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经济制裁所引起的问题 胡 平 1、缘 起 六月十九日晚，我接到龚小夏从波士顿打来的电话。小夏向我讲述了她在去、今 两年去美国国会为最惠国待遇(简称MFN)问题作证时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我当时就建 议她把这些事情以及她在MFN问题上的观点写成文章，交给<中国之春>发表。尽管等 到这些文章和读者见面时，本年度关于MFN问题的争论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但考虑到 这场争论本身的价值，发表出来仍是有意义的。恰巧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一些考 虑，先后在几所大学讲演时也略微提起过，不妨借此机会整理成文，一并刊登。 2、就事论事 读了龚小夏的文章，我为她忧国忧民的赤诚心怀深为感动。这令我想起另一件事 来。大约半年前，葛洵只身回国探望王军涛家属返美后，也给我来过一次电话。在 电话中，葛洵除了讲述到他在北京的一些见闻外，特地提到了MFN问题。葛洵说，他 本来在MFN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明朗，此次回国，目睹当局的蛮横无理和受迫害民运人 士的不幸处境，痛感我们在海外的人士务必要全力加强外部压力。鉴于在六四周年 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制裁业已解除，MFN这张牌就显得尤其重要。所以，他 认为我们必须坚持要美国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一立场。 我相信，葛洵和龚小夏都具有高尚的道义立场，对中国的自由民主都具有深切的 关怀，然而他们在MFN问题上的观点却又是如此的不同。这至少说明了，在MFN问题 上的不同观点，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道义问题。不错，龚小夏主张无条件地给 中国延长最惠国待遇，这个结论和目前中共官方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两者显然不是 出于同样的价值前提，因此我们就不应该等量齐观和一概而论。在我看来，理性的 政治讨论，应该是就事论事。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的论点论据进行争辩。追究到人的 动机或背景，对于了解一个人是有用的，但对于认识一个问题却是多余的。如果我 们在讨论问题时总是把对问题的看法和对人的看法混在一起，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就我个人而言，出于对龚小夏同学的了解和敬重，我真愿意和她观点完全一致。 不过正如龚小夏自己知道的那样，我在MFN问题上的见解和她并不相同。在此，我愿 强调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并且希望在今后的政治讨论中，大家都能避免动不动质 疑对方动机或背景的偏向，从而使讨论本身能够更正常地进行。 3、经济制裁的一般意义 我认为，为了确定我们在MFN问题上的正确立场，首先我们有必要对有关经济制裁 问题的一般意义作一番探讨。虽然说大部分留学生和民运人士，在原则上大都赞成 经济制裁，但那不等于说大家对经济制裁的意义都有着清楚的理解。 平心而论，呼吁外国对本国实行经济制裁并不是一桩轻松愉快的举动，因为它很 容易招致“不爱国”的道义责难。如果不是六四屠杀神人共怒，我们都很难冲破这 一层心理障碍。六四的枪声一响，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对中共现政权的愤慨达于顶点 ，游行、抗议均不足表达这种愤慨。许多人觉得，对于中共这种公然罔顾国内民心 和国际舆论的政权来说，只要做得到，我们就一定要让它实实在在地尝到一些苦头 。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人们才呼吁或赞同西方政府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其 实，这恰恰是经济制裁的首要意义。那就是，基于道义的立场，从外部、以非暴力 的方式，表达对一个政权的强烈反对。 经济制裁的首要意义在于表达一种强烈的道义反对立场。这一点反过来想一想更 容易领会。假若在六四之后，各国政府除了发表一纸声明表示谴责外不再有其它任 何实际的制裁行动，我们又当作何感想呢?如果各国政府甚至还立即加强了与中国的 经济联系，难道我们反而会更满意吗?无可怀疑的是，此时此刻，经济制裁首先起到 了一个道义象征的作用：这种道义象征作用远远超过了它可能在客观上引起的各种 具体利益或弊害。中共自己非常理解经济制裁的这种道义象征作用，所以它才会抓 住两年来大部分国家取消制裁一事大作文章，用以证明自己依然保有或已然恢复了 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削弱国人的反抗信心。有鉴于此，我们继续主张制裁就是必要 的和正确的。 但是，我并非不懂得事情的复杂性。 早在一年半以前，我就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将可能逐渐 弱化。