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先驱郭罗基 ·胡 楠· 作为当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探索者，他的名字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 传记中心《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澳大利亚和远东名人录》、《卓越人物传》 。但是，自从一九八一年“马温事件”之后，他便慢慢消声匿迹了，似乎已从哲学 界，理论界中逐渐淡出。八六年上海出版的《社会学报》突然刊出一篇对他的长篇 专访，我初以为这是他复出的信号，殊不知《社会学报》因此遭受批判，几个月后 被迫停刊。海外偶尔有一些关于他的零散消息，不少是道听途说。香港某刊曾说他 患了神经病。然而，当你寻找当代中国新思想启蒙运动发展的轨迹，你不可能忽视 他的名字——郭罗基。 华国锋：一定要把他压下去! 郭罗基生于一九三三年，江苏无锡人氏。如同三四十年代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郭 罗基亦向往共产党的革命。一九四八年在无锡市学潮中，他是有名的学生领袖。一 九五五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到三年级时提前毕业，留校到哲学系任教。 文革中郭罗基受到军宣队的批判，一度被剥夺上讲台讲课的权利，并封笔十多年 。七六年十月八日，他得悉江青、张春桥等人被抓，欣喜若狂，即写成一文，批判 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文章写出来后，却没地方发表。郭罗基决定用大字报方式张贴出去，并征集了十 四人签名，却受到校党委的阻挠。同年十月十五日，北京市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北 大当前运动的意见》(即《六条》)，说“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批邓、揭批刘冰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翻案”，要求“继续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这个《六条》是“两个凡是”的一个样本—虽然正式发布“两个 凡是”的社论是七七年二月七日。郭罗基于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了一封给北京 市委的公开信：《北京大学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主要锋芒就是针对《六 条》，反对吴德等人捂盖子。七七年十一月，他作为人民代表，在北京市第七届人 代会上，又以北大为实例，批评北京市委。当时的中国最高掌权者华国锋对此表示 ：“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结果人代会延期五天，对他进行围攻。 不过，当时的政治气候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七八年一月 二十三日发表题为“来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文章。他还担任了北大校长周培原的秘 书，兼任北大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周培原的许多文章、讲话稿，都出自他的 手笔，但他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知。直到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光明日报》 第三版发表了探索张志新事件的文章《谁之罪?》，郭罗基的名字才不胫而走。 《谁之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应，读者无不为郭文的睿智卓识和激越文采所感 动，北大的学生甚至将它作为歌咏会的保留节目到处朗诵。《光明日报》和郭罗基 本人收到两千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仅只有一封表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即使如此，中南海的一些首脑们仍然“发指髭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例会三次 点郭罗基的名，给郭文罗织了三大罪状。一是否“文化大革命”;二是反对毛主席; 三是文中提出的“改造社会环境”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郭罗基的《谁之罪?》到底说了什么?原来，郭文作了这样的历史对比：“法国资 产阶级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者米拉波，在专制制度的监狱里受到了锻炼，成了著名的 演说家。坚强的共产党员张志新，是在挂着‘无产阶级专政’招牌的专制制度里受 ‘锻炼’，可是，非但不允许她成为演说家，而且被堵上了嘴巴，被割断了喉管， 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他接着得出结论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 ，竟低于十八世纪的法国的历史水平，却胜过中国历史上反动派镇压共产党的残恶 。在反动派的刑场上，共产党还可以唱《国际歌》、喊‘共产党万岁!’披着‘共产 党’外衣的刽子手更加害怕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发出的真理的声音。” 两年之后，郭文中的“三大罪状”都被一一推翻。不是有人为郭文作了平反，而 是中共自己将这些罪状写进最高级别的红头文件中。