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邓小平的诠释者 ·胡 楠· 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吴稼祥仍关在秦城监狱。中共既不释放他,又不将他 判刑,虽然偶尔被押解回家探视妻子和六岁的女儿,也只是相对如梦寐。他的在《 科技日报》工作的妻子多方探听丈夫的可能命运,不得要领。曾与吴稼祥熟稔的中 共官员都不愿过问他的案子,担心会伤害自己的地位。 吴稼祥是八九年七月十七日被捕入狱的。大家之所以对于他遭到如此严厉处分感 到一头雾水,因为他是邓小平思想的诠释者,和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致力 于改革共产党,而非推翻中共。 据说,吴稼祥确曾反对李鹏,也痛恶中共动用武力,八九年“六四”前便提出辞 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职务。但他不是民运的首要分子,严格意义上说还 不能算民运人士,因此他迄今仍身陷囹圄确实有点不寻常。一般相信或许因为他知 道的太多。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六四”之后,他直接给邓小平写了抗议书,要求 邓小平下台。 吴稼祥的诤友,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告诉笔者,他曾获得一个确实的消 息:半年多前,当局释放一大批被拘押的知识分子时,也考虑释放吴稼祥。但吴稼 祥拒绝写出狱必要的悔过书,而宁愿将牢底坐穿。 九O年流亡在海外的知识分子曾进行新权威主义的重新检讨,攻伐的声音相当强 ,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吴稼祥的下场难道不是对新权威主义莫大的讽刺吗? 吴国光说:“这对吴稼祥太不公平,实际上他是一位用心良苦的知识分子。”曾 与吴稼祥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病丛书》的原中国新闻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兆军也认为 :“吴稼祥曾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他的人品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农民的儿子在北大 吴稼祥一九五五年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乡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儿子。 吴国光形容他的父亲比画家罗立中的作品《父亲》更显苍老、佝偻。 七七年,吴稼祥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与赫赫有名的前天津市外经委主任张炜(六 四后遭撤职、闲置)是同学。张炜在校时任学生会主席,仕途初露端倪。吴稼祥则更 热心民间化的社团活动,一年级时,他与同学们创立了“学友社”,提出的办社宗 旨是:“勇敢地以探索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变革的前缘,大胆地把脚伸向那些令人 生畏的禁区。”他们还创办了《学友》杂志,自己刻写、油印和装订。吴的经济拮 据,常常不惜为一张蜡纸奔波,为一打印纸游说。别小看这份外表粗糙的油印刊物 ,文章所涉及的都是当时经济学界的最新课题,比如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商 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劳务价值问题等等,引起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不少论文被中 央决策层采用。 吴稼祥同时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加入了校团的“五四文学社”,参与诗歌创作和 文艺评论,充满激情和理想色彩。 最早系统论述股份制 大学毕业后,吴稼祥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主要研究方向是所有权现 代化。他的主要论着包括:《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物权、债权、 股权、产权改革的选择》、《传统社会与个人所有权的未完全化》、《萌芽与移栽 :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等。 关于股份制的争论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有关股份 制的设想,早在一九八O年就由北大教授励以宁提出来了,后来一度被人们遗忘。 因为当时大家更热心于承包制。直到一九八五年,吴稼祥与另一位青年学者金立佐 合作,再次从理论上探讨了股份制问题。他们的《要以新的战略思想改革国家经济 职能》一章,刊登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世界经济导报》上,这是最早论述股份制的 力作之一。 吴稼祥从国家双重经济职能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深刻矛盾这个角度,揭示了股份 制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压缩国有企业数目,折价转让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吸收企 业职工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和外资入股,实行董事长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的这些 建议几年后都被中共决策层采纳了。当时,经济理论界多主张通过加强宏观管理来 制止改革中出现的经济过热症、投资膨胀、消除基金膨胀、经济增长过速等。吴稼 祥却另辟蹊径,敏锐地观察到宏观经济失衡背后深刻的微观基础。他建议从财产关 系入手建构企业制度。这个观点成为后来中国经济界大规模讨论“重塑微观基础” 等重大问题的先声。 主张调整利益结构 吴稼祥认为:中国现行体制存在两种利益结构,一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利益 结构;另一种是传统的利益结构,即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条块结构、所有制结构 和身份结构,这几种结构相互配合,相互加强,它们都想顽强按照旧体制下的那种 利益分配标准进行利益分配。这种只承认身份、不承认贡献的结构不调整,改革根 本就无法继续进行。 所以,吴稼祥认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就像不能 把脑袋发热作为发烧的原因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价上涨主要不是货币现象, 而是体制现象。控制总需求、银根的抽紧、利率的提高都是缓解物质上涨过快,消 费需求过热的权宜之计,长远的考虑应是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利益结构及所有 制结构问题。 吴稼祥视价格改革为新体制建立的突破口,价格改革就是调整利益结构,价格改 革的成功就是新体制建立的成功。他赞成严加控制集团消费,指出民众要忍受暂时 失业和加大劳动强度的痛苦,同时强调不仅保护作为生活消费资料的个人财产,而 且要保护私营经济的财产。 邓小平的诠释者 八五年底八六年初,胡启立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常工作时, 组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选调吴稼祥任这个新设部门财经组副组长。这次调 动使吴稼祥成为中共高层直属智囊团成员。