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 ·王兆军·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中国的自由民主的先遣队。由于受到比较系统的自然、人 文和社会科学的教育，这些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有很大的不 同。对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的发展状况的对比，启发了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批 判。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问政入世的倾向比较其他阶 层要强烈。他们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都应当多些，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他们所失去 的东西实际上比任何阶层都要多，得到的比别人要少，尤其是比官员少。由于以上 种种原因，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中最有批判精神的一个阶层。 出于利益的本能和体制本身的敏感，毛泽东、他的党及其主流社会对知识分子总 是神经质，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信任过知识分子。毛泽东一直认为知识分子是共产 党的毛，是工人农民的毛，是社会的装饰品，从来没有给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地位 。从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直是改造第一、教育第二、使用第三。从五 七年反右到文化革命，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击的都是知识分 子。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好象是一对前世的冤家，总是在较量，在斗争，总是面和心 不和。成千上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被劳动改造，甚至被投于监狱，死于非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世界上罕见的悲剧。种种反抗和呐喊虽然如流萤扑火，但 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行为却愈发勇敢，愈发洋溢着义愤的光辉和历史的悲壮。中 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也一直很头疼，无数的告诫，无数的惩罚，或杀鸡给猴看，或 诱以官利禄，都不能熄灭知识分子对民主与自由的执着追求。他们是社会中最不听 话的阶层。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又始终生活在矛盾当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主要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崇尚西方社会文明和留恋中国古代美学的矛盾。二、厌恶官场和渴望从政的 矛盾。三、平民意识与精神贵族化的矛盾。四、饭碗与良心的矛盾。 一、崇尚西方文明又留恋中国古代美学 中西政体对中国的作用，是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老话题。中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 子认为，西方最优秀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已经接受了，并且在中国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另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体制只是有利 于经济发展和竞争，不利与人的精神的健全发展。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非精神文 明。有些海外的华裔中国学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对大陆学者批评儒家学说大惑 不解，并且举出很多关于西方社会精神堕落的事实来论证西方文化的不好。这种观 点的片面之处正在被认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指出西方文化中关于精神方面的内容 不仅不比东方文化少，而且更进步更丰富，很多内容是东方传统文化所没有的，如 对科学与真理的追求精神，如人的权利和心灵的需要，如人人生来平等的观念。这 些都是中国旧文化中特别缺乏的。中国旧文化中那种以清寒，淡泊，简陋，清静， 无为为美德的积习，就是与生产的发展相悖逆的。 持中层观点的一些人以新加坡，台湾，香港，日本为例，证明东方精神文明和西 方物质文明结合才能建立东方的现代文化。他们用汉族文化曾经同化过不同文化(如 蒙古文化和满文化)来证明东方文化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这种观点的缺点在于没有注 意日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和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密 切相关的。中国的文化虽然曾经同化过别的民族的外来文化，但是那时中国文化至 少与当时侵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相比是先进的。被同化的恰恰落后民族的文 化。为什么现在的中国那么害怕西方文化的被介绍?为什么它现在失去了同化外来文 化的气魄和能力?因为西方文化和科学是进步的文化，他不可能被落后的文化所吞没 。中国当代文化的自信心的失落，反映了它的落后性。