所谓“反对毛主席”，中共中 央也说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至于说“改造社会环境”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制 度”，那么后来为何推行“改革开放”? 郭罗基这下该能获得解放了吧，不!结局比两年前更惨。原因很简单，他写的文章 不止《谁之罪?》。 胡耀邦出尔反尔，蒋南翔“虚不受补”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郭罗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几乎篇篇文章都引起了轰动，拍案叫绝者有之，大加讨伐者有之，但几乎没有人 能无动于衷的。 在《谁之罪?》之前，他在七九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题为《思想要解 放，理论要彻底》的文章，最早公开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指出“文革”的灾难是 现代“造神”运动带来的结果，并强调要摆脱愚昧和野蛮，黑暗和恐怖，就必须解 决民主和法制问题。 发表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红旗》杂志被指有林彪余毒，思想右倾。 迫于形势，《红旗》编委会对自己的保守思想作了检讨。严家其、张显扬等人鼓励 郭罗基写篇文章去试一试《红旗》是真“解放”还是假“解放”。熊复(《红旗》的 负责人)接到文章后，举棋不定。发表嘛，行不由衷;不发表嘛，怕再受批评，于是 把这个球踢给了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刚接任中宣部长。胡看到文章后大为赞赏，据 说他看了三遍，亲自作了修改，还让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帮助修改。然后， 让《红旗》发表了。 没想到，这篇文章被一些极左势力指为“别有用心”，并在各种场合加以批判。 胡耀邦自觉顶不住，便在中央党校及中共新闻界座谈会上批评郭文，同时点了陆定 一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和为另一篇批驳“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的文章。胡氏的 批评被极左势力利用，扬言要批三株大毒草。这场批判运动后因思想界、新闻界的 抵制，并没有真正批起来，只是刮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冷风。 郭罗基并未理会这些。他又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虽然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出 作者自己关于“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却把马克思所提倡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著名论断再次提出来。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却 “虚不受补”，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召开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公开批判郭 罗基，却又不让郭本人参加。 反对设言论罪触怒了彭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罗基不顾重压在身，在七九年一年之内便三度闯禁区。 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章 提出：严格地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得以贯彻执行。 当时，魏京生已经因言论罪被判处徒刑，一些为魏京生主持公道的人都遭到了非 难和迫害。但郭罗基却在文章中说：“民主政治，就应当允许讨论;不许讨论，就是 专制政治。” 中共政法系统的首脑彭真极为不满，称郭文是“违宪”的。一面亲自组织文章批 郭，一面又下令将郭调离北京。 七年之后，万里在“全国软科学会议”上重申了郭罗基的观点，《人民日报》也 为此发了社论，题为《政治也可以讨论》。 尽管如此，中央的要人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同七年前郭某的文章相似，但 本质不一样。何谓本质?难道正如柏杨所言：为掩盖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掩盖更 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非错? 类似的故事不止一个。 八零年四月，北京理论界在政协礼堂开会，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郭罗基 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言，指出：在没有完成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之前，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那么不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而是实际上没有取得 社会主义的资格。这一思想提出后，首先被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定性为“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是诬蔑中国不是社会主义。 