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两大势力的妥协 杨漫克 列宁主义传统是改革大敌 自一九零五年革命导致列宁主义在智识阶层占上风后,俄国的政治家便不再知道 什么是政治妥协,及其对民主及社会稳定的至关重要。社会革命党打倒了沙皇,布 尔什维克推翻科伦斯基的议会政府,斯大林肉体消灭托洛茨基、布哈林、基洛夫¨ ¨¨列宁主义的暴力主张斗争哲学,像幽灵一样困扰着本世纪的俄国政治,比恐怖 伊凡还恐怖。 被党史学家称为“二十大的孩子”的戈巴乔夫与叶立钦这一代,虽然充满赫鲁晓 夫的叛逆精神,却缺少对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免疫力。八五年以新思维开 始的苏共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又陷入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情结中,改革愈深入,社会 危机愈激化,布尔什维克幽灵愈复活。自九零年夏二十八大,解决了里加乔夫的意 识形态保守派后,改革派阵容出现大分化,叶立钦退党,领导俄罗斯否定中央集权 ,逼得戈巴乔夫倒向军方与克格勃的实力保守派。苏联局势愈益火爆,戈、叶两派 之间随时可能出现政治大火并。 已故的人权斗士萨卡洛夫,在重订苏联宪法的最后日子里,曾深刻地指出,他理 想中的苏联社会应当是“弹性的、多元的和容忍的社会”。没有这三条原则,苏联 政治就无法摆脱列宁主义的阴影,民主将与俄罗斯无缘。政治妥协被视为西方民主 的精髓,对于处在东西方文化边缘的俄罗斯,就如同“马鞍放在牛背上”一样困难 。在传统的政治观中,为眼前的利益而放弃原则,是庸俗的市侩主义,有辱意识形 态的纯洁性(列宁如是说)。政治文化的改造,已成为苏联社会现代化的头等问题。 而戈巴乔夫与叶立钦两人是否能够达成妥协,将形成天使与魔鬼般的分野。 中左联盟抵抗党内强硬派 苏联局势日危与分权势力的日强,迫使戈巴乔夫的中央势力在集权与分权之间转 来转去,在强制与妥协之间作出选择。戈正在从左右势力的仲裁者变成玩弄平衡术 的马戏演员。去年秋天,他急转弯倒向强硬派一边,实行权威主义独裁,试图使用 铁腕而非谈判桌去控制政局。 然而正象缓和元老尼克松所描述的那样,戈属于“随时可以来一百八十度转弯的 弹性政治家。”今年四月底,戈巴乔夫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在党代会召开 前夕,与九个加盟总统达成妥协,加强了自己在党内强硬阵营中的地位。 中委会的前一日晚上,戈突然召集各加盟总统开了个圆桌会议,包括政治宿敌叶 立钦。尽管波罗地海三小国与莫而达维亚、格鲁及亚、亚美尼亚六个“独立国家” 拒绝予会。九个加蒙国与戈巴乔夫的妥协,使苏联危机的政局出现缓和。更重要的 是,这次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圆桌会议,是八五年改革开始以来,第一次有成果的 政治妥协。苏联或可避免革命和内战的爆发。 “十总统协议”的内容主要有:在苏联全国恢复宪政秩序,取消三月十七日全民 表决后颁布的经济改革政策,如百分之五的销售税,提高物价,促进消费与收入的 平衡等一系列急进经改措施。 根据苏共“真理报”透露,在政治层面“十总统协议”决定签署新联盟条约,戈 巴乔夫许诺将让出部分中央行政权给分权主义者。三个月之后,苏联将重新修改宪 法和举行全民大选。“协议”并称,九国总统承认其它六国自决的权利,不会强迫 他们接受新联盟条约。 十总统协议最直接的效果,是加强了戈巴乔夫与党内强硬派较量的实力,后者第 二天便要向戈巴乔夫发难,指责他无法为国家保持秩序。但戈与九国总统的协议, 证明他可以在联盟条约的关键问题上获得成就,甚至可以得到叶立钦的支持。这也 就是说,戈在提醒党内强硬派,他并非只能依赖一方面的支持,而随时可以转移政 治阵地。 祖国在危难中,但大难已过 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俄罗斯党主席波罗茨可夫指责戈已不再具有控 制局势的能力,而太平洋舰队司令科瓦托夫更是富有打动力地用卫国战争时的口号 指控戈的改革:“祖国在危难中”。 对此,戈巴乔夫疲倦而神情激动地冲上讲坛,当众宣布要辞去总书记职务。中委 会还是严肃地对待戈的姿态,宣布休会,而后以政治局的名义决议戈的辞职不被接 受,最后,所有代表投票表决,以三二二票对十三票,要求戈留任。很明显,不管 强硬派对党的权力消弱如何愤怒,党目前无力更换戈巴乔夫,他的地位是无人代替 的。 尽管苏联目下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尚无望迅速化解,经济的混乱特别是西伯利亚矿 工旷日持久的罢工,正在构成新的政治变数和“第三势力”。然而,四月二十四日 的戈叶妥协,却使苏联的改革出现复活之希望。改革——动荡——独裁——革命的 恶性循环可望获得历史性突破。不仅戈巴乔夫再一次活过政治大劫,而且苏联也有 望活过最困难的冬天。有人说,苏联最怕多雪的冬天,历史上,一切大的事变都发 生在冬天,一九零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一九九零年的大饥 荒,立陶宛流血星期日,一切灾难都在冬天,今后半年内,不会有更大的危机爆发 了。 戈叶之争,从八七年开始,是一场“既生瑜,何生亮”之争。两人在“十总统协 议”中达成妥协,也就意味着苏联的政治希望。他们放弃前嫌,着力于恢复苏联的 政治和经济秩序,一个操官僚机器于股掌之间,一个将民众情绪把握到收放自如。 一年来,苏联第一次有望稳步改革,既免于强硬派的独裁,愈免于激进派的骚动。 “中右联盟”正在被“中左联盟”所取代。今夏苏联的改革可望进入实质性、良性 的发展阶段。 戈巴乔夫的政治智慧在苏联历史上不仅堪称绝响,而且对苏联政治和国际观察家 来说,都是生疏的经验。