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皇甫平，北京科技热 何 频 “皇甫平”的“北伐” 北京陡生恐怖的气氛 “六四”的枪声血影，已成为大陆老百姓噩梦般的记忆。当两周年纪念日来临之 际，成为惊弓之鸟的却是那些掌权者。几朵小白花，几个摔碎的小瓶，调动了无数 个警察、便衣和线民，使京城陡生恐怖的气氛。 事实上，正如美联社的特稿所说，许多异议人士比邓小平更不希望出现动乱，他 们愿意等待，为改变而默默地努力。他们相信自由化的影响将随着邓小平引进的经 济改革而无可挽回地渗入中国社会。因此，今年六四的相对平静，所反映的不仅是 人们的恐惧，也是人们的信心。 近一年来，已有多份《九十年代中国预警研究报告》递呈中共决策层，这些报告 指出，中国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的最主要威胁不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不是什么 “民主化”，而是人口素质低下、规模庞大，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态基础更加脆 弱，粮食供给更加紧张，体制管理不合理而构成的经济压力，以及社会内部长期累 积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变革的滞后。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个由李鹏主持的座谈会上，列举了治理整顿当中存在的大量 问题，语气颇不客气，引起了李鹏的恼怒，当场打断吴敬琏的发言，并不准他再讲 下去，会议气氛一度紧张。 吴敬琏并未退却，他在四月下旬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应 把握时机推进改革，建立大陆统一市场。吴敬琏并批评说，去年是推进市场取向体 制改革的大好时机，但是被错失了。去年正是李鹏力主进行治理整顿，使改革暂挫 ，因此他的批评矛盾显然是向着李鹏。 《求是》盛气凌人 最近，《求是》半月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景平的文章，说：“从治理整顿提出之日 起，就有人公然进行抨击，比如《世界经济导报》就治理整顿发起过围攻。其背景 、真相和实质，业已昭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如今我们有的同志竟也把治理整 顿与深化改革对立起来，认为不应该抓治理整顿、似乎治理整顿阻碍了改革，使改 革徘徊、停滞、倒退，从而造成了目前经济中的困难。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 李鹏现在是一个“改革不离口”的人，无论他在会见外宾，参加会议，或者视察 工作，总要喊几句改革口号。海外有些报章便发表文章，认为《改革呼声高，李鹏 口风转》。 当你认真研究李鹏的一系列言行，你就可以发现改革开放的地位实际上遭到降低 、作用被淡化。他的思想主旨是：“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此语深藏玄机。众所周 知，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其基本路线的传统提法是“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显然外界一向认为两个基本点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但改革开放仍与 四项基本原则平起平坐。即使是在六四事件之后的四中全会，也仍然承认二者一个 是强国之路，一个是立国之本。而李鹏的新提法实际上是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变成了“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而改革开放被放到服务于二者的地位。当 然，这不是李鹏个人独作主张，可视为中共高层部分掌权者有意做出观念调整，逐 渐淡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渐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基本理论”。 在七届人大会上，李鹏的报告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截然分开，且完全 不对八十年代的中共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评价，仿佛那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政治体 制改革提上中共领导议事日程已多年。只是中共始终找不到一条既能确保中共一党 专政，又能建立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 世上哪有这样的路? 邓小平：改革不能蛮干 邓小平曾谈到：“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 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情进度要快 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仍为脱离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框框，这几年中共相继 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物价改革，就是稳步和局部进行的。 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接合的关系，至今仍未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无论 在政府部门或智囊研究机构，还是在学术界，都存有三种主张： 一是主张“计划取向论”。认为十年的宏观失控，目前经济生活中多种弊端的产 生，都与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有关;要想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强调计划的作用，恢复 计划调节经济的机制。持此论者以国家管理部门，尤以计划部门居多。 二是主张“市场取向论”。认为宏观失控和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都与传统的 计划经济体制有关，特别是与改革这种体制不彻底有关;必须大大削弱指令性计划， 弱化各种行政控制，让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过程。持此论者多为地方和企业管理人员 。 三是主张“结合论”。认为前两论容易导致计划与市场的互相排斥和对立，至少 是分为主次，而不是互相覆盖，有机结合，很容易出现偏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马洪提出，宏观的总量、比例、长期性问题应当通过计划加以控制，微观的简 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存量调整应由市场调节实现，以利形成微观富有活力，宏 观协调发展的两性发展格局。无论是计划或市场，都需要尊重共同的经济规律，这 就是价值规律和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据悉，江泽民称“结合论”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大有来头的“皇甫平” 有一则传闻说，去年年底邓小平在离京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讲话没有 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无法核实这则传闻，但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 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些文章与坐镇上海的邓小平的关联 。 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该文章指出九十 年代的改革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为此，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 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 ”针对僵化派的思想僵滞，该文更毫不含糊地说：“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 缚手脚的教条。”