一年之后,胡耀邦下台,“办公室”易 名为调研室,吴稼祥升任副主任。吴当然不是因为反胡而荣升,而是受益于赵紫阳 建立和扩大智囊网络之举。 吴国光评介,吴稼祥是一个品格非常纯正的人,而且反旧体制思想极为强烈。 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吴稼祥是个马屁精,机会主义者,是专制体制的卫士。 受到如此争议,主要是为两件事:一是写作了《邓小平:思想与实践》,一是提 倡新权威主义。 外界一般认为,吴稼祥写作《邓小平:思想与实践》一书大有来头,这并非事实 。 八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丛书。有关编辑到 北京组稿,吴稼祥便答允写邓小平思想剖析这本书。 书出版后,在海内外都引起很大的轰动。虽然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不多,但评论 如潮。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说吴稼祥真会拍马屁,拍到太上皇上,这下升官有望 。这部分人主要是民间知识分子和海外评论家;一是指责吴稼祥歪曲嘲弄了邓小平 思想,把邓小平思想庸俗化。持此观点的主要是强硬派左倾分子。 那么吴稼祥怎样解释呢?他私下对朋友说:邓小平的思想早晚会被人解释,我写这 本书就是要抢在邓力群那帮人前面。 他对记者说:“中国的改革需要深刻的理论指导。……不过,我们要组织对邓小 平思想进行曲解的企图,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来自‘左’的还是来自‘右’ 的,任何曲解都将丧失权威性。” 一位曾臭骂吴稼祥拍马屁的朋友,仔细看了《邓小平:思想与实践》后说:“稼 祥兄用心良苦。” 吴稼祥看“猫论”和“摸论” 《邓小平:思想与实践》一书,可以说是对邓小平近十年来的开放思想的全面论 述,吴稼祥概括为“猫论”和“摸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邓小平的名言,各人有不同的理解 和解释。吴稼祥则诠释为:邓小平的意思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体制、思想,只要能 解决中国问题就被采纳。这一思想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建 设的哲学启蒙。 吴稼祥进一步分析说,“猫论”的逻辑简洁明快不可抗拒。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 的确定为抓住耗子(排除掉阔太太寻找毛色美丽的猫作为膝上爱物这一目的)我们就 不必挑剔猫的颜色或猫的叫声。如果我们有了必须达到的目的,我们就应当在尽可 能多的手段中选择一种对于实现目的来说最有效的手段;如果它今天有效,明天失 效,明天就应当毫不迟疑地选择另一种更有效的手段。这些话说起来好象平平淡淡 ,事实上这是一场哲学革命。 沿着吴稼祥这样的思路走下去,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难怪邓力群那帮人极为恼 火,说他歪曲了邓小平思想,又不敢明目张胆指责。不知那些号称“体制外”派的 朋友看了有何感想,如果把吴稼祥划入“体制内”派,是否可视其为健康力量?这种 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比直接施压更凑效。“体制外”派的朋友几乎 都明白这个道理,在现实中部分人都往往对之以轻蔑和奚落。 当然,吴稼祥当时有利用邓小平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一面,也有真正认同邓小 平思想的一面。在某次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有人嘲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观点,说邓小平没有改革理论,没有全盘构想。 吴稼祥站起来反驳说:改革之初就要提出一揽子计划,也是胡耀邦的想法。在背 着沉重的教条主义包袱和沉重的正统意识的国家里,一个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学术界也流行这种观点。政治家首先要考虑的是,在当时条件下,这个国家的 民众会不会接受他的思想,如不被接受就是废物,被象垃圾一样扫除。 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 八十年代后期,中共的改革派领导人面对多重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显得无能抉择 和难于决断,政策摇摆不定,反复无常。而新权威主义正是八九民运之前,赵紫阳 智囊团成员和一些非官方知识分子,为危机重重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筹划的最后一 次,同时也是最具实质意义的尝试。无疑,新权威主义引起了极大的反弹——辩论 的核心是,一种政治集中,经济开放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中国大陆现阶段国情。 而这场争论中的焦点人物就是吴稼祥,因为他是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 事实上,吴稼祥只不过是把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天机”先泄露出来罢了。早先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的讲话》 中指出:“现行政策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不过,赵 紫阳当时强调“反左”,人们却忽视了赵话中的玄机。同期,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的陈俊生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更明确说出:“最近中国学者越来越注意到台 湾和南朝鲜的经验,他们没有民主化,也已实现了现代化。”吴稼祥将这些观点用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新权威主义”学说来标明,并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八九年一 月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系其代表作。 吴稼祥说,新权威主义“新”在何处?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 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剥夺还是保障个人 自由,是新旧权威的分水岭。经济权力要相对分散,以有利于活力和效率。政治权 力则要相对集中,以便于政令统一,不致于造成一盘散沙的局面。社会发展大约经 过三个阶段:传统专制主义——自由发展——自由和民主相结合。 据说,赵紫阳曾向邓小平介绍新权威主义。邓小平说:我也是这个主张,叫不叫 这个名称再考虑。 然而,“六四”的枪声碾碎了这场争辩,新权威主义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实际的政 治运作中,赵紫阳和一批新权威主义鼓吹者成了集权政治的牺牲品。 吴稼祥身陷囹圄两年有余,而新权威主义争论中提出的实质问题——中国现存社 会条件下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依然悬在那里,且愈来愈危险和迫切,但 他有心无力。也许这是一代英杰必须经过的炼狱历程。 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用更好的具体事例来形容他的人品、见识和作为,因为加 害于他的人正在搜刮“罪证”。我也不想对他的学术观点予以褒贬,我只想对那些 奚落他的朋友说:吴稼祥是一位为中国前途和命运尽了心力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