也是七年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总理什特罗加尔时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 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 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也是本质不同?! “马温”被逐出北京城 郭罗基由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八零 年教育部以“工作需要”为名，欲将郭罗基逐出北京。按规定，教育部只管部属高 校的校长，郭罗基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却是荣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人。不过，郭坚 持不肯离开北京，一直拖到八二年八月方成行。如果郭罗基不再发表文章也就罢了 ，恰恰相反，他文章的火药味愈来愈重，一篇署名“马温”的文章触怒了龙颜。 八一年八月，郭罗基以“马温”为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竟成 了在北京发表的最后作品。“马温”这个名字，引起了“联想家”的很多联想，认 为他要效法弼马温孙悟空，要大闹天宫，于是赶紧向玉皇大帝奏了一本。正是一封 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据说玉皇大帝并未看“马温”的那篇文章，郭罗基 就被天宫逐到南京大学哲学系。 郭罗基还没有到达南京，南大前党委书记章德就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宣布：“ 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防范工作一直部署到基层和邻居。这一“狼来了 ”似的警报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当南大许多人见到郭罗基时，竟认为那并非是真 郭罗基，因为眼前的那个人是如此的孱弱、消瘦，丝毫看不出是“红头文件”所宣 扬的“不安定因素”。刚到南大时，学校给他安排了两间简陋不堪的住房，虽然无 论从家庭人数还是从资历上讲，都不应该如此对待他，但郭罗基还是一声不吭地住 下了。几年后，他以多病之驱，全身扑在教学工作上，除了给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上 课，还新增设了本科生课程。 邓小平的“表扬” 郭罗基获得南大师生的普遍尊敬。每当上边来人“了解”郭罗基的情况，哲学系 党支部的人总是毫不含糊地说：郭罗基表现很好;每当污水以各种方式泼来时，同事 们总是据理力争，并公开宣称对郭罗基的观点表示赞同;八四年整党重新登记，他虽 然没有接受登记，但八六年却被系支部的普通党员评为优秀党员。八六年全国各地 学潮迭起，照例又有人来“关照”郭罗基了，话语中晓以利害和得失，外面也一时 盛传郭罗基已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为此，郭罗基专门向党委交了一份“报告”，声 言自己同情学生运动，人民要民主和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并强调指出这几年对 他的“处理”是不公正的，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不能不诉诸群众。这份“报告”充分 表明了郭罗基的不妥协立场，哲学系的同仁都为他提心吊胆。但不知为什么，后来 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却把郭罗基作为批判方励之等人的“正面教员”，并着实“表 扬”了一番。邓小平说：观点可以保留，没有参加行动，还是很好嘛。 但从那时起，郭罗基的身体更差了。心脏病、脑血管硬化、十二指肠溃疡出血， 先后两次卧病在床近一年之久。 情注笔名中 郭罗基调到“南大”时，教育部就规定他“只能当教师，不能当干部。”虽然查 遍宪法和党章都不知其所以然，而郭罗基本人也无意于此道，但他还是这样不明不 白地失去了选举权。与此相应的“规定”还有：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 准参加学术活动。 于是，郭罗基只能用笔名发表文章，连稿末的“通讯地址”和“真实姓名”也往 往是向友人“借来”的。 我的一位朋友刘锐绍，曾研究过郭罗基的笔名，专撰一文《郭罗基情注笔名中》 ，发表于香港《文汇报》： 八五年郭罗基以“秦淮沙”一名，发表《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之 能不能成立》，被收进权威的《新华文摘》。他适应了“特定国情”，用很多笔名 发表文章。看!他的笔名也是挺有意思的。例如“蓟门树”，取自北京胜景“蓟门烟 树”。他在北京三十年，北京大学与蓟门桥相隔不远，对北京的挂念，也只有寄托 在蓟门树上。又如“燕云飞”，“燕”乃北京之谓，他本身就是一片从北京飞走的 云。又如“秦淮沙”、“钟山晓”、“南秀木”、“梁溪草”(梁溪是无锡的别名) ，都是他生活过的地方，都在中国大地之上。 幸好，这些名字都没有触动“联想家”的脑弦，文章也不至流产。 “六·四”之后，郭罗基被拒绝了党员登记。来自南京的消息说，他现在是国安 部的重点监控对象，亲友们寄给他的信，几乎每封必拆，拆看后复印存档。对此， 郭罗基并无恐惧，只有愤怒。他曾对别人表示，四九年前，共产党曾教会他如何对 付敌人的监视，想不到多年后他变成了共产党监视的对象。他在南京中医学院外语 教研室任英文教师的妻子刘渝宜，对受人监控一事非常气愤，有次耐不住性子，还 把监视他们的人训斥了一顿。 不少人慕名而至，前去一闻郭罗基这位“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宏论。出 乎意料，他们听到的都是通篇的马克思主义，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用郭罗基自己的话说：“我和他们的分歧，实际上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分歧 ，或者说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