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报道：危机四伏的宁静 本刊特约记者 钱超英 北京：人们没有忘记“六四” 北京给人的感觉是沉闷的，虽然市容整洁，交通秩序良好，但市面上的警察实在 太多了。大白天，不论路口大小，都可见到警察在执勤。我的北京朋友们告诉我， 政府对北京市内的管理完全不计经济成本，只能“算政治帐”。比如我在京期间， 在环行公路上，所有卡车只能按单双号隔天行驶。 我抵京时正值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前夕，他们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举行纪念活动 ，强迫老百姓爱共产党。电视节目实在没有人愿意看，天天是“党的光辉历程”， 甚至知识竞赛节目里也都是“党的基本知识”。北京市民对此十分厌倦，用他们特 有的幽默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街上流行起“文化衫”，前后都印有“太累了”，或 者“烦着呢，别理我!”之类的牢骚话，一时间成了北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我在 街上碰见一个“烦着呢!”的青年，向他打听所穿的“文化衫”是在哪里买的，发现 这位青年心情其实很好，说话和和气气，还耐心地给我指路。 我接触到的朋友中有高校的教师，团干部，大学生，机关干部及汽车司机等等。 这些朋友们的谈话一开始，便很快地谈起“六四”，很多人为这场发动起百万民众 的民主运动失败了而痛感惋惜。许多人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其中详细记录了军队屠 杀百姓的罪行，朋友们介绍说，官方推出过的不同版本的“平暴纪实”的录像，其 中有些镜头是靠欺骗百姓而拍摄的，有些还运用了颠倒时间顺序的骗术。一位目击 拍摄“群众欢迎戒严部队进城”镜头的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听到一些军人在喊：“ 我们是三十八军的，我们要替你们报仇!”一些市民受骗上当，便拿出鸡蛋、面包等 食物“慰问”解放军，立刻被戒严部队录了像。“平暴纪实”中最恐怖的镜头之一 是被“暴徒”残害过的“烈士”尸体，据称当事的“暴徒”后来被捉到了。看过这 个令人恶心得绝对不敢再看的镜头之后的人们不禁要问：让“烈士”暴尸街头，给 “暴徒”留以作案机会的不正是戒严部队本身吗?我看到军队屠城在许多建筑物上留 下的弹孔有不少被工人用特殊的方法“修补”过。经过“修补”的弹孔看上去十分 明显，像是被精心保护的一处处历史遗迹。我还听说一个民间的“法庭”一直没有 停止过对军队屠城的调查。看来八九民运实在不可能从北京人的心中抹去。 “六四”后北京各单位展开的“人人过关”清查活动的确令人紧张。我听到了两 个表面上完全相反的说法，能够非常形象地概括中共的统治招数，一说叫“内紧外 松”。“内紧”指的是对内部的人加强控制，经常性地以政治学习的形式进行“洗 脑”，“洗脑”内容重点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以及为什么要防止和平演变等 。国内报刊上常有“东欧共产党员遭受迫害”，“苏联人民吃不饱饭”这类报道。 现在人员调动，提职晋升，申请出国等等与人事有关的变动，都要求当事人和当事 人所在单位对其在“六四”期间的表现作出鉴定。“外松”指的是对外面的人放松 ，以图改善中共的国际形象。比如允许留学生来去自由，让一些关心中国人权问题 的外国人到中国去实地考察等等。另一说叫“内松外紧”，“内松”指对内部人一 般性的心怀不满，爱发牢骚的人松，帮助其“提高认识”就可以了，即使是“人人 过关”，这个关口也可不必太紧。“外紧”指对与境外“反动势力”有联系的，有 反党实际行动的人紧。报上反复宣传欢迎留学生探亲、讲学，保证来去自由，而在 内部文件上却说：“一些留学生利用探亲、讲学等合法借口，回国从事非法活动。 ”又说国外“反动势力”在加紧向国内渗透，派遣特务，这种紧张气氛使得不少留 学生的亲友不敢让他们回去。 在同几位任职于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接触中，我还了解到部分高校在“六四”两 周年前的紧张情况。“六四”前夕，各高校的党委书记都杀气腾腾地对学生做了番 警告。虽然形式上是党委书记的口头讲话，实际上传达的是中央的精神。其中有三 句赤裸裸的话：一，丑话说在前;二，枪打出头鸟;三，秋后算帐。北大的党委书记 林炎志讲这几句话时听众大骂，谓其“左”昏了头，连中央的“左王”们都没讲这 样的话。其实他是替“左王”们挨骂罢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当时中共中央防止学潮 再起而向学生们发的“紧箍咒”，在各个学校都念过。高校的党委书记们还特别警 告学生“出了事不得围观”，围观者与闹事者一同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这种 高压下，北大校园内还是出现了在图书馆前静坐，从宿舍楼窗口向外展示标语，扔 小瓶等抗议活动。后来当局竟指责洋学生和洋记者企图煽动闹事。而各种大小字报 形式的“反标”更是多不胜数，使政工人员疲于清查。 北大在“六四”两周年前后期间是受控制很严的学校。我在京期间，校方规定晚 上八点钟以后学生一律不准会客，八点钟后校大门紧闭，只开着一个小门，所有进 出人员都要出示证件。