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国待遇听证引起的风波 龚小夏 去年和今年，我一共在美国国会作证三次（两次在众院，一次在参院），反对取 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去年我表示，如果美国方面认为应该在最惠国待 遇上附加条件的话，这些条件应该是现实的，是中共可以接受的。今年，我则明确 表示支持布什总统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决定，反对附加任何条件。 我这样做，招来了许多人的责难。轻者说我“政治上幼稚”，“想独树一帜”， 重者指责我“亲中共”、“为中共说话”，等等。全美学自联的人告诉我，说根据 他们的调查，我只代表留学生中百分之二的人的意见。我倒也不太在乎这一百分比 ，因为作为学社会学的人，我知道他们的调查方法不够科学，因而其结果也就没有 准确性和说服力；其次，我也习惯了站在少数人这一面，十几年前当反革命时，根 据中国政府的调查，我们也就代表了百分之零点二以下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借《中国之春》的一点地方，将我对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考虑 以及在国会作证前后出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公开一下，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我为何决定采取支持延长的立场 说起来，在六四屠杀发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主张世界各国政府应该 对中国政府实行经济制裁。和许多义愤填膺的人们一样，我认为，首先从道义上说 ，民主世界不应该再在经济上支持一个杀人的政权。其次，从中国的近期前景上看 ，李鹏政权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增加国际压力能促使其迅速垮台。另外，从国 内人民的情绪上看，北京人民的英勇行为已经表明了我们的人民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的生命去反抗这个政权，那么牺牲一点经济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各种场 合中我不止一次地呼吁过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不过，当时我想到的，主要是各种 政府贷款、投资和高技术输出，从来没有想到过最惠国待遇也是一个问题。 当最惠国待遇的讨论提到日程上来时，我意识到问题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 。取消最惠国待遇与其它形式的经济制裁是完全不同的，它不但不能起到制裁李鹏 政府的作用，相反，将会使国内在十年改革中已经得到相当发展的自由经济力量受 到沉重打击。首先，从最惠国待遇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各种产品--服装、鞋袜、儿童 玩具等等--大量是沿海乡镇、合资企业的“三来一补”产品。这些经济成分的发展 在推动着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因而是李鹏之流中央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们所最不愿 意看到的。同时，它们也为沿海地区数百万原先曾经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水平，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作 为广东人，我自己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其次，即便是国营企业的产品得益于最惠 国待遇，这些企业在加入国际市场竞争行列的同时也就逐步脱离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轨道。第三，最惠国待遇的主要受益者是沿海各省份，特别是广东、福建。经济上 的逐步市场化也导致这些地区在政治上的日趋自由化，并推动它们一步步摆脱中央 政权的控制。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认为继续保持最惠国待遇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市场化、政治自 由化的发展。而市场化和自由化发展的最终结果将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民主化。 与此同时，我必须承认，海外民运和国内政治在六四之后的发展也逐渐修正了我 对中国政治前途的预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意识到原来对中国前景的估计是 过于乐观了。不仅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丧失到了什么程度是个难以简单下结论的问 题，而且共产党的垮台对中国是凶是吉也难以逆料。中国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其量说 也只是刚刚出现，离取代共产党还有遥远的距离呢。这个政权在它四十年的统治中 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就在于它消灭了一切有可能取代它管理国家的政治实 体以及这种实体形成的可能性，从而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你别无选择”的状态。 这种状态使共产党政权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有恃无恐，因为它手里有十二亿人民做它 的人质。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道路应该是中国未来变革的道路？