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不能逃生 陶生汉 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里有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海运商。他以尚未抵达 海岸的自己的船队做抵押为他的朋友借高利贷娶媳妇。债主心怀叵测，开着玩笑要 他签了如果他的船队回不来则割他一磅肉抵偿的合同。后来船队全部遇难，他破产 了，没钱还债。债主拿着合同要割他一磅肉。那个借了他的钱的朋友娶的媳妇化装 成法官出面判决：按合同办事，债主可以割他一磅肉;但合同没规定可以出血，所以 不许出血。债主没辙，只好作罢。 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的主角在发了大财后开始报恩寻仇。当他找到当年 雇佣他的船主时，发现这个海运商刚刚因为船队全部遇难而破产。他悄悄地花钱雇 人把船主失事的船队和货物再造和重新购置出来，驶进港口，以报他旧日东家之恩 。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讲远洋航运的。如果船队安全返航，则船主发一笔。如果船队 沉没则船主破产。大洋上风浪不定，谁能保证每次都能安全返航?所以那时候暴发和 破产的时有所闻。虽有暴发的诱惑，但破产的恐惧也威胁着人们冒险经营海运业的 决心。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开始有能力经营海运保险，如果保了海运险的船只 出事，则保险公司按预先签好的合同赔偿。保险业的这一发展刺激了人们经营海运 业的决心。海运业也因此大规模发展起来。但保险公司只能赔偿失事的船只。如果 船长因此就减低了责任心，不再全力抢救尚有一线希望的遇险船只;或船长故意把船 弄沉，再回来索赔，那保险公司还不都赔光了吗?如果保险公司都因此而破产，谁还 给船主保险? 一条船在大海上孤零零地航行，一旦沉没则从海面消失得无影无踪;谁能给它出证 明，证明船长不是故意把船弄沉，或不是没有全力抢救。海事法庭在给保险公司和 船主之间打官司时总得有个判断凭证。这凭证从何而来?没办法，海事法庭被迫作出 一个硬性规定，如果船沉时船长同时遇难，则判保险公司赔偿，如果船沉而船长生 还则不赔偿。这条法规执行起来方便多了。但听起来似不很人道。这是典型的早期 资本主义式为了效率牺牲人道的做法。马克思肯定要说这船行资本和保险公司资本 的每一个毛孔都淌着船长的血。但请问在当时的技术装备条件下还能设想出什么更 好的办法来吗?如果有的话，船长工会早就想出来了。而且这周瑜打黄盖式的西方自 由雇佣关系并没人逼着你非当那个找死的船长。 自从这条海事法规出现，象莎士比亚和大仲马小说中的情节就不再有了。代之而 起的情节大多是当船只遇难时，船员和乘客在船长的协助下离船逃生。他们在海里 或救生艇上大声呼唤船长，但船长在熊熊大火的映衬下傲然屹立在船头不为所动， 直到和这大船一起缓缓地沉下海去。作者的用心是在刻画经年的老船长对他的航海 生涯和伴他一生的船只的爱。但绝大多数作家都没有写出来这后面的海事法：如果 船长死了则保险公司赔偿这条船的全部损失给他的船东，否则不给赔偿。 根据海事法规定，在海洋上航行时船长是一船的至尊，对全体船员有生杀予夺的 绝对权力。对海上叛乱事件可以格杀勿论。返航后的法律事宜一律以船长的航海日 志为准。但在船只靠岸时船长则没有这种特权。航海是远离人类社会，在惊涛骇浪 里讨生活的冒险生涯，尊与严是船长资格的人格保证。 船长和船一起沉下去，第一是报答船主雇佣他，把全船的货物和人员都托付给他 的知遇之恩--他不能让船主破产，当然他平时的工资也高得惊人。第二是船长在同 行之间保持了自己的敬业精神和尊严。在那个时代如果一条沉船的船长活着回来， 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这条法规虽然在效率上对航海业，对进出口贸易，因之对海洋国家的国民经济发 展大有好处;但确实不很人道。作为专业人才的船长的损失也很大，每沉一条船必赔 一名船长。这条法规直到本世纪中叶，才在船长工会的一再要求下宣告废除。但请 别忘了，这时航海业已借助这条法规大规模发展起来，提供判断一条船是否还有抢 救的可能，或是否故意弄沉的其他手段已经足够充分了。每条船都装备有无线电通 信系统，遍布全世界航线附近的岸基救援飞机，都可提供证据。直到这时船长才可 以逃生。 八十年代中期，当联合国通过对南非的贸易禁运以后，一条满载的油轮以居奇的 高价悄悄地在南非卸下数以万吨计的石油，然后灌满海水，驶进大海纵深把船弄沉 以再求另加一番的索赔。船长和全体船员一起安全脱险。但船长在沉船以前不得不 装模作样地按规定程序发出求救信号。救援飞机随即赶到，在执行任务时没发现足 够大面积的泄漏石油漂浮在出事的海面。海事法庭的专家立刻就拆穿了骗局。 