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透视 ·胡 平· 在辛亥革命八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当前中国大陆局势与晚清局 势的惊人相似。 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可以使人感到乏味:莫非在太阳底下果然没有新东西?但它也会 令人兴奋:因为那预示着眼前的闷局不久即将出现戏剧性的突破。从辛亥革命的轻 易成功,乐观主义者深信中共一党专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然而,一想到辛亥革命 后整个中国的长期混乱动荡,悲观主义者又禁不住对“一党专制垮台后会出现何种 局面”而忧心忡忡。此时此刻,我相信,许多人,包括中共强硬派中略有思考能力 的人,都无法克制住把历史与现实作对比的强烈冲动。它一方面反映了历史对现实 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现实对历史的超越。 让我们从几个历史问题入手,再结合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一,关于清末改革 问题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政府是否会自行走上宪政之路? 1)乍一看去,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从一九O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十年间 ,清政府的确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 一九O一年一月,清廷发布上谕,命令高级官员提出改革制度和行政管理的意见 ,并创立政务处负责审查这些建议。 在教育制度方面,一九O五年九月,政府下令于次年废除科举,兴建各种新式学 堂,鼓励学生出洋留学。 在军事制度方面,取消了旧式武举,创办武备学堂;改建兵制,招募和训练新军 。 在行政制度方面,政府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整饬吏治,改组过时的官僚机构。 在法律制度方面,从一九O二年起,清政府决定着手修订法律和改进司法管理班 工作;设置专署,聘请专家,编纂新的刑律以及编订商法与民法。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民间开展了一场革除陋习的运动,包括反对缠足和禁止鸦 片。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清廷也修订了一些新的规章。 尤其重要的是,清政府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推行立宪。一九O五年十二月,以载 泽为首的五大臣奉旨赴日、英、美、法、德等国考察,认真研究在中国实行立宪政 体的可能性。一九0六年九月,政府正式下令预备立宪。一九0八年八月宣布了预 备立宪的具体计划,许诺在一九一六年颁布宪法和首次选举国会,并发布了“宪法 大纲”。在一九0九年分别举行了咨议局(类似于省级立法机构)和资政院(类似于国 会)的选举,并于当年和次年先后召开了第一次咨议局会议和资政院会议。到了一九 一O年,迫于朝野压力,清政府宣布修改立宪计划,决定提前四年实行立宪。到了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当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清廷又匆匆宣布宪法重要信条“十九 条”,试图进一步加速立宪以平息革命运动,但为时已晚。 不难看出,在本世纪最初十年间,清政府确实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工作。无论 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这次改革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但是,这场改革 终于被辛亥革命所打断。一场旨在防止革命的改革,到头来也许倒成了引发革命的 催化剂。于是有人埋怨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必要的革命,批评当时的所谓激进主义思 潮。按照这种观点,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更有耐心一点,给予清政府稍多的时间去完 成其立宪计划,以后中国的情况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2)应该说,上述假设颇为诱人。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后 ,中国人对“革命”一词早已极度反感,而对渐进和平的“改革”则情有独钟。以 这种心情回过头去检讨历史,很容易得出那样的结论。 我从来不认为,凡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一切都注定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在考察 晚清的改革何以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不可忽略以下几件事实。 第一,晚清的政治改革几乎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在镇压下戊戎变法后,本来清政府是变得更顽固而决不是更开明。