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 荒 ·齐越生· 二十世纪的末期，粮食问题已引起全世界警惕，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有十一亿七千万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从来是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 粮食形势，一直令中南海的元老们丧气，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粮食生产连续六年徘 徊不前，一九九零年同一九八四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一百四十五亿公斤，而消费 粮食的人口猛增近一亿人。这一增一减，使中国粮食的人均占有量由三百九十三点 五公斤下降到三百一十九点四公斤，净减七十四点一公斤。 英国<金融时报>揭示了中南海老人们的心病：“中国领导人害怕东部沿海大城市 会出现粮荒”。老人急了，李鹏不得不出头，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 上，这位总理虎着脸，站起来说：“粮食问题绝不能含糊。今年哪个省完不成预订 的收购任务，就撤掉哪个省的书记、省长职务。”会议结束，省市头儿脑们一回自 己主政的地区，对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也用了这样的口气;地、市委书记则 一层层传达下去。 粮食弄到今天这样紧张程度，难道同中共高层的政策失误无关吗?还是让事实来说 话吧! 农业政策的反照 在江西，有两个厅的厅长，在大陆出差待遇竟有天壤之别。财政厅长出差，外省 干部正眼都不瞧一下。吃饭，自己掏腰包;住宿，按规定办;还有什么?大概又是来哭 穷的吧?得了得了，每年给你们省二点五亿财政补贴还嫌少?怎么老是不争气呢?而粮 食厅长出差，那可神气了。用车，派豪华型的;住宿，你能推销多少，就给开多少发 票，不足的部分，咱们兜了，一定要把他安排在最好的套间里。吃饭，顿顿山珍海 味，什么，谢谢，别说客套话了，老哥们，下半年再支援一些粮食罢!咱们其他事好 说。 这两个厅长待遇不同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问题：谁都需要粮食，但谁都不认 真扶持粮食生产;产粮越多的省，经济上越落后;粮食供应正常时，便把产粮省当小 卒搁在一边，谁也不理睬;粮食供应匮乏了，又把他们捧出来，捧到台上。 我们只要稍稍分析一下江西的粮食在全中国的位置，许多问题就清楚了： 自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江西省按国家制定的价格，共调出原粮(基本上是大 米)二千八百五十万吨，平均每年调出八十点八二万吨;江西的大米产量约占全国总 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八，而大米调出量占全国大米总调量的百分之二十九，名列各省 前茅。江西省和吉林省一样，为中共建国以来从未中断过粮食上调的仅有的两个省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西省在本省粮食减产一 百零五点七万吨的情况下，不仅消化了从四川、湖北、安徽等地迁来逃荒的一百多 万饥民，还勒紧裤带向国家调出原粮二百二十七点五八万吨。 是的，江西省现在每年吃国家财政补贴二点五亿元，但如果把江西每年按国家指 令价外调的五十六万吨大米的集市差价算出来，江西省每年仅这一项就向国家上缴 了四亿元。然而，人们偏偏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于是，中共的决策者们对江西 省没有好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江西是产粮大省，但江西至今连一个象样的化肥 场也没有，本省的中、小型化肥场设备落后，即使开足马力也只够江西所需产量的 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只能求爹喊爸地向外省要，而且是议价。 这种政策，决定了江西省粮食生产的前景：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零年，每年减 少一个中等县的耕地(约三十万亩)，同时又增加一个中等县的人口(三十万至四十万 )。一九四九年，江西人均耕地二点七亩多，一九九零年，农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农田水利设施越来越破落，只要有中等旱情影响江西，即会有七百至八百万亩水田 受灾。一九八八年大旱，江西直接受灾面积二千万亩。自一九八三年起，全省有十 六个县陆续由余粮县变成缺粮县。遂川县过去每年调出一千万斤大米，现在每年要 调进八百万斤大米。这几年，江西省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流失严重，现有人员不仅数 量少，而且素质差，其与耕地、农业人口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位中共农业问题专家在一次高层会议上痛心地指出：江西省沉重的步履，正是 国家农业政策一再失误的一种反照。 