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宽部长朱厚泽 ·胡 楠· 苏联的戈巴乔夫正在成为过去，中国人却仍在期待戈巴乔夫出现。 有人说出一个悲凉的笑话：中国的戈巴乔夫可惜还在他的娘肚子里，我们别傻等 了!还有人坚信，中共元老派的生理死亡，一定会给第三代领导人真正出头带来机会 ，类似戈巴乔夫式的人物就会出现。 如果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借着某种偶然的机遇爆发革命，从而使中国全面陷入崩 溃状态或猛然冒出一个新政权，我相信中国在渐进式的改革之途，体制内重量级的 改革者出现是必然。 看看现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我们的确捉摸不定。中南海天天是鬼节，每 个人都戴着假面具，或真或幻，不男不女。也许，中国的戈巴乔夫就混藏在里面;也 许，全是一些冷面杀手和政治小甲虫! 我倒是想到一个已被赶出官场的人物，当然不是说他就是未来的戈巴乔夫，因为 政治的变数实在太多。不过，我可以说，他是当今中国最有潜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叫朱厚泽。 走“团结工会”路被撤职 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十一届二次执委会和十一 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上，朱厚泽被撤销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 职务。虽然中共宣传工具的报导未提及撤职的原因，但谁都知道与同年的学潮密切 相关。 早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不久，香港已有传媒说朱遭到逮捕。据笔者获得的消息 ，六月下旬，朱被迫到医院“休养”。七月上旬，全国总工会召开“平暴会议”， 他虽曾参加，但中共宣传机器报道时却未提及这位“全总副主席”，电视新闻的镜 头一晃而过。其后，朱正式受到审查。现在，朱仍闲居在家，埋首读书写作，尚未 传出有降职复出的消息。 朱厚泽遭受秋后算帐，近因是八九民运期间全国总工会机关部分干部扛着“全总 ”大旗，参加长安街百万大游行;“全总”曾公开向天安门广场学生提供价值十万元 人民币的食品和药物;“六四”刚发生时，还有一位全总的局级干部，动用内部“红 线电话”向数省市总工会下达罢工命令……李鹏后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指责“全国 总工会”和四通公司是“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两个后勤部，并指朱是借“动乱” 把“全国总工会引到波兰团结工会之路”。 朱厚泽八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方在全国总工会差额选举中获选为第一副主席和书记 处第一书记之职。当时，与他一同参选的还有已担任一段时间“全总”第一副主席 之职的万绍芬，朱却是临选时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调来的。结果万绍芬落选 (现任统战部副部长)，朱大获全胜。外界更认为这是逐渐接替“文革贵族”倪志福 (全总主席)的一种安排。 中国大陆的工会完全是共产党的附庸，毫无独立性可言，根本谈不上代表和维护 工人的利益。朱厚泽执掌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之后，即提出中国工会应借鉴波兰团 结工会经验，使之成为对政府和企业制衡的重要力量。于是，工会改革露出端倪， 报刊上出现许多讨论工会改革的论文，一系列各种类型的研讨会亦在筹备之中。在 东北沈阳，竟发生了一场改名风波，某个地方工会自己改名为“团结工会”;有的地 方工会提出不要政府的编制和财政拨款，以便理直气壮争取权益;在南方的特区深圳 ，工会还直接介入劳资纠纷。这一切，现在都成了朱厚泽的“罪名”。强硬派强调 “工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九零年初，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一个通知，训令各级党 委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加强“领导”，要“警惕和防止任何企图削弱党的领导的 倾向。” 治理贵州获好评 朱厚泽生于一九三一年，贵州省织金人，贵阳师范学院肄业。一九四八年在贵州 省府贵阳清华中学读书时，便秘密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联盟”，并担任 负责人，秘密发行自编刊物《理论与实践》。次年三月，十八岁的朱厚泽成为中共 地下党员;不到三个月，由于中共贵阳特别支部负责人姚国安身份暴露，奉命转移四 川，临行前，姚推荐朱厚泽代替自己的职务。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州，长期以来是大陆最落后的省份之一。朱厚 泽先后在此担任过贵阳市新民主主义联盟书记，贵州省青年工作干训班区队长、共 青团贵阳市委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共青团贵阳市委宣传部长、贵阳市化工局局长 、贵阳市计委副主任、贵阳市委宣传部长、贵阳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副 省长、贵阳省委书记。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农 村劳动改造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八年方平反。担任几个重要的地方职务，均是在 八零年以后。 一九八二年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他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 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定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使 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四，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六 。 朱厚泽只担任了一年市委书记，即被提升为贵州副省长，后任省委书记。八三年 ，他负责领导贵州全省的经济建设，当年就使整个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 之十八，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如此“奇迹”，引起了中共高层人士对他的注意。八三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 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 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 要真正懂得经济。此文刊在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又作为特邀代 表作了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专门讲话，新华社的《内参》专门转载了朱讲话 的主要观点，《理论动态》更是全文刊登。这些都使朱在第三代“接班人”中极引 人注目，并被视为胡系人马。