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的挽歌 ·异 客· 苏联政变闹剧以共产党的倒台而收场，再次证明了共产党一党独裁必然消亡的历 史趋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因支持政变而面临停刊或被彻底改组的命运 。这不由使人想起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来。 在中国“八九民运”中，《人民日报》曾一度发挥过极为积极的作用，以至后来 被作为“新闻界错误导向”的典型而遭到严厉整肃，有“邓力群第二”之称的顽固 保守派干将高狄就任《人民日报》社长。其结果是《人民日报》变成这样一种报纸 ：人们不得不看，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官方的权威意见和有关动向，但看后又为昏话 、假话、谀话连篇而气不打一处来，甚至忍不住要骂上几句。例如中共为了让老百 姓再当驯服工具而重新祈灵于“学雷锋”运动，《人民日报》竟然登出一篇恬不知 耻的造谣文章，说美国也有很多人学雷锋，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还将雷锋画像高悬 于五大军人像之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再如刊登小丑何新凭空捏造的与日本学者矢 吹晋的长篇“对话录”，并按“文革”时期姚文元文章的规格加编者按推崇，引起 日本舆论哗然，矢吹晋教授本人更是愤然抗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了解情况或者是不懂得如何看中共报纸的人，可能会以为《人民日报》历来如 此。其实不然。在中共的“舆论喉舌”中，《人民日报》倒经常是思想最解放、也 最敢讲话的报纸，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十年间。 遥想当年改革开放之初，《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和开路先锋 ，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向当时执掌中 央大权的坚持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凡是派”发动猛烈冲击，为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基础。紧接着，锋芒直指官僚特权者的贪污腐化和 渎职问题，批评商业部长到下属的“丰泽园”饭店免费吃喝;揭露造成人民生命和国 家财产重大损失的“渤海二号”钻油井沉没事件，追究石油部长乃至主管此方面的 副总理的玩忽职守之责;而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则让人触目惊心地看到在地方盘根 错节的土皇帝们已经腐化到何种程度。 及至邓小平举起“四个坚持”大棒，喝令思想解放运动停车，《人民日报》虽已 感到压力当头，但仍想方设法坚持为民请命。社长胡绩伟提出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 新闻理论，认为当党犯错误的时候报纸应当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发挥监督作用，公 开向所谓党性与人民性永远一致、党报只能是宣传工具的传统权威理论挑战。副总 编辑王若水，曾以桌子的哲学为毛泽东所赏识，后又因提出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 路线为毛泽东所斥责，这回独辟蹊径，提出革命政党和领袖人物完全有可能变质甚 至走向反面的“异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问题。理论部主任何匡则 不顾上面已经打了“招呼”，在魏京生呼出“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后被以 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时，以不怕丢官的大无畏气概毅然发出郭罗基的针贬 时弊文章，主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在其后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人民 日报》总是首当其冲，成为保守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也就不足为怪 了。何匡最早被迫离休;王若水被整得最苦，撤职再加上开除党籍;胡绩伟及其后继 者秦川也相继被迫下台。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之称的著名记者刘宾雁更早就 被开除党籍并调离《人民日报》，后因“六四”而飘泊海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而 报国无门。 但是，《人民日报》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颇有前赴后继的气势。“六四” 前后，《人民日报》以各种形式参加声援爱国民主运动的达五百九十七人，占总数 的三分之一，处级干部约占百分之三十五，而局级干部中占到约百分之六十。历史 将永远记住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十七、十八日《人民日报》上“三天的新闻自由 ”，以及“六四”过后报社的各级干部和编辑、记者们冒着巨大的风险，用所谓“ 春秋笔法”和各类标题曲折反映民意的抗争。 所以，“六四”后对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清查”是最严厉的，一次不 够又搞第二次、第三次。社长钱长仁和总编辑谭文瑞素以稳健著称，而且当时先后 住进医院，由报社编委会的各位副总编辑集体承担责任，以保护他们过关。