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清末民初 .唐正声. (一) 把共产党的历史和满清的历史作一番比较是饶有兴味的。我们可以发现两部历史 有很多平行之处，甚至觉得共产党的历史是满清历史的加了速的循环，而这个加速 度又是可以用现代一般的高速度来说明的。 满清入关时面对的是一个比自己的规模大得多的政治实体，但当它与这个实体决 战时，却出现了摧枯拉朽的形势。共产党可以把五十年代的经济复苏和世道清平比 作康雍干盛世;而且同样，在这段极盛期，文字狱连绵不断。从和坤时期始，吏治迅 速败坏，民间骚乱叠起;最后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并遭残酷镇压。从嘉庆帝起，改 革的呼声不断，而且通常为皇帝本人所推许。但改革的成效始终不彰。究其原因， 一是改革与正统思想抵触，二是业已形成的庞大官僚机构有意无意地阻碍改革，三 是对世界大势认识不明。太平军被镇压后，国家暂得平安，但满清统治实际上已危 如累卵。若在这时改革政体，建立君主立宪制，锐意革新，中国或可以较为和平的 方式过渡到现代社会。但清廷顾忌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死守祖宗家法;上层的权力斗 争和中层的腐败无能进一步断送了一次又一次的全面改革的设想。结果，满清被辛 亥革命推翻;连年内战，日本入侵，共产党统治，使现代化的口号在提出一百多年以 后，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号召。 如果我们深一层来分析，不少共产党统治和满清统治表面上的一些突出的不同点 也往往是无足轻重的，甚至究其实是相似点。例如，满清的统治是异族统治。但自 清朝中叶起，汉族的精英分子大半是认同满清的。而造反的人们则是因为不满统治 阶级才特特强调反清的，而不是相反。那些一向特以反清为宗旨的社团，对清廷构 成的威胁恰恰最小。义和团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再例如，如今的世界列强较少用 野蛮入侵的方式对付落后民族了。但一方面，列强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和处理国际 问题的基本样式并没有改变;外国政府对人权的关注是有极大弹性的，而且始终掺有 政治考虑利益的杂质。另一方面，上世纪随着列强的强暴而来的，已有着大量现代 文明的观念，例如法制观念，特别是条约的观念。不少西洋人也曾半心半意地甚至 全心全意地为使中国富强出过力。 (二) 有清的盛世，以康雍干三世计，百三十余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延持最久的盛世 。清朝盛期的国家实力和施政法度，也是任何前朝都比不上的。在入关前文化尚相 当闭塞的满人能取得这样的政治成就，实在让人赞叹不已。无独有偶，大唐的李姓 皇帝，也有着鲜卑的异族血统。这类事实似乎提示说，国家要兴盛，单有政治智慧 和文化传统还不够，一股新鲜的血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血性不象智慧，只能自 然地生长出来，无法刻意培养的。所谓可遇而不可求是也。 清祚传到嘉道两朝，虽然承平日久，看上去一片繁荣，却不再有盛世的气象。民 生渐觉艰难，社会矛盾也尖锐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从 康熙初年到太平军起义，一共不过百五十年，中国的人口就从一亿人增加到的四亿 多人。实际上在金田发难的会众，本来就是在湘西桂北因人口剧增而发生的土地争 夺过程中聚集起来的。 太平天国和一般的农民暴动不同。天平军早期有很多妖术邪说，但后来发展出一 套相当进步相当系统的政治纲领，较清王朝的政治立场更接近于现代标准。就这套 纲领来说，太平军起义更象是一场革命而不象一次造反。如果不是天国内部超乎寻 常的内讧，东南的长期割据应不成问题，大清断送在太平军手里也未可知。 靠了曾国藩的湘军和洋人组织的常胜军，清王朝剿灭了太平军，逃脱了灭顶之灾 ，甚至经历了一段中兴。但所谓“同治中兴”，实在是相对于在内外交困中逃难逃 到热河而言的。消灭太平军和捻军后，中国并没有真正迎来一个振兴自强的开端， 与日益强盛的列强相比，差距倒是越拉越远。