知情的朋友劝我不要进去，因为一旦我出示在国内有效的仅 有证件“护照”，门卫便会马上通过电话向上汇报，而后我则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据说北大校园内安装有隐蔽的闭路电视系统，一个在北京市委工作的朋友告诉 我说他们可以直接监视北大校园内各个角落的一举一动。 听北大的老师们抱怨，“六四”后经过一年军训的学生们读书的能力普遍下降。 现在新生军训一年已经制度化，而且军训的条件越来越苦。新生受训完毕回校后还 要与没有受过军训的高年级学生“隔离”，新生与老生的党团系统都是分立的。受 过军训回校后的新生普遍有压抑感，不久前发生的一起烧军装事件在校园内外引起 震动。我还了解到很多高中生的家长对让孩子报考北大已失去兴趣。 在高压下生活的北京市民凭着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经验可以得心应手地应付各种“ 政治任务”。朋友们讲了不少他们单位的领导如何保护下属的事。比如某人写的交 待自己“六四”期间活动的报告上有疑点，支部书记会悄悄请他拿回去重写。又如 某人正在被国家安全系统的人调查，单位里若有人知道了便会去“通风报信”，让 被调查者尽早有所准备。在这些中下层干部看来，保护别人实际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根据“文革”后多次“翻案”的经验，人们普遍相信“六四”这个案迟早也一定 会翻过来。在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下，整人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少了，反之大家都乐于 相互保护，孤立单位里各别的“积极分子”。听一个清华大学的老同学讲，清华大 学有一个教研室，全体教师持“反动”观点。每天大家上班后首先交流听外台广播 的收获，每周的教研室“政治学习”都开“新闻发布会”。我还听到了不少“六四 ”之后各地出现的怪现象，诸如在某些单位里往往是共产党反对强硬路线反得最凶 。 国内的人普遍关心海外的民运，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海外民运力量能够起到的作用 是给中共当局制造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声音，以达到制约它的目的。国内的很多知识 分子都注意到目前人权状况有所改善，他们认为若没有海外的民运力量，这个局面 不可能出现。但是一些朋友们指出，海外的民运人士一旦离开了国内这个舞台，对 中国的政治影响毕竟减弱。他们认为，真正促进中国进步的力量还是那些“体制内 ”致力于改革的力量。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发生东欧那种局面仍需要相当的时间。 安徽：强行节育 一位安徽某地区的干部向我讲了目前国内各地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经 过上一次(一九九零年)人口普查，中共高层下指令，要各级地方干部以乌纱帽为担 保，严格推行一胎化政策。这位干部介绍说，在此之前，各地都制订了有关超生罚 款，但人口增减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真实状况根本不可能查清楚。用这 位干部自己的话说，国内现在各种统计数字大都不准确，而其中最不准确的就是人 口数字。这位干部接着说，中共上层或许也发现了前些年计划生育的执行情况不准 ，因而最近一下子实行起强硬的一胎化政策。各地原来的“土政策”纷纷被废除， 交罚款也不准生计划外胎。这种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只有通过动用公安部门和民兵组 织的武装力量才能实行，农村中一旦发现有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就会被强行拉到卫 生院去做人工流产手术。有些地方由于以往在绝育、节育上作假的人太多，因而所 有的育龄妇女都被“拉”到卫生院去复查。另外在给生第一胎的家庭发放“准生证 ”时加上了生产后做“上环”手术这一附加条件，很多地方还要事先交纳几百元的 保证金。 我在国内其他地方听到的有关计划生育的情况和这位安徽干部讲的类似。中共当 局经常做这样的宣传，即：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建设得很好了。只是因为人口太多 ，大家才这么穷。这种论证已成了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经典”之一。 现在国内知识界的人士也普遍认为人口素质低下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如果维持现在的体制不变，有谁能够提供一个提高人口素质的良策呢? 广州：十五万人吸毒 夏日的广州街道，空气污浊，路面肮脏，汽车随便鸣喇叭。这个“对外开放”的 窗口常给外地的人很乱的印象，我在北京的不少朋友都有这个感觉。 乱首先表现在交通秩序上，在广州我曾乘过的五、六辆出租汽车，按照美国的一 般标准，没有一辆能够通过“车检”，却开得飞快，令人提心吊胆。广州市恶性交 通事故的统计数目一直呈上升的势头。 