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出现之后的世界 ·平可夫· 在经历一场空前的核大战之耗掠之后,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资源耗尽 ,生态环境遭到彻底的毁坏,黄河大决口引发出二亿四千万农村流民大移动。粮食 危机,经济崩溃以及接踵而来的政治大动荡,最终迫使近十亿中国大陆难民背景离 乡,在中共为摆脱危机而精心设计的人口转移步骤之引导下,人们铺天盖地地被运 往陆地边境以及海岸线,有的穿越西伯利亚,沿着古老的“黄祸”之路进入欧洲。 有的驾着千万只小船横越太平洋,来到北美、澳洲。西方人自十三世纪起便以之为 患的所谓“黄祸”终于在高科技革命时代的今日世界得以重现。持续五千年之久的 人类文明以及社会秩序遭到毁灭性破坏…… 以上便是即将被翻译成英、日文的中文畅销书《黄祸》为全世界描绘的一幅可怕 而惨淡的未来光景。著名文化人苏晓康在为此书作序时说:“这虽是一次大胆的幻 想,但并非绝不会发生”。中国问题评论员何频认为:“黄祸”所预言的灾难,今 日就隐隐可见。 然而,人们是否认真地思考,一旦上述灾难真正发作于世,世界各国,特别是与 中国大陆邻近的国家可能面临怎样的选择?对此,《黄祸》一书的预言充满了脱离国 际政治现实的戏剧性。在由中国核内战而挑起的美苏偶发性世界核大战爆发之后, 核冬天覆盖地球,万物不再复苏,各国社会、政治体系相继崩溃。全人类在饥饿与 死亡之中挣扎。反而是流落到世界各地的中国大陆难民成了社会稳定的因素,他们 组成了全球性的自救组织,在一切工业文明被全面摧毁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全新 的社会形态以及生活方式。事实是,无论从早已发生变化了的国际格局而言,还是 就纯军事技术观点而论,一场由误会而导致的美苏核大战在今日是不可想像的。值 得忧虑的只是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可能最终导致中国大陆人口的大量外流。或者正像 “黄祸”所预言的那样,人口外流,作为向世界施加政治压力的强大武器而被中共 在特定时期加以利用。而人口大量外流一旦成为现实,结局将是悲惨的。理由很简 单,世界各国不会允许因数亿中国难民的出现而影响到全人类近五十亿人口的安定 与文明发展这一悲剧出演。苏联、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等邻邦也不可能在闯入国门 的数亿中国难民面前束手无策。等待后者的将是无止境的遣返、隔离、乃至仇杀。 最终的结局无非是重演一场我们民族的大悲剧而已。任何想将这场悲剧转嫁于其他 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狂想只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梦。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令世界望而生畏。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 一头沉睡的雄师。一百年后的戴高乐,也正是有感于中国所拥有的庞大人口之威严 ,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在整个冷战年代,中国因其辽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 、大量的核弹头,被作为力量的象征而备受敬畏。中共也深知西方人内心的虚弱, 才频繁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打出“人口牌”。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当 赫鲁晓夫告诫中国人“不要以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时,中共的回答 是:他们将在埋葬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其代价是付出三亿中 国人的生命。苏联前外长葛罗米科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向苏 共口头建议在必要时可将数百万美军引入中国腹地,最终以苏联原子弹歼灭之。这 可算是中共最早拿牺牲人口恐吓世界的一例。只是基于共通的阶级利益原则,当时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得以侥幸逃出这一恐吓范围。 在今日技术决胜的世界舞台上,拥有众多的人口,反而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同时 ,建立于冷战政治结构基础之上的全体主义政治独裁体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唾弃。 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大陆的六·四运动的确是国际大气候--旧有的国际政治秩序 瓦解之末,新型社会形态创立之初--的直接产物。