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遭遇 刘连增 一九八二年八月,我到河北省白洋淀地区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发现了一个令人费 解的现象: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地区,基督教活动竟如此活跃蓬勃,使我对基督教的 问题首次发生极大的兴趣。基于这份兴趣,我对基督教在白洋淀地区的过去和现在 ,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白洋淀属河北省保定专区管辖,包括徐水、荣城、新安和高阳等县。约莫五十年 前,白洋淀是北方的最大湖区,号称小江南;六十年代以后,湖水渐枯,至八十年代 初期,所剩水域已经不多,因此许多村庄就座落在淀中。白洋淀的八月十分炎热, 整个地区整日都处在摄氏三十度以上的高温之中。为了避暑,许多农民几乎是在船 上生活,不愿上岸。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基督教的活动却仍然能够吸引大批的农 民聚集和参与。 进行调查的期间,我住在徐水,这是基督教活动的主要地区。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来到距县城十二公里远的一个基督教堂,想亲眼目睹农民 参与基督教活动的实况。当我到达时,已有许多农民在这里等候着,据说,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来自数十里之外,其中以老年人和妇人居多。 由于时间还早,传教人尚未到达,人们为了不虚耗时光,专注不息地忙碌于各自 的事务:老年人捉着虱子;妇女缝补衣裳;男人以水莲编框;年轻的姑娘们则捻针刺绣 。偶尔也有一两位识字的人在翻阅几张手写油印的传单,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这个地方并没有庄严矗立的教堂,举目所见仅是一片单调的空场,周围有一些高 低不齐的土墙,墙外则是芦苇场。由于场地面积有限且简陋,农民们席地而坐,显 得十分拥挤,有些人便索性骑在墙头上聆听。至于传教人,也只是站在一个大约两 米平方的土台上,向群众传播着教义。那天讲说的是圣经中耶稣诞生一节,语至激 动处,传教人声泪俱下,而场内的人也都双手捂在后脑齐发出“嗡、嗡”共鸣声。 活动刚开始时,有些人还从事着手中的活计或低声私语,此刻,一切都悄然歇止了 ,场内一片静默,唯有传教人喑哑的声音和低沉的共鸣,在温热的气流中回荡着。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农村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是第一次看到农民自 觉且由衷地聚集在一起,凝神专心地倾听同一种声音。我曾在农村生活过四年,十 分清楚农民在集会中的表现如何。传达中央文件时,他们漫不经心;在斗私批修中, 他们装腔作势;在生产讨论会上,他们嘻嘻哈哈。农民可以用不同方式应付不同的聚 会,但无论什么方式都不会认真。 传教活动结束后,我与传教人进行了一番交谈。他向我诉说其基督教在白洋淀地 区是如何地几经磨难,以及如何地存续下来的历史。 传教者名吴广义,当地人。据他说,大约在十九世纪末,首至白洋淀传教的是位 名叫查理的英国牧师。几年后修建了此地的第一所教堂。二十世纪初,中国北方爆 发义和团农民暴动,这所教堂糟焚烧,而查理也被义和团处死。待义和团为官兵敉 平后,一些教徒和信徒又重新修建查理教堂。这个重新建起的教堂一直延续到一九 五十年代初。这时,共产党先后掀起了“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基 督教被列为取缔活动之一,而白洋淀更被定为打击基督教活动的重点地区。根据当 时的省委指示,白洋淀的基督教组织全系反动宗教组织,牧师和信徒自然也都成了 反革命分子。在这两次运动中,先后有一百多位牧师和教徒以反革命罪名遭拘捕, 其中三位牧师被判处死刑,此外,大批信徒也遭政府镇压。当时白洋淀地区的三处 教堂,包括最早的查理教堂,全部被充公。至一九五八年,依照当时的说法,基督 教组织已被一网打尽。 事实上,纵使基督教的组织被破坏,其影响依然存在。这种潜伏的影响导致了一 九六二年基督教在白洋淀地区的复苏。这一年正是中国大陆农村经历的自然灾害的 最后一年。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是政治灾害,白洋淀的农民对个中真相心知肚 明:除一九六零年略低外,其余两年均获丰收。为什么丰收却无粮可食,许多人甚 而饥饿身亡?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已经感觉到,国家在无限地侵吞他们的利 益,即使他们拼命劳动,依然摆脱不了贫穷。对于共产党盅惑人心的政治宣传,白 洋淀的农民已经感到厌倦,他们已无法再信赖共产党。但是,他们又能仰赖谁呢? 迷茫无助之中,他们想起了上帝,想起了基督教,于是基督教就在这种情景下秘 密地重新萌发了。 据吴广义表示,他和一位名叫张广正的,是当时最先开始传教的人。那时农村的 政治空气仍旧很紧张,谁也不敢公开谈论基督教,因此传教是十分艰难危险的事, 稍有疏忽,传教者乃至听教者,都有被逮捕法办的可能。为了降低传教的风险,吴 、张二人明确拟定出展开传教活动的四种对象,其一是向亲族传教;其二是向关系密 切的朋友传教;其三是对受过政治迫害的人传教;其四是对身陷痛苦的人传教。传教 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利用夜晚到农民家中攀谈。很快地,一个秘密的基督教活动网 络在白洋淀形成了。然而,横祸也随之发生了。 林霞芬,一位教员,在参加基督教活动以后,感到精神有了寄托,发泄郁闷有了 渠道,生活情趣也比以前增进许多,因此在教学工作中愈发踏实肯干,获得了出色 成果。