我们应该期待和 推动的，应该是长期的、制度性的、渐进的变革还是短期的、革命性的动荡？从感 情和性格上，我倾向于后者，但在理智上，我选择前者。说服那些或是爱感情用事 ，或是只从争取选票角度考虑问题的美国议员们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我认为 ，对前一种变革的实现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促使我到国会去作证的，还有一种强大的道德压力。即便我们个人认为中 国应该出现一场流血的革命，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人们，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国内的 人民，特别是农民，去为我们的政治理想而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我们不是民选的 代表，只是些由于运气或机遇能够在国外说几句话让人听到的人。如果我们在海外 搞民运把国内人民的饭碗搞掉了，他们对我们会怎么想？对民运又会怎么想？如果 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些靠最惠国待遇吃饭的人民的话，想想我们自己在申请出国的过 程中，时刻担心美国方面政策有所变更而影响出国的那种心情吧。那些人民会比我 们更加紧张，因为这是他们的生计啊。 因此，当美中贸易委员会听说了我的立场，问我是否能到国会去作证时，我答应 了。 麻烦来了 我答应去作证，本来以为就是到国会去将自己的观点陈述一番就了事了，想不到 竟然惹出了一系列麻烦。 麻烦先是来自我最想不到的地方。在我动身去华盛顿之前几天，有人告诉我说， 我姐姐拿了中国政府的钱在活动，争取延长最惠国待遇。我姐姐当时是全美留学生 商学会的会长。我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因为在我看来，不与中共当局发生任何联系 ，这是我的原则。因此在全美学自联的人给我打电话提到这件事时，我当即告诉他 们，我和我姐姐多年来在政治上观点不一致，除了偶尔在纽约碰面点个头外，平时 从不来往，我甚至连她的电话号码也没有。这在我的熟人中从来不是秘密。然而， 几天之后便到处有人传说，我通过我姐姐从中国政府手里拿了五万美元。同时，我 姐姐又气又急地给我打电话，说全美学自联的人对她说，是从我这里听到她在中国 政府处拿钱的消息的，而她根本没拿过什么钱。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作完证后， 各种各样的传闻就更多了。幸好我这人一方面问心无愧--连去华盛顿的机票钱都是 我自己掏的，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太忙--要准备博士资格大考，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还要打工挣钱糊口，也就无暇顾及生气了。 真正的麻烦却还在后头呢。秋季开学后不久，我的一位同学被联邦调查局的人找 了去。那人拿出了一张名单，上面有我，有黄亚生（哈佛政府系的，我去国会的 p osition paper 就是他写的），还有别的一些什么人。联邦调查局的人说，据说这 些人都是“亲中国政府”的，有可能是“中共特务”或别的什么，他们要对此作一 些调查。后来，亚生的教授 Rod MacFarqhuar 也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询问，并找亚 生谈了一次。我的教授在听说此事后倒是表现出了典型的美国人的幽默，对我说： “中国政府会雇佣像你这种人？难以置信。”整个过程的确相当滑稽。我本来也应 该觉得这件事很可笑--如果不是我丈夫的名字也被列上了名单的话。凡是认识我们 的人都知道，我丈夫是个任何政治事务都不过问的学者，这次上了名单纯粹是受了 我的株连。（后来我将此事告诉胡平，认识他的胡平惊讶地问：“他招谁惹谁了？ ”） 我不是个怕挨骂的人--当年当反革命时，早练出来了。但我无法容忍株连，更不 能容忍将这种共产党暴政带到美国来。想想那么多为民主事业勤勤垦垦工作的同学 朋友们经常无端地被扣上“特务”帽子，我真怀疑这一切背后有那么点儿“特务” 的蛛丝马迹。 高新带来的话 经过这一切之后，我有点烦了。糟糕的是，我在北大的同学老师们听说我到国会 去为最惠国待遇问题作证，出于他们平日对我的了解，都认为我是去要求取消的， 所以不断写信、带话来责备我。我也只好一再向他们解释说，那是全美学自联的立 场，和我没有关系。这弄得我又委屈又丧气。我想，反正我已经表明了我自己的立 场，如果最惠国待遇不幸被取消了，那也是中国的运气不济，谁要我们摊上这么一 个又坏又蠢的政府呢。总之，下次我是不打算再去国会了。 今年三月，高新来到了哈佛。一见面，我们很快就谈到了最惠国待遇的问题。高 新告诉我，国内的人普遍对最惠国待遇的前景非常关心，担心今年会被取消，从而 影响国内继续改革开放。他说，在国内的人看来，取消最惠国待遇的真正受益者是 那些保守派。他还认为，用附加条件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有可能使中共当局 无法接受，因此导致最惠国待遇最终的取消。尤其是因为有些知名的保守派正在暗 中设法将取消变成事实，我们就更应该注意这种可能性。我一听很高兴，无论如何 ，这证明了我的立场在国内还是有许多人赞同的。于是我对他说：“今年你去国会 作证吧，我可是受够了。”高新答应了，我算是松了一口气。尽管有人不断地攻击 他（也许是因为他说了一些不中听的真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既有头脑又正直的人 。作为天安门运动的亲身参加者和受到过中共严酷迫害的政治犯，他的态度无疑会 对美国舆论界和政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样，当美中贸易委员会再次打电话来要求 我去作证时，我便推荐了高新。 关于附加条件的考虑 在去华盛顿前不久，我偶尔听说今年全美学自联的立场已经从去年的要求取消最 惠国待遇改为有条件延长。这倒是好现象，起码今年不会让美国人觉得“四万中国 留学生都要求取消最惠国待遇”了。然而，在与许多朋友--特别是一些原来在政府 内部参与了改革的朋友们--进行过讨论之后，我感到在最惠国待遇上附加条件很可 能会引起相反的效果。 