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危险性警告 ——民主以后怎么办? 颜 真 我郑重提请人们将中国国情作为思考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基本依据,并在此基点上 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新的思维格局。 我郑重提请人们注意,将民主制度的实现作为现阶段的目标,其合法性至今并没 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这种证明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民主实现以后怎么办? 我郑重提请人们意识到中国前途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是由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和 紧迫性与现实国情对民主化的客观制约之间的尖锐矛盾造成的。这使人们处于两难 境地。 一.国情:新思维格局之核心 “六四”的枪声使人们对现存制度彻底失望,东欧苏联的变革给人们树立了榜样 。这两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人们的思维格局。许多人以“六四”的眼光看 待一切,判断一切,以东欧苏联为楷模去预想一切。是的,在“六四”以后,我们 还与什么可犹豫的吗?东欧苏联能做到的,中国就做不到吗?这种被民主激情所制约 的思维模式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真正核心:中国之国情。许多人不愿对中国国情与中 国民主化进程的关系作客观冷静的思考,而认为中国民主化的障碍仅仅只是现存的 专制制度。从而,全部的问题只是在于怎样去推翻这种制度。激进主义,乐观主义 和理想主义等,都是这种思维格局的产物。 很多人出于感情原因把国情问题的提出,看作拒绝民主的借口,看作为专制主义 辩护,看作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恐唬。但是,时至今日,离开对国情问题的注重去谈 中国的民主化的问题,无论其如何富于思辩和机智,都不再是有智慧的证明。我们 应该将具体问题而不是民主的概念作为思考的起点。人们不断回顾过去,这是应当 的,我们也不难从对过去的回顾中,得出中共所犯的错误是制度性错误,必须从根 本上改变这种制度的结论;但一味沉浸于过去的悲剧,特别是“六四”的悲剧,使之 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思维,使之成为我们今日思考的基本依据,那么,这种回顾很可 能起一种使人们陷入情绪化思索的负面效果。 对现存制度之弊病的批判,还不足以成为我们得出结论的全部依据。在这一点上 ,全盘西化论者和民主激进主义给中国民主化运动带来了极大的误导,也使之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二.合法性证明:民主以后怎么办 一切人或团体,当他们将实现民主制度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不但必须有强烈的 责任意识,有对民主力量的客观估计,还必须证明自己的目标在客观实践中是合法 的。这个“法”,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利益。这一点在今日并不是没有 任何疑问的。 听到这样的话,也许有人会感到愤怒:什么!难道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不符合中国 人民利益?难道要中国人民永远忍受专制主义? 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人们赋予了民主制度目标以天然的无需证明的合法性, 而对在现在的条件下建立民主制度将产生的问题及后果不予仔细思考。这种不容忍 的甚至是有意回避难题的倾向已经持续太久了。现在我们应该以冷静的心平气和的 甚至超越政治功利性的态度看待自己面对的问题,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一切结论 都应从对中国的责任感及由之而来的理性分析中得来,而不是从感情直觉中得出。 毕竟民主化主要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感情上或者道义上的需要。 也许有人认为,今日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实现民主,至于以后怎么办,在今天不 必仔细考虑,以免给自己带来困扰,影响了第一步目标的实现。在民主制度建立以 后,不管怎样都比现在好。但是,对不起,我们根本不能相信这种没有经过论证的 乐观主义。中国绝对不是民主的试验地,中国人民也不是民主的试验品。没有避免 社会大动乱的最低限度把握,任何人都无权利把局势推到那种不可控制的危险境地 ,不管这种推动是在多么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承受了善 良的愿望和正义的呼声所带来的悲剧。我郑重提请人们在发出正义的喊声的时候, 也意识到前景的危险和责任的沉重。在民主条件下怎样治理中国的问题,是今日中 国民运理论需要探索的核心问题。这是十一亿多人的生存问题,决不是道义激情可 以解决的,也不是拍胸脯说大话放高论可以解决的。