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突变对中国的冲击 ·何 频· 苏联政变象梦魇般过去，中共强硬派领导人空欢喜一场。 邓小平数月前的二十四字真言，成为中共最高层处理是次事件的“最高原则”。 三军戒备为何事?是否介入了流产政变? 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制，更起劲掀起反“和平演变”运动。中共短期内推行更强 硬路线，但社会变数已经增大。 中共强硬派空欢喜一场 战车轰轰然开进群众聚集的广场，市民劝说士兵拦截军车和坦克，西方传媒充斥 各种难以捉摸、却又极具刺激的传闻……表面看来，这次莫斯科与八九年的北京有 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结果却截然不同。 假如这次政变成功，中共强硬派自然高兴万分，并可能与政变政权结成广泛意义 上的联盟。可惜中共强硬派领导人空欢喜一场，政变象梦魇般过去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苏联政变当天失败后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 中共外交部八月二十日发表简短谈话，声称不干涉苏联的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 选择，继续发展和苏联的关系。西方各国当时大都表示不承认政变政权，而中共表 示中苏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显示中共从某种意义上已承认了政变者。之所以 只间接地表示善意，是因为当时中共尚未确定政变是否成功，以免“押错宝”，“ 表错情”。 这是对外的公开表态。而在十九日内部政治局会议上，却对苏联情势作出了原则 性结论，认为戈巴乔夫下台有助于苏联重回社会主义阵营。孰料苏联政局出现大逆 转，戈氏、叶氏重掌大权。 据悉，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的紧急会议认为，苏联这次政变失败有四大原因 ：一是迷信民主程序，要等二十六日议会通过;二是对群众闹事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三是对军队没有强有力的控制;四是发布的命令、宣告，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没有 对人民和军队形成号召力。 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共高层确定四点：中国不会干涉苏联内政，尊重苏联人民的 选择;希望苏联内部局势尽快稳定，恢复双方的正常关系和经济交往;中苏关系在八 九和九一年两个公报基础上继续发展;中苏之间不会在意识形态上作公开论战。 但是，戈巴乔夫不是傻瓜。八月二十二日下午，苏联驻北京大使索洛维耶夫请求 会见了中共外长钱其琛，带来戈氏的三点口信：1，戈氏健康良好;2，苏联宪法效力 将在短期内恢复正常;3，苏联内阁正致力于确保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戈氏恢 复自由后，与多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包括布什、密特朗、柯尔、梅杰尔、穆朗尼、 霍克等等，其中并无中共首脑，只是传递口信给中共，可见戈氏对中共在苏联政变 期间的态度已有不满之意。而中共也是冷漠回应，外长钱其琛对苏联政变流产及戈 氏复出毫无致意。 如果说双方只是暂时未从情绪中调整过来倒也罢，问题的症结是双方在意识形态 上的分歧，可能使中苏关系貌合神离，至少在近期内难以恢复正常交往。 邓小平的二十四字真言 八月二十二日，戈巴乔夫回到莫斯科视事，标志着政变彻底失败。 这一天，正好是邓小平八十七岁生日。庆祝生日的方法是在北戴河海边游泳，以 及陪着孩儿们玩耍。官方的传媒没怎么报导此事，新华社发出的一张照片由邓小平 女儿所摄，只有简单的说明：“邓小平在北戴河度过八十七岁生日。”晚间的中央 电视台新闻报导，邓小平有关建设共产党的新作已经出版;《光明日报》则以全版篇 幅介绍邓在一九四八年军事运动中的角色，对于他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事，则 没有提及。 现在邓小平所唯一保有的头衔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普天下人们都知道 桥牌是邓最喜好的娱乐活动。邓小平表面上已无任何权位可言，不接见外宾，不在 报刊上发表谈话，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但几乎没有人不相信他仍有若中国的皇帝 ，是中共政治的拍板定案者，和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就在苏联政变前数月，邓小平就苏联问题发表谈话，预料苏联会发生变化，并指 示党对苏联问题要循“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 不出头”的原则。这二十四字真言，毫无疑问成为中共高层执行者处理是次苏联政 变的“最高指示”。 如今，邓小平的这二十四字真言早已传达至中共高层组织，令不少人叹服不已， 赞扬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此事影响了对邓小平形象和声望的重新评估。许多人 从苏联政变事件中推测邓小平是否也曾遇到过被推翻的危险，是否为了不致于改革 完全崩溃才时常向保守派作出让步?《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特稿说道，许 多一度曾经对邓小平的老而不死感到不耐烦的年轻人，现在似乎改变观点，反而希 望他能撑下去。两年前，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广泛地被认为是邓小平一手主导的。 部分年轻人还和以前一样愤恨邓小平。但是有些人却指出邓小平稍早开放改革的成 就，而且他们也注意到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是阻止强硬派回头走的主要力量。 