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外”活动家“曹破产” 胡 楠 与绝大多数一度遭囚禁后被释放的知识分子一样，曹思源的名字再也没有被新闻 界曝光。没有人知道他身居何处，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也许他整天在为生计奔 波——他用不着被人开除，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早因他这个所长的被捕而自行解散 了，给他提供研究资金的老板万润南也亡命天涯。 第一个被捕的知识分子 六月三日中午，也就是大屠杀发生十几个小时之前，曹思源蹬着一双常在家中穿 的旧鞋，告诉妻子去集市买菜，结果一去便没了踪影。后来证实是被捕——这哪里 是“依法逮捕”，与绑架有何区别? 曹思源是八九学运期间第一个被捕的知识分子。一些比他批评李鹏政府更激烈的 知识分子如严家其、包遵信、任畹町都是六四后方被通缉或被捕的。为何当局单独 在大开杀戒之前拘捕了曹思源呢? 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独家发表了一条消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 ，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但开始人们对此并未引起注意，因为当时各种声明、 签名、传单太多，而天安门广场又天天处于“狼来了”的紧急状态之中。直到五月 三十日才被广泛传播，因为当晚中央电视台引用了六名人大常委高登榜、顾明、王 厚德、宋汝芬、李琦、刘大年的“严正声明”，称《文汇报》的报道是“盗用”他 们的名字，“伪造谎言”，是一种“卑劣做法”，是对他们“人身权利严重侵犯” ，“在这种严重时刻，编造谎言，混淆是听，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别有用心”。声明 还直指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常委员签名，他们四通发展 研究所要插手。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没有得到同意之后，竟然要置事实 和法律不顾，编造假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查清，追究其责任。”常委委员 之一、历史学家刘大年更是扬言说：“根本不知道此事，特此辟谣”。 带头组织是次签名上书活动的人大常委委员胡绩伟于次日亦发表声明。他说，“ 五月十七日，有励以宁等二十四位常委，十八日有叶笃正等十二位常委联名要求召 开常委会紧急会议。我参加了二十四人的签名。十九日以后，鉴于局势更为严峻， 而前两次呼吁未得答复，我又发起了要求立即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第三次签名¨ ¨¨我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广泛征求各位常委意见，是完全正当的。” 曹思源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后，当然知道这是政府的“定音”。但他不单 不退缩，而且当晚就作出了反驳。在他看来，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局势严重之时，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轨 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四通研究所作为一家民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建 设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为重点研究课题和长远奋斗目标，衷心希望全国人大这一橡皮 图章逐渐变硬。同时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也有权利通过自己的代表表达自己的意愿 。 曹思源五月二十四日将五十七名常委(超过常委总数三分之一)联名信交给了胡绩 伟，胡绩伟又亲笔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曹思源即于 当日下午一时半将信送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 在给人大常委会的信中，已清楚地说明，高登榜、王厚德、宋汝芬、李琦等委员 是通过电话表示同意开会，而不是参加签名者;信中并未提顾明委员同意开会;至于 刘大年，有亲笔签名(可以鉴定)。 曹思源对记者说：不少人大常委对政治上的风险比较敏感。因此，他们在表达愿 望之后，有时候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对这种人，不要过份苛求，我们要看作是 中国目前政治状况的一种“现象”。其实我们要求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并没有定 下要求签名者支持学生，他可以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也可以认为是动乱，开 会是为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危机。所以我们对被指为“别有用心”，深表遗憾， 并保持就此提出诉讼的权利。 就在曹思源联络人大常委联名上书后不久，传出一条内部消息，中共早有个秘密 规定，全国人大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召开代表大会或常委会议均要经过中 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而当时的政治局，完全控制在强硬派手中。 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平暴报告》中说：“在某 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的《提议立即召开全国 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 分人大常委拍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 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 于人，以售其奸。”措辞何其恶毒!可以看出，他陈市长压根就对曹思源的“反驳” 不屑一顾。你曹思源还提出诉讼?先把你抓起来再说。 从《破产法》到“人大旁听制” 曹思源是江西湖口人，今年四十四岁。他出身贫寒，而正是这样的底层生活，为 他了解国情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一九六八年，他从江西省委党校理论班毕业后，曾 在黎明制药厂当过工人，后调到景德镇当教师。一九七九年，曹思源把一篇《左倾 领导路线必须清算》的论文寄给招收研究生的有关单位。老师们排着队争相传阅这 篇充满着深邃远见的论文，排队传阅的老师太多也太急，于是写信给他，请他再写 一份同样的论文来，以便先睹为快。他考的是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 业研究生，那年该专业有二百多人报考，最后只录取了两名，曹思源便是其中之一 ，而带他的导师正是张显扬。 一九八二年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 厅调研室工作。 一九八四年初，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接到一位自称姓曹的陌生人的电话，询问前 些日子他寄出的一份建议制定企业破产法的方案设想该部门是否收到。