其中原因有二： 第一，既然在六四之后最初的一段时期，各国决定实行制裁，主要是为了表明一 种道义立场，因而暂时地把实施制裁可能引出的各种具体利弊置于其次;那么，当这 种道义立场已经充分显示之后，人们就会转而考虑各种制裁措施的现实具体利弊而 重新进行政策上的调整。去年尼克松访华，帮助恢复了某些一度中断的双边关系。 在公开讲话中，尼克松以外国贵宾罕见的尖锐，强烈地批评了中共当局。尼克松这 样做的目的在于表明美国的道义立场并没有改变，现在恢复某些双边关系只是为了 促进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布什总统在宣布他将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之前，破 例会见了达赖喇嘛，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保持中美原有的某些双边经济关系并不妨碍美国从道义上谴 责中共六四屠杀，那么当初为了表达这种道义立场而中断这些关系岂非多此一举?其 实不然。关键在于唯有当初下令制裁，才能突显道义立场;而只有这种道义象征作用 已经明确表达之后，恢复那些关系才不致于模糊道义立场，也才能起到促进两国利 益的长远目的。由此看来，中共把近年来与西方各国某些关系的恢复吹嘘为自己的 胜利，实在是自欺欺人。中共当局自己何尝不明白，它在过去一度拥有的某种正面 形象已经由于六四屠杀而彻底毁坏，中国人民也根据六四之后各国政府的制裁而强 烈地感觉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同情和支持。就这点而言，经济制裁的道义象征作用确 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 第二，众所周知，凡是基于自愿的双边经济关系，势必具有互利的性质。这反过 来也就是说，中止这种关系会造成互害的后果。事实上，当西方各国决定对中国实 行经济制裁时，他们也都付出了自己的经济蒙受某种损失的代价的。因此之故，当 他们感觉到实施经济制裁的道义象征作用已经明确表达之后，出于对自己经济利益 的考虑，他们也会倾向于恢复那些关系的。当然，国家和国家不一样，所以在恢复 关系上的步调也不一致。 目前，美国仍在坚持某些制裁措施。这大概是因为：1，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 国的道义感较强;2，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比较更能承受制裁给自己带来的损害 ;3，由于中美贸易出现的较大逆差以及中共出售武器，给美国自身利益造成某种损 害。今年国会内部要求有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声音比前两年似乎更高，上述 第三条原因恐怕是重要的。 一方面，美国政府是坚持制裁最力的，另一方面，海外民运人士又对美国政府施 加最大的压力。这大概也有点“鞭打快牛”的毛病。不过也不尽然。美国既以自由 世界领袖自居，人们似乎有理由对它抱较高的期待。此其一。美国手中有几张大牌 ，足以使中共忌惮。另外，在美国的中国民运力量最强恐怕也是一个因素。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经济制裁的功用仅仅在于表达一种强烈的道义反对的立场， 那肯定是片面的。经济制裁无疑有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作用。 两年前人们呼吁国际制裁时，确有不少人是希望以此为手段促成中共当局垮台。 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是由于外部经济制裁而崩 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行制裁绝无实际意义。 以七十年代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美国及某些西欧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为例。表面上 看，这场禁运并没有达到目的;在经济上，阿拉伯出产的石油仍有大量通过间接的途 径运入美国，美国自身的石油消费量仅仅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在政治上，以色列并 没有从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它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退;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以色列的支 持，相反，由于国内反阿拉伯倾向的上升还强化了这种支持。如此等等。 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仍然获得了可观的成功。它打乱了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 格局，并因此引发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政治危机。它使得不少西欧国家转而采取 靠近阿拉伯国家、疏远以色列的外交立场，以及加强了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国际事务 中的发言地位。