华裔学者对当今大陆的社会 情况知道得不是太具体详细，加上对祖国文化的思慕和对西方问题的了解，故对中 国的儒家文化表现出特别的爱好，其中有文化冲突和心理倾斜问题。大陆人则说他 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另一种例子是那些流落海外的民运分子。在大陆生活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很西方 化的，对东方文化持批判态度，主张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以改造东方文化。但是当他 们住在西方时，他们很难适应西方生活，有时甚至是格格不入。很多体力劳动者移 民美洲后，倒比知识分子更快地进入西方社会。 二、厌恶官场与渴望从政的矛盾 人是政治动物。有积极热情的文化人更是强烈地要求参与甚至发动某种政治活动 。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历史上不乏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合作得很好的例证：亚里 士多得和亚历山大，弥尔顿与克伦威尔，唐太宗与魏征，孟子与梁惠王。 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心是官本位。传统的官学一体结构引导中国知识分子向 官场靠近。“学而优则仕”。远在春秋时代，就有大批知识分子作为食客寄宿在贵 族家中和王室里，随侍左右，出谋划策。他们是政治家的附属，是毛泽东所说的毛 ，是一群政治寄生虫的形象。 孔子反对那种不分好坏的盲目从政。他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遭则可卷而怀之 。”孔子实际上是主张从政的，而且后来的确作过大官。孟子说：“士之失位也， 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又说：“士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魏晋开始，政治出现多元化的局面，门阀土族制约了政府，知识分子以门第保证 了地位，不直接向皇权投靠。看似自主了些，实际上仍然生活在权力之间。隋唐科 举，给知识分子从政开了一条道路，官学一体，立为惯例和经义之举。尽管程(颐) 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说：“科举之外另有人生。”但是历代知识分子一般都以 从政为正道。杜甫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雨淳”，代表了历代知识分子渴望从 政的心理。李白虽然狂放，说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但 是当他听见朝廷召见他并有一点小官可做时，仍然喜形于色地说：“仰天大笑出门 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即使对于如此浪漫的诗人，当官从政也是极其重要的 。这些都无可非议，知识分子从政与无知野蛮的人从政，前者对社会更有好处。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另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从政多是依附于官僚和王室 的。他们的地位是食客性质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人格的不完整性。他们不是以“ 道”的准则生活的，而是以主人的意志为准则生活的。这种颐仰人鼻息的生活必然 损害着他们的人格。人的本性中那种要求自立的愿望，使他们在从政的同时又产生 了讨厌这种附庸地位厌恶官场的意识。几乎与此同时，与从政府相对的另一种风气 也成长起来。魏晋时代的清高淡泊，放荡山水，纵情诗酒，就是这种风气的反映。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人生美学观念。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 腰，弃官不做，去南山种地去了，被后人美化为神仙似的诗人。嵇康不做官，在乡 下当铁匠。当时处于相当于总理地位的钟会要求见他，都遭冷遇。李密的《陈情表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都被称为千古佳话。在这些人看来，知识分子从政 则必然与肮脏的官场一体，坏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贞操。这些人感叹人心浮躁经不起 名利的利诱。“相逢尽遭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 去宰相衙”。后来，这种思潮与中国的道家思想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宗教。那些隐 士被说成为神仙。这种追求自身解放和个性自由的人生观，也应当受到积极的解释 和承认。 在世界史上，这两种人对社会都是有贡献的。三十年代，罗斯福的那个智囊团就 曾经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被世人视为高尚的智者。知识与政治相结合的好例子 ，是英国当年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们，虽然这些知识分子身在权力之外，但是他们健 康而且热情，积极影响英国的郡议会的许多决策。另一类知识分子不从政，与政治 疏远，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生活，也卓有成就。有些人虽然不与 执政者合作，但是极其关心政治，他们批评现政权，表现出坚强的正义感和叛逆形 象，也是很可贵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 这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人。现代社会中单纯以这两种形态生活的 人也为数不少。尤其是积极从政的那一类，在中国更多。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一身 兼有几种情况，观念结构十分复杂。