大清光绪年间，中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上营运得太久的船行，技术装备大大落后于 千帆竟发的其他船行。船主光绪帝特聘谭嗣同等人当“戊戌”号改革船的船长。这 船是向右倾斜得有点厉害，谭嗣同他们几个书生向左打了几下舵轮，船身一晃，招 来被解雇的老船长们一片叫骂声，他们都跑到右舷，力图压住大船不使左转。 “百日”维新，谭嗣同是个充其量只有八百小时航行经验的船长，连一个远航航 次的来回都不够，这等海校学员的水平在航海业只能当最低级的见习水手。他这个 不够格的船长倒好，一生气，打了个左满舵--要杀船主的母亲。因为船主的母亲是 老船主，器重昔日雇佣的守旧的老船长，老在掣他的肘。这一下可好了，由于谭嗣 同这个左满舵，“戊戌”号触礁沉没。我不知谭嗣同是否向严复问过海事法，但他 的行为倒蛮象一个他那个时代和船一起沉下去的船长。“戊戌”号是他弄沉的，他 自己从容赴死以衍其咎，报答他的船主光绪皇帝雇佣他的知遇之恩，也向世间有个 交代，博了个死后英名。但从专业角度看，这场“海难”的“技术责任”实应由谭 嗣同负。 自从明朝洪熙年间，满朝文武的“议会”以“全票”通过决议，在海滩一把火烧 了那支当时堪称举世第一大吨位的中国皇家郑和远洋船队(这事要放在大英帝国，他 们准是把皇家船队拍卖给私人经营)，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就只剩捕鱼捞虾了。直到洋 务运动才派员重学航海知识。不料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邓世昌不依舰长可 以弃舰的海军军规跳海逃生(军舰没有保险)，而以船长不可以弃船的海运传统随舰 自沉，致使真懂航海规矩的人才损失殆尽。甲午死了个邓世昌，戊戌死了个谭嗣同 ，从此中国人行事不再有尊严和敬业精神可言。 中国船行的大破船被一拨儿又一拨儿没上过一天海运学校，初登甲板的见习水手 强抢船长指挥台，一个劲地打左满舵弄得在原地转了九十年的圈。直到文革，这左 满舵转得人晕头转向，还自以为是全速前进呢。这些见习水手只知打左满舵过瘾， 却从没有人知道触礁以后船长是要随船沉下去的规矩。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敢给这家 船行保险，致使这家船行九十年来损失惨重。戊戌以前中国经济实力排名大约在世 界前十名之内，否则也引不来外国人的侵略。四十年前已落后到前四十名以后了， 侵略者看着没什么油水可捞也就走了。如今已掉到一百名之外了，大给优惠条件请 人家侵略人家都不情愿来了。 最近的“八九民运”号也触礁沉没了。它的船长，保卫天安门总指挥部的总指挥 和保卫部长们没有正式宣战，所以不属于有权逃生的舰长。你们明知左前方水域礁 石密布--总指挥的录像带表明，她已料定开枪的结局--但你们第一不按规矩通知全 体船员放下救生艇准备跳海逃生;第二不改变航向，而是把左满舵打到头锁死不松手 ，终于轰然一声撞到礁石上。这些除了打左满舵什么都不会的儿童海军，少年水手 抢救生圈跳海逃生的动作倒是蛮利索的。你们既然硬充船长不计成败地打左满舵， 又不通知船员逃生，你们也得有勇气和责任承担后果--作为一任船长与船共沉。中 国这个船行不是西方那种有充分证明手段(新闻开放自由)的现代化船行。连你们在 层层封锁线防卫下做的秘密决议至今也没有“航海日志”可资查核。你们向公众和 你们指挥下的学生隐瞒绝食时已有两人饿死的事实以维持士气见《中国之春》载“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保卫部”部长的答记者问。，这手段和你们挑战的对手隐瞒 三千万人在大跃进时饿死的做法虽有数量上的不同，但没有形式上的差别(看了海湾 战争吧?二十八国联军每日的伤亡当天就精确地报导出来。人家还是正式宣战呢。你 们这些争新闻自由的人自己就不给新闻自由)。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船行还处在必须 以船长遇难为证据才能向海事法庭提供证明的时代。“八九民运”号船长在触礁后 率先跳海逃生的做法无法向外界证明你们不是故意把船弄沉的。这些挠丫子的总指 挥和保卫部长们和当年那些沉船后生还的船长一样，大概你们的航海生涯就此结束 ，不会有人还敢冒着赔本的风险雇佣这样的人当船长，即使有人愿意雇，也没有什 么好水手愿意在这样的船长手下当船员了。 最后解释一句，船长应和船一起沉下去的航海传统对于“八九民运”号来说只是 一种比喻，笔者无意逼总指挥和保卫部长们必须全数死在天安门广场。但你们向部 下号召以牺牲为最高原则，而你们自己却如此不顾体面地夹着尾巴悉数逃跑(有的逃 出来了，有的没逃成)，无法让人相信你们的诚实和敬业精神。诚实和敬业精神是做 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任何行业都是一样，包括不厌其诈的兵家。仁，信，义，勇， 严;这为将的五德就是对兵家诚实和敬业精神的中国式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