为了进一步抵 制西方的影响,慈禧煽动和利用狭隘的排外情绪,由此引出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用武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联军中有人主张干脆废除清廷,另立孔子后 裔作皇帝;另外一些人则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仅仅是迫于这种压力,慈禧为保全 自己的权势,才一反常态地同意实行政治改革。 刺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九O五年的日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 ,小日本竟然打败了大俄国。这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的一 个铁证。于是在朝野上下,要求实行立宪的富国强兵的呼声便越来越高,包括张之 洞、袁世凯一类地方实力派也力主立宪,清政府再无法对此置若罔闻。慈禧本人则 被说服相信立宪实际上是维持皇室权力的最好手段,因此才最后下定了预备立宪的 决心。 第二,在改革过程中,清政府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首先,政府拒绝为戊戎变法平反。虽然它后来几乎实行了当年变法提出的所有主 张甚至还有过之,但它却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继续监视光绪、通缉康梁。其次,政 府中有势力的满人集团对汉人地方实力派百般猜忌排斥,借改革之机进一步地获取 权力。再者,政府的若干措施显然是自相矛盾,例如开创咨议局和资政院,本意应 是广开言路,但与此同时,政府却又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不同政见。另外, 制定改革的时间表上,政府的步子总是太慢,连体制内立宪派的愿望都不能满足。 如此等等。 粗略地讲,一场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若要获得成功,有赖于一系列条件:它要有 一种起码的道义感召力,它需要证明改革是为国为民,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持统治集 团的特权私利。它要有一定的主动性,不能是纯粹被逼迫而不得已的结果;如果它 从一开始就缺少这种必要的主动性,那么它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魄力加快改革的步伐 (一九八六年汉城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争取民主,南朝鲜当局由于八O年光州事件本来 已经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但由于卢泰愚等采取断然措施,一方面逼迫全斗焕退位 ,一方面立即接受了比示威者预期更多的要求,从而赢回了某种主动即为一例。)它 应该善于化解历史包袱而不能继续制造政敌。它应该表明诚意、行为一致,而不能 自相矛盾。在以上几方面,清政府差不多全部做错,因此,它所推行的改革的失败 即便不是必要的,至少是难免的。 3)清末改革的失败,主因当然在于清政府自身。一个成功的革命家未必是一个伟 大的政治家。混战一场,到头来总会有个结果,而最后赢得胜利的人,不一定就是 最高明的人。象在《说唐》里罗成夺了武状元,其实他只算第七条好汉。改革却不 同。改革基本上不是用武力消灭对手,而是运用政治手段去协调、分解、诱导各派 力量与各种利益,这显然需要更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所以,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必定 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清末改革的关键人物当然是慈禧。慈禧虽非等闲之辈,但正 是她的刚愎自用、狭隘顽固,精于权术而昧于治道,长于小算计而缺乏大眼光,最 终导致了一场本非不可能成功的改革的失败。 二,关于中共改革 我在前边列举了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的是让读者便 于和这十年中共的改革作个比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邓小平的改革受到了不 切实际的过分称赞。这当然是因为原先毛泽东把中国搞得超乎寻常的糟糕。有了老 人家这位狂人作参照,任何一位平庸之辈都会显得莫明伟大(华国锋不是曾被称为“ 英明”吗)。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多一点历史眼光,把这十年的中共和那十年的清廷 作个对比,我想大家都得承认,作为改革者,邓小平实在还比不上慈禧。 1)平心而论,中共改革的大环境要比清末好多了。第一,这十年,国际环境相对 和平稳定,至少是没有外国力量威胁中国主权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倘若有强大 的外部威胁,中共的改革说不定还会搞得更好些。这也难说。不过,能在一种没有 外患的条件下搞改革,大体上总是个有利因素。不仅如此,这十年的国际环境,实 际上还相当地有助于中共的改革。邓小平两次上《时代》杂志封面,中共一度在国 际舞台上的左右逢源,与其说证明了他们自己有多大能耐,不如说证明了整个国际 环境对中共改革的善意期待。 其次,国内环境也十分有利于改革。“文革”留下的摊子虽烂,但它却给人们提 供了一个期待改革、要求改革的极好的心理基础。