有时他们痛感到官僚的无能与腐败，陈旧与固 执，每每想挺身而出，登堂入室，做一番有声有色的改革事业，同时体现自己的价 值。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积极活动，有的甚至曲线救国，绕道以求闻达，企图最 终以权力开辟新天地。但是同时，这些人又时时想去做超然的世外之人。他们对现 行的秩序不满，对失去自己的性格感到痛苦，对叫人无可奈何的官场感到失望。他 们在官场找不到效率、快乐、自身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他们不断地在说服自己：“ 归去来兮，归去来兮!”但是又不断地鼓励自己：“舍我其谁也，舍我其谁也!”当 然这里有利益问题，也有观念问题。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零年，主要是恢复过去被打击的干部的职务。一九八一年以 后，陆续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知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成为政界 人物。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内心较少困顿，对社会改革的态度积极明亮。但是这 是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由于社会缺乏健全的竞争体制，也因为知识分子在价值观 念上尚未完成，当许多社会问题不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当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意见 不被重视，却经常处于被怀疑被整的地位，于是知识分子就变得失望，颓废和焦躁 。正是因为这种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不完善，知识分子才努力表现他们的完善的样子 。他们常常是既要社会的利益，又不容忍社会的弊病。这就是“端起碗来吃你饭， 放下碗去骂你娘。” 另一方面，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则是“诱以官禄德。”就是用地位、俸禄和名 声去拉拢利用知识分子。一边没有真心，另一边没有诚意，两条道德曲线交叉感应 ，使中国知识分子处于残缺不全的类似痞子行为的旧道德的束缚之中。至此，我们 不难看出，皮与毛的关系到了相互不信任的貌合神离的关系。这种暧昧的互相利用 ，说明了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既不磊落又不现实。很多人是四不象：当着官骂官，做 着什么骂什么，得了名嫌失了利，得了利又说违了心。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没有 摆脱这种对政治的进退两难，患得患失的心态。 三、平民意识与精神贵族的矛盾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古代中国的四个文化派别中，法家重君 轻民，重势专权，急功好利。道家超凡脱俗，主张清静无为。墨家主张和平兼爱， 清苦节俭。儒家既不像道家那样消极，也不像法家那样总是想方设法为权贵提供统 治术。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又相对地超脱些，与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儒家文化 代表着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意识。 儒家文化的全部价值可以分两类：平民价值与精英价值。所谓精英价值，就是治 国平天下那些道理。凡是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政治去的君子，无论是帝王将相，还 是王公大臣，都要注重利民，利他，重德轻利，自我节制，不得滥用权力。精英在 处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主张有好皇帝就 去做官，没有好皇帝就走。“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他拒绝为从政牺牲自己的道。 同时儒家文化中又有平民价值的部分。在这一部分里，主要的是讲修身和齐家。 勤奋生产，重视物质报酬，讲究人伦物理，忠孝仁爱，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孟子 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儒家崇尚比干精神，敢于同昏君 暴君贪官污吏作斗争，这是儒家的批判精神和殉道精神。 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救民生与涂炭，解百姓与倒悬 ，一直是儒家所倡导的。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自觉地突破世俗经济利益的局限而冷静 地理性地正视社会和人生，赋予知识分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使命感， 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继承了这种使命感。尽管他们生活于中下层，但是却以先知先 觉的身份自居，忧国忧民，奔走呼号，极尽精英分子之能事。以作家为例：大陆中 国的全国作协会员，大约有三千人。从他们的作品看得出来，绝大部分是积极入世 的。以刘宾雁为代表的所谓暴露文学作家，一直坚持以反映社会黑暗面为主体，为 民请命，并尽可能地揭露社会的弊病，表达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和使命感，被 誉为社会的良心。一大批写实主义作家，如柯云路，郑义，贾平凹等，始终站在坚 实的现实主义的土地上写作，不仅塑造了一大批平民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象抒发 了作家对社会的不满和谴责。他们的作品对全社会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动员和宣传， 使人民了解到社会的问题(比如共产党及其官员的特权和腐败)，并且初步意识到自 己的基本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重要性。