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如积卵的大陆教育 潘 晓 七十二年前，当那些热血男儿大无畏地迎着警棍和水龙，拥向天安门广场时，心 里有过许多美梦。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美丽的梦幻是否已经变成了令人欣慰 的现实?理论家们提示，衡量社会进步的最佳标尺是教育发展的状况，那就让我们到 “五四运动”发祥地——神圣学府巡视一番，我们究竟为立国之本的教育创造了哪 些伟业? 尽管中共高层领导津津乐道于眼下是建国以来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历史老人却 以其凝重的笔触给中华民族写着一个不祥的画面：浩浩荡荡的文盲大军、破败的校 舍危层、奇缺的教育经费、贫困的师资队伍、巨大的人才断层、膨胀的厌学之风¨ ¨¨ 中国的教育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明确的回答是：在这个宣扬了二千年“唯有读书高”的国度里，教育受到了 不应有的冷漠和鄙视，其严重后果已经导致无可挽回的大崩溃。蔑视教育不能不受 到历史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并不象我们习惯地认为是遥远的明天，它恰恰就发生在 眼前。 以下是笔者回大陆采访时，了解到的许多故事中的一部分，也许能有助于读者理 解中国教育的现状： 十分之三是文盲 乡间坑坑洼洼的小路上，他艰难地踩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虽是春风和熙，桃花 盛开，他的心情却异常沉闷。两年前，这位教了十几年书的乡村模范教师，当了县 文教局副局长，虽然他不稀罕这顶“帽子”，但席卷全中国的“全民经商”浪潮， 使他察觉到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泛滥。他无力挽救狂澜，但却想把自己所管的 那些学校搞好。这天，他是去访问一个途中缀学的学生家长。 “王局长，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寒舍?”主人是个运输专业户，已经发了财。 “我来看看阿兴，听说他已有几个月未去学校读书了。”王局长心中很不是滋味 。 “哈哈，原来是动员阿星读书，我问你，读书有什么用?” “阿星才十五岁，书还是要读的。那年上初一时，他正好在我班上，在全县数学 竞赛中他还得过名次呢” “老皇历!过去竞赛数学，现在竞赛挣钱!请问王局长，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 “按我的职称，加上工龄也有一百三十元。” “哈哈哈”，阿兴父亲笑了起来：“你一个大学毕业的局长，一个月才拿一百多 元，还不如阿兴跑半天运输。难道还要他跟着你再去吃这种苦?!” 笔者已无需继续描述局长当时懊丧颓唐的神情。这幕发生在江苏某地的真实情景 ，已十分典型地向世人透露了当前大陆教育界的一大奇观：成千上万中小学生流失 ，童工、童商、童农队伍则无止境地扩大着。 就在于局长供职的那个县，截止一九九零年底，全县高中生退学九十七人，初中 生退学的，也达一千零九十人之多。 河南新蔡县五所高中，一九九零年秋季招生一千四百名新生，但到开学后半个月 时，自动缀学者已达五百九十八人，占新生总数百分之四十二点七;即使在苏州这样 一向以教育发达著称的地区，近两年初中流生也高达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一人。 据统计，一九九零年，全国城乡小学在校学生流失三百七十八万人，初中在校学 生流失三百六十一万人。实际上这个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大大保守了的，一位新华社 记者在一份是中共最高领导阅读的<国内动态清样>中说，近两年，全国中小学生流 失有四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 四十年前，中共刚刚统治大陆，曾向全世界“宣告”：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 上扫除文盲。一九八八年九月七日，国家教委发言人在“国际扫盲日”前夕“自豪 ”地宣布：“从建国到一九八七年，我国已累计扫除文盲一点五七亿”。然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同年同月向世界宣布：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二点二九亿 人。这就是说，中国的文盲总数，占世界文盲总数八点八亿人的四分之一，是亚州 文盲总数的六点六亿的三分之一，远远超过整个非洲文盲总数一点六二亿人。一个 明白如火的事实是：在中国每十个人中，就有近三人不识字或半识字。 谁来救救“危房” 汉白玉雕刻而成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烈士纪念碑”矗立在寒风中，一旁的纪念 “亭”装修一新，气宇轩昂。由东北某省投资兴建的这一碑一亭，耗资多少，人们 不知道，可是，栖息在这所纪念碑、亭旁的大悲乡野场村小学的师生们，却从未为 操场上的这一光辉烈士祭台而骄傲过。 名为小学，实质不过是三间破旧低矮的泥房，全部面积三十平方米。教室里放着 十三张歪歪斜斜的小木桌，没有椅子，上课时由学生自带。唯一的一块木制黑板， 已使用了二十余年，长年摩擦，黑板变成了白板，粉笔字写在上面，后排学生无法 辨认。全校一、二、三年级学生，全在一个教室内挤着由教师混着上课。一个年级 上课时，另外两年级的学生在旁看着，吵吵嚷嚷，学生能听进去多少?