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执政?

·方 礼·


  苏联八人帮政变失败,令中共八人帮寝食难安。邓小平最近说:不要怕有人议论
太子党啊、太子阶层啊……苏联出问题的根子,还是没有选准、选好接班人,让资
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掌握了政权!
  另有消息透露,包括陈云儿子陈元、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王震儿子王军、薄一波
的儿子薄熙成、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以及邓小平、彭真等的子女或亲属约六十多人
,即将借十四大之机进入中央委员会或中央领导机构。
  看来,邓小平方寸已乱,这位八七老夫在国际局势的震撼下已失去政治家所应具
备的考量深度,而采取村夫野妇的浅近思维。
  邓小平决定交班于太子党,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亲立胡耀邦、赵紫阳为储君
,却又不得不前后废弃之。情急之下,再举江泽民为所谓核心。然两年来江泽民的
所作所为表明,江核心无功无过,无大志亦无野心,太平岁月看门守户也许可以,
危急关头独挡一面却是不行。邓小平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为求确保生前的势位和死后的名节,邓小平走出了太子党接班这样一着劣棋。这
种任人唯亲的授权虽然能给这位行将就木而又迟迟没有就木的老人换得虚假的安全
感,却为今后的中国政局遗下了实在的祸根。
  太子党执政,即明目张胆地将血统论纳入权力交接程序。如此,不仅剥去了中共
标榜有年的立党为公的画皮,且触犯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大忌。
  早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凛于赫鲁晓夫上台后叛离斯大林主义的前车之鉴,就提出
所谓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宏议,并在与苏共进行论战的重
头文章“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教训”(俗称九评)中,
亲自拟定了所谓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强调接班人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产生。

  对于高干子弟接班,老毛一贯不以为然。他在文革前与亲侄毛远新的谈话中一针
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而要靠自己。”在他看来,高干子弟并非接班人的理想人
选,却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
  文革前夕,被树为接班人样板的有山西周明山、河北吕玉兰等人。他们都是从基
层农村被提拔为县级官僚的年轻人,均无显赫的家庭背景。
  文革初期,“一大批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文革十六条话),其中包括许多不
知天高地厚的干部子女。其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表示,占居各校临时领
导机构的高干子女应退出去,改由工农及普通干部子女接替。由于陈伯达的这一讲
话,当时尚在台上的刘少奇、贺龙等的子女离开了清华大学文革筹委会。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助手江青,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发表著名的自供状“为人民
立新功”。其中引用战国策上触龙言说赵太后的故事,阐发其热衷于财产和权力的
再分配的野心。文中转述毛泽东多段最高指示,为“位尊而无功,禄厚而无劳,而
挟重器多也”的高干子女敲起警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青与毛泽东的爱情结晶
李纳在文中作为少不更事的角色出现,而非得天独厚的小太阳。
  毛泽东联合林彪击败刘邓,召开中共九大瓜分胜利果实。毛林两对夫人进入中央
政治局,创中共党史新记录。在九大开会时,一些阿谀之徒一哄而起,提名李纳(时
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化名肖力),为中央委员,却被毛泽东否决。与此同时,老毛
却将陈永贵、倪志福等一大批工农劳动模范拉入中央委员会,取代刘邓派职业官僚
。
  晚年毛泽东的这种吐故纳新的安排,一方面源自其共产乌托邦理想,而另一方面
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的残酷性的深刻认识。
  起自民间的毛泽东,深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他懂得如果将女儿不
胜任的重担加在她荏弱的肩头,无异于将之推入毁灭的深渊。
  光阴似箭,二十二年过去。我们看到毛远新因涉政而罹祸,李纳因布衣而存身。
后者且于几年前喜缔第二春的良缘,安享寻常百姓的平凡欢乐。毛泽东为人父者的
一片良苦用心,至此结出善果。
  相比之下,中共其他大员完全缺乏毛泽东的远见。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竟对
其子刘允斌表示要有接班准备。数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智胜,刘允斌卧轨身亡。

  而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昧于国情政情,重蹈刘少奇之覆辙。
  自辛亥革命后,共和思想深入民心。无论公开称帝或复辟,还是有实无名的家天
下,均难使天下人心服。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欲以世袭制牧百姓,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