阿拉伯人何尝不知道禁运这柄双刃剑的正反两方面效应，但是他们 认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除战争之外的一件最主要的武器。 反对经济制裁的一个最常见的理由是：经济制裁并不能损害我们意欲惩罚的邪恶 的当权者，而只能损害我们本来打算帮助的无辜的老百姓。 乍一看去，的确如此。即便是限制向中共提供或出售高级军事技术，那似乎与普 通百姓的经济生活毫无妨碍，考虑到当局为了弥补由封锁造成的损失，势必会调拨 更多的款项以进行独立的研制，从而仍是加重了一般民众的负担，上述论点几乎是 无可争辩的。但，岂止经济制裁是如此，其它形式的非暴力斗争，不也都一样吗?公 共汽车工人罢工，李鹏之流自然还有车可坐，只是苦了靠公用交通工具代步的市民 ;商人罢市，中南海的权贵们不会缺吃少穿;教师罢教，受害者首先是学生;学生罢课 ，倒楣的只是自己。几乎所有的非暴力反抗方式，其直接的受妨害者总是广大民众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采取这些斗争方式呢? 道理并不复杂。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一方面是 利害交关，另一方面是各自分立。由于利害关系，对一部分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 人的侵犯。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遭到不公正待遇时，其余的人有必要作出自己的 反应。然而，由于社会成员是各自分立的，饱汉难知饿汉饥，因而在现实中，当一 部分人遭到不公正待遇时，其它的人，或者由于不知情，或者由于惰性，或者由于 狭隘的自私，常常是未能作出必要的反映。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我们可以采取下面 一些办法： 1，通过讲话和文字的方式，披露事实真相，阐明道德依据，从而赢得那些关心公 共事务而通情明理者的支持。 2，通过集会、游行等方式，造成较大的声势，吸引那些反应迟钝者的关注。 3，通过罢课、罢市、绝食等自伤性手段，强烈地刺激公众的同情心;或者借助于 罢工、罢市、外部经济制裁等方式，给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某种影响，进而推 动那些较麻木、较自私的人也作出应有的反应。 有人担心，上述几种办法对付专制统治者未必有效。一个社会越自由，人们越是 拥有各种公开斗争的应手段;一个政府越民主，它越是可能正面回应下边的压力。反 之，在高压专制之下，人们既缺乏公开抗争的手段，因此很难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的困扰转化为明确的政治压力，当局又一贯地蔑视民意和民间疾苦，未必会在压力 面前让步。因此，实行经济制裁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得其利、仅得其害。 这种担心不是没道理，但它把结论给弄反了，正因为在专制统治之下，人们缺乏 公开抗争的手段，所以我们才格外需要动员尽可能多的民众投入公开抗争，从而赢 得必要的公开抗争的手段。正因为专制统治者一贯拒绝在民间的压力面前让步，所 以我们必须强化这种压力。迫使它有朝一日不得不让步。倘若我们知难而退，岂不 正好把专制者给惯坏了。 经济制裁，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成为和对手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有效筹码。这是 经济制裁的另一个重要功用。经济制裁固然不足以摧毁对方的经济，但它总能造成 某种程度的现实困难，因此，被制裁的一方常常会认为，如果作出某些无伤根本的 让步而能换取制裁的减轻或中止，那仍是合算的。这些让步虽然意义有限，但毕竟 对于反对派一方是有利的。 略加思索便会发现，经济制裁能否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它可能具有多大的效 力，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 第一，前面说过，经济制裁常常会造成互害的后果。但是这种互害却不一定是对 等的。哪一方蒙受的损失越大，哪一方就越是难于坚持。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对被 制裁国损害更大、而对制裁国损害更小的项目，才可能构成讨价还价的筹码。否则 ，被制裁者会“硬着头皮顶住”，到头来让你吃不消而自动放弃，这样的制裁便只 会有道义象征的作用而无法和对手讨价还价了。 第二，既然被制裁国政府是否让步完全出于自身利害的计较，因此它一般不可能 作出自杀性的让步。大体上说，一个政府越是有后退的余地，它就越可能作出较多 的让步。 在阐明了经济制裁的一般意义后，我们就容易对MFN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了。 4、关于MFN 归纳起来，不赞成把MFN问题列为经济制裁手段的朋友们的论据有以下几条。 1，取消最惠国待遇，不能起到制裁李鹏政府的作用，而只能打击到国内的经济改 革。 在谈到经济制裁时，有人提出过一种区别原则。