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李智：二番虎口余生 方圆 录音整理 记者：听说你们两次逃亡的经历非常惊险。希望你们能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的读 者?不过在此之前，你们能否先告诉我你们在八九民运期间都做了些什么? 李林：八九民运期间我发起组织了衡阳市工自联和各界联合会，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六四”之后，我们出于对当局镇压学运的强烈愤慨，仍然坚持活跃于街头，抗 议政府暴行。六月五号，各界联合会和工自联在衡阳火车站与公安武警发生了冲突 ，之后，我们来到市政府，要求他们谴责李鹏政府的镇压行动，遭到市政府拒绝。 我当时曾经在市政府演讲：“共产党是披在人民身上的一件破衣裳，现在该脱掉 了。它太不美观、太不漂亮，又不肯接受人民的清洗。”“湖南人民有着悠久的斗 争历史，不应该向这个暴政屈服，我们应该起来同这个政府斗争。”演讲之后，有 位公安局的人在半路上拦住我，警告说：“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你的演讲与你的 身份不符。” 我知道共产党为这事会开除我，我心想，让共产党开除我，不如我先开除共产党 ，这样大家也能看到事实真相。所以，在六月九号，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退党 声明》，贴在衡阳市百货大楼、市政府、中心路口以及我工作的衡阳市有色冶金设 备厂，谴责共产党几十年来反复无常，不肯接受历史教训，继续镇压人民的残酷罪 行。 第二天，衡阳市组织部下令要求有色冶金设备厂立即开除我的党籍。当时的情况 非常紧张，公安局到处抓我，不少朋友在保护我，我一直没有回家，他们只抓到各 界联合会的副会长。当时我没有打算逃亡。我想既然已经退了党，干脆就回家让他 们抓好了，于是，我就回去了。我家就住在衡阳有色冶金设备厂里面，我父亲是厂 的工会主席。到家时，公安局的摩托车和一辆吉普已经在等着我了。厂里也来了人 ，一定要我去参加开除我党籍的群众大会，还要我履行手续。我坚决不肯去，我说 我都退了党，干嘛参加这个会?但是公安局强迫我去，他们想开完这个会之后再逮捕 我。他们没想到在会上我会突然晕倒，这竟使我逃脱了公安局的逮捕。 记者：你怎么会晕倒呢?后来又怎样逃走的? 李林：在开会前，有许多党员都在私下鼓励我说：“我们坚决支持你的行动，我们 拖家带口，不能这样做，你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情，真是好样的。”说得我心里很激 动，觉得自己这样做出牺牲也值得。可是没想到，当大会宣布举手表决开除我党籍 时，所有的人都一致举手同意。这真把我气得够呛，一气之下当场晕倒在台上。 我晕倒后，公安人员还想把我带走，但是，在场的群众都看不过去，说：他都病 成这样，怎么还能抓人?要先上医院治疗。于是他们把我弄到了厂医务室。我弟弟李 智知道我在医务室，就骑了一辆摩托车等在那里，我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从侧门跳 上他的摩托车逃走了。等到公安人员发现追来时，我们已经跑得很远了。 李智：我从长沙回来时，公安局正抓李林。正好家里还有一辆摩托车，我就到医院 去把他接到了一个朋友家里，然后伺机离开衡阳。李林不肯走，他不想丢下妻儿父 母，也不想逃避责任，让其他人替他承担后果。后在我和朋友的劝告下他勉强同意 逃走。 开始我们打算去海南岛或西双版纳，因为那些地方比较开放一点，公安局的手不 会伸那么长。可是后来我们到了火车站，准备离开衡阳市，却发现根本行不通。整 个火车站所有出口都被公安人员守住，无论是进来或出去，每一个人都要检查证件 。这种情形是绝对走不掉的，去海南岛的计划破灭了，我们又在衡阳呆了十几天， 在朋友家轮流住。后来我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最终还是要走，反正是冒险一搏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走就走远一点，去香港或国外。 李林开始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这怎么行呢?要跑去香港得等到何年何月?再 说，如果被他们抓到，又该给我添个‘投敌叛国’的罪名，那问题可大了。”我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叛什么国嘛?”但是，李林坚决不要去香港， 我都快急死了。 李林：开始我真的不想走。后来看到我的朋友整天都为我们提心吊胆的，才觉得我 们早一点安全地离开，他们才安心。后来有一天我在路上看见一个朋友，他看见我 后，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游荡?他们到处抓你呢，上你家找你老头子问 你去哪里了。你可别再逛了，赶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我听了他的话后，知道 当局不会放过我了，于是下决心去香港。 李智：首先我找到一位朋友，求他帮忙。第二天，那位朋友又带了个人来，那人知 道我哥哥的事，说什么也不愿意帮这忙。我对他说：“你帮我一次，我不会辜负你 的，现在我手里什么都没有，你把那摩托车拿去好了。”那个人态度很坚决：“你 给我什么我都不要。如果是普通人也罢了，你们哥俩的事我可担当不起。你们还是 去西双版纳躲个三年五载，再回来就没事了。”我告诉他说，火车站很严，已经无 法从铁路上走了。当晚，我带他去了一趟火车站，那里的岗哨比以前更多了。他看 到这种情景，知道我们无法乘火车出去，最后说：“换了别人我不干，但是冲你们 在六四时的表现，我送你们这次。