但后来 还是劫运难逃，“六四”后很快便被撤职。不久前，对“六四”期间犯有“政治错 误”、早已“靠边站”的报社各级干部和编辑、记者三十余人，又陆续做出了处分 决定。余焕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总编辑——警告处分，调往四川省;李仁臣，副总 编辑——警告处分，调往江苏省;罗尔庄，国际部主任——参加游行并坚决主张报道 和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警告处分，强令退休;罗荣兴，科教部主任——为改革呐 喊疾呼的叶伴(夜班)短评专栏的主笔，戒严第×天的执笔人之一，严重警告处分， 调往河北省;刘允洲，总编室代主任——警告处分，调往黑龙江省;张宝林，海外版 二版主编——警告处分，调往安徽省;其妻高宁，文艺部编辑——调到地质矿产报; 杨良化，海外版四版主编——曾以报道中国南极科学考查而闻名，海内外争相传送 的关于绝食学生和各界群众声援大游行的记实报道的主要执笔者，警告处分;王若水 的夫人冯媛也受到调离报社的处理。此外，海外版继任总编辑安子珍和主编庄永龄 ，据说又因该报刊登的含有“李鹏下台平民愤”隐语的嵌字诗，而被停职审查。《 人民日报》的一位老记者感慨地说，这次《人民日报》是被整得最惨的，即使当年 “反右”和“文革”时期对《人民日报》的打击，也没有象这次这样丧心病狂。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恐怖气氛下，《人民日报》的多数记者、编辑也没有屈服。 文艺部主任蓝翎，五十年代曾因批评旧“红学”(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为毛泽东表扬 而名躁一时，“六四”后让他写检查交待参加游行和揭发别人，他只写了这样一句 话：某年某月某日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有看到。气得上面派来的工作 组暴跳如雷，却又因抓不住他的大把柄而无可奈何。最后，《人民日报》新社长高 狄只好在文艺部大会上宣布，蓝翎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这样的人才搞行 政工作有些可惜。他本人也多次提出希望专心从事研究、创作。现在尊重他本人的 意愿，免去部主任职务。随后又大谈了一通今后选择干部要政治标准第一，业务上 只要过得去就行了之类的。对此，台下群众大都嗤之以鼻。 而一位以前曾在文艺部工作过、后因品质问题调离的人，这次成为工作组“还乡 团”成员来到文艺部。没想到他走到哪里那个办公室的人就全部躲开，见了面连个 招呼都没人同他打，气得他跳着脚去找工作组领导告状。国际部一位前驻美记者， “六四”后大拍工作组马屁，并在背后整过去曾经提拔过他的老主任，指望就此平 步青云。但当上面准备提他升官时，几位义愤填膺的记者、编辑联名告他“六四” 前曾在办公室里骂过邓小平(当时也是唯恐“落后”而惹犯众怒)，使他不仅官没升 成，差点没一个跟头栽下去。即使记者部艾丰、评论部李德民等个别因“六四”后 紧跟形势而“走红”的人，在报社内部也是臭哄哄的，人人厌而远之。难怪工作组 一位负责人哀叹道：“《人民日报》至今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思想没转过弯来 。” 《人民日报》是这样，其他新闻单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海外不了解内情的人们 常常讥笑中国知识分子患有“软骨病”，对似乎只会写奉命文章的中国记者更是不 屑一顾。殊不知在高压之下，他们之中尚有许多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了哪怕 多反映一点点民意，进行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啊!尤其是当“上命”与良知发生冲 突时，更不乏舍身取义者。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赞颂的“中国的脊梁”啊! 但是，为什么一到了所谓“党性”和人民性发生矛盾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新 闻工作者就要面临这样的两难抉择：要么出卖良心做强奸民意者的帮凶;要么就得作 好挨整的准备，甚至身家性命都有危险。再看今日之中国新闻界，又是一片“莺歌 燕舞”。可悲的是，每当中国报刊、电视上充满歌功颂德之词时，就是民意受压、 国家陷入危机之际;反之，每当勇于暴露所谓“黑暗面”和各种问题时，倒是政府锐 意改革、民心踊跃的真正形势大好之时。这种反常现象，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 和耻辱。 如今，在中国新闻界万马齐谙之时，在《人民日报》已然“脑死”之际，谨以此 文向遭受打击迫害的《人民日报》以及其他新闻单位的同仁致以深深的敬意，并遥 寄深切的怀念。为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做出种种牺牲的人们的名字，将永载中国的新 闻史册! 往者往矣。来者可追。笔者深信，民心是不可辱的。种种迹象表明，李鹏之流失 道寡助，正在悄悄地失势之中。尤其是苏联政变的破产，国际共运的“老祖宗”苏 共中央的解散，势必对中国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和冲击。尽管人民等得有些不耐烦 ，但寒冬毕竟无可奈何地颓然逝去，只不过留下点垂死挣扎的余威罢了。乍暖还寒 时节，最难将息。但是，春天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当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候， 《人民日报》必将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报纸，中国的新闻界必将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