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中共学者考察西方人权 ·亚 衣· 据报载，中国大陆官方拟派遣一个由社会科学院法律学者为主体的代表团访问北 美，以考察美国、加拿大在人权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状况。对此，有的华文报 刊不以为然，认中共派遣“御用学者”出国考察西方人权状况“实在是多余的无聊 之举”。(见《世界日报》六月二十二日社论)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倘若这一大陆学者代表团真的成行，那么身在美国、 加拿大的中国学者也应对之表示欢迎，以帮助他们全面地了解西方国家人权问题的 历史与现状，成功与缺失，理论与实践。如有可能，还不妨共同引进人权问题的学 术讨论。 在人权问题上的进步 人们不会忘记，当年某西方领袖访问中国时意欲谈论人权，是如何被“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邓小平蛮横地顶回去的。在那时的邓小平眼里，人权是一个在中国不容 讨论、不须讨论的字眼。事实上，直至一九八八年底，“人权问题”在中国学术界 基本上还是一个禁区。只是在一九八八年底及一九八九年春，中国大陆知识界某些 人以纪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及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为由，才出 版了一些论文、著作，提出了与官方或御用学者不同的观点。 说来也真有点奇怪，“人权问题”真正堂而皇之登上大陆学术界讲坛，成为公开 的学术讨论会主题的事，发生在一九九零年九月，亦即中共史无前例地以机枪坦克 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六四屠杀一年多以后。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云集中国人民大学， 举行了“人权问题理论研讨会”。当时我曾撰文指出，这种半官方的学术讨论会是 一个进步，因为它毕竟开设了一个“可以讨论人权问题”的口子，而且也确实在讨 论了。 自此以后，中共官方除了羞羞答答地承认“过去对人权的研究是不够的”外，对 于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人权讨伐”，多少也作出了一些回应。例如： 鉴于美国朝野不少人士主张把人权问题作为给中国延长最惠国待遇之条件，中共 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声明中除了对此种做法表示反对外，还承认， “中国和美国对人权显然有不同看法，因为它们拥有不同的情况，历史背景和社会 价值。”该月底，《人民日报》还列出一份清单，表明了美国至今尚未签订(或未批 准)，而中共政府却已签订之国际人权协定之目录。 五月九日，中共总书记江泽名在全国残废人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对人权问题的理 解，即“国家的独立主权、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他还解释道，首先是要使十一 亿中国人吃饱饭。现在，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人民“充分享有与中国社会 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此外，“随着现代文化建设的 发展，还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和更广泛的人权。” 在此之前，江泽民还与李鹏等人接待了美国“人权总统”卡特，耐着性子倾听卡 特谈论人权要求，允许他向外交学院学生发表演说。李鹏还在会见美国议员团、会 见卡特时阐述了自己类似江泽民的对“国家独立权”、“人民生存权”的解释。 无论上述回应是有理的还是无理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我以为都可视为一种 进步。谈总比不谈好，听总比不听好。相比以往中共领导人一听及“人权”就断然 回绝或以“内政”问题为理由拒加讨论的状态，现在的情势，对提出和解决中国现 存的人权问题要有利得多。当然，这里的所谓“进步”，是现象界和操作意义上的 用词，不涉及形而上的“本质”问题。否则就无法讨论。正如有人说过的，中共政 权抓人，你谴责它是“罪恶”;中共政权放人，你又说它是“阴谋”。这种批评方式 反而显得批评者理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以为中共现在决定派遣学者代表团来到西方考察人权问题，还 是值得欢迎的事。 御用学者也要打交道 海外某些评论家喜欢称中共官方派遣的学者为“御用学者”，我不太赞成这种笼 而统之的称呼。我也不了解将来美加考察的中共法学学者代表团成员名单，无法确 定其中是否全是“御用学者”。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中共的一党专政下， 一个学者既要在学术问题(包括人权问题)上为真理鼓与呼，又要保证自身的基本人 权不受损害(例如保证自己发表文字、言论的自由——即爱因斯坦所说人的“外在的 自由”不被剥夺)，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仅仅依据这些学者的某种观点在形式上与中 共官方言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就断言他们是“御用学者”，似乎有失公允。此外 ，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环境和学术规范的限制，有些大陆学者历来以马克思主义为个 人的专业方向(这一次代表团成员中恐怕也有专攻马克思主义法学或人权理论的学者 )，如果以这种特定的研究方向为据判定某人为“御用学者”，恐怕更不合情理。 许多人会记得去年二月在芝加哥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大陆教授代表团访问该校 ，由于有些学生当场放映六四幻灯片，气氛一度紧张。一位与会的长者曾对学生有 所劝阻，他说别让这些教授为难，他们的使命不容易。当时的教授代表团成员、复 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蒋学模先生曾拿过话筒大声地说：“你们别搞错了，我不是李鹏 !” 蒋教授之言中肯而精彩。尽管在美国攻读经济科学的中国学生大多不会爱读蒋教 授主编的印数达一千万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蒋先生确实算是一位安分的 学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而不是政府官员或政客。况且我大致可以断定 ，对于六四事件之真相，象蒋教授这类学者，是不可能了解清楚的。 总之，对于学者，还是以学者相待为好。这里包含有对学者之人权——做学问之 权的尊重。即使对于真心实意为中共政权服务的“御用学者”，也不要拒绝与他们 打交道。至少在学术上他们也代表着一种学派。跟他们保持交流的渠道，有利于对 学术问题及政治性学术问题(如人权问题)的更深入的探讨。 