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意味着自做自受 丁 楚 当今，“反思”是中国人嘴里一个最时髦的动词。 最近我也在反思。我在反思民主。 人们总是习惯地把反思和腐朽、失败、错误、教训联系在一起。不过我认为，目 前最迫切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理想，其中首先是“民主”。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不停地争论：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个争论一直持 续到今天。 本期《中国之春》刊登了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篇是颜真的“民主以后怎么办 ?--一个严重的警告”，另一篇是倪育贤的“民主的出发点是为了人--与颜真先生商 榷”。 显然，颜文是把民主当做手段的。他着重论证了民主手段的实用价值，由此推论 ，这个手段在当前的国情条件下无法解决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找出 专制与民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而倪文则更倾向把民主当作目的，他着重论证的是民主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它解决 社会问题的实用价值，他认为民主的价值基于人权和自由，是全人类普遍的，是独 立于国情的。 我个人倾向于把民主看做是手段。问题是如何恰当地评价这个手段，对它的功效 作出适当的期许。 多数的决定不会创造奇迹 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民主只是手段之一，而且从解决问题的功效出发， 民主甚至谈不上是一个出色的手段。民主制不过是为社会提供了一套解决政治问题 (仅仅是政治问题)的程序及规则，但有了这些规则和程序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 就像一家企业有了一套工艺流程并不等于一定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一样。 民主制从来就不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制度。相反，在专制制度下，假如社会恰好遇 上了一个英君明主，反倒会出现奇迹。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权力的腐蚀作用，社会 碰上暴君的机会总是大于明君，于是人们才追求民主。民主制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 为了避免暴君，使社会不至于落入生灵涂碳的深渊。 也许我们不应对多数人的决定抱有过多的幻想。在一般的情况下，多数人的决定 总是最平庸的决定，远远谈不上英明;同样，多数人选出的领袖也常常是第三流的人 才，因为思想超前的第一流人才很难被大多数人理解。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 国家，如果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来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写在 我们旗帜上的纲领将可能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假设我们在原始森林或者沙漠中迷了路，多数人的决定并不一定会指引我们走出 死亡。在这个时候，经验和知识比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具有更优先的价值。在天安 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们严格地实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可是民主原则并 没有把他们引向胜利，相反，把他们引向了死亡。 有一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多数都是由外行人和不知情的人组成 的，而真正的专家和了解情况的人总是少数。如果从功效的角度出发，一个专家的 意见可能比所有由外行组成的多数更有分量。可是问题是，假如这个决定涉及到大 多数人的利益时，一旦错了，责任由谁来负? 民主的长处在承担后果 一个玩股票的朋友告诉我：在股票市场上，你首先要学会的不是如何争取赢，而 是如何去应付输。最难作出的决定，是在股市下跌时坚持到哪一条底线出手。同样 ，对于民主的决定，我们不光要想到它的成功，更多的情况是，要考虑它失败了怎 么办。这就是我在《理想死了，底线在哪?》一文中提出的设底线的原则。 由此原则出发，民主的优越性不是解决问题，而恰恰是承担后果。用一句通俗的 话说，就是让人们自作自受，自己承担自己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我曾经写过一篇 文章，叫作《我坚持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基本原则就是“自由选择”的原则。不 过在此需要补充的是，自由选择的权利伴随的将是承担后果的责任。权利和责任就 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不可分割。而当今社会的很多动乱，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 社会，其原因往往是因为决策权利和承担后果的责任的分离。在专制社会不必说， 统治者做出的决定，后果由无决策权的人民承担;而在民主社会中所产生的骚动，则 往往是因为人们在争取决策权利的同时没有充分的准备负起随之产生的责任。 民主和集权各有长短 如果单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集权也许比民主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就是为 什么几乎所有功能性很强的部门，如军队、企业、医院、政府机构内部都采取长官 集权制而不采用民主多数决的制度。然而，集权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大多数人要 为少数人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在军队中，指挥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战败，死伤 的是无辜的士兵。在企业中，经理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破产，被解雇的是无辜的职 工。在集权政权下，统治者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如中国的大跃进，受苦挨饿的是广 大无辜的百姓。当然，犯错误的军事指挥官、企业管理者和政治家也会受到处罚， 但他们咎由自取，他们是在承担自己决定的后果，而士兵、职工和百姓之所以无辜 ，是因为他们无权决策，但却有份遭殃。 