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三) 黎 民 毛和曾国藩 就在毛立下“学梁山泊好汉”的志向,决心走农民造反和秀才造反的道路的同一 时期,毛在给黎锦西的一封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又表露出这样一种思 想:“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之今人易其位 ,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受曾国藩的影响可以说由来已久。毛的老师杨昌济在一九 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曾经写道:“毛生泽东……渠之父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 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务农。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 才,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梁启超也说:“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 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吾党不欲澄 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杨昌济本人也是一个曾国藩的崇拜者,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记 ,旨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 深受梁启超和杨昌济影响的毛在青年时期也潜心精研过曾国藩的著作和生平历史 。他在他的《讲堂录》中大量地摘录了曾国藩的著作,并奉之为立志修身,处人处 事的原则和信条。他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给肖子升的信中,对曾国藩编辑的《经 史百家杂钞》也推崇备至,称之为:“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褒万有”;读此 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全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 ”,“施于内而遍于外。”故奉之为国学津梁。 毛对曾国藩的宋明理学,经世济用思想也经杨昌济的口讲指授言传身教而深得其 精髓。 毛青年时代正是以曾国藩为榜样,在杨昌济的指导下完成了“立志”、“修身” 、“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教育过程的。毛说过“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 期开始形成。 毛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蔡和森既是曾国藩的亲戚,也是曾的崇拜者。毛蔡都共同 推崇曾是抓住了“宇宙之真理”即“大本大源”并能把“宇宙之真理”和实干精神 接合起来的最伟大的人物,即中国传统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做到了的 圣贤兼豪杰的人物。青年时代的毛蔡在同学们之间也获得了“曾胡”之称。 毛在 给黎锦西的信中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为宇宙之一体,即 宇宙之真理,多具于人人之心中。……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 者乎?”又说“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己矣。”“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之人 ,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毛在他的《讲堂录》里,把探索追求“宇宙之真理”的人称之为圣贤和传教之人 ”;把尊奉圣贤之垂教的人称之为“办事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 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是圣 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次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 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又说“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之所以 “独服曾文正”,就是因为毛认为曾是圣贤又是豪杰。 毛在青年时代就已立下既要做圣贤又要做豪杰的志向在他后来实现了,他是中共 的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和思想领袖。他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扮演了无冕之帝王和大 成至圣先师文宣五的双重角色。 无独有偶,天生有克星,毛一生最主要的敌手蒋介石不但和毛一样生性倔强,既 怀抱帝王思想又专精于帝王之术,而且也同样是拿破仑和曾国藩的崇拜者。 蒋不但以中国的拿破仑自居,而且也以曾文正公的传人自居。 蒋自喜和拿破仑一样,有军校学习的履历,又生逢大革命的乱世;他虽不敢戴拿破 仑的三角帽,却经常身披拿破仑似的战袍,并且同样以军事政变发家。 如果可以说毛的案头必备之书是《资治通鉴》,那么,也可以说,蒋的案头必备 之书是《曾文正公全集》。 历史的丰富多彩和戏剧性讽刺性还在于:近现代的另一个一流政治家周恩来既做 过蒋的部下又做过毛的部下,而且还经常纵横摆阖蒋毛之间。周对蒋的体认是:“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 、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 是新专制主义。”又说:“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 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 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 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 周在一九四 三年八月十六日写下这些话时,他是不知道毛“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因毛给 黎的信于一九七九年四月才公开发表,此时毛周都去世了。