按照这种原则，凡是有利于中央 经济力量的、有利于计划经济力量的项目，应该制裁;凡是有利于地方经济力量，有 利于市场经济力量的项目，不应该制裁。从字面上看，这个原则似乎不错，但结合 实际进行考查，不免会引出一系列疑问。 首先，由于经济活动的相关交错。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作出上述清楚的区 别。比如说电脑的新技术，中央的、国营的经济需要它，地方的、民营的经济也需 要它。你说当禁不当禁? 其次，由于中央政府可以转嫁危机，因此你最初用来打击计划经济的力量，很可 能会有相当部分落到自由经济的头上。 再有，既然这些朋友总是强调他们的目的是改善而非降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水平，而即便是属于计划经济的力量得到发展，其客观后果也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一般民众的生活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凭什么理由可以断定，打击那些属于 中央计划经济的东西就仅仅是在打击强硬派，而不会同时也影响一般民众呢?退一步 讲，即便我们承认某些制裁项目(为MFN)是会影响国内经济改革的，它难道不会从反 面推动改革派向保守派施加压力吗?要妥善地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适当把握分寸，但 我们至少要理解这个原则。 2，中共并非不可能作出某种让步，但是在MFN问题上明确提出附加条件，只会使 中共下不来台，反而会使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变得不可能。 这种观点有道理，但不全面。一般来说，倘若我们同时做到了一给压力二留面子 ，那么就会比较容易地赢得中共的某种让步。但两者相比，给压力一条显然更基本 。如果压力足够强，中共也会以阿Q精神自我解嘲的。问题在于，当其压力不够大而 面子又留得太少时，中共确有可能在一时间反趋死硬。然而,如果我们干脆放弃了施 加压力,无论从眼前还是从长远，情况肯定只会更糟。 我赞同这样一种分析：布什总统会下令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将不会 有足够的票数否决总统，但是国会内部这股强大的反对主张会对中共形成不敢掉以 轻心的压力，从而加强了布什对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 小夏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上述分析。我猜想，假如事态果真照此分析发展，小夏 也会对其结果感到满意。但是她强调说，谁也不能担保事态一定会如此发展，哪怕 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的可能，我们也不能去干。在这里，小夏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 的理由，可惜由于她强调得过了份，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任 何政治决定都是一种权衡。首先，是在各种同样可取、但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价值目 标之间作出权衡(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其次，是在事态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作出权 衡。诚如林肯所说，世上之事，全好全坏者极少，大多是好坏参半，政治决策尤其 如此。因而永远需要有所评估、有所侧重，有所取舍，有所权衡。政治活动既然是 发生在各个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无论是哪一个人也不可能完全有把握地 预见其演变的最终结果。因而政治决定总是在冒风险，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连有八 、九成把握的风险都不肯冒，我们只有清静无为，而无为实际上是冒另一种风险。 记得当年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下令封锁加勒比海。肯尼迪对公众说：没人能完全 预见到事态会如何发展，没人能清楚地知道我们将为此举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时 有不少人，包括我一向喜爱的哲学家罗素，都拼命攻击肯尼迪，罗素说：宁可被赤 化，也不要核大战。当然，肯尼迪的本意是既不要赤化、又不要核大战。他也认为 他的决策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但是他却不能担保一定能做到这两点，事实上，肯 尼迪是冒了打一场核大战的巨大风险的。这就是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必须对 不确定之事作出确定的抉择。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或许有助于增强我们彼此在MF N问题上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