首先，按照目前中共的情况看，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在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因 此，他们是有可能接受条件的。去年释放方励之，以及后来对许多政治犯的“从宽 判处”便是接受条件的表示。但是，这些过程都是通过政府间的磋商来进行的。如 果说，有什么条件需要附加在最惠国待遇上，那么就必然是一些通过政府间磋商无 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这样，有条件延长就变成 实际上的取消了。另外，如果将通过政府磋商能解决的问题作为条件附加上去，这 等于有意给中共下不来台，使本来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变得不可能。例如释放政治犯 。中共肯定不能接受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一条件。但如有人提议的那样，将条件改为 “释放政治犯”，放一个也算，两个也算，那么这是完全可以通过政府渠道解决的 。还有的人提议要专门指明释放哪些人，这就更糟糕。反正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把 我自己好朋友的名字放到这个名单上去的。 其次，在最惠国待遇上附加人权条件。即使中共能接受，也为明年的讨论创造了 很大的困难。我个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迅速改善并不持乐观态度，除非中国发生了 象在东欧发生的那种变化，否则到明年再次讨论最惠国待遇时，仍然会有大量的政 治犯关在监狱里，仍然会存在各种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那时，不延长最惠国待遇 ，将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而延长最惠国待遇，则等于表示 美国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有了改善。 第三，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共内部复杂的政治状况。与东欧的情况不同，民族主义 在中国是共产党强有力的同盟军。共产党总是对世界夸耀说，他们使“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无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们通过宣传机器灌输 给人民的这种观念长期以来都是共产党统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的--也许甚至是 主要的--支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附加在经济利益 上的政治条件。过去没有接受过苏联的，今天也不会接受美国的。在共产党领导集 团内部，谁要是提议接受这样的外国压力，无疑于政治自杀。这样，如果在最惠国 待遇上附加了人权条件，无疑就给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们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相 反，像陈云、李鹏那样的保守派们在人民幸福和本集团的政治稳定之间，是会毫不 犹豫地选择后者的。六四悲剧的发生本身不也就说明了这一点吗？ 第四，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整个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的长期战略目标。在最惠国待 遇上附加人权条件，尤其是由海外民运人士来提出这样的建议，会使国内的人民， 特别是大批靠最惠国待遇吃饭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大约有好几百万，甚至更多） ，觉得民运的要求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冲突的。在国外的人看来，这种说法也许很 可笑。但是要知道，那些人民有着与我们很不相同的思维逻辑。想想那些在北京开 枪杀人的农村士兵吧，同处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和北京老百姓的看法竟然会有那 样大的差别，更不用说和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的人了。 于是，我在今年采取了支持布什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立场。 再次作证 在国会听证会之前的几天，负责听证事务的人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问高新是否 能说英文。我告诉他们，高新刚刚来，英文程度不够好，所以我们会给他找翻译。 国会的人说，由于时间很紧，所有的人都不能带翻译。他们建议，既然我和高新的 立场是一致的，那还是我去作证算了。当时高新不在波士顿，我也只好答应了，但 告诉国会说，即使是我发言，我也希望和高新共同作证。 去华盛顿之前的一天，高新从南部回来了。我们定好了出发的时间--因为我的经 济情况很不好，所以我们只能开车。 出发之前半个小时，高新来了电话，告诉我说，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国会不能 去了。有人不断地给他打电话，责备他出国之后便不再考虑国内的人，责备他忘记 了正是国外的人给中共不断施加压力他才有了出国的机会，而他出来后竟然不同意 取消最惠国待遇，也不同意附加条件，岂不是把国内的人抛到脑后去了吗！（高新 没直接告诉我，后来我从其他渠道知道，有的人还在不断地制造舆论，说他就是共 产党派出来破坏民运的，等等。）他们力图向他证明，议案上的条件都是中共能接 受的，中共不可能甘冒失去最惠国待遇的风险。另外，他高新又怎么能采取支持布 什的立场呢？高新对我说，谈不取消最惠国待遇的理由，他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 要是人家问他是否支持布什，他该怎么说？