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巍谈他的两次入狱经历 .本刊记者. 记者： 您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入狱的，后来他们释放你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像你这样的人 ，中共怎么会允许你出国。 杨巍： 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号被他们抓起来的，当时说是拘留审查，九月十八号转 为正式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然后，十一月十八号审查终结，案子上检 察院。以后就一直挂着。当年十二月三十日，我父亲去世，他们允许我去奔丧，是 检察院派人跟着我，但是案子的事情一句也不谈。一直到今年二月十二号获释，我 总共被关了一年半，准确说是差六天一年零七个月。我被释放的时候，他们给我了 一个不予起诉书。不予起诉与免于起诉不同，相当于无罪释放。但若是免于起诉， 就是说你有罪，但不予追究。不予起诉，是可以补发工资的。我们工厂就补发了我 一千八百元钱工资。 后来我就申请出国，中间经过了很多刁难和波折，讲起来都是些很琐碎的事情。 我想他们基本的办法就是拖，一直拖到我和妻子的法律关系断掉之后，他们就可以 拒绝我了。后来，美国的学自联在我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的驻沪领馆也 帮了忙，五月份之后，他们就决定放我走了。我拿到护照是六月十七号，拿到出境 卡是七月二十五号。 记者： 你觉得他们放你出国，是不是因为你的名气比较大? 杨巍： 我想国内比我倒楣的人很多，比我名气大的也大有人在，我之所以在海外还有点 名气，是因为我背后有一个民联组织。有组织和没组织有很大的差别，有组织的力 量可以在外面呼吁声援，我只要安心地躺在牢房里，每天等开饭，什么也不用操心 。真正是外面的人在出力。 记者： 既然后来无罪释放，他们逮捕时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毫无证据把人关了一年半 ，总得有个交代吧? 杨巍： 他们抓我不需要有任何证据，他们可以说这不是逮捕，而是收容审查，法律规定 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收容审查的义务。还有一些警察，你若问他：“我犯了什么罪你 们抓我?”他会回答说：“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心里明白。这里不是你问我的地方， 而是我问你的地方。”收容审查本来规定不超过两个月，后来改成三个月，但是所 有的规定后面都加上一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这实际上就等于在任何时候都 可以以特殊情况的理由无限延长拘留期。例如，这次“六四”抓的大部分学生，都 大大地超过了拘留期限。 记者： 你在狱中是怎么受审的?有没有受体罚? 杨巍： 我的审讯主要在被捕后的三个月内，以后的整整一年都没有提审。到我正式放出 来之前的五天，也就是二月七日，来了一个走过场的提审，对我说，你的案子已经 到了检察院了，正在处理。 在监狱中，一般犯人都是非常希望审讯的，因为他们在牢里很寂寞，提审也是一 个“节目”，至少可以证明自己的案子有进展。当然，真正到了审讯的时候，又很 难受了，总是盼望它快点完事。通常狱方把长期不提审作为一种对犯人的惩罚。如 果你不说话，或有些什么东西不交待，他们就放你一个月，不审讯你。有的人就会 受不了，心里焦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到底如何。 在我呆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审讯倒是很少有用刑的。而在区一级的看守所，用刑 的现象很普遍。一般情况是他们先在区看守所用很严酷的办法审讯，直到基本事实 都供认得差不多了，再转到一所。原来政治犯例外。这次“六四”之后，很多被捕 的非学生政治犯被当做“社会闲杂人员”，先在区看守所受审，有人被打得很利害 。我同牢的一个犯人叫马志强，被抓进来时是以工自联的名义，但是定罪是以组织 反动团体“人民党”，因为上海避免以工自联的名义判刑，以表明工人并不支持学 运。马志强他们一共五名同案犯，屈打成招，异口同声供认他们组织“人民党”， 还要抢银行。可是关了一年多，上法庭时，大家又全部翻供。他们的案子被法院退 回检察院重审。后来，马志强作为首犯被判了五年，看来这个案子被推翻了。否则 抢银行的首犯何止判五年，杀头都有可能。显然，原来的口供都是打出来的。 监狱里不光有逼供，还有诱供。对犯人说，你招供了，就宽大处理，放你出去。 这一手对很多初次入狱的人往往有很大的欺骗性。 记者： 你对比两次入狱，有些什么感受? 杨巍： 两次入狱对比一下，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的“党的改造事业”发展很快。我第一 次入狱时，每间牢房最多住十人，这次就要多得多，差不多要十五人。监狱里每个 房间大约十五平方，有三平方是水池子，不能占人，剩下十二平方还要划出一个角 ，约一平方米左右，放所有人的杂物，被称为“内务包”。所以每个人占的地方是 很小的，按照狱方的规矩，每个人都要屈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准动也不准说话 。