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邓小平的诠释者 ·胡 楠· 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吴稼祥仍关在秦城监狱。中共既不释放他，又不将他 判刑，虽然偶尔被押解回家探视妻子和六岁的女儿，也只是相对如梦寐。他的在《 科技日报》工作的妻子多方探听丈夫的可能命运，不得要领。曾与吴稼祥熟稔的中 共官员都不愿过问他的案子，担心会伤害自己的地位。 吴稼祥是八九年七月十七日被捕入狱的。大家之所以对于他遭到如此严厉处分感 到一头雾水，因为他是邓小平思想的诠释者，和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致力 于改革共产党，而非推翻中共。 据说，吴稼祥确曾反对李鹏，也痛恶中共动用武力，八九年“六四”前便提出辞 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职务。但他不是民运的首要分子，严格意义上说还 不能算民运人士，因此他迄今仍身陷囹圄确实有点不寻常。一般相信或许因为他知 道的太多。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六四”之后，他直接给邓小平写了抗议书，要求 邓小平下台。 吴稼祥的诤友，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告诉笔者，他曾获得一个确实的消 息：半年多前，当局释放一大批被拘押的知识分子时，也考虑释放吴稼祥。但吴稼 祥拒绝写出狱必要的悔过书，而宁愿将牢底坐穿。 九Ｏ年流亡在海外的知识分子曾进行新权威主义的重新检讨，攻伐的声音相当强 ，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吴稼祥的下场难道不是对新权威主义莫大的讽刺吗? 吴国光说：“这对吴稼祥太不公平，实际上他是一位用心良苦的知识分子。”曾 与吴稼祥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病丛书》的原中国新闻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兆军也认为 ：“吴稼祥曾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他的人品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农民的儿子在北大 吴稼祥一九五五年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乡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儿子。 吴国光形容他的父亲比画家罗立中的作品《父亲》更显苍老、佝偻。 七七年，吴稼祥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与赫赫有名的前天津市外经委主任张炜(六 四后遭撤职、闲置)是同学。张炜在校时任学生会主席，仕途初露端倪。吴稼祥则更 热心民间化的社团活动，一年级时，他与同学们创立了“学友社”，提出的办社宗 旨是：“勇敢地以探索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变革的前缘，大胆地把脚伸向那些令人 生畏的禁区。”他们还创办了《学友》杂志，自己刻写、油印和装订。吴的经济拮 据，常常不惜为一张蜡纸奔波，为一打印纸游说。别小看这份外表粗糙的油印刊物 ，文章所涉及的都是当时经济学界的最新课题，比如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商 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劳务价值问题等等，引起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不少论文被中 央决策层采用。 吴稼祥同时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加入了校团的“五四文学社”，参与诗歌创作和 文艺评论，充满激情和理想色彩。 最早系统论述股份制 大学毕业后，吴稼祥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主要研究方向是所有权现 代化。他的主要论着包括：《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物权、债权、 股权、产权改革的选择》、《传统社会与个人所有权的未完全化》、《萌芽与移栽 ：个人所有权成长的历史道路》等。 关于股份制的争论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有关股份 制的设想，早在一九八Ｏ年就由北大教授励以宁提出来了，后来一度被人们遗忘。 因为当时大家更热心于承包制。直到一九八五年，吴稼祥与另一位青年学者金立佐 合作，再次从理论上探讨了股份制问题。他们的《要以新的战略思想改革国家经济 职能》一章，刊登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世界经济导报》上，这是最早论述股份制的 力作之一。 吴稼祥从国家双重经济职能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深刻矛盾这个角度，揭示了股份 制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压缩国有企业数目，折价转让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吸收企 业职工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和外资入股，实行董事长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的这些 建议几年后都被中共决策层采纳了。当时，经济理论界多主张通过加强宏观管理来 制止改革中出现的经济过热症、投资膨胀、消除基金膨胀、经济增长过速等。吴稼 祥却另辟蹊径，敏锐地观察到宏观经济失衡背后深刻的微观基础。他建议从财产关 系入手建构企业制度。这个观点成为后来中国经济界大规模讨论“重塑微观基础” 等重大问题的先声。 主张调整利益结构 吴稼祥认为：中国现行体制存在两种利益结构，一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利益 结构；另一种是传统的利益结构，即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条块结构、所有制结构 和身份结构，这几种结构相互配合，相互加强，它们都想顽强按照旧体制下的那种 利益分配标准进行利益分配。这种只承认身份、不承认贡献的结构不调整，改革根 本就无法继续进行。 所以，吴稼祥认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就像不能 把脑袋发热作为发烧的原因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价上涨主要不是货币现象， 而是体制现象。控制总需求、银根的抽紧、利率的提高都是缓解物质上涨过快，消 费需求过热的权宜之计，长远的考虑应是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利益结构及所有 制结构问题。 吴稼祥视价格改革为新体制建立的突破口，价格改革就是调整利益结构，价格改 革的成功就是新体制建立的成功。他赞成严加控制集团消费，指出民众要忍受暂时 失业和加大劳动强度的痛苦，同时强调不仅保护作为生活消费资料的个人财产，而 且要保护私营经济的财产。 邓小平的诠释者 八五年底八六年初，胡启立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常工作时， 组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选调吴稼祥任这个新设部门财经组副组长。这次调 动使吴稼祥成为中共高层直属智囊团成员。一年之后，胡耀邦下台，“办公室”易 名为调研室，吴稼祥升任副主任。