但是蒋毛在江西、湖南 等地进行内战时,由于毛把《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等书 发给红军的各级指战员作为军事参考书,“全盘苏化”的教条主义者因此批判毛说 :“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 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甚至还说:“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 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 这些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历史,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在政治上患 着“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的教条主义者,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和报复:政治上和军事 上的灭亡。 有“历史考据癖”的“全盘西化”的提倡者胡适是这样看《三国演义》的:“《 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 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 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 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 的教科书。……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 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和感谢!” 顺便说一句,这些要和精研《曾文正公全集》和把《曾胡治兵语录》列为黄埔军 校教科书的蒋介石争夺天下的“布尔什维克派”是幼稚到把《曾胡治兵语录》写成 《曾胡左治兵格言》的《孙子兵法》上有一句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 而知己,一胜一败;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以这个准则来看,也就知“全盘 苏化”派每战必败的道理了。 由于蒋介石认为:“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因此,蒋培训军事、党政 干部,均把《曾文正公全集》列为必读之书。在蒋对江西、湖南的朱毛红军进行“ 会剿”、“围剿”的军事活动时,蒋更是通令全军将领,务必通读《曾文正公全集 》。 周当时不知道毛也是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因为毛公开表明自己是个拿破仑的崇 拜者的事时候,已经是在一九六四年了。 周虽然不知道毛既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又是曾国藩的崇拜者,但他的政治经验、直 觉,智慧告诉他,只有毛才是蒋的真正对手,周写道:“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蒋介石 )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周当时未能理解 的奥妙之处正在于:对付蒋这个拿破仑和曾国藩的崇拜者必须是另一个拿破仑和曾 国藩的崇拜者才有可能,这样才能针锋相对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毛在写给黎锦西的信十多年之后,果然做了洪秀全、杨秀清之后农民革命的领袖 。他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果然逃脱了洪杨失败的历史厄运,造成了从陈涉首义之后, 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来农民起义和暴动最成功的一次农民革命。毛对他的乡先辈曾 国藩的研究使他早知:“使之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从对曾国藩的历 史经验和农民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和悟出了胜利的因素,这也是在长征途 中,毛能最终使蒋的“让朱毛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计划以及最后“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破产的因素之一。浙江人对曾国藩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历史证明,还是 远远不如湖南人对自己的老乡的认识来得深刻和真切! 精通“内圣外王”之学的曾国藩其志不止于做帝王之佐和帝王之师,而是也是有 作帝王之野心和思想的。根据罗尔纲的研究,曾国藩手握重兵,拥有足够推翻清潮 取而代之的武力之后,曾国藩的家人和部下载有拥戴他做皇帝之意。“据他的女儿 曾纪芬记清咸丰年曾国藩初做两江总督时,在他的家乡湘乡起书屋,湘乡风俗起新 屋必涌上梁文,他家的上梁文就颂道:“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据 某书记载,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荃萌异志,曾向他哥哥劝进。曾国藩闻而彷徨无 措,踯躅徘徊于室中者通霄达旦。第二天早晨,答复他的弟弟说:“人家待我们还 好,何忍出此?”事乃寝。曾国藩手下的水师大将彭玉麟也劝曾国藩说:“东南半壁 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史学家孟森和陈寅恪都认为,李秀成在天京城破被俘之后也“以种族之见劝曾, 当时汉人已握实权,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之说”。 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也回忆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 曾国藩的幕僚王凯运也劝曾说:“树大招风古之常训,公今功高震主,天下归心 ,及今不取,后必噬脐。”据说,曾听王言之后,用手指头蘸着茶水在书案上写了 多个“妄”字。曾从此对这位精通帝王之学的国学大师不但无片言保举,反而请王 上路回家了。而王也讥讽曾是“一个无出息的伟人”。 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不是不想做皇帝,而是他审时度势和迫于形势,不敢做皇帝, 不敢为也,非不想为也。 曾不敢做的事,由他的第二代传人袁世凯做了。袁不但利用辛亥革命取代了满清 ,并且还果真做起皇帝来了。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这次为袁筹划做皇帝一事的人,竟是王凯运的得意弟子杨度 。杨从王那里学得了帝王之学,也汲取了王之经验,必须找一个地位和才能等等和 曾国藩一样,而其人之魄力和野心又超过曾国藩的人,才可能施展所谓的帝王之学 和帝王之术。 