在清污运动中被当做重点事件的关于人道主 义的文章，也启发知识分子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他们由此扩展下去，借 以批判非人道的当代社会现象。后来关于公平竞争的呼声，关于社会公开性的要求 ，反特权反腐败的呼声，都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为民请命的意识。在一 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知识分子十分活跃，有些人因为直接参与这些活动而被逮 捕和通缉。他们之中有作家、学者、记者、大学教师和政府工作人员。这些人是知 识分子的精英部分。他们即使不能彻底改变现行体制中的那些既定政策，在处理日 常事务中，尤其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也比一般的大老粗更讲究分寸，更带有当代意 识，不像正牌的阶级斗争论者那样残酷、绝对、阴暗和封建。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作家和记者的那一点儿权力，有时会成为人民的唯一的出 气孔。即使是一个乡间的农艺师，也承担着人们了解世界的了望台的作用。科学、 技术和当代社会思潮的传播，使稳定的专制社会出现了一股腐蚀剂。人民渐渐看到 了一个具体的新社会形态的轮廓。黑色的绝望正被知识光辉所蚕食，这是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害怕知识分子的真正原因。 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部分又有脱离实际，与民众保持相当大的距离的清高倾 向。这些人崇尚空谈，漂来漂去，虚荣造作。他们在讨论中国的国情时，总是过分 强调平民缺乏民主意识与独立人格。他们为平民说话，但是又看不起他们。他们为 平民做事，又觉得平民是愚昧的。知识分子的精英部分对平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精神贫民的存在决定了精神贵族的存在。知识分子常常觉得自己在为那些 他们所看不起的人们服务，觉得人民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并给他们以及时的支持 。 这种内心的孤苦成为知识分子难以排解的情结。这有时成为他们投降当局的借口 。被视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在避难于美国使馆时所想到的仍然是他得了什么 奖而不是别的。一九八八年，在北京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曾经自称是新压力集团， 声明要对当局施加压力。他们的活动也只是满足于发宣言、签名、开会、高谈阔论 而已。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没有学会中国共产党的当年认真宣传群众、深入实际教育 群众的作风。事实上，在组织民众和上下的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比知识分子的精 英部分要强大得多，有力量得多。这不光是靠了行政的力量，也靠了他们历来倡导 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之前，很讲究实干，很少贵族作风。如今的知识分 子，则还是对着自己歌唱的诗人，而不是热情踏实的组织者。他们以窃火者费洛米 修斯自居。可惜他们离老百姓太远，他们甚至不知道老百姓要什么急需什么。这是 时代的局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表现在他们的多重悖论上。他们既不能同当局站在一起又 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们既要改革旧的东西，又对改革后的迷惘和失重感到困惑 。他们既恨，人心不新，又恨人心不古。关于书籍出版的例子就是个证明。一九八 五年后，出版政策相对自由了些，加上个体书商与官方出版社的合作出书，出版界 出现了新局面，同时，也更加讲究经济效益。这时，很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畅销 市场，一些自以为严肃重大的题材却不被重视。于是很多作家学者感叹今不如昔， 失去了轰动的效应，失去了成就感。有些人说那几年作家出书少，是因为对当局有 敌对情绪，这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还有他们在自由下的倦怠和苦闷。 即使处在改革的权力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满足于空谈，对实际情况缺 乏深刻细致的了解。这些人不了解人民的生活细节和具体要求，有时在制定改革计 划时没有针对性，常常使本来很好的计划流于破产。一九八八年农副产品价格提高 了一个相当高的数字，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渐渐地打破政府包揽人民生活的旧 体制，同时对城市人口的副食品实行补贴。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那些十年中弃农从 工的工人，他们是工人，但是不享受补贴;他们是农民，却没有因提高农副产品而获 得的利益。当新政策下达后，全国有几百万这种工人返回农村，光山西省就有三十 二万煤矿工人离开煤矿回家乡了，使全国的工业生产出现滑坡。于是不得不重新改 变政策，把他们吸引回来。做这样的问题，除了说明权力中心部位的知识分子对实 际生活的不了解，还能说明什么? 第二个贵族化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希望处于思想的主变量和责任的因变 量上。简单地说就是我出主意，但是出了问题我不负责。自己不会做，别人做不好 ，就指手画脚，这也不是，那也不好，就是自己一贯正确。知识分子的精英在批评 时往往用主子批评奴仆似的态度，好象只有自己是道义上最完美无缺的。结果你说 我不好，我说你胡来，弄得大家无所措手足。 第三个贵族化的标志是重泛论轻实证，重空谈轻可行性研究。