农业改革的误区 去年年底，中共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在江西省委莲塘招待所请了八位主管农 业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座谈，听取基层干部对农业政策、粮食生产等方面的建设性意 见。省长吴官正事前与八位“县太爷”打招呼，每人只能谈二十分钟。永修县、彭 泽县两个县长事先准备好充分材料，准备在会上“放炮”，谈谈自己对共产党当前 粮食政策的意见。然而这样难得的上通下达、交流情况的机会，竟被最初发言的两 个县委书记用来为自己评功摆好，以加深高层领导对自己的印象。他们一人讲两个 小时，把一上午时间全部占用，而且充满着牛皮、水分。例如某县公布的人均收入 明明不足六百元，汇报时却说成七百元以上。反正吹牛皮的传统由来已久，从来只 有升官不见治罪的。田纪云问：据说许多地方农民抗粮比较严重，你们县情况怎么 样?那个书记眉头也不皱一下答曰：我们县里好办，开个党员大会，动员一下，由党 员带头交粮，群众就会交了。田纪云点了点头，在座的其他县委书记都窃窃私语起 来，这不是大白天说黑话吗? 这只是一个例子。中共的一些决策人物，即使下去听汇报，搞调查，也往往会被 那一帮靠说假话上台的干部所骗。这样，据此而制订的政策，往往不是扶持农业， 促进农业的发展，而是使农业危机进一步加剧。 记得几年曾在波阳县一个乡粮食收购站看到这样一个镜头：倪老五一家四口老小 ，冒着酷暑用木轮推车和扁担，把千余斤早稻谷吱吱咕咕运到十几里路外的乡粮站 。没想到，他们和数百名其他送粮农民一样，在粮站门口泡了整整三天三夜。白云 烈日晒，晚上蚊虫咬。吵呵、闹呵、嗡嗡嚷嚷，可谁也不敢离开粮站一步，唯恐粮 站忽然大门洞开，又被别人占了光。倪老五撑了三天，实在熬不下去了，一眼看到 粮站站长背着手从一边转出来，赶忙跑过去，“通”的一声跪下了：“您就把我的 谷子给收了吧!”紧接着，扑通、扑通，数十个农民都在站长身前跪下了，有的还向 他磕头，吓得站长躲闪不及，脸色煞白。 然而，站长有什么办法?粮站就这么点库容，上面不派车来紧急疏散，下面的粮食 还在源源运来，谁敢收?收了怎么办? 这是全国上下一片“卖粮食难”呼声中的一个小镜头。“卖粮难”是国家粮食政 策不配套的一个怪胎。粮农苦干一年，见到是这么一个怪胎，怎不心灰意冷?按说中 共应该对这种情况进行反思，然而，包括邓小平、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却被表面的丰收现象所迷惑，忽视了对农业进一步的鼓励和扶持。相反，他们向农 民进一步盘剥：提出所谓粮食订购“议转平”任务。什么叫“议转平”?海外的读者 可能不清楚，那就是说，农民手中多余的部分粮食，本来可以拿到集市上议价出售 ，现在不行了。国家用略略高于平价的价格，作为指令性计划向农民派购。于是， 仅江西省每年“议转平”任务就多达五十七万吨稻谷，为此，粮食减少收入五千七 百万元。 此外，粮食问题专家们还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粮食生产与收购，销售 严重脱节，各自为政，很少有过调整。生产指导系统无权过问粮食定金的发放和使 用，对粮食的收购价、库容、粮食加工检验情况一概不知。这必然导致背离价值规 律的生产盲目性。 一斤谷不值一根冰棒 在中共农业问题的种种失误中，粮食的价格与价值的长期背离，可谓是一种最奇 特、最不可思议的现象。 在浙江农村，有这样几句顺口溜：滑头滑脑经商，有头有脑办厂，强头强脑栽树 ，木头木脑种粮。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一斤尿素等于三斤米，一斤柴油等于 二斤谷，一根冰棒大于一斤稻谷。一根冰棒多少钱?四分。 看起来有点象天方夜谭，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永修县一位叫钱永松的农民，亲自给我算过一笔帐。他平时种植一亩水稻需投资 一百二十一点一元，如亩产八百今，可卖得一百三十六点七二元，一亩可盈利十五 元。但一遇到上面的各种摊派或者病虫灾害，那连赔上老本还不够。据赴江苏一个 县的调查队报告，粮农每生产五十公斤稻谷，就要投入二十四元以上(不包括劳动力 )，如按合同订价收购，五十公斤稻谷上街卖十七点二九元，农民要倒赔七元钱，; 亩产五百二十公斤，就是倒赔七十元。一年辛辛苦苦全赔上去，还得拿出七十元， 哪还有谁肯种粮?粮食成了身价最贱的商品，岂不是咄咄怪事? 福建建阳县农民邱建平，承包耕地六十五点七亩，去年售粮三万公斤。由于每亩 种植成本高达二百二十七元，这三万公斤谷子卖给国家后，他竟倒赔一千元。老婆 看他如此辛苦到头来竟落得凄凄惨惨连养家的钱也没有了，狠狠心，扔下两个男孩 去了。而同是这个县的农民徐自辉，前年冬天以每亩二百元/年地租，向邻村租用二 十亩耕地种早杂二号辣椒，冬天下种，来年三月开始卖株，每株零点二八元，供不 应求。去年端午节前后，地里辣椒开始上市，每亩纯收入三千元，二十亩纯收入是 六万元。这实在是天壤之别;加上与种粮比较，栽植经济作物周期短，风险小，投入 少，农民何乐而不为? 经济学家把上述现象称之为比价扭曲。