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功能角度看新启蒙的得与失 王润生 对中国大陆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人们已给过许多称谓，如“文化热”、 “反传统”、“新启蒙”等等。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近来已有对启蒙心态加以清算和 否定的说法。有人将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认为其思想深度远不及“五四” 因而毫无可取之处，甚至一些置身于其中的反传统主将也不无惶惑地开始怀疑自己 当初之所做所为的价值来了。笔者的印象是在海外似乎否定之声多于肯定之论。对 于影响了中国十年历史进程的文化现象如何评判，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当今文化 人的心态从而也会影响到今后的文化走向。因此对这段文化史做尽可能公正而全面 的反省和认识是必要的。 “影射”文化 反省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如可能着眼于对传统文化的读解、诠释去评判其是 非，可以着眼于今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去评判其正误，也可以着眼于当时的社会背景 及其功用去评价其得失。我侧重于后一角度，原因是从纯文化的角度看，这场规模 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运动对人类思想库增添的东西几乎等于零;在对传统 文化的整理、诠适和读解上成果也相当有限;离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功用，这 很容易被看作一场滑稽的闹剧。事实上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它的主旨、立意、效果 都远远超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正是从社会背景和社会功用的角度看，我以为，将这一段文化称之为“新启蒙运 动”更为恰当。王元化先生等人将其在八八年创办的杂志取名为《新启蒙》算是有 意无意地点出了这场运动的主旨。 理解这场运动首先应当注意的社会背景是，从五四到新启蒙的七十年间中国历史 并非直线发展的历史，在八十年代之前，五四精神并非大陆文化的精神，当年之启 蒙的传承性已经被打断三十多年了。新启蒙面对的是一统中国大陆三十余年的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统治。 这场运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讨论中国的政治发展，对“民主墙”的贡献绝对 不能忽略不计，但由于它在理论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有限，因此几乎与它同时的发 韧于中共内部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有理由被视为十年文化浪潮的第一波，其特点 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早年的理论来否定晚年的毛并否定中共的部分实践。第二 波始于八十年代初，其特点是以青年马克思来诠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高举人道主 义和反对异化的旗帜为现实的社会批判开辟道路。如果考虑到后来的反传统的主将 大多是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一波视为过渡到后 来的“文化热”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桥梁。第三波是始于八十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 义发展论”，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修正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理论，但几乎未形成市场和大冲击力便被同时兴起的文化热独占鳌头。第 四波便是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文化热”、“反传统热”，这是十年启蒙的高潮 期，前三波的价值差不多都是透过这一波或积淀在这一波中折射出来的。如果可以 把前三波视为利用既存意识形态潜在的灵活空间而进行的一场准宗教改革运动的话 ，那么，相较之下，第四波更向一场文化革命，无论其价值取向还是思维方式甚至 连语言形式都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几无共同之处。 文化热大体有三条线，一是以传播西学为主旨的文化引进，以《走向未来丛书》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丛书为代表。二是以观念变革、 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潮流派，以《青年论坛》杂志、《传统与变革丛书》、《河殇 》以及“刘晓波现象”等为代表;三是书斋文化比较派，似乎纯文化兴趣要高于对社 会现实的兴趣，主要以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若从社会功用角度评判，书斋型的文 化比较影响较小。 引导文化人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多种诱因，如历史在现实中部分 重演，海外新儒学登陆带来的刺激，大陆政治气候的宽容度，自我保护的要求，纯 文化兴趣等等，这里不赘述。真正有意思而且是理解这场新启蒙的关键所在是，新 启蒙的主将们大都把他们所描绘的传统文化和现存意识形态大体上画了一个等号。 所以把这种反传统看作为一场影射性文化运动大概不算太夸张，同近代的“托古改 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点其实大多数参予者和关心者都心照不宣，它的震撼性 和社会效果也正是源于它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当然也因如此，使得文化论者们在 反观历史时无可避免地陷入“剧场假相”的巢臼。 得大于失 如何评价新启蒙的得失?我想首先得看这些启蒙者的预设目标是什么。虽然在具体 问题上，启蒙者之间共识很少，但大目标却基本一致。从立的方面看，他们想要营 造地是推崇经济自由、人格独立、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从破的 方面看，他们想要清算占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正是从这一角度，我宁可对这一运动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因为如果对上述预设目 标没有非议的话，那就可以说，新启蒙的功效是显著的。 第一，基本上挤掉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市场，其标志是，至少从八七年开始，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观念连同其特殊语汇已引起普遍反感，甚至连谈“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遭人耻笑了。