恰逢当时共产党有意在知识分子中吸纳党员,以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宽仁 ,林霞芬于是被作为典型被地方党组织选中。经过多次谈话后,林霞芬决定加入共 产党。事实上,共产党要谁入党,谁敢拒绝?林霞芬在正式被接纳成为党员以前,必 须填写一张表格,其中要说明是否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她十分清楚地知道参加基 督教活动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是,她终于在表格上和盘托出一切,而且附上一份书 面认识,表示一旦成为共产党员,将不再参与任何基督教活动。她恳切期望当地共 产党组织能谅解和接纳。她万万没料到,一纸文字竟把她推入了悲惨的命运,也招 来了他人的杀身之祸。 当地共产党组织接到林霞芬的表格后,送来的是一付冰冷的手铐:她以参加反革 命活动的罪名被捕入狱。 未几,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如火如荼地在白洋淀展开。每个村庄的有线广播,几乎 日日都在播放警告,严厉警告农民不得参与非法宗教活动,警示已经参与者尽快到 公安部门自首,也警告执迷不悟者绝没有好下场。白洋淀的上空充满了恐怖气息, 家家户户日夜生活在惶惴不安之中,饱受精神上的紧张和压迫。共产党的行动果然 生效了。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有上百人自首,三十多人被捕,吴广义和张广正二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和十二年。就这样,基督教在白洋淀的复苏被平息了。 吴广义于一九六八年出狱,据称是因身患重病和劳动态度认真而获提前释放。然 而,他出狱后的景况比在狱中更加不堪。那时,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已深入农 村,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从事或曾经从事过宗教活动的人自然成为 运动的靶子。自出狱的第一天起,吴广义就被带上“反动传教士”和“资本主义的 走狗”的帽子,四处被示众批斗。 有一次在村批斗会上,口号声如狂潮澎湃,一位中年农民在震天动地的呼喊中, 激愤地跳到吴广意的面前,指着他大声问道:“你是热爱毛主席,还是热爱上帝?” “我热爱毛主席,也热爱上帝。” 语音未落,几根棍棒同时如雨点般纷坠在他的头上,顷刻,鲜血泉涌而出,汩汩 不止。接着,那位农民又问:“是毛主席伟大,还是上帝伟大?” “毛主席伟大,上帝也伟大。”吴广义咬紧牙关说出他的答案。 台下的群众被激怒了,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喊,“他胆敢说有人跟毛主席一样伟大 ,他在诬蔑我们的伟大领袖,他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 “打死他!打死他!”另一群人咆哮着。那位农民在这片狂肆叫嚣中丧失了理性, 他一把揪住吴广义的头发猛地向上一扯,凶狠严厉地说道:“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毛主席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伟大救星,还是你的上帝?你答不对,我就一拳让你去见 你的上帝!” 此时,吴广义头上的血早已染红了那位农民的手,他使劲地把头朝下低,血红的 头发从那只长满老茧的掌中脱出。然后,他又将头往上昂扬,“你们打死我吧,我 宁愿去见我的上帝。”说罢,吴广义用头向那位农民狠命冲撞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和行为,把台上台下的人都惊慑住了。为了扭转僵局,大会主 持人对着麦克风高喊:“广大贫下中农们,你们看一看,站在我们面前的阶级敌人 是何等的猖狂,但是,我们不会让他轻易地死去,他也没有死的权力,我们要留着 这个活靶子,教育我们的子孙。” 吴广义因此有了残喘存活的机会。事实上,在文化革命中,许多基督教的教徒和 信徒都经历了和他相似的命运,更有些成了政治对宗教的斗争行动中的祭品。 吴广义平静地举陈出几个例子:有位教徒将一本圣经包妥并埋入地下,经人揭发 后,双腿被打断,没有人送他就医。当然,医院也不会为他这种人治病。更残酷的 是,尽管他拖着两条断腿,仍被人架着游斗了十几回。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终 于消蚀了生之希望,他跳井自杀了。 另一位信徒把一座耶稣的小铜像秘密藏在船底,他的家人担心受人告发而祸及全 家,屡劝他主动交出铜像,以求宽大处理。他拒绝了。但他想不到自己的亲生女儿 会把铜像交了出去。一群农民造反派把他抓去,毒打一顿后,强迫他的女儿剥光他 的衣服,而后将他与铜像捆绑在一起,在船头整整跪了三天三夜。女儿当初唯恐父 亲和家人陷于危境,不料却招致更大的残害,不仅毁了父亲,也使自己身心受创, 不久便精神失常了。而父亲经这一连串的事故,得了重病,终年瘫卧床榻。 在一次斗争会上,有位信徒被迫承认自己曾向上帝祷告,祈求惩罚一个作恶多端 的公社书记。这位书记闻讯后,率领一批打手将这名教徒绑押到公社的革命委员会 ,在众多干部面前,强迫他用厕所中的粪尿涂抹耶稣石像。他坚决不从,于是又被 迫吞食粪尿。在极度受辱和愤怒下,这名教徒绝然以头撞向耶稣石像,颅骨顿时裂 碎,脑浆四溢,在痛苦的抽搐中死去。 吴广义认为,文化革命对基督教所造成的打击,比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更为 利害且深入。不仅是对从事基督教活动的人进行了残酷迫害,对基督教组织进行了 严重破坏,而且用一套十分恶毒的言词,对基督教的形象进行了肆意歪曲。