他们指责邓小平让强硬派得势，但也认可邓小平制衡强硬派的努力。 然而，不管人们对邓小平褒贬如何，似乎没有几个人不怀疑邓小平归西之后，混 乱和流血会发生，现有的权力秩序会打破，结果也许是民主政权萌芽，也许是更法 西斯的专制政权。多数人面对这个前景精神亢奋，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只能追踪 着邓小平的行踪，关注着他的健康。 问题是，现在邓小平比公开掌权时更令人难以估摸。自从今年二月他在电视上短 暂地出现一下之后，半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在北戴河。他的身体状况不为外界所知 。引来不少猜测。 曾传言会出任邓办秘书的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八月上旬在新加坡说，今年年初， 当邓小平到上海视察时，他曾为邓小平拍了一些特写照：“当我在几个星期前拿这 些照片到西班牙展出时，那里的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都以为邓小平的身体状 况不好，但是，照片中的他看来却精神奕奕。”与此同时，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访 问香港时说，医生认为他父亲“最少还可以活十年”。 而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一年来邓小平日渐衰弱。今年二月间，他在上海 出席春节联欢会，电视、画面上的他走路没有人搀扶，但有点摇晃、不稳。他的手 常发抖，说话口齿不清，也令人怀疑他可能有巴金森症。他喜欢去海边游泳，去年 他还能游，今年却只能下水拍拍水。 八月二十七日，北京传言邓小平因糖尿病引发心脏病，召其主治医生至其位于景 山公园后的寓所治病。随即又有消息说邓已死亡，导致当日香港股市大跌。中共官 员迅即发表简短声明，否认传言，斥之为“别有用心的捏造。”邓小平的女儿邓林 也说：“他(邓小平)很健康。新闻界已经多次报导我父亲去世。” 有意思的是，关于是次邓小平去世的传闻，不少报纸用的标题是《邓小平又死一 次》，多刊在头版头条。而股市的人尽管并没有确定邓去世的消息，但仍惊慌地抛 出股票。几次传闻皆是如此。 人们不敢不相信。邓小平毕竟八十七了，随时随地死亡并不为奇。换言之，中国 政坛随时随之都可能出现突变。 宣传工具先热后冷 这次苏联政变从发生到流产，中共当局未有明确的谈话，但我们从其宣传工具的 表现不难发现其居心所在。 苏联政变发生时，北京主要宣传工具反应异常迅速。新华社自十九日下午二时起 连续发稿数篇，报导苏联事态的发展情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 别在下午的新闻节目中反复转述新华社和塔斯社的稿件;中央电视台则在下午七时新 闻联播节目中打破常规，于国内新闻中插播了这条国际新闻;次日，《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法制报》、《北京晚报》都是以 显著位置报导。 所有的这些报导突出的是政变领袖指戈巴乔夫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却不 提及莫斯科出现坦克或人民在街上对抗的情形。新华社引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 议说：市民纷纷来电支持国家摆脱危机的措施。数条新闻均是采取政变者提供的消 息，唯一提及叶立钦支持者发动抵抗的电文，见于新华社报导紧急状态委员会对该 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警告。该电文说政变领袖抨击叶立钦“攻击实施紧急状态的行 动，并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他们警告叶立钦等人不要采取“不负责任和不明智 的步骤。” 新华社一方面引述政变领袖抨击戈巴乔夫的政策，另一方面提到雅纳耶夫的生平 时则说：“他不赞成私有制，认为私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部门不应超过百分之五至 百分之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见解与中共的现行政策一致。 新华社编印供科以上干部阅读的《内参选编》，每天用了六十页左右的篇幅综合 各种消息，介绍苏联局势发展。 但在二十一日政变情势逆转之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宣传工 具的相关报导一度几乎完全停摆，所播发新闻条数锐减。在西方电视台媒体报导戈 巴乔夫视事之后三小时，新华社只发了一则百余字的消息，引述戈氏的话说他已复 职。稍后又援引塔斯社的报导说，“四名紧急状态委员”正和戈巴乔夫见面，却未 提及政变流产的消息。中央电视台直到二十二日晚间新闻中才报导戈氏已复权的消 息。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抢发戈氏复出”消息经过。本来，苏联政变流产后 ，中共各宣传工具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纷纷向 最高层请示新闻处理原则。二十一日深夜，《人民日报》原定在国际版上刊发四条 苏联消息，戈氏复职消息放在最后。没想到李瑞环批示，“外面对我们用大篇幅报 导戈某下台的消息议论纷纷，现在过于冷处理他复出的消息更会引人猜疑。《人民 日报》要显著报导，电视台、电台再跟着报导。”八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时后，新华 社关于戈氏复出的消息发出，《人民日报》即撤下另一篇相关报导以登载这份电文 ，使得出版时间比平日晚了三个小时。中共当局生怕人们没注意此事，由香港《大 公报》再发表一篇题为《人民日报显著报导·戈巴乔夫掌权》的报导，刻意掩盖处 理苏联政变先热后冷的态度。 《人民日报》“抢发新闻”后，随即有两家传媒不甘示弱。这两家传媒是《北京 晚报》和中央电视台。