举国上下求治求变,这就使得任 何一项小改革都能获得超乎预料的大效果。仅仅是恢复高考,就造成了亿万青少年 如饥似渴读书学习的好风气。仅仅是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立时就迎来了农业的持续 丰产。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过去本造过不少孽,亏得“文革”中被打倒 ,反而使得他们能以英雄的姿态重新出现。老百姓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自己也有 了一个现成的可以从新做起的大好机会——一般政治家的麻烦总在于,当他们有了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却常常又苦于背上的包袱太重,很难有从新做起的客观条件 。 再有,“文化革命”把中国的极权统治发展到顶峰。物极必反,它刺激了中国人 也许是第一次自发地萌生了强烈的自由民主要求。出于对多年来“革命”和“运动 ”的痛切反省,人们普遍地向往那种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路线。十年来,中国的自 由化思潮、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基调无疑是温和的、稳健的。倘若执政当局略有魄 力,能够一步一步地开放民主,必然会得到民间力量和知识界的有效合作。再加上 台湾、香港的存在,都有利于改革的良性进展。真可谓万事具备,所缺的只是当政 者的一点头脑和眼光。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现状竟是这样,谁还能替中共当局 辩护? 2)回顾中国这十年的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开放自由民主。这一点恐怕要 多讲几句。因为在当前民运人士和一些党内改革派及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仍有人对 此认识不清楚。陈一咨先生在《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一书中,仍然认为在当初只 应从经济改革入手,不宜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按照陈一咨的观点,当时的中国类似 于二次大战后的西德,一般民众“已经对政治清谈不感兴趣了”,如果开展政治改 革,“多数民众也不大赞成”,因为老百姓“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对“政治 运动”不会欢迎。这里包含着好几个错误。 首先,二次大战后的西德,在西方盟军帮助之下,已经建立了完整的自由民主制 度。西德的经济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自由民主的前提下搞起来的,我们无视别人的这 个前提,还自以为在向别人学习,这种比附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和南朝鲜、台湾 相比,因为后者本来就是私有制,本来就是非共产党政权。我们甚至不能和前些年 的智利相比,智利原来搞过几年的“共产经济”,后来在专制的政治条件下比较成 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但是智利是经过了一场政变,改朝换代,智利的经 济改革是在一个右的、非共乃至反共的传统式专制政权下完成的。因此和中国大陆 的情况仍有本质的区别。八九民运前的新权威主义者,开口闭口亚洲四小龙。据说 ,不久前万里先生又说到智利。这些比附都不伦不类,因为他们都只看到了表面上 的一点点类似,而没有看到或故意不去正视二者之间更为深刻的巨大差异。 说实话,在中国大陆,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即使能够成功地实现某种经济改革 ,作为民主派,我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那意味着践踏基本人权,意味着古拉格, 意味着“六四”屠杀。针对着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只肯学西方的经济自由而 拒绝西方的政治自由理念,一位美国人说得好:“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有两个博士 ,那么,一个在掌权,另一个在坐监。”已故的何维凌先生在八六年一次讲话中, 对民主墙民运、对北大竞选,都表现出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责备别人“不理解 改革”,“给政府帮倒忙”,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 所谓西德或中国的民众对“政治清谈”不感兴趣,那其实只是对纳粹或共产党的 骗人宣传及说教不感兴趣,他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清谈”、对针贬时弊的“清谈 ”兴趣大得很。这是被事实一再证明了的。把真正的民间的民主运动和共产党搞的 “政治运动”相提并论无疑也是错误的。至于说老百姓不会欢迎政治改革,因为他 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岂不是说实行自由民主会破坏“安定团结”吗? 3)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运中,陈一咨先生和许多倡导新权威主义的朋友们,冒 着很大的风险,坚决主张用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反对开枪杀人。