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速发展农村经济。当年《人民日报》 头版刊有这样一则报道：春节期间，朱厚泽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到贵阳市郊农 村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其中一个养鸡专业户谭国均坦率向朱厚泽表露 了自己的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 ，合摄了一照说：“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便把此照作为“定心 丸”高挂在墙上，一时传为美谈。 一九八五年四月，朱厚泽接替池必卿出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同年八月，又 调升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在贵州的职务则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接任。 鼓吹宽松、宽厚、宽容 朱的前任是大名鼎鼎的“左王”邓力群。朱接管中宣部后，多次公开疾呼“反左 ”，力主创造一种“和谐宽松”的局面，似乎比胡耀邦更少一些教条。 朱厚泽大力配合扩大经改的政策，继续清除僵化的“阶级斗争”论影响。他给大 陆文艺人士最深印象的，是没有官架子，主动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上任不久，就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投 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一事。朱厚泽第二天就安排看试片 ，提出处理意见。有人说，中共中央机关门禁森严，刘晓庆直闯部长办公室而未被 责怪，倒是“奇闻”了。 他极力提倡放宽对学术文化界的限制。八六年三月九日他在一次全国性的出版工 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文化气氛和文化开放》的讲话，公开批评对外开放中部份人 所持的保守态度，认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是不能分割的：“机器设备的引进，没有文 化哪有机器呢?艺术、文学、哲学、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更有许多文化内容。如 果不开放，不吸收外国文化的进步成份，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成分，关起来搞我们的 文化发展，就有许多困难。”他又驳斥那些以“全盘西化”为理由反对吸收外来文 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就不是起源于中国的东西。所以我不大主张用中、外、东 、西的说法来区别取舍……全盘西化，没这个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重要的不在 于中、外、东、西之分……一切有利于建设的东西，无论是古今中外的，都应该积 极地加以吸取。” 八六年七月，他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宽论”：“宽 松、宽厚、宽容”。他说：“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 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所谓“三宽论”，就是准许知识界争论， 减少清算事件。他处理“马丁事件”时，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批 准讽刺高干和政治恐怖主义的影片《黑炮事件》公映。在几次内部会议上，朱还鼓 吹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会出现停滞甚至混乱。 朱厚泽的言行，与胡耀邦提倡的“解放思想”十分合拍。事实上，从一九八五年 到一九八六年，朱成为胡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在此期间，大批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 论文得以问世，文艺还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但是，一个巨大的，险恶的旋 涡出现了。 胡耀邦对“学生运动”持“宽松态度”，使老人党找到猛攻的藉口。一九八七年 一月，胡被扣上“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错误”等帽子，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 务。朱厚泽的中宣部长一职，亦被有“左将”之称的《红旗》杂志副总编王忍之接 任。 呼吁确保农民自主权 八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时，朱厚泽曾提出“告老返乡”，不 获批准，而被调入有职无权的机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不过， 这倒是赵紫阳的一个重要智囊机构。主任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 副主任除朱外，还有张根生(赵紫阳在广东时的同事和亲信，曾任吉林省长)、李庆 伟(曾任陕西省省长)。 调职后，朱厚泽深入农村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系列论文和调查报告 出现在理论报刊。连曾轰他下台的个别强硬派元老人物也承认：“朱厚泽还是有实 干精神的。”于是对他的限制便减少了许多。 八八年秋天，胡耀邦的势力略为抬头，赵紫阳亦意识到要创造一个使朱厚泽重新 复出的机会。 八八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朱厚泽的“访谈录”。这是他沉寂一年 来的首度公开露面，虽然谈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但更重要的发出了一个重 出江湖的信号。不过，这并非一篇空泛的访问稿，我们从中可以窥视朱厚泽对农村 问题的深厚认识。 他强调，要改变农民的依附身份，要使农民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把这种独立自 主地位体现到商品交换中去，要不然，他们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是虚的。如果不沿着 商品交换这种平等原则走下去，政府同农民的摩擦和矛盾就会增加，随着矛盾的激 化，为了不致爆发为外部的对抗和冲突，很难设想不回到“一大二公”旧的人民公 社体制，靠超经济的行政组织管理农民，这可能是个必然结果，结局当然也是不言 自明的。 他虽然没有直言批评“人民公社”的农奴专制，但也批评“人民公社”体制“抹 掉了农民的自主地位”，“过去十年农村的变化，是靠包产到户。”从而“持续激 励农民对粮食、对土地的热情。” 这篇访问稿发表十七天后，朱厚泽开始职掌全国总工会。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朱厚泽的言行存有很大的局限，使我们无法对他的了解全 面和深入。至今，对他的审查虽然已结束，但仍不给他分配工作。在中国政治舞台 上，朱厚泽扮演的每一个角色，时间都很短促，在每一个职位呆的时间都不到两年 ，但他的表演确是光彩夺目的。 不知历史是否会再给他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