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北京晚报》第一版在显著位置，刊出 戈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动解散”的消息。这则 发自新华社莫斯科的电文，以谨慎的笔调处理苏联政变之后的政情发展，和外电不 同的是关于对苏共财产的处理，说是由各人民代表苏维埃“加以保护”。中央电视 台在二十五日下午新闻联播节目中，亦用了较长时间详尽报导苏共解体的新闻，在 整个报导中，基本上未出现画面，只是在末尾出现了几个加盟共和国首脑签署独立 声明、《真理报》停刊、苏共莫斯科市委被接收的镜头，并出现了二十四日戈巴乔 夫出席联邦议会时，叶立钦令其难堪的片段，但没有加以解释。另外一则新闻是来 自北韩的消息，金日成对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赞扬社会主义优越性，与苏共解 体的新闻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其它宣传工具对苏共解体新闻却是淡化处理。 北京某报的一位编辑透露说，《北京晚报》和中央电视台已受到中宣部长王忍之 严厉训斥，指《北京晚报》二十五日一版突出苏共解体，却把关于市委书记李锡铭 反和平演变的讲话压缩到三十七个字。但《北京晚报》和中央电视台以《人民日报 》事例作挡箭牌。 苏联政变从发生到失败，北京传言满天飞。有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对戈巴乔夫下台 事件的短暂提出质疑，认为根本是戈氏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或者是故意诱发政变 ，目的则是向西方争取更多的援助，以挽救濒于崩溃的苏联经济。 更多的人则说，中共介入了这次政变。苏联堪察加省的独立电台“TVK”八月二十 一日曾报导，根据堪察加省长透露，发动政变的苏联副总统雅纳耶夫等人，原拟逃 往中国大陆。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联也提出类似消息，主席于大海对记者说，他 们获得了中共支持苏联政变的消息来源。香港《争鸣》则说，苏联八月十九日政变 中午，北京和沈阳军区早已进入了军事戒备状态。 尽管这些消息缺乏足够的证据，不过回顾一下政变前中苏军事合作和首脑互访的 情况，我们很难说这些消息是空穴来风。 人们注意到，虽然中共对戈巴乔夫背离正统共产主义的举措极为不满，但是自从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和苏联之间的军事交往却极为密切。合作项目包括武器制 造、航空技术及太空工业等的科技转移。随之而来的是高层军事人员的互访(中苏自 五十年代末起至八九年中止了军事互访)。 政变的八人帮之一、国防部长雅佐夫元帅，今年五月二日至七日访问了中国大陆 。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总理李鹏、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军委秘书长杨白冰、 国防部长秦基伟均会见了雅佐夫。杨尚昆在会见时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完全支持两 国军队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坚决支持苏联武装力量，为保卫社会主义成果进行的一 切努力。李鹏说，中共希望苏联尽快渡过面临的暂时困难，保持苏联的统一和稳定 。雅佐夫则向中共领导人暗示，苏联武装力量一定要保住社会主义成果，中苏两国 是相邻大国，双方军队要合作捍卫社会主义事业。 今年五月江泽民访问苏联时，叶立钦曾要求会见，但为江所拒。江在单独会见苏 联副总统雅纳耶夫时，曾经提到希望苏联回到社会主义路线上来。江泽民回国之后 ，即向邓小平回报，苏联将会有一个突变，邓小平完全同意江的说法。不久，叶立 钦大选获胜，随着苏联又决定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中共中央下达“红头文件”， 要求各地党委做好“消毒”工作。 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迟浩田访苏，又与苏联国防部长雅佐夫两度单独 会谈。 八月十九日苏联政变前，亲政变的前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突派副外长访问 北京，在北京的西方外交界人士即怀疑这是政变集团派来的特使。 政变发生后次日，中共又派出以中央委员为首的代表团赶往莫斯科。在西方国家 纷纷撤侨、莫斯科局势一片混乱之际，此举确实令人惊奇。 以上事例和政变发生后中共的暧昧态度，是否意味着中共介入了苏联的政变呢?我 想外界恐怕永远只能推理和猜测。即使苏联政变领袖受审时遇到这个提问，或中共 政权崩溃之后，人们也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中共试图影响苏联军方保守势力是无 疑的，但无论是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密谈，都只是采取不能让人抓住把柄的暗示法。 三军戒备不寻常 已下达到十八级共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文件，再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这不是一句有新意的指示，但在苏联政变流产后随即发出，令人不敢忘却中 共的信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稍微了解中共军队的人基本倾向于这样的结论：邓小平死前难以发生兵变。中共 的领导人缔造军队不久，即在防范兵变方面作了足够的功夫。军内自然有各种派系 之争，但这一切均是在悄悄进行，往往取决于靠山的权势沉浮，极少兵戎相见，因 为兵权过于分散和相互牵制。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七大军区和中央军委主要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大调换，导致“将不识兵，兵不识将”，起兵逼宫更是难上加 难。 