曾国藩德才兼备，但毕竟不是一个能 用现代政治眼光来图兴中华的英雄。而以当时的政治格局论，即使他有那样的图谋 ，也不可能象日本后来的伊藤那般能得以施展。 至于接替曾国藩在京外执掌大权的李鸿章，则尤难让人寄以厚望。李鸿章当然不 象中共史学描绘的那样，只是个卖国贼；而一般地鼓吹对外强硬的民族气节，往往 也只是当世秀才的失意空论或后世秀才的浪漫追怀。李鸿章的对外忍让，经常有他 的不得已处。但李鸿章的对外交涉，尤其是对俄国办的交涉，毋宁软弱太过?更重要 的却是，李鸿章一派主和的道理在于中国的实力不够，所以不惜屈辱求得一个和平 的环境，俾可求富求强，有和列强相争的本钱。结果呢?在平定太平军与捻军之后， 中原大致清宁；蒲安臣代中国政府出使各国，列强也有相当善意的回应。二十年里 的环境不能算很糟，要自强图兴，时间也不算太短。可是李鸿章主办的工业，规模 甚小，效率奇低;他所训练的军队，素质甚差，腐败风行。到了甲午一战，几十年的 经营，不堪一击。对此，北洋大臣李大人是无法辞其疚的。后世说他“识洋务而不 识维新”，诚非苛评。 李鸿章也许象他的恩师曾国藩一样有才能，他肯定比曾国藩对当代世界政治有更 清楚的了解，但他远没有曾国藩那种中正的品格，和那种与之相连的坚定政治原则 。结果他只是一个在末世修修补补的大官僚，而不是一个图兴大业的历史名臣。 清朝确实已到末世。从朝廷到地方，各种人物的努力取得过或大或小的实效。如 果中国不是一下子被抛到列强林立的新世界里，日子本来还过得下去的。但那是一 个不兴则亡的时代，西欧、俄国和日本咄咄咄逼来，新文化新思想新政治势不可当 。只靠修修补补，大清无论如何是逃不过覆亡的命运了。 (三) 康有为的学问，时人多所诟病，虽说今天的学人，只怕还要自叹弗如。康有为的 可贵处，当然还不在他的学问、文章和书法，而在他的胆识。一介举人，敢联合六 百书生，上书龙庭，痛砭时弊，主张立宪，确实有识也有胆。今天的学人，胆和识 里有一样，也算得姣姣者了。不过作共产党的忠谏，实在比作大清的忠谏要难得太 多。我一向认为清末的改革相当肤浅，容纳的参与也相当狭窄。但那时的朝廷，竟 还容得了体改所之外的一伙辛辛学子这样聚众议政；等这些学子公然在京师成立起 强学会，硕彦巨卿也会来降尊参与，而最后还是因为得罪了李鸿章个人而被查封。 但康有为变法，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它来得太简单了。光绪和康有为这 一君一臣，只有热心和聪明，却毫无政治经验。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经过政治上 的讨价还价，必难达乎实效。单说裁并机关一项，就要得罪中央地方的多少官员?废 除八股一项，又把靠八股作了官或以为不久就能靠八股作官的秀才和举人都得罪了 。一纸诏书，扫不尽这些人的抵抗。 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成功，那真是谢天谢地。因为革命难免带来动乱和流血， 革命的结果也太不确定。一则在革命之前，很少有切实可行的新社会的蓝图，二则 革命过程如果变得很残酷，最后取胜的还不知道是些什么牛鬼蛇神。然而，自上而 下的改革，却是极难成功的。缺乏政治技巧，难免落个光绪康有为的下场。太讲究 沉稳圆熟，又会让真实的改革胎死官场之中。如果国家大体上还健康，小改小革是 时时有之也颇能见效的；若国家已罹沉痾，小改小革之际倒会让疾病深入膏盲。戈 巴乔夫的改革，人人都提得出几十条批评来。但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那一场又一 场不是过于急躁就是过于圆滑的改革怎样一一失败，再看一看东欧和苏联，竟没有 流几滴血就从人类历史以来最严酷的一种制度下转向另一种制度，就知道发动这场 改革的，是何等伟大的一位政治家了。 (四) 变法的失败，与光绪和康有为的幼稚有关，主要的当然还是慈禧集团的愚顽凶残 。假使慈禧和李鸿章早就精励图治，原不需演出戏剧性的百日维新和戊戎政变来。 戊戎政变以后，清廷里小人得道，一派反动气氛，理性地寻求进步的声音黯然绝响 。难怪没有几天，就闹出义和团的愚昧惨剧来。 慈嬉几十年来，皇太后的威权是享用够了，但和国家一道，外国人的气她也受得 够足。如今外国人又协助康梁一党逃遁，又公然为光绪打抱不平，新仇旧恨，不报 不快。慈禧是个很精干的女人，有魄力，有手腕，也有些眼光。但她没有学识。用 正正经经的办法，怎么都干不过洋人，她于是行起义和拳的巫术来。