接电话的人 回忆了一下，隐约记得是收到过一份个人起草的破产法立法方案，当时单位里还有 人猜疑此人的身份和背景，待得知不过是个国家机关的普通干部，便笑着议论了一 番，说经济部门的人那么热心立法，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想到这里，接电话 的人还是客气地回答：“收到了。” 不料对方的声音一下子升高了八度：“那太好了!你们单位的负责同志说了什么没 有?” 接电话的人不得不把听筒从耳旁适当移开：“什么也没有说。” “那据你看，我的建议能否纳入立法计划?” “据我所知，我们立法只能采自两个渠道：一是中央首长交办;二是各有关部门申 请。从来没有个人来建议立某某法的先例，这不符合立法议事程序。” 这个权威的答复，应当使曹思源停顿“立法设想”。但他却将有关文章投寄给《 嘹望》周刊和《世界经济导报》，企望通过舆论影响立法部门。沈阳市市长李长春 看了《嘹望》周刊八四年第九期曹思源那篇《试论长期亏损企业的破产处理问题》 文章之后，颇受启发。他找到曹思源，下决心在沈阳进行试点，从而为中国大陆制 定企业破产法拉开了序幕。八五年二月，沈阳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 工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同时拟定了破产救济办法。武汉市市长吴富正也赞 成曹思源的设想，并专门为他在武汉召开了一次“企业破产”讨论会。八五年六月 ，武汉市政府决定对该市无线电三厂实行“濒临破产，限期整顿”的试点。 南有武汉，北有沈阳，遥相呼应，使曹思源看到了“破产”的曙光。八五年一月 ，国家正式成立了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曹思源任组长，工作关系也调到了国家体 改委。他每周只回两次家，整天整晚扎进破产法的起草工作中，他精神亢奋，眼睛 放光，嘴哼小调，忙里忙外，电话频频，不是与武汉、沈阳的市长大人直接通话， 笑声朗朗，就是与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过从甚密，约会不断。这种匆匆忙忙，上跑 下颠的风格与机关的气氛、节奏多么不协调，机关里不熟悉他的人不禁心生疑窦， 议论纷纷。打听之下，方知曹思源这个破产法起草小组，只不过是临时搭凑起来的 ，没有定编，随时都可能“破产”。而曹思源本人，级别上仅是个主科员! 值得一提的是，曹思源的《破产法》被提上人大议事日程，甚至于国家企业破产 法起草小组的建立，都离不开温元凯的鼎立相助。早在八四年五月，身为六届人大 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的温元凯，约见了原本并不相识的曹思源，对他的破产法设想 表示支持。是温元凯“串通”一些观点相同的代表签了名，将曹思源的提议正式提 交给大会。 《企业破产法》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起草和反复修改，终于形成草案。八六 年六月和八月，草案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引起了委员们的激烈争论，不 少委员坦言陈词，发表了尖锐的反对意见。这在中共立法史上尚属首次。曹思源乘 胜追击，将自己刚出版的一本专着《谈谈企业破产法》，给一百五十多位人大常委 每人寄了一本，并逐一打电话去解释并听取意见。当时有人指他这样做“影响了人 大常委的独立思考”。但他认为这是宪法允许的，仍锲而不舍地继续下去。八六年 十二月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终于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试用) 》。国外观察家分析，武汉、沈阳等市的“打破破产禁忌”的超前试点和中国新闻 媒介的“进行了精心铺垫”的超前宣传对该法的最后通过起了关键作用。 《破产法》一役后，曹思源又向“人大会议旁听制”进军。他说：“我对政治体 制改革的看法是先易后难的，即首先是将人大会议公开化，例如大会、常委会议旁 听制度，其次是实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差额一定更多于席位一半。”从八七年起， 他到处演讲，力倡人大会议设旁听制，后来他更为全国人大起草了有关提案，结果 再次被接纳。由八八年六月起，多个地方的人大以及全国人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 了旁听制。曹思源又一次院外活动成功。 提出议会民主的建议 八八年下半年，我连续在深圳、北京参加几次民间研究机构办的学术讨论会，每 次见到曹思源，总是在给与会者发资料，不是他文章的复印件，便是有关立法建议 。他胖墩墩、头颅硕大，说起话来眉飞色舞，没有一点知识分子高深莫测的“风度 ”，却不失江西老表的本色。熟悉他的朋友管他叫“曹破产”，他似乎也很喜欢这 个称谓，总是满面春光。 那时他已辞去了在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在四通集团总裁万润南的支持下创办了四 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虽然挂着四通的牌子，经费也由四通集团提供，万润南却从未 要求曹思源为四通集团的市场和业务作调查研究，研究所进行曹思源认为值得搞的 项目。 其实，研究所包括曹思源在内实际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人。曹的妻子是教师，有时 也协助一些零碎的杂务。然而，这个设在北京民族学院南路万寿寺甲四号的“小胡 同研究所”，却连续干出了几许惊天震地的事。研究所当时的课题主要有三个：1， 关于社会主义议会民主的建议;2，修改宪法的建议;3，民办公有制企业及其立法等 。 八八年十月，他写出了三篇论述关于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之路的文章。在文章中， 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表现得较为充分的只有御用式民主和无政府式的民主。 民主政治固然很好，但是如果说建设民主政治要以“不怕天下大乱”为代价，那是 难怪人们望而却步，犹豫再三的。而议会民主是一条不会引起社会动乱的非暴力的 安全通道。国家政治生活应以人代会为中心。议会民主与政府效能并行不悖。 曹思源认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议会民主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逐步积累 。在这里，每一个具体步骤孤立地看来都是很不起眼的有限目标，日积月累，却可 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他将议会民主之路的步骤和措施概括为五个方面：提高 人民代表素质;改革人大工作制度;人大公开化;为院外活动正名;逐步修改宪法。每 个方面，曹思源都列出了详细具体的指标。 八九年三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曹思源向若干代表提出了五项有关宪法的建议 ，包括人大应设立宪法委员会，使人大及常委会有效行使解释，修改和监督宪法的 权力;修改宪法条文藉以保护商品经济的地位和公民私有产权;要求增加条文，说明 任何人在法院判决之前均应作无罪推论等。 三月二十六日，他又与另外一位法学家张宗厚共同组织了一次“修宪研讨会”— —后来受到严厉批判，张宗厚也被撤去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一职 (所长是于浩成)。 从与他的交谈和他给我的材料看，曹思源是个典型的激进改革派，这一点他自己 也直言不讳。所以，他便常常采用院外活动等正常途径关心立法，而且也常奏效。 没想到“六四”事件将他的计划全部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