很多重大问题如人 口爆炸，教育危机，通货膨胀，官场腐败，社会治安，都是很复杂的科学问题。一 旦当他们的空泛的建议不能被及时采用，就怨天尤人，不再做更深入的研究。简单 化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执政党身上，在官场之外的知识分子身上也同样存在。这样做 的结果是使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个人影响，求知名度，理论越来越玄奥，概念越来 越新鲜，社会效应也越来越差。于是他们就更加不能被普通人理解。 造成这一倾向的另一个原因是铁饭碗问题。中国有一大批在政府领薪水的专业理 论家、专业作家、专业艺术家和科学家。不论他们有无创造，有无新见解，照样领 薪水。这种政策使大量的知识分子懒惰虚飘，可以有条件只说不做，甚至连说的责 任也不用负。这些人一般是比较富裕的，他们既能在政府里拿工资，又能拿到自己 的稿费、演出费等。生活优裕，这就从实际生活中使他们不可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他们成为既占了社会的便宜又卖乖的人。孟德斯鸠说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拉 拢文化人，即那些所谓精英分子，叫他们成为实际上的被收买的贵族，使他们与民 众真正脱离。 四、职业与良心的矛盾 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还表现在良心与饭碗的悖逆上。知识分子在两者之间常 常显得十分尴尬。一方面，保住饭碗是很重要的。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社会生产 和生活机构，没有职业就没有饭吃。知识分子又不可能那么勇敢地丢掉自己的职业 都去干个体户。如果坚持真理，本着良心勇往直前，就会与当局决裂。这种决裂的 严峻性不仅包括精神上对话的权力，也失去很多物质利益。除了依靠政府，别无出 路。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分子所作用的反抗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知识分子是最觉醒的阶层，他们应当最先最坚决最彻底的批评落后的社会专制政 体。但是他们同时又是最缺乏在恶劣条件下生存的能力的高级动物。他们最明白， 又必须装得最糊涂才能生活的下去。这就使他们为了饭碗而对真理持暧昧态度。不 然就去冒“抱着真理饿死”的风险。中国是很重家庭的。即使知识分子个人能够想 得通，不怕冒风险，也仍然要考虑到家庭的上上下下的成员。伦理关系的束缚，政 治的压力是一个力，真理和知识的召唤是另一个力，这两种力使中国知识分子的道 德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一九四九年以来，反右派、反右倾、文化革命、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 是打击的知识分子。所用手段都极其残暴。这不可能不影响当代知识分子的行为方 式。在政治的打击面前，在鲜血和生命面前，尽管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真理在手，但 是在行为上仍然要考虑饭碗问题。他们的大多数是对真理保持沉默，即使那些被招 安的人，也不都是心甘情愿的变节者。 一九八四年，费正清教授在一次谈话说：中国似乎要发生什么大灾难。那时他说 那是一种预感。他预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将有一场大灾难。后来的几年特别是一九八 九年的当局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就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史上几乎所有革命都是 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是这样。他们先觉醒，先 呐喊，先反抗，如洪秀全，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人都一个一个过去了， 中国的实际情况仍然是知识分子和当局的对抗最严重。邓小平最怕知识分子闹事， 他的惯用手段是“打”。五七年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他和他的同志们说要否 定文化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消除文化革命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就是不会断绝的。 或者人民永远沉默，或者中国共产党放弃这种作法走向自由和民主。看来这两条路 在中国都不是容易办到的事。中间道路是分权。分权可以分散人民的注意目标。但 是这是一种具有很高艺术性的政治方案，需要政治家的胆量和能力。分权和相对的 区域自由可能为知识分子找到新的机会，但是不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即对于社 会体制变革的要求。 当然，精英知识分子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作用，这些人仍然是中国的倔强的喉舌 。他们不会被灭亡。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那些生活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里边 的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接受了新思想的一代。他们生活在车间和试验室里，生 活在广泛的中下层。他们的觉醒程度和处事方式对改变中国社会的作用比精英知识 分子的作用更大。他们最了解社会的结构特点，他们最知道社会的弊端和人民的要 求，甚至在策略上也比精英知识分子要来得成熟。这些认较少浪漫，也较为坚定， 又因为其数量很大，当局很难拉拢他们并使他们脱离民众和实际而走向贵族化。这 些人是真正的平民知识分子，无论中国是走向民主政治，还是走向强人政治，真正 有意义的改革家和改革方案，还是要出自这些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