乱说乱动是违反狱规，要受惩罚的。当然，不说不动谁也做不到，事实上这方面 的规定并不是严格执行的。我们住的牢房是没有床的，人都睡在地板上，衣物和被 褥都放在内务包里。 第二次坐牢因条件差，我就生了皮肤病。这种病在牢里很流行，我们管它叫官司 病，出来就会好的。第一次坐牢我比较注意，提蓝桥监狱条件也好一些，所以我没 有得这种病。可是第二次牢房里的人多了，又是夏天，整天泡在汗水里，这种病免 不了的。 记者： 监狱里的伙食怎么样?能吃饱吗? 杨巍： 吃嘛，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伙食据说算不错的，比别的监狱好一点。一个星期大概 可以保证有三次荤，基本上是肥肉，我们管它叫“肥皂”。中午饭稍微好一点，晚 上就差劲了。我一天大约有九两定量，每顿三两，基本上不会挨饿。如果你和“劳 动犯”(送饭的犯人)关系搞得好一点，他们还可以多给你一点。 记者： 你们在监狱里有没有报纸看?能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吗? 杨巍： 在监狱里还是可以知道一下外面的情况的。牢里一般有报纸看，我们那里开始是 《解放日报》，后来《解放日报》涨价了，就改成《文汇报》，前者是四张纸，后 者只有两张纸。海外民运的消息，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反宣传的报导知道。如报上说 ，“民主女神号”的计划破产了，海外民运组织吵架了，某某逃亡学生领袖干了什 么令人非议的事啦...，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报纸基本上是天 天有，除非他们认为哪张报纸不适合你看，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报上登了狱中哪个人 的案情，不能让本人看到。像“六四”前后，报纸比较自由，上面登了很多学运的 消息，监狱里也都能看到。 记者： 你第二次入狱可以看书吗?《中国之春》曾发表过你第一次在狱中生活的片段，说 你可以在里面读书学习? 杨巍： 我在监狱里是可以看书的。这是和狱方交涉的结果。在监狱里很多东西都没有明 文规定，都要靠自己交涉或看你和看守的关系。看书的权利就是我交涉得来的。监 狱里的一些看守对政治犯比较客气，他们常常一再地提醒你：你可要记住，我在这 里可没有虐待你。而且他们在做某些事情时，也常常申明这是迫不得已的，奉命行 事。比如，如果他不给你什么书看，他不会说是他不给看，而是会说是某某上司不 同意。这些公安人员各种运动也看多了，用上海话说。他们也是“拎得很清”的， 多少也要考虑自己的后路，说不定那天你又无罪平反了，他们也犯不着得罪你。当 然，如果他们认准你反正也成不了大气候，也会对你很凶。像我，他们知道海外有 很多人在为我呼吁，所以对我就客气一点。 记者： 在监狱里是怎样会见家属的，有什么限制? 杨巍： 监狱里可以定期会见家属，而看守所是根本不准见的。会见家属的时间有二十分 钟，每月一次。会见现场用一个铁丝网的大窗子，将犯人和家属隔开，中间的网眼 连手指也伸不过，一个警察就站在犯人背后，监视着双方的谈话。谈话的限制是不 能涉及自己的案情，这一点最要命，因为这样一来，犯人一旦有冤情，就没法通过 家属来替自己申冤。 记者： 上海的人知道杨巍吗，他们怎样看你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杨巍： 上海人也许知道杨巍，但那只是个抽象的名字，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就是我。 我第一次出狱时，有几个公安局的警察送我回家，警车一直送我到家门口，我空着 手上楼，他们替我提着行李，让外人看了，还以为我是什么公安局的重要干部呢(笑 )。我们周围的邻居看来也都以为我是公安局的什么干部，八九民运时，他们聚在一 起骂李鹏政府，可是我一走近，他们就改口了，开始说政府好话。 记者： 你出来之后，对海外的民主运动有些什么看法?同时对大陆内部的民主运动有些什 么看法? 杨巍： 我看了一些报刊，都说民运处于低潮。可是我认为民运现在已经走出了低谷，开 始上升。民联“五大”开过之后，解决了内部纠纷，并决定和其他民运组织联合。 当然，中国民主运动的形势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民主力量。 国内的民众普遍来说对政府不满，用我的话说，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工人有工人的怀才不遇，厂长有厂长的怀才不遇，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怀才不遇 ，农民有农民的怀才不遇，大家都认为换一个制度会比现在好一点。所以只要听说 某人要出国，就都向他祝贺，好象到了另一个制度就会飞黄腾达一样。 现在，李鹏他们已经开始承担前一段时间的恶果了，经济的发展总是和四个坚持 相互矛盾的，顾此就要失彼。他们的政策是今天拆东墙补西墙，明天拆西墙补东墙 。经济濒于崩溃，他们不得不在政治上放松，这就会对国内的民运造成更大的活动 余地。所以我相信，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过了最低点，很快就要涨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