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运“领袖” 姚勇战 我出狱回港以后，发现自己被人称为“学生领袖”。以后又发现在八九年和我一 道领导过各地学运的流亡大学生都被冠以同样的称号，甚至有不少仅仅投身过学生 运动，“六四”后因各种缘故也逃亡海外的学生也都一律享有这一称号。对于后者 ，我不想多谈。但我想谈一谈学运领导人和“学生领袖”的区别,以及所谓“学生领 袖”在学运的几个时期中是否真正担任了领导各地学运的任务。 一，初期的压力和后期的风头 我在八九上海学运过程中，从组建复旦大学“二十人”行动委员会，到创立上高 联并设立常委，到绝食，再到“讨李(鹏)大会”、全球华人大游行、空校运动，以 及“六四”以后的设置路障、举行追悼会等，我都以一个策划、组织和领导者的角 色在进行。可以说，在近两个月的学运中，我一直担任着学运的领导人。但我反对 把我称为“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之不同于学运领导人，在于“领袖”一词所 指的人，至少应该是在理性、胆识、运筹帷幄等方面比一般同学高出一筹的学生。 我认为自己没有达到那一高度。八九学运中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领袖人物”里 ，我不敢说没有那样的人。但问题在于，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那种激烈 的群众运动中，学运领导人们还没有经受过各种考验，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学运领导 人，则是某些偶然因素促成的。特别在绝食以后、学运达到高潮时才“挺身而出” 的“领袖”中，是掺有很多沙子的。 在胡耀邦去世到北京四·二七大游行，学运在全国都处于高压之下。我这里所指 的高压不是来自公安局或国安部，而是直接来自于各校的党委、教务处、系党支部 、年级指导员和班主任。尽管不少高校的教师在五月中旬前后都纷纷投入了民主运 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学运的初期都站在反对学生上街的立场的。由于他们直接 了解自己的学生，对学生有直接处罚的权力，在当时这足以成为学生们不敢站出来 公开对抗、组织游行的最大压力。大学生在中国大陆属于特权阶层。进入大学首先 是一种社会的荣誉，对农村同学来说从此便脱离了农村户口，大学生在校期间享有 国家特优的生活保障，毕业后凭这张文凭可以吃到“官饭”，幸运者更能日后出国 深造。于是学生们极珍惜“大学生”的身份，他们对被学校处分乃至开除的恐惧足 以压倒他们对“民主”、“自由”这些空洞而又抽象的概念的热爱。大学生们明白 ：“法不责众”，但“枪打出头鸟”。于是他们一个个都盼望别人能够出头，自己 可以跟着起哄，看热闹。而在这段时期敢于站出来为同学说话，为民主而甘愿做校 方“靶子”的“出头鸟”，所需的勇气大于以后学运任何阶段。这就象滚动物体所 需克服的第一个静摩擦力一样，是全过程中可遇上的最大的阻力。 学运初期领导人所受压力之巨大，在复旦大学表现得非常充分。四月十六日晚上 ，在众多学生的掌声中，二十位有勇气的学生走了出来，组成游行指挥小组。当晚 大家开会讨论第二天游行，一位成员说：“我大不了被开除回河南老家。”大家都 有一种豁出去的气概。岂料到了第二天，所有上海学生的家长都来了。一位成员的 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劝自己的孩子不要这样做。外地学生在沪有亲戚的也纷纷赶 来，要对这些成员“尽义务”。有的更是从家里打来长途电话，命令我们的成员“ 不得上街”。从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务长，到各系党委书记、辅导员，纷纷 赤膊上阵，把我们的成员能拖则拖，能困则困，不让他们出寝室。我本人从一清早 到中午接受了十多批“领导”的轮番轰炸，好言相劝者有之，恶言相逼者有之，口 吐苦经者有之，更有那些恩威并济，双管齐下的“谈心专家”，把我搞得精疲力竭 。在这种情况下，二十人中散了一大半。我和剩余的几位协商后，终于向校方妥协 ，放弃了当日的游行计划。 同样的压力也施加到了上海另外一所学运发起学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出头鸟 ”人物沈军、黄松身上。这两位同样是日后上高联的创始人，在四月中旬就在校园 里贴出海报，公开声称组织游行。然而在这之后一周之内，他们竟被校党委逼到不 敢在宿舍里逗留而躲入其他同学的寝室，秘密从事那些公开的活动。沈军家人甚至 从江苏赶来劝他不要“搞事”。起事的艰难是那些日后在高潮时期加入学运的“学 生领袖”们从未体验过的，这也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风格在学运领导层中的 尖锐对立。 二，宁外线出击不内线作战 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些在本校受较大压力，未能公开挺身而出领导游 行的同学，却敢于在校外冲锋陷阵。复旦四·一九游行被复旦的组织者取消以后， 却由一位外校的同学率领残余的数百人走上街头，揭开了上海学运的序幕。这些同 学的理论是：到不同的学校去组织游行，不易被人察觉其真姓名、学校，比较“安 全”。这种看法，在当时一些有投身民主运动愿望，但却不敢直接了当地抛头露面 的同学中很有市场的。更多的人始终不敢在本地的学运中振臂高呼，却跑到北京去 “安全”地大施一番拳脚。 在北京四·二七大游行以后，北京同学首先冲破了心理上的障碍，使得北京学运 比外地领先了一步。这样，一些同学便认为到北京去就不会有什么顾忌了。同时， 由于外界新闻媒介也把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北京，更使一些人认为“要搞就要象 北京那样轰轰烈烈地大搞”，他们甚至认为在地方上“小偷小摸”成不了气候，自 己不但“大材小用”，而且还承担太多的风险。