值得奇怪的一点是:王凯运、杨度都是湖南湘潭人,而毛泽东也是湘潭人。 毛的恩师杨昌济留日期间,与杨度不但是好友,和杨度共同组织了“中日学会” ,杨昌济对杨度的“支那教育问题”一文还推许备至”。此文对杨昌济后来一直提 倡“教育救国”很有影响。杨昌济留日、留英前后达九年之久,专攻哲学、伦理学 ,心理学等等,就是想从教育入手,为国家培植人才。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回忆说 ,有一次毛泽东领头闹学潮,学校当局要开除毛,杨昌济为之愤愤不平,在黑板上 写下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杨是把毛当作拄长天的大木来看的 。 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在毛泽东所写的“代讣启事;一文中杨 度亦列名其上。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是认识杨度的。 九十年代,邓小平搞开放改革,引起了中国农村的大变动。极少数的零星的农民 又利用民间宗教兴风作浪,有的还甚至要“称王称帝”做真命天子。这种社会现象 出现的虽然不多,但它的分布面很广。它说明今天的中国农民由于农村商品经济化 、工业化,信息传播的发展等等,农民已“不信邪”了;但也说明,在传统的农业社 会的结构未最后改变以前,传统的不合时代精神的多种文化观念仍保持着强大的历 史惯性力量。 在这种社会现象发生的地方之中,就有湖南湘潭。一个叫周正祥的农民自称是弥 勒佛下凡,要做皇帝。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暴动罪枪毙死。 湖南从古以来既是民间宗教最盛行的地方,也是民间秘密会社势力最强大的地方 ,这种情况,发展到毛泽东出世前后,是愈演愈烈。 远从南宋起,民间宗教中之一支——明教就一直是长江流域绵延不绝的农民暴动 的意识形态。明朝以后,湘潭就是明教的中心地点之一。毛比吴□更深入了解的彭 莹玉和尚就是湖南浏阳人,他既是明教的积极宣传家,又是一民间会社的颇有才能 的组织家以及农民暴动的领袖。明教的宗旨和信条之一就是:有弥勒佛下凡,明王 出世。现代农民周正祥正是因为自以为是当今弥勒佛下凡,才演出了一场小小的历 史闹剧的。但于此,亦可见湖南乃至全中国的农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之一斑。 毛一辈子都在说,他是农民的儿子;而在一九四九年进北京之前,他也一直生活在 中国农村之中;他和中国农业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他的精神世界也是传统 的农业社会文化占着主要地位。作为一个湖南人,他受到的湖南地方的历史人文的 影响更深也更微妙,更潜移默化,这从毛一生都喜爱屈原的楚辞,熟悉湖南历史上 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和著作可看出来。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写道:“中国的四万万人 ,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偶像,迷信运命,迷信强权。 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 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已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 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他仍发现:“要人们去克服三千 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情。”毛也坦率承认他的个人崇拜是和传统的 崇拜皇帝的习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还是现代的表现形式。 不但广大的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了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皇帝,就是跟随毛 从上井岗山占山为王时的开国元勋和以后的政敌彭德怀、林彪等人也把毛视为开国 皇帝。 一九二九年,杨度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夏衍回 忆说:“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 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据说,杨度听到 当年的好友杨昌济的学生和自己的小同乡毛泽东搞工农武装割据极为成功,现在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即是毛,更是高兴,他颇有感慨地说:“要想救中国,我 看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做到。” 杨度去世前曾写了一副对联自挽: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中国历史发展的波粒两重性及其复杂性又表现为“匡民救国”的历史后继之人如 蒋介石、毛泽东都是深谙“帝道真如”三昧的人,从他们的事业和思想的历史继承 性来看,他们都是曾国藩和王凯运的历史传人。 由于帝王之学是中国士大夫官僚几千年来的政治学,帝王之术是士大夫官僚帮助 皇帝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术和仕官之术;因此帝王之学和帝王之术也凝积了中国几千年 的官僚政治斗争经验。不对帝王之学、帝王之术进行历史的分析和批判,是不能在 实际上扬弃和否定帝王之学、帝王之术的;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用民主制共 和制取代专制政体和帝王制度、士大夫官僚制度。 也只有士大夫官僚和儒家文化的家庭背景的周恩来才能雍容大度和挥洒自如地批 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对杨以师礼事之。 正是周在临终之前仍念念不忘“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加入了共产党 。” 周之所以能够永远是党内斗争的不倒翁,永远是内阁总理大臣,永远是最精明能 干的帝王之佐,是和他对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深刻认识分不开的。 毛在自己被崇拜为神的时候也无法动摇周的政治地位。相反毛还要依靠周才能进 行统治。毛不得不承认总理永远是总理。”只有死神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四人帮”批“周公”的结果正如毛所预料的那样:“批周必亡!” 周一生成功的秘密之一在于:尽管他精通帝王之术,他从无做中国共产党第一把 手或头号人物的野心。而在共产党内“打天下,坐天下”,“革命无非是改朝换代 ”的思想一直是绝大多数党员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情况下;在“一党专政”,“以党 代政”,“化国为党”的情况下,党的第一把手和头号人物也就是绝大多数党员心 目中的和实际上拥戴的新式皇帝。 