尽管如此，中共的强硬派领导人物深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稍有风吹草动 ，便成惊弓之鸟。 苏联政变消息传来，中央军委即由主席江泽民签发了全军二级戒备令，海陆空三 军、武警部队即进入戒备状态，机场及边境地区更是戒备森严，尚在灾区救援的军 人亦全部返回营区，防止突发事件。 在苏联政变第一天，中共军队的指挥员告诉士兵：苏联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是由八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该委员会的迅速垮台，使各级指挥员十 分难堪，大骂政变领袖是“懦夫”、“太软弱”。 南京军区政委付奎清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发表讲话说，苏联事件令中共更加明白 党对军队指挥的重要。中共军队很关注苏联情况变化，但军内情绪稳定，类似苏联 事件不可能在大陆发生。不过要防止有人趁机搞事，所以要加强戒备。 军方高层认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在军队内部的党组织工作，因此 党需要枪杆子时，军队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 将是今后中共军队的首要任务。九月二日开始，为期三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广 州举行。参加者包括中共军委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以及海军、空军、八 大军区、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军事检察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工委等单位的政 工代表，有数百人之众，据称是近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工会议。会议特别针对苏 联发生的突变，强调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加强军队内党组织的建设，提高 军队防腐蚀抗拒和平演变的能力。会议制定了若干具体的措施，题为《军队经常性 工作要则》，要求近期内贯彻到全军各基层。杨白冰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传达了邓 小平对苏联局势的几点指示。 加强对少数民族的钳制 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已加深中共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局势的关注 。继国家副主席王震视察新疆发表“重要讲话”后，“西藏边境工作会议”八月下 旬在拉萨召开。九月初，中央文化部、民政部等机构又组团赴新疆进行文艺慰问演 出。路透社八月二十五日在评述王震的讲话时说，中共对苏联政局的最大忧虑，并 非人民会起来反抗共党政治，而是散布于漫长中苏边境地区的多个少数民族，会效 法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 王震的讲话，八月二十五日晚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头条播出，长达五 分钟之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进行了显著报导。王震 是在结束对大陆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新疆的视察后发表谈话的，且正逢苏联共 党中央宣布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寻求独立之际，从而暴露出中共对散布于漫长 中苏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忧虑，担心他们效法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 新疆是仅次于西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自八零年以来，至少发生了八宗较大规模 的示威游行及种族暴乱。今年四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证实，新疆当局 去年四月曾出动军队镇压一些要求独立的分离主义活动，事件中有十五人死，一百 多人被捕。新疆当局一再批判有人企图在新疆成立一个名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 王国。突厥民族分为东、西两个族群。西突厥族主要散居于土耳其及伊朗西北部。 东突厥族则于苏联境内的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共和国，以及与该等共和国比邻的新 疆地区。他们大部分是回教徒。 过去笔者曾着文认为新疆难以形成西藏般的分离势力。首先，新疆各少数民族过 着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无法认定他们固有的国土;其次，新疆的维吾尔族并不像西藏 一样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不易获得共同意志;第三，清朝以前，西藏一直未正式 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新疆在清朝时即是中国的一个行省。 现在，苏联分离运动大大催化了新疆回民的独立意识，自然令中共当局惶恐难安 ，担心新疆独立运动的发生可能成为全国性动荡的引火索，故预先采取严厉手段， 扑灭星星之火。王震的一番讲话，可视为中共更为严厉行动的开始。