吴当然不是因为反胡而荣升，而是受益于赵紫阳 建立和扩大智囊网络之举。 吴国光评介，吴稼祥是一个品格非常纯正的人，而且反旧体制思想极为强烈。 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吴稼祥是个马屁精，机会主义者，是专制体制的卫士。 受到如此争议，主要是为两件事：一是写作了《邓小平：思想与实践》，一是提 倡新权威主义。 外界一般认为，吴稼祥写作《邓小平：思想与实践》一书大有来头，这并非事实 。 八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丛书。有关编辑到 北京组稿，吴稼祥便答允写邓小平思想剖析这本书。 书出版后，在海内外都引起很大的轰动。虽然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不多，但评论 如潮。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说吴稼祥真会拍马屁，拍到太上皇上，这下升官有望 。这部分人主要是民间知识分子和海外评论家；一是指责吴稼祥歪曲嘲弄了邓小平 思想，把邓小平思想庸俗化。持此观点的主要是强硬派左倾分子。 那么吴稼祥怎样解释呢?他私下对朋友说：邓小平的思想早晚会被人解释，我写这 本书就是要抢在邓力群那帮人前面。 他对记者说：“中国的改革需要深刻的理论指导。……不过，我们要组织对邓小 平思想进行曲解的企图，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来自‘左’的还是来自‘右’ 的，任何曲解都将丧失权威性。” 一位曾臭骂吴稼祥拍马屁的朋友，仔细看了《邓小平：思想与实践》后说：“稼 祥兄用心良苦。” 吴稼祥看“猫论”和“摸论” 《邓小平：思想与实践》一书，可以说是对邓小平近十年来的开放思想的全面论 述，吴稼祥概括为“猫论”和“摸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邓小平的名言，各人有不同的理解 和解释。吴稼祥则诠释为：邓小平的意思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体制、思想，只要能 解决中国问题就被采纳。这一思想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建 设的哲学启蒙。 吴稼祥进一步分析说，“猫论”的逻辑简洁明快不可抗拒。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 的确定为抓住耗子(排除掉阔太太寻找毛色美丽的猫作为膝上爱物这一目的)我们就 不必挑剔猫的颜色或猫的叫声。如果我们有了必须达到的目的，我们就应当在尽可 能多的手段中选择一种对于实现目的来说最有效的手段；如果它今天有效，明天失 效，明天就应当毫不迟疑地选择另一种更有效的手段。这些话说起来好象平平淡淡 ，事实上这是一场哲学革命。 沿着吴稼祥这样的思路走下去，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难怪邓力群那帮人极为恼 火，说他歪曲了邓小平思想，又不敢明目张胆指责。不知那些号称“体制外”派的 朋友看了有何感想，如果把吴稼祥划入“体制内”派，是否可视其为健康力量?这种 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比直接施压更凑效。“体制外”派的朋友几乎 都明白这个道理，在现实中部分人都往往对之以轻蔑和奚落。 当然，吴稼祥当时有利用邓小平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一面，也有真正认同邓小 平思想的一面。在某次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有人嘲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观点，说邓小平没有改革理论，没有全盘构想。 吴稼祥站起来反驳说：改革之初就要提出一揽子计划，也是胡耀邦的想法。在背 着沉重的教条主义包袱和沉重的正统意识的国家里，一个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学术界也流行这种观点。政治家首先要考虑的是，在当时条件下，这个国家的 民众会不会接受他的思想，如不被接受就是废物，被象垃圾一样扫除。 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 八十年代后期，中共的改革派领导人面对多重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显得无能抉择 和难于决断，政策摇摆不定，反复无常。而新权威主义正是八九民运之前，赵紫阳 智囊团成员和一些非官方知识分子，为危机重重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筹划的最后一 次，同时也是最具实质意义的尝试。无疑，新权威主义引起了极大的反弹——辩论 的核心是，一种政治集中，经济开放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中国大陆现阶段国情。 而这场争论中的焦点人物就是吴稼祥，因为他是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 事实上，吴稼祥只不过是把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天机”先泄露出来罢了。早先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的讲话》 中指出：“现行政策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不过，赵 紫阳当时强调“反左”，人们却忽视了赵话中的玄机。同期，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的陈俊生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更明确说出：“最近中国学者越来越注意到台 湾和南朝鲜的经验，他们没有民主化，也已实现了现代化。”吴稼祥将这些观点用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新权威主义”学说来标明，并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八九年一 月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系其代表作。 吴稼祥说，新权威主义“新”在何处?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 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剥夺还是保障个人 自由，是新旧权威的分水岭。经济权力要相对分散，以有利于活力和效率。政治权 力则要相对集中，以便于政令统一，不致于造成一盘散沙的局面。社会发展大约经 过三个阶段：传统专制主义——自由发展——自由和民主相结合。 据说，赵紫阳曾向邓小平介绍新权威主义。邓小平说：我也是这个主张，叫不叫 这个名称再考虑。 然而，“六四”的枪声碾碎了这场争辩，新权威主义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实际的政 治运作中，赵紫阳和一批新权威主义鼓吹者成了集权政治的牺牲品。 吴稼祥身陷囹圄两年有余，而新权威主义争论中提出的实质问题——中国现存社 会条件下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依然悬在那里，且愈来愈危险和迫切，但 他有心无力。也许这是一代英杰必须经过的炼狱历程。 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用更好的具体事例来形容他的人品、见识和作为，因为加 害于他的人正在搜刮“罪证”。我也不想对他的学术观点予以褒贬，我只想对那些 奚落他的朋友说：吴稼祥是一位为中国前途和命运尽了心力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