工农产品比价扭曲，农产品内部比价扭曲 。 农民用高代价、强劳力受惊担险生产出来的粮食，却遇上了与市场价严重偏离的 定购价，谁还愿意把自己种的粮食交售给国家呢?目前，大陆农贸市场上的饲料已涨 到一点二元一公斤，糠价为零点二七元一公斤，形成了饲料价高于糠价、糠价高于 谷价的奇特的价格现象，这使粮农的心态更奇特了。 不过，在农业占主要比重的省份，还有一个令中共各级领导头痛的问题，就是催 粮。 催 粮 许多省市早从二、三年前就开始，把县直机关干部、乡干部派往自己家乡所在的 村庄，动员家人率先交粮，不完成任务不要回城来。 梅塘乡大塘农民张永昌因干旱减收，只收到一千一百公斤稻谷，而订购粮任务八 百五十公斤没有减。心里正窝着火，恰巧村支部书记上门催粮来了，几句话不投机 ，便甩了支书两巴掌。这下惨了，立即有公安人员将他拘押起来，并牵走他家栏里 的猪。好在这位农民很快“认识”过来，向支书磕头赔礼，把订购粮全数上交，才 免受重罚。 获全国产粮、售粮先进县称号的甘肃省武威市，前年产粮七点五亿斤，交粮任务 二点二三亿斤，占全省近六分之一。他们的粮食是怎么收上来的呢?原来是市委、市 政府下一道死命令，把吃“皇粮”的干部、教师、集体单位职工，分片分任务派下 去催粮，如完不成催购任务，便扣发工资、奖金。农民不交粮的，则不许结婚、盖 房，子女不准进校门读书，这样前后折腾了整整三个月，才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九十 三。武威市郊区有一个镇，八百六十四户农民靠向亲朋好友借粮交任务，一千四百 七十二户农民，则靠买粮凑足交任务。 江西省武宁县是有传统的产粮区，前年该县拓林水库的水位涨到六十五点二米， 一下子多淹了十八万亩耕田。但县长为了升位子，上派粮产量时至少多派了三千万 公斤，向农民催粮又穷凶极恶，出动公安警察。结果，他升了官，而农民家里刚过 了春节，就闹饥荒。 当中共的农业部长在人大召开时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向外宣传去年我国五 千万吨合同定购任务已胜利完成时，有谁知道这是干部们遭到多少农民唾骂，才从 农民家里“抢”来的啊! 挥 霍 由于粮食在中国大陆还未真正作为商品来流通，于是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每年要去 付二百七十六亿元巨额补贴，以维持国内现行的粮食购销政策;一方面是城镇和商业 用粮的极度挥霍和浪费。 目前中国大陆有注册的大小酒场五千余家，去年生产了六百万吨白酒，七百二十 万吨啤酒，仅酿酒耗粮就达三百亿公斤。这还没有把数以万计的假酒的用粮包括进 去。 洋烟洋酒宾馆楼堂，豪华轿车超级装璜，这一些与大陆国民人均产值居于世界第 一百二十六位极不相撑的高消费形式，正在相互攀比的接力赛中猛烈发展，滋长了 人们挥霍浪费的风气。在每次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提出了一次次议案：政府为什么不把这居高不下的巨款用于农业投入呢? 与上面的述挥霍相比，普通百姓的用粮浪费，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虽然每年北 京市饮食业有数千万公斤平价粮被倒进泔脚桶;虽然杭州市、长沙市每天都有四千多 公斤的山珍海味被白白扔掉;虽然上海市去年因居民用粮票换鸡蛋，有一千多万斤的 粮食财政补贴，被悄悄换掉。 悲 歌 西方一家有影响的经济周报对今年的粮食形势作了悲观的预测：“全球性干旱余 威未减，冬小麦、玉米和大豆已受到影响，中美苏等国可耕地减少，地下水位下降 ，土杂肥开发困难。” 虽然中共总理李鹏在本月闭幕的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信誓旦旦地声称一定要让“ 农业升温”，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加强粮食生产，但笔者信箱里的函件，仍不 时向我报告看一些不如人意的消息： 湖南省化肥、农药、农膜等十四个农资产品今年以来全部涨价，幅度惊人，尿素 平均每吨达九百七十六元，比去年计划内价上涨百分之七十一点四。 江西省农膜涨价百分之二十一，由每吨六千五百元涨到每吨八千元，涨幅大大超 过了粮价的上涨幅度。 江西和湖南等省一样，杂优水稻的种子主要在海南岛租地培育，由于农业部缺乏 统一规划，致使海南方面不断漫天要价。今年以来，仅江西永修县在海南杂交稻种 的基地的费用，就上涨了一倍。 内蒙古莫力达瓦族自治镇，直到记者发稿时止，还有六千万公斤粮食因库容不足 堆在露天，农民的卖粮款一点二亿元只兑现了三分之一，尚有八千万元的白条子在 农民手中。“白条子”现象，遍及全国产粮区，成为一大“国粹”。如今春耕既过 ，农民还在担心“国粹”能否换成化肥和农具。 江西省永修县去年四月已有八百万元资金投入农业，今年三月底仅措筹到一半还 不到。中共高层一再声称要增加农业投入，但事实上，一到下面，三下五去二，实 际投入来越少。 农科部门预测，今年全国有五亿亩耕地易受病虫鼠害袭击，如无充足农药应急， 粮棉生产将遭毁灭性打击。但今年一季度农药生产极其疲软，开工严重不足。 且不说这场数十年来未见的特大水灾。 悲歌一曲叹粮荒。中国人啊!多么地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