何维凌先生 也为了避免流血而作了不少调停的工作。结果,他们都遭到强硬派的逮捕或通缉。 这件事意味很深长。它证明了这些朋友的人格,要比他们的某些主张高明得多。或 者说,这些朋友其实本来就没有真正弄清楚他们那些所谓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观点到 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并不愿接受这一观点的全部逻辑后果。在八六年那次讲话 中,何维凌先生提到他在邓力群面前为我和王军涛辩护,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不 受强硬派迫害。这种意图当然是善良的。所以我们彼此虽然观点不同,或者用他喜 欢说的是“角色”不同,但仍然一直是朋友,所以我对他的不幸去世相当沉痛。 这些事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所谓先经改、后政改,或者是要不要先开放自 由民主这一类提法,其实是根本不得要领的。真正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古拉格。都说 戈巴乔夫是先搞政改后搞经改,哪有这么回事。翻一翻前几年的苏联历史。戈巴乔 夫最先采取的政治制度改革措施比他在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措施还要少。一开始,戈 巴乔夫只做了一件事,更确切地说,他只是停止了做一件事:那就是他不再兴建古 拉格。一旦停止了新的政治迫害,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各种独立民间组 织的活动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于是,并非有形的政治制度、而是无形的政治气 候、政治态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新气候、新态势的带动下,尔后才有 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共产极权统治当然是建立在一整套特殊制度之上的 ,但必须懂得,那个驱动这套制度运行起来、造成极权统治状态的基本动力,实际 上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一旦没有了政治迫害,那套特殊的制度就在无形之中失灵 了,瓦解了,瘫痪了,也就是根本改变了。 胡耀邦不一定多么喜欢民主墙,但他不赞成抓魏京生;朱厚泽并没有解散中宣部 ,但他提倡宽松、宽厚、宽容;赵紫阳对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历来兴趣不大,但他 就是不同意开枪杀人。我们那些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朋友们,最后竟以支持民主的罪 名而受到迫害,不是由于他们投机(个别投机分子总是有的,哪个派别里没有呢), 而是由于他们善良。所以,我一向以为“改革派”与“保守派”这种二分法很不准 确,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大力主张经济改革的人坚决主张屠杀,而另一些至今仍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含情脉脉的人坚决地反对开枪。最好用“温和派”和“强硬派” 作区分标准,或者以“讲道理派”和“不讲道理派”,以“屠城派”和“反屠城派 ”。诸如此类。 4)从民主墙时代到现在,我写过不少文章批评新权威主义(尽管早先还没有这个名 称)。该讲的道理似乎都讲完了。这里我要从一个新的角度作最后一点补充。这个新 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良心未灭、人性稍存者,新权威主义 都是一颗他们根本吞咽不下的苦果。 道理很简单,当你力图推行你那套新权威主义的宏图大略时,别人都会跟着你的 指挥棒转吗?十亿人只准有一个大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千千万万的人,在被迫 过了一辈子或半辈子没有自我的生活后,谁不愿意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话,独 立地在人生舞台上表现自己、肯定自己呢?如果你不理睬这些你认为不合时宜的言论 和有悖于你战略部署的活动,那么,很好,一个多样化,多元化,自由化乃至民主 化的社会马上就会产生。如果你试图规劝说服大家都“理解改革”,自觉地“和党 中央保持一致”,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你指望给人们发财的机会,跳舞的机会,研 究无关乎自由民主的学问的机会,给改革派献计献策的机会,从而防止那种真正独 立的、批判的思想与活动发展起来,那也注定了不可能。你或许知道,对于那些实 行过真正的民主,亲自领受过自由滋味的民族,你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可是你不 知道,对于那些经历过共产极权统治、彻底地丧失过自由的民族,这种办法同样行 不通。面临着党内党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你只有两个选择:压制 还是不压制。倘若压制的规模不大、又不够凶狠,其效果不是杯水车薪,就是火上 浇油。于是,很快地,选择就会变得更简单、更极端:屠杀还是不屠杀。我们都还 记得,在八九民运中,许多人都谈到了良心。其实,邓小平镇压民运非自“六四” 始,此前你的良心干什么去了?