在没有充分的把握之前,任何 人也请别做出大包大揽的姿态。 今日,对专制制度的种种批判和对一般民主人权理论的种种论述,无论其如何尖 锐深刻富于思辩,都不会在理论上形成突破,早在我们开始这项工作以前几十年, 别人就已经把它做得相当完善了。这在今日已经是理论水平线以下的问题。理论的 进展应该表现在民主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方面,而这在总体上至今还没有形成 一种初步的格局。奇怪的是,人们知道任何一项工程都必须经过可行性论证,而中 国民主化这一项最大的社会工程却似乎是天然合法无需论证的。对许多人来说(如方 励之等),对旧制度弊病的批评就是全部的论证。但是,目标的正义性还不是目标合 法性的充分依据,东欧苏联民主化的可行性也不是中国民主化可行性的充分证明。 人们必须清醒意识到,在民主条件下,在自由和人权的旗帜下,许多社会问题将会 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震撼性,足以使人们在现在就稍稍停下来想 一想,在现在的国情条件下,把民主制度作为一个现实的目标是否明智?是不是对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利?是不是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能够闯出民主这一关? 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向民主化转化的“过渡性困难”,并认真从事民主化道路 的研究,而不再沉浸在激进主义的情绪之中。但比这种转化时期的困难更加严峻的 困难,则是民主以后怎么办,怎么治理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比人们预想的要危险得多,严峻得多。 三.人权的另一半:民主化的根本性障碍 时至今日,人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障碍是双重的,而更根本性的障碍, 并不是专制制度,而是现实国情。考虑中国民主化问题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着眼是 一种极大的疏忽。 关于自由和人权的理论,人们谈了很多。信手拿起一本刊物,其中必有高谈人权 的大作。这些文章公正、严谨,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不能联系中国社会的现实, 在现实面前显得虚浮、空洞、苍白。无论人们怎样证明,我都不能相信人权是无条 件的超越现实制约的。最起码的常识使我产生这种怀疑。就业、医疗、退休等机会 平等是基本人权。中国能够将这些机会平等地赋予广大农村人口吗?居住自由迁陡自 由是基本人权,北京容得下五千万人口吗?生活保障是基本人权,中国能给失业者以 最起码的失业救济吗?等等。这些最合理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却无法实现。这些要求 的合理性并不亚于我们今日争取民主的合理性,而且动机更加强烈,人数更加众多 ,不可能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在民主条件下用法制手段来压倒这些要求,也不可 能在实际运作中实现这种压制。共产党说,中国有特殊国情,西方人权标准不适用 于中国。民运人士说,人权无东西方之分,放之四海而皆准。谁更对呢? 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提出的人权问题,都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如选举自由, 司法独立,新闻结社自由等等。但这只是人权的一半。这种人权的正义性是无可怀 疑的。对于人权的另一半,如就业、医疗、迁陡自由、居住自由、生育自由、失业 保障等人权问题,人们却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但人们必须明白,在民主条件下 、在人权的旗帜下,是绝对没有办法回避这些问题的。最希望回避这些问题的也许 是民运组织,因为其组织化使之在将来中国政局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今日共产党的 问题明日就可能是他们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的提出会给中国民主化运动造成多么 大的困扰,增添多么大的障碍,都不能回避。不但不能回避,而且必须拿出在运作 层面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证明民主化的可行性和自身有能力承担治国责任。否则 ,我不得不认为中国民主化运动仍在危险的盲目中前进。人权的另一半人权是这一 半的必然延伸,要接受必须整体接受、要解决必须全面解决。另一半无法解决,这 一半也被卡住。我将这种状况称为“人权相关律”,而国情对民主化的制约就表现 在这里。 在民主条件下,当自由平等人权成为社会基本原则,那些现在靠国家强制性力量 控制的问题,在解除了束缚之后,将以非常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给中国社会带来 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将轻易地瓦解社会的生存秩序,并扼杀脆弱的民主。