传说闹拳匪的 时候慈禧在宫中也设了坛，学着念密咒。这个说法至少和慈禧的心智状态不矛盾。 拳匪之乱，是丧失了理性的统治者和丧失了理性的民众合伙胡闹的典型。像迈尔 的白鼠实验的提示的那样，这种胡闹说明一个民族已经神经分裂，而这种神经分裂 又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内忧外患过分沉重的压迫所导致。当你看到垂着红布罩着肚兜 的民众口念咒语屠杀手无寸铁的教民而又一群群地被洋枪屠杀掉，你是该诅咒中国 人的愚昧还是诅咒近代中国的太深重的苦难? 慈禧向全世界宣战，全世界也应了战。八国联军功入皇都，俄国人攻占东三省。 慈禧降旨尽杀境内洋人，结果是中国的大半个北方，成了几万外国鬼子烧杀淫掠的 乐园。 其它的都不说，单以甲午和庚子两端而论，那些认为若无辛亥革命，晚清的改革 会使中国富强起来的论者，也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观点吧? (五) 甲午海战之后，有被慈禧镇压的百日维新。八国联军之后，有慈禧自己主持的改 革。 改革诚然来得太晚，但仍不是毫无希望的。从经济发展到政治体制，从派五大臣 出洋考察到废除科举，改革看起来不但广泛，而且有相当深度。然而，改革没有拯 救大清，仍然是慈禧改革本身的缺陷。 慈禧的改革是被动的改革。固然，我们并不总能划清被动的改革和主动的改革的 界限，而且任何改革都必然包含相当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但是这一区分仍 然是很重要的。具有首创性的改革体现出改革者具有领导社会前进的眼光和力量。 如果成功，将能化解社会危机，为民族迎来一个新时代。被动的改革，则至多是把 危机爆发的时间推迟一点而已。叶尔钦在评价戈巴乔夫改革时曾指出，戈氏的所作 所为不都是迫不得已的。正是这一点使戈巴乔夫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而不 仅仅是一个破落体制的修补者。体制破落时，为了维护统治，统治者总不得不作些 修修补补。但改革如果不利于统治的维持，那么无论改革对国计民生有多么重要， 被动的改革者都会止步不前，甚至反过来镇压改革。 也许有人会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本来都是为维护上面的统治，如果改革竟发展 到对统治者不利，统治者当然不能容忍。从历史上的皇朝改革来看，这种说法是不 大错的。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若事涉皇室的存亡，很难想象皇室会 退让。但现代的政治思想，却强调真正的民为贵。如果统治者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严重冲突，就该统治者下台。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共的完结，但它是一场难得的成 功的改革。 实际上，慈禧改革的首要目标在于挽救清王朝，这一点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得很清 楚，时评慈禧“缺乏诚意”，指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即使是当时的统治者，也不敢 说改革不是首先为了国家与人民;如果改革的措施只以维持统治为限，自然就是“缺 乏诚意”了。 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清末的改革，并不算过分。我们很难象对待其它皇朝的末世 那样，以中性的态度来评价清廷末年的苟延残喘。我们用现代的政治标准来衡量清 末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是因为清朝的覆亡本来就是在现代条件下发生的。 至于现在中国的改革，就更不能不用现代标准来衡量了。华国锋在抓了四人帮之 后所作的改革，是完全被动的改革。任何人，包括四人帮在内，在当时执政，也不 可能作得更少些了。邓小平所代表的改革，则包含某些主动的成分。但“六四”屠 杀表明，这场改革的主旨，还是在于挽救党，不是为了人民。说共产党为了自己的 生存，不可能不开枪，实是似是而非的立论。