官方在政治上的控制似乎不如在北京那么严，在广州没有“新闻封锁”，人们普 遍收听香港电台广播，收看香港电视，不少单位做为福利项目为职工家里安装了特 别的天线以便收到清晰的香港电视节目。在广州，我感觉到市民一般关心的事是怎 样更“洋化”，街上到处可见带着各种真假金饰的青年男女。他们自己的说法是： “香港学日本，学美国，我们学香港。”青年人讲究穿名牌衣服，戴名牌表，赚了 钱的人讲究吃野味。我曾去一家个体餐馆吃饭，这家餐馆的后面是一个“野生动物 养殖所”，供顾客“参观”，听该餐馆的常客说那里的动物一般抓来养不了几天就 被人吃掉了。 许多广州人象国内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在拼命赚钱，而他们做买卖的方式和规则却 有特色。我曾访问几个合伙开音响器材商店的青年，他们声称每人每月至少有五千 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他们的店里，我见到所有的商店都没有标价，商品标签价格栏 里都写着“面议”。他们告诉我这种做法在广州很普遍，是从香港学来的。他们赚 钱的过程大致是这样：先买通一个有进口权的公司帮其进货，然后把货物卖给替公 家单位买东西的采购员，“面议”的文章，要看采购员能替单位“大手笔”出多少 钱，而自己想捞多少“回扣”这个关键上。如此经营的商店自然不会有私人去跟他 们做生意，但这样的“黑店”都买卖兴隆。有趣的是黑店老板居然也抱怨共产党腐 败，一再说共产党“非常腐败，百分之一百的腐败”。我问他：“如果共产党不腐 败了，你还有这么多钱赚吗?”他想了半天，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在广州的一个街头还见到了一个奇特的市场，许多人在那里贩卖各种发票，发 票的种类繁多，应有尽有。 翻着广州的报纸，其中有一条这样的新闻，说广州某公司干部通过学习，认为应 该划清因为官僚主义，玩忽职守造成的损失与因为经验不足而造成的损失的界限， 以消除干部们的顾虑。可见中共的所谓廉政建设如何能够整治腐败。北京的朋友们 把广州地区的状况叫做“初级阶级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央对广东已失去控制 的趋势，走回头路不大可能，而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矛盾和问题也决非易事。 除了以上提到的交通秩序，经济秩序上的种种混乱之外，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亦 很严重，尤以吸毒问题为首。现在广州已与云南、陕西的部分地区并列，成为中国 吸毒贩毒现象死灰复燃的三个重点区域。据一位广州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估计，广 州市吸毒人口已达到了十五万这样一个可怕的数字。许多街道上都办有戒毒所，但 有些戒毒所自身就有问题，轻者胡乱收费，重者甚至参与贩卖毒品。前面提到的我 曾访问过的几位开音响器材店的青年之一便是吸毒者，他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 承认吸食大麻和海洛因，为此有时一天要花几百元。他说他“从不做伤天害理的坏 事，但五毒俱全。”此人身高超过一米八十，体重却不到五十五公斤。我还在另一 场合见到他的几位“毒友”，这些人都年纪轻轻，而面黄饥瘦，时不时表现出精神 恍惚、委靡不振的形态，与电影《龙年》中描写的典型吸毒者极为相像。由于吸毒 问题的困扰，其他各类犯罪案件也亦趋亦上，街上到处可见各种要求某几类犯罪分 子在某月某日前自首以免于追究的布告。犯案的人非常多，花钱抵罪的事也不再是 秘密，只到花足了钱，大罪可获轻判，小罪可获释放。 这次回国给我的总的印象是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已越来越大。现在 中共高层即使有心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恐怕也无力收回已经被放出去的权力。中央 推行的各种“治理”措施落实到地方一般收效甚微，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正在壮大 ，腐败现象更是越“治”越严重，一些朋友告诉我，中共的财政非常困难，“八五 ”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要从地方上收回部分权力，这无疑会遭到富足省份内 诸侯的抵制，若动起真格的，引发新的一波权力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经济关 系的高度不协调，工资结构混乱引起的矛盾，住房分配的矛盾，以及农村土地所有 权的矛盾等等，每时每刻都在呼唤进一步的改革，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属于“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问题。可以断定，中共宣传的那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局面从来 也没有出现过，而且在目前这种僵化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