这些问题 有:1,人口增长失控;2,居住迁陡自由;3,盲流控制;4,打破户口制度,农民在就 业等方面的平等要求;5,随市场经济改革而来的大批破产;6,普选难以实行可能造 成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况;7,民族分离;8,港台的区域自治甚至独立;9,富裕省 份的分离倾向及从长远看来的内战危机;10,农民作为最大选票集团对国家政策的支 配;11,生产资料和土地的重新分配;12,国家职工对私有化的抵制和人们对两极分 化的有限忍受力;等等。 这些是各社会利益集团根据自身利益必然提出的问题。即使只是提出这些问题, 其震荡也不难想象。这已经不只是一种可能性的预测,而是随着民主的推进必然发 生的问题。在时间程序上,这其实不是民主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而是民主化进程一 开始就会出现的问题。人们如果感性地想象一下这些社会震荡,也许会对中国问题 有另一种思考。 四.危险的前景:民主制度与现实国情的矛盾 民主潮流的不可阻挡与现实国情对民主的制约之间的尖锐矛盾,构成了中国前景 的危险性。在世界民主潮流的激励下,在“六四”枪声的刺激下,中国民主运动以 背水一战的姿态前进。但是,只要民主力量获得第一步的成功,在专制制度的铁网 中打破较大的缺口,中国马上就会陷入一种政治制度与现实相矛盾的危险境地,民 主本身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也许会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头,却绝不会有令人欣 慰的结果。一种大悲剧大浩劫的前景令人心中紧缩。也许,这种可悲的过程在明天 就会以某个政治老人在生理上的引退作为起点。 如果只有专制制度的障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更替,这种障碍比较容 易克服,前景是乐观的。但现时国情构成的障碍却是更根本性的。现实国情与专制 制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想避开国情问题而解决专制制度问题,那是不现实的 。换言之,不论中共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其许多政策与现实国情 还是相适应的,这也许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现存制度比民主制度更有现实可 能性的原因,也是中共仍表现出相当强生命力的原因。即使今天不是邓小平江泽民 而是方励之万润南胡平掌握了政权,现实也将迫使他们用基本同于现政权的方式治 国,否则局面将失去控制。我作这种假设是想说明,主观选择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 。任何选择都有重大缺陷,但否定某种选择的前提是提供更可取的选择。在现在的 国情条件下,共产党之所以无可取代,主要不是由于其庞大的组织系统,而是由于 其治国方式(强制性方式)无可取代。民主制度对今日之中国是一种陷阱,只会误国 ,却不能治国。不论此语多么逆耳,现实如此。 人们可以批评说,这种种障碍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造成的。的确如此。但这种批 评仍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共最大的失误也许是人口政策的失误,如果中国现 在人口是六亿,选择的余地就大得多,对社会震荡的承受力也强得多。中共每天受 到各种现实问题的压力,他们当然明白实行民主制度的危险性。但他们仍宁可抽象 谈国情而不谈具体问题,尽管谈具体问题对人民会有更大说服力。他们是有苦难言 。一方面这些问题有他们自身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触及这些问题引起社会 骚动。苏联最近发生的事情应引起我们的警醒。苏联的民主化会不会有根本性的逆 转?看不到问题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前景。人们为戈巴乔夫的困境和命运担忧。苏联 的事情不只是提醒我们对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有新的认识,而且使我们处于一种道德 上的困境:如果我们不用双重标准看问题,我们不难看出立陶宛的流血死亡与西藏 镇压和“六四”的关联性。这使我们要么就根本改变对戈巴乔夫的看法,要么从一 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西藏事件与至“六四”的看法。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问题更加 危险而严峻,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确应有新的考虑。 历史进程本质上并不按政治精英的设计展开。其方向是由现实利益关系结构的合 力决定的。我们应以这样的观点去构想中国的未来。因此,有利性考虑要优先于有 理性考虑。我们不能在要求各社会利益集团为民主作出重大牺牲的想象中设计未来 的蓝图。例如,当在“八九民运”中有杰出表现的北京市民有朝一日因为自己作为 城市人的生活安定受到了来自农村的强烈冲击,而对民主表现出反感以至抵触,那 不应引以为奇,而应看作当然反应。 五.责任能力:权力的前提 坦率地说,我很难想象,在民主条件下,怎样应付那一系列问题,怎样维持社会 最起码的生存秩序。中国人平均生存空间狭小,一旦动乱发生,后果将特别严重, 甚至有可能导致数以千计万计的非正常死亡。一场历史的悲剧很可能以一场民主运 动的到来作为起点。