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公开提出：“邓 小平同志对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 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该文还系统地批评了在引进外资时的种种错误思想， 有人说这实际上是在系统地驳斥何新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一文第一部分 中提出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造成第三世界的贫困”的观点。何新说：“发达国家首 先发明一个跨国公司，接着发明一个外债型经济，致使发展中国家肥水外流。”而 皇甫平则说，我们就是要敢于冒一点风险，大胆地利用外资，努力把上海建成万商 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 最近，皇甫平又发表文章，阐述要提升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 并抨击“两面派”和“骑墙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姓’、两面派 、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皇甫平又说 ，要把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周容斌说，皇甫平的文章应该批判。 六四后调入《人民日报》担任理论部主任的孙永仁和副主任黄美来也讲了同样的话 ，要批皇甫平。而《北京日报》则发表了李锡铭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报告。 中宣部随即派人赴上海调查，方知所谓“皇甫平”是黄埔江评论之意，代表中共 上海市委的意见。而其后台老板正是邓小平。于是，追查就没有了下文。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中国政坛上，非中央正统渠道而敢有大胆标新立异的提法， 背后一定有什么文章。一九六六年，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一篇《评海瑞罢官 》，实为文革之序幕，其后台就是毛泽东。 皇甫平的文章出台，被视为南北在政治斗争、政策取向和权力利益之争的公开化 ，是经改派从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看来，在邓小平、杨尚昆的支持下朱容基 、邹家华登上副总理的事实，证明江泽民的“上海派”实力，显然已凌驾李鹏的“ 京派”实力，占了优势。 问题是，这仅仅是开始。 北京“科技热”加温 邓小平办公室的文章 今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向科技革命进军》的署名文章， 以及随之兴起的“科技热”，表明中共试图在寻找一条既能解决社会症结，又能避 免因改革而致社会演变和政权危机的安全通道：科技兴国——减少体制改革的比例 ，依靠提高科技水平和使科技产业化的途径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解决各种现实 难题。 这意味着中共的发展战略出现了重大改变，既不同于胡赵时期的改革政策，又有 别于六四后李鹏时期的僵化倒退路线。 据权威人士透露，《人民日报》的文章出自邓小平办公室。今年三月底四月初， 邓小平说，他反复思考，认为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看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 育一定要抓上去。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要充分依靠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后， 邓小平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女儿邓楠，以及邓小平的秘书，将邓小平近期对科技的思 考和想法，通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政治局常委。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邓小平同志及时把握时代脉搏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一 再强调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 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揭示了科 技发展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具有十分紧迫而深远的意义。” 江泽民最早透露信息 其实江泽民比《人民日报》更早透露邓小平的“最高指示”。新华社四月二十三 日在报导江泽民在四川考查的新闻时说：“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 刻理解邓小平统治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 还有一条新华社没有报导的“内幕消息”：江泽民在四川考察期间，在重庆通霄 达旦给李瑞环、丁关根和王忍之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一路上他本人对科技问 题的想法。这封信的主要思想，是表明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技大会讲话中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现在看来依然有十分紧迫而深远的意义，是中国能否完 成“八五计划”的关键。 江泽民的这封信被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全国各地供“政治学习”。据看到这份文件 的人说，江泽民在信中援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使用新技术武器的 例子，说明在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下，新科技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说，作为马 克思主义者，他始终认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但是先进的武器毕竟是重 要的。 一系列加温行动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指示，中共高层要求各有关部门组织一系列座谈会，以及 撰写有关科技问题的文章，除了从理论上阐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外，还要大量介绍 世界和中国的科技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 于是各种类型的、打着科技招牌的座谈会、展览会争相在北京召开和揭幕。各大 宣传工具纷纷发表报导和文章，用实例来证明用理论来阐述邓小平的观点何其英明 和正确。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各大报章，包括《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 》、《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竟同时推出 各自的社论，同声为“科技热”加温，“为实现国民经济战略目标，呼吁党和政府 要把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科技进步放在重要战略位置。” 《人民日报》社论称，坚持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将经济建设 真正转移到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 这场“变革”能带动中共走出困境吗? 固然，科技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但是，回避实质性问题 —-体制的改造而企图单单用科技带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只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