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对不对话,而是怎样对话 .丁 楚. 分歧是怎样对话 六四之后,海外民运曾进行过两场大论战,一个是去年的“暴力革命”大论战, 一是今年正在进行的“接触对话”大论战。今年二月,于大海和伍凡提出与中共对 话作为民联主席的主要竞选纲领,在民联内部引起了争议。五月二十四日,朱嘉明 、李禄等人发起的关于对话的公开信,更把这一争论引向了社会。支持者认为这是 “突破僵局”,反对者则斥责为“绥靖主义”。 论战双方都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与中共对话上。而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并 不在这里。其实,即使赞成对话的人也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至少没有人同意会在不 平等的条件下对话。而反对者也并非拒绝一切形式的对话和有具体条件的对话。例 如批评于大海对话政策的叶宁就曾表示他赞成喊话而不赞成对话,所以他积极参与 恢复六四之声电台的工作。又如,批评对话政策为“投降主义”的自民党人士也只 是反对和双手沾满鲜血的李鹏政权对话,可是如果强硬派倒台了,中共的温和派上 台,和不和他们对话呢?显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分歧在于对话的时机、形式 和条件,也就是说争论的焦点不是应不应该对话,而是怎样对话的问题。 对话的形式 在政治中,对话可以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要通过谈判得到某种结果,另一种是“ 作秀”,作给旁人看,意在引起人们的支持和同情,树立理性的道义形象。同一个 谈判,不同的着眼点,就会有不同的评价。例如,六四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侯德建等 人代表学生和军队的谈判,如果以剧场效果来衡量,这简直就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这种场面和绝食高潮时学生冲掉了和政府的谈判的场面形成反差,其对话就显得毫 无可以称道之处。可是如果以谈判结果来衡量,这个谈判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 它保存了上千人的生命。 着眼于结果的谈判最好是不公开过程而公开结果,以便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有回 旋余地。而作秀式的对话显然并不在乎对方听不听,而是讲给观众听的,所以当然 以公开为前提。不过,即使作秀也会有不同的着眼点。 一种着眼点是给对方以难堪。在海外,这种意图的对话最常见。一些中共的外交 官到侨界或留学生聚会的公开场合常常受到这种对话的待遇,陷入窘境。这种对话 形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暴露中共理论的荒谬和中共官员的愚蠢。在“六 四”之前,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的自我改革还存在幻想的时候,也许这种形式的对话 还有一定意义,可是“六四”之后,当中共当局的罪恶已经成为无需论证、众所公 认的事实时,当反对它的声音已经成为压倒优势时,这种对话方式的意义就不是很 大了。它有时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来那些共产党的官员也不相信他们自己讲的东 西,只不过是公事公办应付场面,可是如果他们受到羞辱,反而会恼羞成怒,为了 自己的尊严,认真地捍卫起官方的立场来。 另一种着眼点是对话本身而不是对话的结果,这就是所谓“谈判谈判,谈而不判 ”。这种对话的用意并不在于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而是民间团体通过和官方的对 话取得和对方平等的地位,或事实上被承认的合法地位,同时通过长期对话,将朝 野双方相互沟通的渠道确立下来。在一场结构性的政治变革中,这种沟通渠道的建 立比对话所能产生的结果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例如,如果在六四之前,北京的学生 团体能够将和官方的对话维持下去,无论这一对话的条件多么不尽人意,都会具有 重大的政治意义。况且,既然并不在乎对话的结果,条件不尽人意又有什么关系?只 要将对话拖下去,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就是胜利。 还有一种公开对话的着眼点是通过对话过程来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舆论 的支持。也许有很多人认为,共产党蛮不讲理,和它对话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 可是如果把对话的着眼点放在旁边的听众而不是牛身上,这种对话就会有很大的意 义。只要越来越多的听众欣赏的是琴声而不是牛叫,对话的目的就达到了。 不同的着眼点,可以提出不同形式的对话。我相信,今天海外提出对话的人们都 是着眼于舆论效果,而不是对话的内容,都主张公开的对话,而不是秘密谈判。所 以指责他们为投降主义是毫无道理的。值得商榷的只是,提出与中共对话的时机和 条件是否能够取得有利的舆论效果。 对话的时机 对于相对弱小的一方,什么时候提出对话,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尽管可以把对 话作为一个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战略原则,但什么时候提出,什么时候强调, 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刚刚在一场对抗中打了败仗,转口提出要和胜利者对话,那么在别人眼里 就会觉得很滑稽,你只会自取其辱。如果在对方眼里,你的分量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的时候,你提出对话除了自讨没趣外,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类似的情况,即使作秀 ,也不会有好的影响,只会产生喜剧效果。 我个人一贯主张把对话作为民运阵营的基本战略,但我不认为目前是提出或强调 与中共当局对话的好时机。民联三大时,胡平就提出了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方针。只 要民联以后没有通过其他的决议否定这一方针,那它就有延续性。胡平的继任者如 果认为有对话的必要,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就行了。如果觉得时机不宜对话,不提这 一方针就行了。总之,无论如何都有主动权。 新一届的领导人在当前的形势下重新强调对话方针,并把它凸出为主要的施政纲 领之一,显然不会产生好的舆论效果。首先,支持者不会增加,因为你没有提出比 前任更多的东西;相反,反对者会大大增加,因为刚刚经过“六四”的血腥对抗,朝 野双方的情绪都没有恢复正常。 这并不是说,在一场力量悬殊的对峙中,弱方不能提出对话的主张。对话有两种 提法,一种是抽象的对话,没有具体的事项和对象,另一种是具体的对话,有特定 的人和事件。在当前的形势下,泛泛地强调一揽子对话,或者只是抽象地提出对话 ,如果中共不予理睬,很容易使自己陷入难堪。可是如果抓住某一个特定的事件, 提出有具体项目的对话,或者抓住某一个时机,和具体的人对话,就可以使自己变 得主动。总体的劣势,未必不能有局部的优势或均势。在总体力量的对比上,也许 你在中共眼里是无足轻重的,可是这并不排除它在某一个具体的事件上绕不开你, 非面对你不可。全面对话或高层次的对话局面,都是从低层和具体的接触开始的。 共产党对于自己的反对派,一般都有三部曲。第一是不睬,第二是围剿,第三是 招安。 在第一个阶段,共产党根本不认为你能对它产生威胁,所以干脆不睬你,免得为 你制造新闻。“六四”一年之后,中共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对海外民运采取的 就是这种政策,期望它自生自灭。在此时提出全面对话的主张,既不可能有实质性 的结果,也不容易有作秀的效果。此时需要的是制造事件,然后抓住时机,在具体 的事件上与具体的对象对话,从而打开局面。 在第二个阶段,当共产党感觉到你产生的威胁,会展开全面的批判,实行全面的 迫害。此时提出“以对话代替对抗”的全面对话主张,最容易产生道义上的力量。 你不讲理我讲理,一边是牛叫,一边是琴声,旁观者同情谁,支持谁,很容易作出 判断。 在第三个阶段,当共产党开始招安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开始主动要求对话了。 这时当然是全面对话的最好时机。不过民运队伍中可能会产生一种担心,怕梁山泊 的好汉们都到朝廷做官去了。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此时对话的主动权已经在 反对派手里,完全可以外线作战,是梁山干预朝廷的事情,而不是朝廷安排梁山的 事情。 总之,即使对话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和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也 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一件正确的事情,只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 方式去做,才算真正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