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七日，面对敌人屠刀、宁死不屈的抗日民族小英雄王小二 当年就读小学的现状。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烈士母亲仍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中央 、省、县干部有时也会来探访一下，但看看就走，啥问题也解决不了。烈士家乡教 育的困境，正是当今中国教育贫困的真实写照。“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 国的孩子。”这首顺口溜，该有多少苦涩。 有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全大陆中小学缺校舍八千六百万平方米，有危层五千一 百万平方米。大批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十几年都是在祠堂、庙宇、会馆、破屋、泥 洞中渡过的。 读者如果以为危房校舍只限于“王小二们”的偏僻乡村，那就错了，我们不妨到 北京这个大都市去看看吧，那里还留存着一百多所岌岌可危的“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典型的胡同小学，原是庙堂，跨世纪的百年老屋，墙壁凹凸不平，轻轻 一敲，泥土便和蚂蚁、昆虫沙沙落下，不时灌进孩子们的脖子里。没有操场，学生 们在狭小的天井里做早操。教室终年不见阳光，大白天也必须开灯上课，指使三、 四年级的学生都戴上了近视眼镜。上课铃一响，孩子们便跟着音乐老师的手风琴(教 室里根本放不下钢琴，也无钱买钢琴)唱起了“我们的生活多美好”。突然，“轰” 的一声，天花板上一块约五平方米大小的水泥石灰自天而降，压在后两排四个学生 身上。歌声嘎然而止，接着是一片哭叫声。女教师放下手风琴赶来抢救，幸亏老天 保佑，四个孩子除了头部红肿，脸面擦伤，没有大难。原来，音乐教室楼上是一间 被当作操场用的废弃仓库，那天上面高年级学生正在练 “骑山羊”，引起楼房振动，终于使早已四分五裂的顶棚塌了下来。 就读于摇摇欲坠的中小学危层里的孩子们，在故事发生的刹那间幸免于难，比起 那些惨死在倒塌的校舍下的同伴来，却又是幸运的。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江西会昌县水东小学因厕所楼板塌陷，二十八个活蹦乱 跳的小学生当场被压死，成为大陆教育史上的一大惨案。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浙江青田县将村小学八十名学生，因学校两间教室被村 党支部书记刘成彩擅自以一千七百元的价格卖掉，而被驱赶到泥墙倾斜、屋漏如洼 的村会堂上课。当天上午，暴雨倾盆，学生无法上课，教师呼吁刘成彩立即修理， 刘置之不理，结果房倒墙塌。三十多名学生死伤，当孩子们在瓦片中呻吟时，身为 一村之主的刘成彩却正在麻将桌上大开赌局。 “九丐十师” 大陆上的教师如同大陆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历来被人称作“价廉物美、经久耐 用”。而当植根于贫困土壤中的教育大树趋向枯萎时，教师也只有落得同样贫困的 下场，“价”跌了，“用”也难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七十余年前，当时正在教育部公职的鲁迅月薪二百二十元， 可购猪肉二千二百四十四斤，教授的待遇比这还高;可眼下，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 一百八十元)只能买猪肉三十五斤，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难怪有的教师说： “四人帮”时讲知识分子为“老九”，如今我们已不如乞丐，应改成“九丐十师” 。事实正式如此。这年头，靠街头行乞致富的万元户大有人在，而靠教学为主的“ 贫困户”，比比皆是。 收入的拮据与超负荷工作形成强烈反差，教师被驱赶到贫困交加、未老先衰的困 境中去。下面的数字令人心碎：中国大陆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整 整少十年!大陆近来逝世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人数死亡年龄在四十至六十 岁之间，中年早丧、早病、早夭，已成为大陆教师中的一大奇观。缺乏强大经济作 后盾的教师，在社会上必然沦为被人瞧不起的“三等公民”，这些年，大陆各地打 骂、凌辱中小学教师的事，层出不穷，打人者往往骂上一句：“打你这个穷教师怎 么样?!” 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直到现在还在发誓：要使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陈云 讲过两次，李铁映讲过许多次)，可实际上教师已成为“穷困潦倒”的代名词。据中 国社会发展中心城乡抽样调查所公布的调查结果，目前大陆公民的求职序列为： 汽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医生、科技人员、记者、企业经理、厂长、采购员、供 销员、律师、演员、个体户、电工、远洋船员、翻译、机关干部、教师。 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据此，有人预言：十年后，中国大陆将无大学 。 办教育需要钱，可是大陆的学校偏偏没有钱。