我听后半天没反应过来。支持布什怎么 了？又不是支持李鹏。美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不都在支持布什吗？想想倒也是挺可笑 的：有些中国人不仅仅热衷于卷入美国的两党政治，甚至连中国那套“路线斗争” 的观念也搬到美国来了。回过头来一想，高新刚到美国来，情况了解不多，既然他 自己有些犹豫，还是别勉强吧。于是我便告诉他，他不去也好，等我回来后再谈。 这样，我自己到了国会。在第一场作证中，副国务卿伊戈伯格还引用了高新在《 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中的话，说明中国国内的人并不希望取消最惠国待遇，也不 希望附加条件的延长。但是到了第二场，众议员波洛西站起来，宣称高新刚刚签署 了一封信，支持她提出的附加条件的法案。 我立刻挂了个电话给高新。我的话音刚落，他便对我说：“他们昨天一夜没让我 睡觉。”我问道，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立场，他对我解释说，他并没有真的改变立 场，但人家对他的分析是这样的：如果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布什必然否决，但同 时也就可以有理由去和中共讨价还价，说国会的压力太大，让中共再放出一些人来 。“所以他们说，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帮布什呢。" 高新在政治上的天真让我吃惊。诚然，达到上面的这种结果是有可能的。但是， 我们又有谁能控制美国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又有谁能保证美国国会不再否定布什 的否决？又有谁能保证国会能将条件写得恰好让中共接受？更重要的是，我们又怎 么能控制中国国内和中国共产党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呢？这样的事，即使有百分之九 十成功的可能，我们也不能去干。因为另外那百分之十的后果就是我们国内数百万 人民的饭碗被打破。因此我对高新说：“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说你有道德上的压 力的话，我也有。那就是，我们谁也没有权利拿人民的饭碗去当政治赌注。”（后 来我向一个改革派的朋友复述这番话，他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就 是专门拿人民的饭碗当赌注的人啊。） 我能体会高新所感受到的道德压力。每当想起我那些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的，或 是新近被投入牢狱的朋友们，我总是恨不得国内发生一场动荡，一场革命。但是， 如果我回到我曾经劳动过的乡间，对那些原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像奴隶一样生活， 每天只能赚到一、两毛钱，而今因为生产、加工出口产品而过上了稍微像人的日子 的农民们说，你们再吃点苦头吧，我的朋友们在坐牢呢，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 待我呢？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需要自由，需要人权，而最基本的自由，应该是不受 冻饿的自由，最基本的人权，应该是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他们给了我以巨大的道德 压力，压迫我去说几句话，因为几千年来他们总在沉默。我想，我那些老朋友们， 从徐文立、王希哲到王军涛、陈子明，都会理解我的。 我告诉高新，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高新对我说： “你不但有思想，也有勇气。”可是他错了。我实在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在北大 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犯规在宿舍里用电炉，让校卫队给没收了，并要我写个检讨。 就是为了没有勇气写这个检讨（当反革命的时候写伤了），我整整哭了一天，令我 丈夫（那时刚刚成为我的男朋友）大吃一惊。后来，检讨还是他代写的。去年联邦 调查局的事情发生后，我又整整哭了两天没敢告诉他，最后还是被他觉察了。真的 ，我不是一个有勇气去为自己抗争的人。别人对我的看法总是使我心事重重，尽管 在表面上永远想表现出不在乎。（这点上我还得谢谢高新，因为他没有对我复述人 家骂我的那一大堆话。）我之所以出面去作证，只是因为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良 心。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总是将读书、写文章、拿学位视作自己的正途。我的 美国教授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会卷入政治。我自己也不 太明白，想了半天后告诉他：当我在七十年代卷入政治活动并因此成了“反革命” 时，“Politics to us was not political.”政治，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意味着正 义、真理、真诚、理想、自由、前途、友谊、爱情……，意味着生命中一切有价值 的东西。我认识的许多政治犯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政治这种游戏，而是因为他 们像我一样有几分固执而又绝不精明，自以为有了道理，说了真话便可以得到别人 的了解而糊里糊涂地被送进了监狱甚至是送上了断头台的。如今到了美国，没有了 监狱和断头台的威胁，政治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我本来就不该卷入的。因此， 今年我又象去年一样下定了决心：下一次，我再也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