不过，依笔者 看来，新疆短期内的分离运动有两种可能：一是继续发起局部性骚乱活动;二是从新 疆出走，到苏联境内依附他们的亲戚。事实上文革期间就有大批新疆人逃到苏联。 大规模的独立运动目前难以成形。 中共短期内推行更强硬路线 苏联的危机依然潜伏着。中共则将在近期内推行更为强硬、保守的路线，不过变 数已经增大。 中共首先的反应是更起劲地发动反“和平演变”运动，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各主 要宣传工具以显著位置报导：北京七十六所高等院校的负责人最近提出，要在高等 院校筑起一道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学校的思想文化阵地。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署名的评论员文章，题为《天将降大任于 斯制度也》，副题是《话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坎坷征程》。文章宣称：社会主义将克 服各种困难，压倒资本主义，统一全世界。所说的社会主义限于极权社会主义，象 今天的中国大陆、北韩、古巴和过去的苏联、东欧国家;所说的坎坷征程，指的是极 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遭遇的全军覆灭命运。人们读到这篇“逆历史潮流” 的“宏文”，难免有些疑问：一是苏联和东欧已经明确扬弃失败的极权社会主义制 度，难道将来还会由“老天爷”重新把这个制度降在东欧和苏联?二是孟子曰：“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指的对“斯人”的锻炼。难道“斯制度”之下的人民“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是由于“天老爷”的善心，而非“斯制度”的恶果?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五项坚持、五项反对” 、是《天将降大任于斯制度也》的具体解释。所谓“五项坚持、五项反对”，内容 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反对多党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队参与政治;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议会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坚持公有 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反对私有化。 这次会议的内容已印发成文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在党内层层传达。该文件 以邓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针作蓝本，决定了一连串对内对外的方针和策略。文件除讲 述“五项坚持、五项反对”外，还分析了苏联突变的原因，提出要吸取苏联的经验 教训，防止外国政治势力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反腐化自觉性。 文件又要求迅速在全党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和反“和平演变”教育。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次日，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了中外记者会，表明中共的立 场。袁木说：无论苏联的情况、乃至国际的形势如何纷纭变幻，中国将坚定不移地 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 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等人随即发表同类言论，用的字眼几乎一样。 《人民日报》九月二日发表社论，强调要分清什么是“姓资、姓社”，把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当成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提：“凡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有利于国 计民生的措施都有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但我们要问清楚什么是姓资(资本主义 )，什么是姓社(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姓资、姓社”是文化大革命斗 争不息之源，现在由《人民日报》重题，实在让人担心中共将扩大意识形态的斗争 ，且这篇社论明显违背了邓小平的“猫论”。 尽管表面上中共的领导人众口一词，但私底下却因苏联政变的冲击矛盾更趋恶化 。“皇甫平”的文章又出现在上海《解放日报》上，主张大胆解放思想与开放政策 。将于今年九月举行的中共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和明年举行的十四大，中共高层的分 歧和倾轧必定会愈演愈烈。一般估计，十四大上人事有较大规模的调整，并迅速反 映到路线方针的异动。 更重要的是，苏联共党政权的崩溃鼓舞了中国老百姓追求民主自由的勇气，同时 失败的政变是对中共强硬派政权合法性的又一质疑，因为中共现政权是靠武力镇压 人民而保住权力，现在又继续以铁腕高压手段统治人民。如今，民主和自由成为不 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冲垮了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也解散了社会主义“老大哥”苏 联的极权中央，孤掌难鸣的中共到底能维持几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