特别是在北京学生绝食以后，他们 更认为只有上北京声援才显示出他们对民主的热爱，于是乎这些热血青年们风尘仆 仆地来到北京，掀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民主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戒严令，不少同学是视同儿戏的。在经历了五月十六日至十 九日各界大规模声援，学运达到最高潮以后，不少同学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 看不到它背后的杀机。五月下旬，上海各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选活动”，学生 们不满老的学生领导人们的保守、温和的作风，认为我们想“独吞”广大同学游行 、静坐、绝食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们中甚至有人指我为“学贼”，原因是我在 北京宣布戒严令后宣布上海学生停止绝食、静坐并全体回校。于是我成了“学运的 叛徒”。华东师大沈军、黄松，同济大学曹建华等这些从一开始就站出来代表学生 说话的人，现在由于不够“彻底”，不够“革命”，都受到了免职的威胁。 在这里上高联的成员们显示了强大的团结和韧性。我们利用一个多月来在学运中 树立起来的个人威望，利用上高联主要成员间相互的保护，坚持不向少数激进派同 学交权，哪怕他们的演讲掀起了同学们最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原则是，既然学运必 然失败的命运已摆在面前，我们应当为自己发起这场运动负责。只要能保护大多数 同学，哪怕现在被同学骂，将来被政府抓，我们都从容面对。 三，勇敢与怯弱的不同评价 反观北京、北高联同样在北京学生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指挥那些从外地 赶来声援的学生时却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外地学生赴京以后，原来的压抑感一扫而 光，对民主的追求，对现实不公的不满，对北京绝食同学的发自正义感的支持，掺 和了青年人强烈的个人表现欲，在广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权力争夺战。他们没 有北京学生那种对北高联的认同感，他们也认为自己原来所在地的高自联是“一套 儿戏”，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种莫名的“安全感”，又碰到首都各界风 起云涌的声援浪潮，于是和北京当地部分本已左倾的学运势力一起，把民主运动变 成了民主革命。戒严令丝毫也削弱不了他们的斗志。北高联中经历了一个多月磨炼 ，认识后果的严重性的温和力量与这些激进力量相比显得就很渺小。于是学生们既 不承认法西斯政府的权威，也不承认学运领导层的权威，总是把一个又一个激进、 更激进的学生领导人推向学运领导层。广场学生沉浸在“誓死保卫天安门”这种荒 诞、发疯的口号中而不能自拔。 在戒严令下达的当晚，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个政府已决心把枪口对准人民。学 运到此已宣告失败，剩下的事情应当是保护尽可能多的同学和百姓不至于被屠戳街 头。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同学竟把戒严令视作类似“四·二六”社论之类的恫吓 之词。这些从小在“军民鱼水欢”教导下长大的青年怎么也不相信戒严令会被真的 执行。他们脑子里充其量能想到的无非是被军人用拖、拉的办法赶出示威地点。在 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跳出来高喊“不答目的，誓不罢休”、“团结起来争取最后 的胜利”之类的口号，立刻会被同学们拥为英雄。复旦大学学生会组织的空前规模 的“五·二零”反政府大游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温和派学生领导人这时最艰巨 的任务成了捍卫自己在学运中的领导地位，使之从极左的偏激方向中扭转过来。 不少人一下子从下面吆喝的普通一员变成掌握数十万民众和学生前途的领导人后 ，突然发觉自己在承担着一个历史悲剧的角色。要把这种角色演下去，自己的安危 应当付诸脑后，而只考虑全体参与者的结局。而自己的一切貌似“投降主义”的决 策，唯有等待广大同学事后的感谢。但是在北京，在广场，那些激进派学生领导人 由于没有温和派的制衡，正陶醉在温和派在学运早期体验够多了的那种被无数学生 、市民、记者捧为“领袖”的感觉中。 我在前面说过，最大的勇气是在运动的一开始表现出来的。而这些一开始就站出 来的学生在经历了整个过程的大半以后，正面对着失败后锒铛入狱的未来。而他们 明知自己的处境仍需从大局出发，尽可能使损失减少到最小，不惜被少数学生骂作 “叛徒”，这种勇气是那些半路出家乃至五月中旬以后才担任学运领导的人所不具 备的。他们对民主渴望已久，但他们投身晚，一接手就面对戒严令以后军民直接对 峙的局面，他们面对那些兴冲冲赶来北京“投身民主运动”的狂儿们束手无策。他 们明白，只要他们一表示点软弱，他们就立刻会被撤换。另外，只要这场运动一失 败，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学运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于是他们不惜拿广大同学 的生命作民主运动的赌注，把学生们的血肉之驱推向了坦克车底下。 怯弱有时会成为光荣的一环，勇敢有时会背上耻辱的印记。如何重新评价学运“ 领袖”们在八九民运所担当的角色，当是目前海外反思“欠缺”的一项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