如果人们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心平气和地看待集权和民主，这两种手段各有长 短。孰取孰舍，全凭利弊的衡量。在一个集体中，如果对成员利益的考虑更甚于整 体功能，那么取民主原则为优，如果对整体功能的考虑更甚于成员的利益，则取集 权原则为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军队、企业、革命党也涉及到成员的利益，但由于 其功能的考虑更重要，故一般都采用集权制;而国家、社区、利益团体尽管也有功能 ，但由于对成员利益的考虑更重要，所以民主制更适合。 成功的专制也要反对 民主和集权这两种制度之间并无一条天堑，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大多数人完 全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把自己参与决策的权利交给一个政党，甚至一个领袖。纳粹 极权就是从魏玛民主制转化过去的。理论上，集权同样可以转换到民主。一个军官 如果不想承担重大牺牲的责任，可以把一个军事行动的决策付注表决，由大多数士 兵决定，以便让他们死无怨言。不过遗憾的是历史上集权者还政于民的先例极少， 大多数的集权演变成了专权，于是产生了专制。专制切断了集权向民主转换的退路 ，使之成为不可逆的现象。因此，共产党政权之罪恶不在“集”而在“专”。 不过，也许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在怨天尤人之余都应该叩心自问，难道落到 这个地步我们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今天常常可以听见一些人一方面谴责共产党独 裁专制，另一方面又抱怨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 可是你想过没有，要是共产党拿出了一套方案，而你又不满意怎么办?要是这套方案 实行的结果一塌糊涂怎么办? 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权利概念大概不一样。要是两者都有发言权，西方人会埋怨政 府管得太多;而东方人则会埋怨政府管得太少。权利和责任是一个钱币的两个侧面， 你要放弃一面就只能连另一面一起放弃。既然你把一揽子的决策权交给了别人，那 么你就得对决策的后果听天由命。如果一个民族在集权政府管得好时高呼万岁，管 得糟糕才打倒专制，那它永远也不可能摆脱专制。 反对专制，就得考虑到专制也有成功的时侯，要在它成功时侯也反对它。 失败才能检验制度的优劣 和颜真一样，我同样对以民主手段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抱乐观态度。但我和他 的分歧在于，即便如此，我仍然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制。 推动民主，就得考虑到民主也会有失败的时候，要在它失败的时候也相信它。 从设底线的原则出发，民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多数人的决定并不一定是最明智 的，但它可以避免是最糟糕的，尽管所有的人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并不一定有助于 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却可以使人们面对即使很糟的后果也无可埋怨。既然每个人都 有权参与决策，那么无论什么后果都要承受。民主，说到底，就是自作自受。好结 果得受，坏结果同样也得受。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都不可能有把握百分之百成功，总 带有试验甚至赌博的性质。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作试验，可是政治家只能在 社会中作试验。社会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他们各有各的利益。成功了固然皆大 欢喜，可是失败了呢?因此每个方案在实行之前，至少要争得大多数人同意。这好比 医生在给病人开刀之前立的生死状，治好了算你运气，治死了该你倒霉。 与倪育贤相同，我也赞成在中国实现民主制。不过我与他的分歧在于我并不把实 现民主后的前途想象得一片光明。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与其说是为社会实验成功 设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它的失败设置的。俗语说：成功有一百个母亲。人类之浅 薄在于，他们在成功时是不会在乎什么制度的，而只有在失败时才会对制度提出诘 疑。因此，评价一个制度的活力和优劣，恰要看它在经受失败时是否有足够的强度 抵御人们的怨怒。 民主化要学会自作自受 不可否认，民主制下也会有因不满而引起的动乱。如果不是政治家的欺骗，这种 不满大多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承担自己参与决策所引起的后果，尤其是恶果。政治 家的欺骗在民主制下倒不足为虑，你骗得了初一骗不了十五。美国总统四年一任， 大不了被你骗四年，第五年人民就会用选票纠正错误。在民主制下，最严重的问题 是不负责任的人民，不幸的是，中国人恰恰如此。 中国人被两千年的专制制度惯坏了。专制者像父母一样，替子民们作决策，同时 也负责安排他们的生活。一切权力是统治者的，责任也是统治者的。人民没有权利 ，也就没有责任，他们把风调雨顺的盛世归功于统治者，同时也把天灾人祸的怒气 发泄在统治者身上。中国搞得一团糟，总有专制者作为替罪羊挨骂。只要有人背着 黑锅，人们就会承认现状，社会就会恢复稳定。可是问题是，一但专制倒塌了，既 没有人指手划脚了，也没有人背黑锅挨骂了，而现状仍旧很糟，我们怎么办? 一个民族走上民主的道路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头脑，二是要有肩膀。如果它 只学会了争取政治权利，而没有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其结果不是民主政治而 是暴民政治。其结果除了制造一连串的短命政府和政治替罪羊外，对解决颜真所忧 虑的社会问题毫无俾益。 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民主制的信念。一个民族要想新生，必须有勇气和 能力自作自受，必须学会在没有圣人指引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学会在哪跌倒了 就在哪爬起来。也许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初阶段，事情反而更糟而不是更好，可 是这个阶段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此时最危险莫过于当政治家。面对刚学会运用权利但还没学会承担责任的 民众，哪怕你一片赤诚之心，也要做好身败名裂的准备。社会在某些时候常常需要 替罪羊，用他们的躯体去填满历史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