这并非令人恐怖的想象。 人们——特别是民运团体——必须意识到压力的巨大和责任的沉重。如果没有最 起码的把握,我们在事前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民主化不是拼死的冒险,不是寄希 望于侥幸的赌博。这里没有感情用事的余地,哪怕在“六四”以后也是如此。如果 不能在运作层面解决问题,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不能争取到最好的,我们 也应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一切代价都将由普通百姓付出。 权力的前提,不仅是责任的愿望,而且是责任的能力。只有当责任能力是充分的 ,权利才是充分的。追求自身责任能力限度以外的目标是不负责任的。而责任能力 的有限性使中国民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能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这当然 也是一种重要的责任。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作为个人的选择,也许是一种值得敬佩的牺牲精神,但 作为政党和政治运动的选择,却是固执和情绪化的表现。 中国的民主化只能以不发生大动乱为前提来进行,这不但因为人民付不起大动乱 的代价,而且因为一旦动乱发生,老百姓将要求非民主力量出来收拾局面,民主进 程中断,结果是付出沉重代价后仍一无所有。这是最可悲的却可能性相当大的前景 。因此,对于前面提及的种种问题,一切想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的人必须证明:1, 这些问题根本不会发生;2,或者,发生后也不会造成巨大社会震荡;3,或者,有大 的震荡但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否则,在国情条件中没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目标的 合法性应受到怀疑。 这里的逻辑是非常简单明了却无可逃脱的。 人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同一问题,真理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这种相互冲 突的真理总是使人们处于两难境地。民主化的正义性和紧迫性与现实国情对民主化 的制约这两方面的事实,使中国民运处于这种两难境地。同时,更重要的是,尽管 有两种相互冲突的真理,在现实中却只有一种选择。这从哲学上说是人生痛苦的根 源,从现实上说是中国民运的困扰。但是,虽然很痛苦,仍必须作出唯一的选择。 尽管民主化的希望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遥远得多,我们也不必为之绝望。民主化作 为一个诱人的目标,仍值得我们为之作出努力。不必有无处使劲之叹。如果我们能 为改变国情作一点贡献,我们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切实的工作。同时,如果降低 目标,反而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切实的进展。的确,由于“人权相关律” 在起作用,在现在的条件下,很难跨出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但如果在未来几十年 中,中国经济能够象过去十年一样比较顺利发展,私有经济扩大,人口得以控制, 则将大大减少国情对民主化的阻碍。至少,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提高,民主制度江水到渠成。欲速而不达。我们现在能做的恰 恰是在现存制度的构架内推行温和的改革。激烈的政治改革的风险并不只是来自专 制主义的反抗。超越现实条件勉强地去建立民主制度,不但没有成功的希望,还会 在总体上起延缓民主化的负作用。虽然对未来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但从大的方面来 说,中国现在没有实现民主制度的现实土壤,中国的民主化要通过长期的温和的渐 进改良来实现,则是相当明白的事情。中国的事情不是剧烈变革能够办得好的。因 为剧烈变革不能改变国情,却会使中国陷入一种危险境地。 结语:危险性警告 要对中国问题有清晰认识并不难,如果有困难,则困难在于人们心中的情结。想 起“六四”,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在今天,这种情结仍是那么难以解开。历史在 更大程度上是受着激情而不是理性的之宰——这是很自然的,却又是很可悲的。 哈维尔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发出警告,使社会预见灾难可能到来。回顾本 世界中国历史,许多灾难发生,并不是事先缺少警告,而是这种警告的声音被更强 有力更理直气壮的声音所淹没。这种警告的意义往往在悲剧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 不幸言中,为时已晚!令人心中刺痛,感慨系之!“六四”之前也有那么多警告,结 果悲剧还是发生了。是不是这一次,人们又眼睁睁看着新的悲剧发生呢?中国啊,中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