报刊、书籍、讲坛、影视大都成了远离御用文人圈的新文化人的舞 台，左派文人被冷落从而抱怨“意识形态领域已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有些数字 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八六年后，好几套引进西学和倡导新观念的丛书每一种发行量 高达五至十万册左右，超过其时出版的小说之发行量，一时间竟有点洛阳纸贵的味 道;《河殇》收视率之高在电视片中也罕见;一些新启蒙文人每年收到的会议邀请和 讲演邀请竟达三百份以上。有些大型企业如北京的首钢、湖北的二汽、蛇口的招商 局也开始请这些启蒙者去巡视演讲。虽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不能全归于文化热，但是 新启蒙运动在将人们对现存意识形态和现存社会的否定性情绪提升为否定性观念方 面功不可没。 第二，加速了中国大陆文化世俗化的过程，尤其是价值取向的世俗化。虽然在不 同的人群中强弱程度不同，但四十岁以下的人大都开始信奉四个东西：1，人本主义 (一切为了人的现世，而不是为了虚无飘渺的未来理想);2，自然主义(我想要的就是 我该要的，反对从某一理念出发如“唯有精神生活是高贵的”去推论万物之价值); 3，自由主义(要求把社会对人的限制降到最低程度，反对传统社会以行政手段和伦 理道德对人的无孔不入的限制);4，相对主义(每人都有权力相信并坚持自己的信念 ，没有绝对正确的价值真理)。这些观念的形成实际上为大陆进行更为自由化的改革 增加了压强并从文化心理上超前地铺平了道路。 第三，培养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整整一代人，一些社会学家将之称为“第四代”， 泛指八十年代以后陆续接受大学教育的迄今不到三十岁的一代人。他们是启蒙学人 物的主要启蒙对象。许多社会心理调查和社会现象分析均表明，他们的人格特质是 ：自我中心、物质利益至上、不迷信权威、敏感而富有批判精神、敢反抗而少奴化 的气质。这些人格特质的形成有些是第三代中的启蒙者始料所不及的，所以有时会 有“播下龙虫种、收获跳蚤”的扼腕叹息。但从正面看，这些人身上的这些气质恰 恰是中国社会难以再有大倒退的天然屏障。 第四，开拓了文化人的视野，挣脱了意识形态的自我束缚，文化研究及其传播的 自由主义心态及其风气已经形成，而且也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斑驳陆离的世 界性思想背景。这些至少意味着重建中国文化的舞台已经搭成了。 毛病与困境 当然，新启蒙也有许多缺失，在海外常见的批评是说它幼稚而肤浅，而且还排斥 了许多本来可资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笔者同意这些批评，但我想这还是些次要的 问题。如果着眼于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话，我以为如下几点尤其值得一提： 第一，心理的偏差，主要表现为过重的民族挫折感和脆弱的挫折耐性。挫折感过 强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同时还诱导启蒙者偏离初衷，本是以古讽今 ，结果去真与风车作战，把对现实的责备转为对历史的怨恨;脆弱的挫折耐性则使整 个讨论带着浓郁的宣泄情调和悲观的前景暗示。这两者在效果上都进一步强化了全 社会的民族挫折感并有意无意地渲染了历史宿命论。在《河殇》和“刘晓波现象” 中，这种偏差尤其明显。宿命论暗含着为现实辩护的可能性，挫折感的强化则增加 了社会躁动的可能性。 第二，文化引进上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偏离。一般而言大家都乐于引进西方的价值 观念，但在五光十色的各种西方思潮中究竟引进什么?启蒙者中间并无共识。由于一 度形成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各领风骚数十天”的浮躁学风的笼罩，也由于几 十年的舆论一律，高强度控制和压抑人性的反弹作用，还由于人们给出的参照往往 不是西方的历史过程而是现实截面，且还常常是那部分显示出来的在西方亦算新潮 的现实截面，因而相当一批启蒙者并不真正关心西方近现代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基本 价值，而热衷于那些在西方也带反叛色彩的先锋派东西。例如非理性主义、价值相 对主义被推崇至极端，大学生群中，居然主要是佛罗伊德主义、尼采的非道德主义 和萨特存在主义的跑马场。 第三，重破轻立，有破无立，缺乏建设意识。狂飙突进似的把旧有的价值和规范 一扫而空，却无意面对价值和道德上的真空，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关系和新出现 的无信仰、无规则、不耐烦的人群，提出一套新东西来并使之溶入社会有机体当中 去。换句话说，大家都在拼命地为这个社会注入动力(例如为自私、为贪欲、为为所 欲为悄悄地或公然地正名)，却少有人想到要去装刹车装置。赵紫阳提出要“建立社 会主义新秩序”，新启蒙文人无一人响应。再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这些年的 “名士”基本出自责备的、狂飙突进的“豪侠”当中，几乎没一个是以规范设计为 鹄的法学家、道学家、行政学家。 本来，《河殇》已经抵达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最高潮，之后，被戏称为“保守主义 ”的文化改良主义已初露端倪。例如到八八年底，反传统已明显降温，“马克斯· 韦伯热”自少数文人圈开始向社会扩散，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主张热闹了好一阵子 ，讨论社会公平、道德危机、秩序危机的文章已见诸报端。但是可惜，八九民运和 继之而来的屠杀使这一自然发展过程中断了，从而使它失去了自我调整和健康发展 的机会。下一波的文化浪潮将何时到来和将表现为一种怎样的形态目前尚难预料， 令人担心地是似乎有两个阴影仍将挥之不去，一是过强的民族挫折感，二是文化人 对现存制度的敌视酿成的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间的相濡以沫和此呼彼应 。两者作用的结果仍有可能再度引导文化人的否定性情绪的亢奋，而不屑于去做只 有认同社会改良再会去做的文化建设工作。 顺便还可以一提地是，即使立足于文化建设，也还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值得 探讨。例如新文化(包括价值系统和行为规范系统)的依附点在哪?西方文化是有它的 根的，例如宗教信仰和教会。儒学在传统社会也是有其依附点的，如政权力量通过 科举、教育、以吏为师、礼法互渗对它的扶持，家族社会通过家法、族法、谱法、 楷模对它的维护。中共文化对全社会的渗透作用也是通过对传媒的控制，官吏任免 标准的厘定以及其在基层社会的遍布各个角落的组织网络的维护来完成的。余英时 先生谈到海外中国文化也是通过一些社会组织得以延续并起作用的，如地缘性的同 乡会、宗教或准宗教的会、道、门，经济互助性的行会和团体等等。今后的大陆呢 ?家族社会已然解体，地缘关系日见淡漠，文化多元主义潮流不可扼制，政权对文化 的强行干预已遭鄙弃，宗教似乎又根须太浅。新文化(无论其内涵是什么)的依附寄 生处何在呢?如果真想使某种新文化成为社会性文化而不是仅止于纸上谈兵的话，这 实在是一个相当基本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