难能可贵的是，上海高自联的某些学生领袖，曾数次因为主张策略性的退让而被 一些激进的学生骂为叛徒，但他们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坚持已见，大多数同学 也都能理解他们，听从他们的指挥，所以他们能一直控制着上海的学运局势。在整 个运动过程中，上海高自联中的稳健派一直占主导地位。 上海是八六民运的中心之一，有着良好的民运传统。八六民运时，就连当时的中 共领导人都承认，上海的学运“相当有策略有水平”。八六上海民运与八九民运有 个共同特点，就是不盲动，不冒进，扎扎实实，不好大喜功，斗得有理、有利、有 节。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民运时，上海的民运领袖们并没有刻意筹划几件 轰轰烈烈的事情来打响知名度，他们总是从现实出发，在同学和市民可以理解和接 受的范围内做文章。如集中大力把矛头对准上海市民民愤最大的官倒和腐败。戒严 的当晚，为了保护同学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高自联当即决定停止绝食，改变斗 争方式。紧接着第二天，上海数万大学生在高自联组织下，举行了最大的一次游行 ，历时十几小时，及时地向上海民众揭露李鹏政权的反人民的本质。当六四大屠杀 的消息传来，上海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愤，许多同学走上街头，用堵塞交通，使上海 市内交通瘫痪来表达对李鹏政权的反抗。上海高自联领袖们清醒地看到，市交通的 瘫痪会影响上海人民的生活，绝大多数上海市民虽然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 动，但不愿意停工、罢市，不愿意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声援学生，如果交通瘫痪 的事态发展下去，学生势必会失去不少群众的支持，甚至引起市民与学生的对立情 绪。因此，他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坚持清除路障，维持市内交通。许多上海高自 联领袖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决不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牺牲绝大多数人民 群众的利益，哪怕是暂时的，眼前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不致曲高和寡，不致失去 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在那种“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悲愤气氛下，他们 仍然恪守和平、理性的斗争方式，以在公安局前静坐、设置灵堂的方式来表达对专 制暴政的抗争。北京的民运就象关东壮汉，怒发冲冠，鱼死网破，上海的民运则有 些象大多数上海人的性格，点到即止，见好就收，冷静适度，坚韧耐久。 北京作为八九民运的中心，对抗的程度激烈，承受的压力大，突发事件多，往往 民运领袖们来不及深思熟虑就付诸行动;上海相对北京来说，动作要慢一拍，有较充 裕的时间去思考，理性的东西自然多一些，激情的成分自然少一些，失误也就比较 少。此外，民运后期，大批外地学生和民众涌入北京，人多手杂，难以协调，致使 后期的北京民运很难在理性、秩序的气氛下，用较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上海的 民运参与者则成分单纯得多，几乎全上海的学生，容易协调一致地行动。 北京民运与上海民运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差别，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京与上海不 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北京是数百年古都，北京人更富于民族文化传统。可 以这么说，八九年五月中旬数百万北京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不是什么“西方资产 阶级思潮”的影响，而是中国民族文化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同情弱者传 统，看到数千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为了民族昌盛不惜以死相谏，谁不为之动容 !可以说，从绝食一开始，这场运动就孕育了激烈的情绪化倾向。 上海曾长期为西方列强的租界，上海人更富于西方文化传统，四九年前的上海， 可说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民主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人民受自由、民主、平等 的西方观念的熏陶也最多。尽管四十年来，中共一次又一次地“清除精神污染”， 上海人民还是执着地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对民主、自由的向 往，上海人的民主素质和特殊经济地位使之很善于巧妙地通过各种手段与中共进行 合法的斗争。有人说，上海人人心不齐，很难组织。不错。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 未必是坏事。上海人从众心里较弱，不爱随大流，较爱独立思考。总的说来，上海 人看待问题较少受情绪左右，较多冷静、客观、理性的分析。具有如此素质的群体 ，不大会推波助澜，出现了一呼百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的局面。 北京是数百年帝王之地，政治中心，北京人看待事物爱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较 多理想主义，较多地着眼于长远利益，不屑于计较短期的利益;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工 业中心、经济中心，上海人考虑问题，较多从实际利益出发，较多现实和实用主义 ，较多着眼于短期利益，所以任何有害于社会秩序进而有害于老百姓利益的行为和 主张在上海都是没有市场的。这就是为什么六四后尽管上海人也痛骂李鹏政权，同 情和支持民主运动，可他们还是坚持上班、上工，甚至当市内交通瘫痪后，许多工 人步行二、三小时去上工。在上海人的心目中，任何主义的实现都不能以牺牲老百 姓的物质利益为代价。由于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不赞成过激行为，上海的民运始终没 有形成过激的气氛。人们常常指责上海人精明，商人气重。但从另一方面看，上海 人办事前爱权衡利弊，讲求策略，擅长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正是民运 的组织者所需要的素质。 如果说，八九年的北京民运给予我们的主要是道德上的感召力量，上海民运给予 我们的更多的是民运策略上的启示。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是一个 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理想，多少人呕心沥血，奋不顾身，然而，中国社会并没 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发生突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破坏一个旧的社会秩 序是较容易的，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尤其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社会，需 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勤的努力。它需要热情，需要千百万人的献身精神，更需要 理性的思考，全盘的策略，周密的程序，完善的法制;它更需要理性、坚韧的领袖， 时势造英雄，历史的进程却能淘汰英雄。那些在历史的瞬间勇敢地站出来振臂一呼 的英雄固然可敬，但那种多年默默地、脚踏实地地、百折不挠地为民主事业而奋斗 的志士则更加可敬，对未来的民运事业也更有价值。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并非各地的中国老百姓都象北京的民众那样富有政治热 情，相对来说，上海民众的精神状态更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经过一 百多年的战乱和内乱，中国人现在最渴望和平、富足的生活，惧怕贫困和社会的混 乱，未来的民运领袖们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这一愿望。为了争取 尽可能多的人的同情和支持，未来的民运理应尽力避免过激的形式，力争以最小的 代价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自由、法制的新中国。 和平、理性、坚韧，这就是八九上海民运给予未来民运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