大陆的教育经费之少，堪称“世界 之最”，可以载入“吉斯尼大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教育经费八十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 全世界平均为百分之五点七，中国大陆只有百分之三点二，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还低于非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如按人均教育经费与国外比较，美国全年人 均教育经费为九百六十六美元，加拿大为九百四十七美元，法国为五百八十四美元 ，日本为五百五十五美元，新加坡为二百四十九美元，大陆教育经费中学生为五美 元，小学生为一美元。虽然增长了二点六倍，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和学生人数增加 ，实际费用分别从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和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七点八 和百分之十六点七。 这就是大陆教育投资的现状!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来空谈教育的战略地位，那无异 于自欺欺人，画饼充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钱少，更令人悲哀的是，宝贵的钱财被大批大批地浪费掉 了。 这是中共<人民日报>自己公布过的数字： 全大陆单是进口小汽车用去的外汇折合人民币二百五十亿元;一九八七年大陆各地 有帐可查的大吃大喝，公费宴请用去五百三十亿¨¨¨ 于是，有人调侃道：眼下的大陆是：“干部坐皇冠得意洋洋，教师守危房眼泪汪 汪”。这种“富裕的贫困”，不正是中国教育现状的真实写照吗? 更令人费解的是，已经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还被各地政府部门大量挪用。据统 计，仅一九八八年，全国被挪用的教育经费就达五亿元!用作教育的经费“挪”到哪 儿去了呢?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吉林省白城市教育局长刘永海，利用手中握有教育 经费支配之权，三年间挪用教育经费六十六万元，一部分用来为自己盖高标准住宅 ，一部分用来办“招待所食堂”。 全国数千万教师、几亿学生嗷嗷待哺，他们赖以维持教学机器正常运转的最低水 平的经费，却这样被一小部分人民的“公仆”吃掉了，喝光了，用完了。 然而，这种局面是难以再长久维持下去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大陆爆 发了第一次教师集体罢教事件。中共的报纸没有报道，而一份直送北京中央政治局 委员的“新华社国内杂志清样”是这样报道此事的： 安徽省天府县得胜中学教师因工资无着，于上周(十一月七日)开始罢教，至今已 有四天，直接原因是：教师们十月份的工资至今尚未领到。 教化学的张老师对记者说：“我们罢教纯属无奈。本来已到发这个月工资的日子 了，但上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未发给我们。我们教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现在物价 飞涨，我们连起码的买盐买米都无能为力了。总不能空着肚子上课。我们也知道， 罢教不是很恰当的办法。但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和方式来表示我们的忧虑。” 那么，钱到哪儿去了?本来，得胜中学教师的工资由县农业银行发往区农业银行， 再下拨到乡信用社，而后乡财政统一下发。但今年得胜乡出现财政赤字，乡信用社 欠区农行钱，只得把乡里教师工资作为抵押。 这起罢课事件，后来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 李铁映干预下，得到解决。然而，在全大陆各地，因为种种原因而迟发、扣发教师 工资的事例，数不胜数，胡启立们是来不及一个个亲自来看的。这里潜伏着的深刻 危机，中共高层领导并非不清楚，只是谁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而已。 问题的症结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古以来，中国是最迷信书本的国家。一代又一 代皓首穷经的穷酸学士，兀自编织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 有颜如玉”的梦幻。正由于这种植根于民族心灵的利益机制的顽强作用，一九七八 年竟有一千万长期忍受知识饥渴的青年人，呼拥着走向高考试场，为的是参加一场 二十比一的空前激烈较量，求得一张象征知识的文凭。 然而，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当着“小知识赚大钱，大知识赚小钱，高知识不赚 钱”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规范时，知识便必然失去其诱人的光彩。于是，流生遍地 ，厌学成风，教师弃教，学校关门，一股比文革十年更汹涌澎湃的“读书无用论” 狂潮，在大陆各地奔腾，所向披靡。 有一位西方记者，在考察了中国大陆的教育现状后，得出了他对事物原因的判断 ：北京紫禁城里那些来自穷山沟靠枪杆子起家的人们，由于从未接受过知识的洗礼 ，有着一种本能的“知识歧视症”。 这恐怕正是问题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