,因此 ,在一般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观念中,基督教成了邪恶的象征。 尽管文化革命使基督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挫伤,但并没有彻底灭绝它。有形的活动 绝迹了,但是无形的活动仍在信奉者的精神里绵延存续。吴广义举例说道,有位信 徒曾私下向他透露,每当被迫跪在毛像前请罪时,心中却默默向上帝祈祷,祈求上 帝饶恕中国人的疯狂。另有一位信徒,为了既能经常诵读圣经,又能免于为他人所 发现,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把“毛泽东选集”的红色塑胶封面套在圣经上,如 此一来,即使放置在书架上,也没有人怀疑。 基督教在白洋淀的第二次复苏,发生于一九七八年之后。 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经济都走到了谷底,农村的集体经济再也无法使 农民振作精神,更无生产积极性可言,人民公社成了大小干部假公济私、玩权弄势 的场所,农民对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全然丧失了信心。更主要的是,农民的 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文化革命长期的倾轧,人与人之 间的残酷斗争和无情伤害,不论整人者抑或被整者,胜利者或失败者,都留下了深 深的心灵创痕。他们在心理上感到极度不平衡,一贯以“积善成福,积恶成灾”为 信条的农民,自觉做了太多的亏心事,恐惧来日会遭报应,精神负担异常沉重。农 民处在绝望、心理变态和精神扭曲的复杂状态中。他们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 要拯救自我,但又明白任何来自现实社会的力量都无法使他们摆脱困惑,因此渴望 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他们救赎。基督教便顺时应势复苏了。一九七八年,基督教 组织开始在白洋淀秘密恢复,到一九八零年农村经济改革在白洋淀地区全面展开时 ,基督教活动随之由秘密转向公开。 我曾查阅了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宗教管理部门下发的相关文件, 意图寻得官方允许基督教自由活动的依据,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文件。于是, 我转而询问某地区负责宗教事业的干部,他做了如下解释: 中央统战部门至目前为止,从未下达过允许基督教活动的明确指示。统战部门的 基本精神是密切监视宗教活动的开展趋势,积极研究方法和对策,对已经参与宗教 活动的农民认真劝导。最重要的是大力宣传党的经济改革政策,提高农民的认知水 平。但是,中央组织和宣传部门却指示须严防一些仇恨共产党及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的人,利用宗教活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于这类人和组织必须坚决法办。根 据我们多年的经验,中央的意见经常不一致,文件时有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 一方的指示都不执行远比只执行一方的更安全可靠。多年以来,政策往往是朝令夕 改,其中原因何在?实因中央的人事变动比政策的变化还快。我们做宗教管理基督工 作的,必须学会变通,否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对于本地区的基 督教活动,我们持观望态度,看中央的下一步反应。 他又说:其实,就我个人看来,基督教活动与党的中心工作并不冲突。现在中央 号召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我们发现基督教活动可以启发积极作用。根 据我们的调查,基督教活动较活跃,参与农民较多的地区,生产往往搞得很好,治 安很稳定,邻里关系也十分融洽。有一个村子,文化革命期间武斗非常厉害,家族 矛盾严重。在几次冲突中丧生十余人。两年前,有个人至该地区传教。如今这个村 子截然变了样,许多矛盾不知不觉地全解决了,村子里人人和睦相处,家家友善互 助,生产很快地由后进变成了先进。 白洋淀培植了基督教,基督教也熏陶了白洋淀。尽管白洋淀一直处在动荡之中, 基督教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我时时思忖,为什么属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竟会在 中国农村具有如此强悍的生命力?就行为模式而言,中国农民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应该 十分困难,但又为什么可以接受基督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 的马克思主义,却禁止农民接受西方文化,而事实上又禁绝不住? 或许,基督教在白洋淀的经历给我们做出了回答,那就是,基督教能够在中国农 村社会里根植,并非肇因于它的西方文化色彩,实因它体现着一种人的本性要求, 体现着一种人类精神文明。对于人的本性要求,每一种族的人都是共同的,对于人 类的精神文明,每一种族的人也可以共享。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人类文明 ,也不会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长久压抑人的本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