因为这立论背后的假设，是任何统治 者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苏联的改革已反驳了这种假设。如果共产党的存 在和人民的基本要求相冲突，为什么共产党非要生存下去?更何况，共产党不是一个 家系，如果它的政治主张不再受到人民的拥护，它就没有任何资格希籍人们来维护 它的存在了。 (六) 与慈禧改革的根本缺陷相连的另一点是，改革几乎完全依赖慈禧个人的意志，通 过官僚体系进行，而不曾扩大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在这一点上，清廷最后几年的改 革和沙俄几乎同时进行的改革如出一辙，而两个王朝的覆命运也相似。 清祚将绝的几年，景象是很萧瑟的。一九０八年，断续干政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 后下世；光绪则是前一天去世的。三岁的溥仪继承大统。中国处处被列为强挤压， 地方大员大有自行其是之势。朝中已无济济栋梁之才，却还倾轧不休。一个袁世凯 ，原算最能干的，但在戊戎变法那时候曾追随荣禄镇压维新派幽囚光绪帝，而溥仪 的生父，这时的摄政王载沣，恰是光绪帝的亲弟弟，自然排挤袁世凯，让他项城养 病去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中国同盟会等革命党党人孙武、蒋 翊武、张振武、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在武昌发难，湖广总督瑞澄宵遁汉口租界。革 命军一举占领武昌全城，成立中华民国鄂军军政府，临时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 黎元洪为都督，藉资号召。 清廷见形势危急，一时顾不了新仇旧怨，决定重新起用袁世凯，任湖广总督，会 剿革命党的各路军队，统归其节制。袁称足疾而不奉诏。同时荫昌率军至汉口与革 命军对阵，革命军稍占上风。不到一个月，一些州县而外，更有湖南、陕西、山西 、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相继宣告独立。 不得已，还是求袁世凯出山。内阁总理庆亲王弈匡和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本来 就器重袁，这时更在载沣面前力保。袁本来野心十足，只是借推托抬高身价而已。 他卖了一番关子，终于被说动了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帅湖广及赴援的海陆各军，包 括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的第二军。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冯段就在袁麾下，这 时自然愿为袁前驱。冯军一路攻入汉口，袁钦差随之驾到，抚慰军士，召见各国驻 汉领事。北京方面，则弈匡辞职，改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一面具褶辞谢，并请 求清廷召集国会，改宪法，下罪己诏，开放党禁，一面致书黎元洪，筹商和议。 清廷接受了袁的建议，下罪己诏，准备立宪，同时再三催促袁世凯入京组阁，不 肯议和。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又相继宣告独立。武昌起事 后不到一个月，大清的江山，去了一大半。宣告独立的诸省，其封疆大吏或遁逃， 或由民军放生，或竟附和民军被推为民军都督，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 宝。 被清廷催了几番，袁世凯终于返京组阁，并令冯国璋力攻汉阳。袁是个守旧的人 物，喜欢帝制甚于共和，但他对清廷绝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忠诚。其实他本性就善投 机，不是什么忠良之士，更何况革命势力愈来愈大，他也看得出清帝逊位是在所难 免的。之所以还要打个硬仗，与其说死保大清帝业，不如说是向民军显示自己的实 力，为将来自己独揽大权造势。这一着棋，袁是算对了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