周颇有自知之明地永远只做帝王之佐,而从无觊觎党皇帝之位的野心。尽管这样 的历史机会曾不止一次地光临过他。从周一生的政治活动中,我们也看到了正统的 儒家政治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人物就是做帝王之师和帝王之 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帝的首席大臣——宰相。 尽管宰相是帝国官僚政治机构中的首席大臣,但是真正的共和国制度的拥护者还 是不得不赞成和同意孟德斯鸠的看法:由于任何一种专制制度都是政治上的奴隶制 度,所以宰相也不过是皇帝的头号奴才而已。 和蒋毛都直接打过交道的尼克松写道:“说来也奇怪,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许多方 面都很相像。”“我觉察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 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 自己浑为一体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美国专栏作家赛勒斯·利奥·苏兹贝格座谈 时曾说:蒋介石花了大量时间读有关拿破仑的书,……我记得你写过蒋介石是科西 嘉岛上的东方拿破仑。(苏兹贝尔回答说:不是科西嘉岛,是厄尔巴岛。)他不能与 拿破仑相比。拿破仑早年在法国革命中起了积极作用。只是他后来才背叛了自己的 观点。 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历史之谜是:周在说这几句话时,他是否意识到毛也是一个 拿破仑的崇拜者,并且毛和拿破仑的历史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周之精明和谨慎 ,周是不会不知道毛在一九六四年曾经表露过毛也是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的。并且 毛也曾经花了大量时间读拿破仑的书。 简短的总结 罗素深刻地指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 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公意(或者普遍意志)的观点,诸如“拒不服从公 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 归”等等;使个人可以宣称代表社会公意,“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 同”,从而使领袖可以变成独裁者和暴君;以及使少数人可以利用所谓的“多数决定 原则”侵犯任何人的基本人权,从而造成“多数暴政”和暴民。卢梭的这种公意理 论,它的第一个历史结果就是罗伯斯庇尔的独裁和雅各宾专政以及接种而来的拿破 仑独裁和法兰西帝国。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在为自己的独裁进行合法的辩护时,用 的就是卢梭的公意理论。他们说他们就是社会公意,他们都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中的 多数,他们就是革命的代表和化身,因此他们有权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一切,而这 一切为的强迫个人服从公意或如卢梭所说“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正如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是卢梭主义者一样,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也是 卢梭的“公意理论”的信奉者以及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崇拜者。 在二十世纪,卢梭的公意理论和雅各宾专政的历史经验又成为苏俄革命中的布尔 什维克派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列宁斯大林的领袖独裁的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之 一。列宁是雅各宾专政的热情歌颂者,托洛茨基很早就称列宁为“马克西米利安· 列宁”(引者按:马克西米利安是罗伯斯庇尔的名字) 深受苏俄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卢梭学说影响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 都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权;都是大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把戏;都 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代表革命等等。而其领袖蒋毛都是无冕的帝王,都以革命的化 身自居,都以“朕即国家”、“老子就是党”自命。而蒋毛又都是拿破仑和曾国藩 的崇拜者。 在有几千年的君主绝对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蒋毛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 拜主要是由于数千年君主专制和帝王思想、帝王崇拜的强大的历史惯性力量;也由于 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结构基本未变等等因素造成。卢梭的学说,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 的影响只是使他们的个人独裁、帝王思想更具有时代色彩而已。 值得深思和注意的是:中国的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张君励、罗隆基、储安平、 殷海光等等,总是既不见容于国民党又不见容于共产党的。他们所要走的英美式的 “第三条历史道路”也一直既受阻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受阻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从同盟会成立开始到今天还在进行着的民主运动,卢梭的“公意;理论也一直是在 实际上仍占着支配地位的一种民主理论,而在农业社会和专制制度下生活过的大多 数人也极其容易接受这种民主理论及其变种: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其它的各种至今还无法想象的新变种。 也许,这正是中国从一九一二年建立起中华民国以来,到蒋经国开放“党禁”, “报禁”以前,中国的“民主共和”,一直是徒有民主共和之名而毫无民主共和之 实的一个历史原因。也是中国至今还产生不出像罗斯福,丘吉尔式的政治家的历史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