渡过“七年之痒”的苏联改革,似已进入了一个成熟期, 不像中国的改革派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一个个倒下去。苏联至今只有前外长谢瓦纳 茨的辞职和里加乔夫的退休。而改保两派各失一将,均非恶性政治斗争所致。谢、 里二人皆因意识形态的思想和纯洁,“道不同不相与谋”。而叶立钦与戈巴乔夫的 政治段数,确实上升到苏联传统政治从未有过的层次。 叶立钦与戈巴乔夫的共生现象 即使对西方一些老到的政客而言,除尼克松外,没有人能够准确把握苏联政治的 脉动。“戈巴乔夫挺不过这一次”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令人麻醉,使得戈巴 乔夫变成一个不倒翁。四月初第七次访问莫斯科归来的尼克松便说“厨房大辩论的 时代过去了”。苏联人比过去沮丧,缺少自信,但从来没有这样现实过。他强调戈 巴乔夫的地位仍然稳固,共产党离开他便会解体,而民主派,离开他也征服不了共 产党、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器。 据报导,戈巴乔夫与叶立钦之间,曾进行了九个小时的彻夜畅谈,终能达成妥协 。政治理念的差异对民族的生存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促成妥协的原因。苏联国 民总产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物价腾飞,罢工风起,外国投资商不愿冒险(戈的东京 之行无功而反),各加盟国屯集物资,中央财政岁收只达到指标的三分之一。 叶立钦认识到,即使他能从政治上取代戈巴乔夫,亦无力解除危机。例如西伯利 亚矿工支持叶立钦,但叶立钦却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戈、叶相互制肘的结果,只 能使国家危机日重。而戈巴乔夫的垮台等于强硬派接管国家。没有戈巴乔夫,谁也 无力消弱死而未僵的共产党官僚机器。 戈巴乔夫亦认识到,单独依靠党、军队、克格勃和技术官僚,他的改革等于名存 实亡,而三月十七日公民投票虽占了上风,可限制示威的法令根本不能唬住莫斯科 民众,苏联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权和政治多元的时代。唯有与分权势力联手,才有望 渡过这场政治转型的大危机。 大型历史国家需要政治文化 做为具有单一文化传统,个性鲜明的“历史国家”,苏联能否完全按照西方民主 模式来塑造自我,是一个值得注目的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兴起后,迄今为止,按照 其“基督教新教教区”原形走向现代者,除西欧外,只有北美州和日本。历史文化 深厚和个性独立的大国,多对西方的文化原形加以改造,始得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过 渡。诚如:“真实的世界中,没有按照理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只有挣扎成长出来的 国家。”苏联和中国作为历史国家,正在面对这样的“挣扎成长”。 中国和苏联的现代化,都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个性,两个国家文化的延力皆十分顽 强,但中国人显得更忍耐些,苏联人显得更骚动些,后者的民族性格是伏特加烈酒 。 中国的改革可以在不进不退,不成不败中拖延了十年,甚至更久;苏联人则不动则 已,一动就动出个所以然来。就代表新势力的改革派而言,戈巴乔夫和叶立钦两个 政治巨头的崛起,远比中国的改革派更有骨有神,有血有肉。他们分别把个人人格 的内在形式,通过政治改革,带入到整个民族和时代。 去年秋天人们还在争论中国会否出戈巴乔夫的问题,却未料到戈巴乔夫会实行权 威主义,与强硬派结成“中、右联盟”,相似邓小平在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时的做法 。然而目前更应该探讨的是,中共会出叶立钦吗?因为没有叶立钦的对立形式,戈巴 乔夫无疑会成为苏联的邓小平。他的权力将是不受挑战的。 中国政治更需要叶立钦气概 叶立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断裂历史的政治情怀。八七年因主张激进改革被戈巴 乔夫逐出政治局,叶没有屈服,而跑到苏维埃去发展新的独立的权力基础,九零年 终于拿下俄罗斯总统,并在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 看看中国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的愚忠和政治个性相形见拙。胡耀邦被迫请辞 总书记后,老泪沾巾,却表示愿意继续为党工作。“不怕受委屈。”赵紫阳被撤销 总书记职务后,以继续保留党籍为荣,以求日后东山再起。但这些中国的激进改革 家们,从未想象过应该对体制进行挑战,对邓小平的太上皇地位进行挑战(邓小平六 二年尚敢挑战毛泽东)。因此,中国政治远远未达到突破的界限。中国政治统治层面 尚未形成对立的分权状态,也就谈不上实践民主政治运作,比较苏联,中国政治改 革的发展,已远远落后。 预测未来,苏联的情况将会比中国更好,它的政治矛盾完全表面化,也就同国家 的命运息息相关。危及民族生存时,各派均能让步。而中国政局则可能表现为一次 次的猛烈的爆发,却没有突变的人物出现。统治阶层仍然是家族式的。在民运低潮 中共政权劫数未尽时,我们希望不仅能出改革者,而且出一批叶立钦式的叛逆者, 以新的政治视野投入现代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