然而,中共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 ,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观念以及既得利益开始与全人类的共通价值观相违的时候,他 们时刻不忘向全世界发出恐吓:如果他们的既得利益得不到世界的认可,他们将把 自己所面临的沉重负担即人口膨胀向全世界转嫁。邓小平不断发出“放人”的威胁 ,其实质就在于此。 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邻邦对中国人口的流出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持有很高的戒 备之心。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即六·四事件的翌日,在东京芝公园美国文化中心 举行的大型局势听证会上,包括美国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在内的多数出席者的发言 ,都表现出西方对即将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大陆人口外流问题所持有的特别担忧。 同年八月,日本报纸以“一亿难民的流出”为题报道了大陆人伪装越南难民偷渡日 本的消息。高度组织化了的日本社会动用有效的控制手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其全员逮捕、扣压,最后一个不留地完全遣返。在此之前,以六·四政治理由进 入菲律宾而拒绝返回大陆的偷渡客的一贯做法,则是众所周知的。直接受到“黄祸 ”之巨大压力的倒是与中国有着漫长陆地边界的国家。其中首推苏联。正是由于成 吉斯汗的铁骑冲出黄沙滚滚的蒙古高原、穿越连后来的拿破仑、希特勒都无法征服 的俄罗斯平原,最后直捣欧洲的心脏布达佩斯,才有了“黄祸”一说的。即使在二 十世纪中苏友好时代,苏联人对“黄祸”的担忧也始终不减。这种担忧到一九六九 年中苏爆发边界冲突时达到了高潮。前苏联高级外交官、后叛逃美国的谢夫琴科后 来在回忆这一历史过程时写道:政治局最为担忧的是数百万中国人涌入西伯利亚的 严重事态出现。国防部长格烈奇科元帅提出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 式的核打击,在国防部以及参谋部遭到奥加尔科夫等人的强烈反对,后者认为,核 袭击并非是阻止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入侵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有效武器(参看《BREAK ING MOSCOW》谢夫琴科着)。结果显然,俄国人对“黄祸”的恐惧,阴差阳错地使中 国人避免了一场核浩劫。 小说《黄祸》的预言——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穿越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带,沿着古老 的丝绸之路,涌入欧洲。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交通、通讯事业高度发 达的今日世界,再现一场数千年前农业文明时代的人口大迁移,是不能想象的。俄 国人非常清楚,只要允许一个中国人非法穿越丝绸之路,接踵而来的将是成千上万 的人步其后尘。那将意味着苏联的远东地区完全陷入瘫痪。为了捍卫苏联的利益, 俄国人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切断西伯利亚大铁道,封锁边界主要出口,这些在中 苏交恶时会被军方考虑过的切实可行之案,完全有可能被付诸实践。更有甚者,类 似十九世纪哥萨克土匪对居住在乌苏里江沿岸的中国边民所进行的虐杀行为,也有 可能重演。而这一回,欧洲与美国将站在苏联一边。 与中国南部边界接壤的地段,是社会秩序混乱,管理效力极低的缅甸、老挝等落 后国家。从六十年代以后,这一地区一直被视为中国人“投奔自由”的最佳“突破 口”。七十年代初期,为响应毛的号召,下放云南边疆的上海、四川“知识青年” ,由于不堪枯燥的生活,常会小规模地偷越边界。穿越人烟荒凉、内战横生的缅北 山区,经泰国最终能找到自由的归宿,似乎成为那一代人所憧憬的梦。然而,残酷 的现实使他们的希望最初便化为泡影。极少部分人除外,绝大多数人遭逮捕、下狱 ,最后还被缅甸当局遣返。侥幸者也最终身变炮灰,成为缅共、克伦族、以及禅邦 与政府军内斗的牺牲者。如果真有一天,“黄祸”南下,象邓小平所狂言的那样, “放”给泰国一千万人的话,那么再现的悲剧只可能比从前更糟、更惨。严酷的自 然环境,毫无法治可言的社会构造,将使这一千万人在还没有抵达泰国的途中,便 无从生还,剩下的也将最终成为整个东南亚借此抛起的新一轮排华浪潮的牺牲者。 综合上述,小说《黄祸》的预言,虽然大胆,有创新,然而其对世界政治发展的 推论是缺乏常识而不成立的。至于说到“黄祸”对世界的冲击,我想,如果中共真 有一天为挽救自身的危亡而置全人类的利益于不顾的话,那么,中国人的苦难比小 说“黄祸”本身的预言还要惨不知多少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