说起“御用”，现在海外民运中很有名气的陈一咨先生以前在北京是名副其实的 “御用”，严家其先生也曾一度被“御用”过。这种经历都没有妨碍他们现在从事 民运或搞学问。我想，在现时中共政权的“御用文人”中，很难说没有陈一咨、严 家其式的人物。如果一概拒绝与他们来往，也许是很可惜的。 共同召开人权讨论会 在去年的那篇评论中，我曾建议关心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海外学人，可以与从事 法学、哲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大陆同行一起就人权问题进行探讨和争论， 甚至可以创造条件，共同筹备举行“人权问题学术讨论会”。我觉得，大陆学者人 权考察团的来到，为上述建议的实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美西“二十一世纪基金会”总干事徐邦泰不久前告诉我，他们正在着手筹备一个 人权理论讨论会，我想，如果这个会议能在中国学者考察团访美期间举行并邀请这 些学者参加，一定能为会议增添许多色彩。傅新元主持的“中国人权”组织历年来 在理论、实践上贡献卓著，不妨也借此机会，主动约邀大陆学者一起探讨中外人权 问题。海外学人和大陆考察团聚集一堂，会遇到许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在这里， 我不惴浅陋，提出以下题目以供参考。 1，关于江泽民的人权概念。江泽民提出的“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人权 ，是什么含义?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现在享有的人权理应低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 的发达国家?所谓“更高层次”、“更广泛”的人权，又包括哪些内容?江泽民强调 人民第一位的“生存权”或“温饱权”，是否适用于因六四事件被捕的人员? 2，关于香港人民的人权保障。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责成英国政府要确保一九九 七年后香港居民的自由、人权，香港立法局也于六月初通过香港人权法。但中共发 言人表示人权法与《基本法》相抵触。那么，究竟哪些条款是相抵触的?在“一国两 制”的允诺下，九七年后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在人权上是否一样或有什么不同?其理 论依据何在? 3，关于美国政府的“人权清单”及中国政府的“人权清单”。对于《人民日报》 所列出的美国未签字、未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这一事实，熟悉美国人权状况的学者 可以作出说明;对于中共政府没有签字的许多国际人权条约(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大陆考察团学者也可以作出解释。 4，关于马克思主义人权概念。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包括早期著作)中，对人的解放 与人的全面发展有许多论述。从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出发，中国大陆在人道主义与人 权的现状上，与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和要求有多少差距?原因何在?毛泽东、邓小平对 人权理论的理解，与马克思有什么区别? 5，关于中国与西方、与苏联及东欧诸国的人权现状的比较。美国报纸公开揭露了 洛杉矶等地警察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事实，中国大陆报纸是否有对侵犯人权事件的 揭露?中国大陆(包括西藏)在人权现状上有哪些主要问题? 上面所列，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学者们都具诚意，在心平气和的平等的学术讨论 中，会出现更多值得反复深究的话题。这种讨论无论就长远影响看还是从眼前的功 利看，也无论大陆学者考察团是否把讨论的详情细节全部转达给中共当权者，我以 为对改善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都是有益的。 中国人的人权概念 记得去年四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人权问题理论讨论会上，黎安友教授 提出海外学者应当研究出一个可以说服中国人接受的人权概念。他认为西方天赋人 权论所意含的一个自然人所天生拥有的权利在他进入社会中也不可剥夺这种观念， 难以被中国人接受。因为中国人认为人一生下来便是社会人。他还主张在中国传统 文化(比如“仁爱”)中寻找、发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概念(大意)。当时我简略 地介绍了近几年某些中国学者对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 以说明认为“人只是社会人”的传统理论在大陆学术界不再占绝对统治地位;我还以 “食、色，性也”此句为例，表明在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有着对人的自然本性肯定 的内容。 事情过去一年多，我觉得黎安友先生当时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我想大 多数学者不会赞同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的所谓中国的独立的人权标准的说法。但是 ，沿着中国文化的脉络，寻求易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人权概念、理论解释，却是 值得下攻夫去做的事。 如同“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概念一样，“人权”(HUMAN RIGHTS)概 念也是外来的。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概念都有一个消化、吸收过程。况且，概念的 发育、解释常常比概念的发生、提出更重要。这几年来海外民运人士对“民主”问 题展开的多种争论也说明了学术界应当在西方进步思想的引进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人权问题本身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与政治关系紧密。因此 ，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绝不是中国学者们所能够决定的。但是，在理论与实践上 加强对先进国家人权状况的考察，同时探求易为广大中国同胞接受的解释，却是海 内外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重任。希望大陆学者考察团来到美国之机，能够成为这一 课题的研究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