问题在于,在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一般的良心都 被磨得有些迟钝,少许几个无辜者的被抓被关不一定会造成他们良心的震撼。但到 了八九民运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时,如果你的良心还不站出来说话,除非你干脆 不要它。所以,绝大部分新权威主义派的人们,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另一种立场,放 弃了他们鼓吹的在专制下搞改革的理论。今天,当我再次听到有人倡导新权威主义 、甚至还自诩为第一个从可操作层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伟大思想时,我 忍不住要想,这些人究竟是头脑混乱,根本不知道自己观点的逻辑后承呢,抑或是 在那些丝绒手套之内,包藏着一付血腥的铁爪?我并不喜欢作诛心之论。我宁肯诉诸 经验,诉诸逻辑。 5)以上所说,附带也就澄清了另一些看法。苏绍智教授最近写文章指出,邓小平 死后,中共高层可能发生斗争,改革派可能战胜强硬派掌握大权。这种推测很合理 。但接下来的推测就值得推敲了。按照苏绍智教授的分析,掌握了大权的改革派仍 将在现行制度下推行改革(九月十六日《世界日报》)。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要把改革 限制在“现行制度”即一党专制之下,你就必须要继续坚持“平暴”有理,必须要 对民运人士继续关押,尤其是,你还必须对人民的新的反抗(这种反抗两年来从未停 止过)继续毫不手软地镇压。结果便是,你的所作所为将和现在的强硬派一模一样。 问题在于,时至今日,把那些支持“六四”屠杀、坚决镇压民主运动的人称为改革 派,这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要说推行一些新的经改措施,加强一下所谓“共产党领导 下的多党合作制”,那么,现在的邓小平、李鹏就已经这么做了。因此,未来的中 共领导人,只要他们拒绝在开放自由民主方面真正迈出步子,他们就和目前的中共 领导人没有区别。 不错,慈禧在镇压了戊戎维新后,自己又搞起了改革,而清末的改革当然还是在 满清政府之下的改革。于是有不少人推论说,中共在“六四”后也可以进一步改革 ,而这种改革仍会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这又是一种不恰当的类比。且不说两者在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第一,清末的改 革确实具有立宪的内容。从专制君主变到立宪君主,实际上是一种超出原有制度的 改革,虽然君主依然是君主。因此,如果中共仍然坚持在一党专制下搞改革,它就 根本不能和清末的改革相比。第二,如果中共的改革也加入了真正的民主内容,那 么它将很难,以致于不可能再保持它的领导地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主专制和共产党专制很不相同。皇帝可以通过立宪而成为 所谓“虚君”,权力虽减,尊荣犹存,地位不变。共产党又如何能变成“虚党”?团 结工会执政后,雅鲁泽尔斯基还当了一段时期的总统,其地位颇类似一个立宪君主 ,但也只一世而终。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皇位靠世袭,皇族是血亲,它具有天 然的确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立宪君主制能够成为一种长期维持的制度。 党却是志同道合的自愿组合,你不可能在实行了宪政民主后,专门为整个一个党长 期保留下那种超脱的特权。 另外,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不一样。国民党的政纲、主义,本来已经承认民主原则 ,承认民有经济,所以,国民党变成真正的民主政党意味着实符其名,没有自我矛 盾。共产党则相反。共产党若想在当今民主政治中赢得人心而继续执政,它必须抛 弃原有的党纲和主义,因此会产生名不符实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当然,实变名 不变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干得很主动、很漂亮,人民可能投你的票,不计较你有 个错误的党名。但这点对中共而言已是为时太晚。可以想见,一旦中国开放民主, 共产党必将受到内外夹攻:党外会出现很多其它政党,党内会有不少人脱党、退党 而另组新党,党内还会有很多人主张彻底修改党章、重换党名。这样下来,依然抱 着共产党这块招牌的人便所剩无几,变得在政治上没什么份量。所以,中国共产党 的亡党之势,大概是很难避免的了。 辛亥革命后“咸与维新”的戏剧性转变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迅速萎缩消失,早就 昭示了它的未来命运。对此,中共强硬派内心十分清楚,所以它连当年清政府准备 实行立宪的那点勇气都没有。没有好的共产党,有好的共产党人,而好的共产党人 基本上都不再信共产党。在五千万党员中,大部分人都可以在今后的中国的政治生 活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那一定是在他们抛弃了共产党这个束缚之后。明白地 意识到这一点,对广大党员有好处,对广大人民也有好处,只对极少数死硬派没好 处。最近,中共强硬派正在安排让所谓“太子党”接班。这就和当初满清皇室贵族 越来越不相信汉人官员、越来越把大权抓在自己手中的心理状态一模一样。有道是 ,越孤立者越封闭狭隘,越封闭狭隘则越孤立。如此统治,岂能久乎?□(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