不过这可是会掉脑袋的!” 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好了行李，来到铁道附近。这个人在铁路上工作，他熟悉什 么地方可以进去，我们翻了几道围墙到了铁路边上。那个人背着我们的东西在前面 走，我们哥俩空手跟在他后面保持着十米的距离。就在这时，突然一队公安武警开 着摩托车直冲过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时，我的头发很长，特征非常明显 ，很容易认出来。送我们的人开始还比较沉着，装出若无其事得样子，吹着口哨向 前走。摩托车开到我们哥俩身边停下了，手电筒立刻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心惊胆 战地继续往前走，公安人员也一路用手电筒照着我们。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 有拦下我们，大概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拿任何东西的缘故吧。当我们过去公安人员大 约十米远时，送我们的那个人由于高度紧张，忍耐不住了，甩下身上的东西撒腿就 跑，我们只好赶紧跟着他跑，公安人员就在后面追起来。好在那天夜很黑，我们拐 进小胡同里钻来钻去，后面的追喊声不绝。我们俩找不到那个人，便一路跑到衡阳 市一个旧飞机场，在草地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我们又去找那个人，他死也不肯再帮我们了，我们只好又回朋友家里住 了几天。 后来我想起一位跟我学过打鼓的朋友，他从前帮助别人逃过香港。可我连他住的 地方都不记得了。后来凭记忆回忆起他家的大概位置，我们晚上就去了那个区去乱 碰，后来还真找到了他家。 我跟他说了我们的打算，他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关头，我绝对帮忙。我一个人 负责，只希望你们将来不要忘记我。”他还嘱咐说：“现在公安部给铁路部门下了 命令，严禁一切异议分子外逃。你们要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说出我来。 另外，你们所有的证件都不能带走。” 第二天白天，我们去采购东西，并观察了地形。晚上，他带我们从小路来到铁路 上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让我们趴在一辆车厢底下，等待去香港的火车到来。他则拿 着手电筒，装作值班人员，在铁道上照来照去，不远处就是公安武警。大约等了四 个小时，他过来告诉我们走不了。所有火车的时间都有变化，另外所有带窗的货车 都被取消了，通往香港的车都换上了封闭式的闷罐货车。 李林：那种车太危险，没有人敢坐。你想想看，里面不透气，天气又热，搞不好就 会闷死。从衡阳到香港要四十八个钟头，如果遇上半路装卸货有可能呆上半个月， 遇上那种情形，没有人能活着出来。那位朋友担心我们会白送命，劝我们再想别的 办法。这时，李智反而不想走了。可是我决心已下，冒多大险我都要走。我劝李智 留下，自己一个人走，要死就我自己去死好了。 李智：第二天晚上，那位朋友喝了很多酒壮胆，他浑身发抖，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 感。他叮嘱了一些在路上应注意的事项，就带我们上路了。铁道两旁有许多公安武 警人员，他把我们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让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等到晚上十一点 左右，他又带我们在黑暗中躜了几列火车，来到一列长长的封闭货车下面。由于车 子很长，在两头才能见到一点灯光。他用钳子把车门打开，抓住我们的手就往车上 推，并且激动地说：“多保重，祝你们成功!” 李林：就在这时，一道手电光“啪”地照了过来，吓得我们全愣住了。停了几秒钟 ，只见一个铁路值班的工人从一节车厢下钻了出来。那位朋友赶紧上去对他说：“ 我有两个朋友要去香港找工做，帮个忙了。”那人口气坚硬地说：“算了吧，还找 什么工做，这种时候走的我还不清楚吗?”我们都非常紧张地看着他，希望他不要出 卖我们，突然他口气一转说：“你们放心，我是有良心的，不会出卖你们，只要你 们不把货物搞坏，自己多小心吧，我什么也没看见!”说完就走了，我们的朋友赶紧 让我们进车厢，然后将车门锁住。里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李智：进去以后，我们仍然很紧张，浑身抖个不停。没想到这时，外面传来许多人 弄锁的声音以及说话声。我想肯定是那个人出卖了我们，这下子可真的完蛋了。车 厢皮很厚，我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外面弄锁的声音持续了两三分钟后，这些人 就离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等了半小时，火车开动了，这时，一直等在外 面的那位朋友在车皮上敲了四下，表示“一路平安!” 一路上车厢很热、很闷，蚊子又多，简直让人受不了。在大约到广州的时候，李 林由于身体虚弱晕倒了，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拿“风油精”往他鼻子里灌 。后来，车子在一个地方停了很长时间，估计是在深圳，进行边防检察。 李林：公安武警为了防止异议人士外逃，在边境检查得很严。一次他们打开我们的 车门，高声叫着：“你们出来吧，我们知道你们藏在里面。”这一下真把我们吓得 够呛，可是又不敢出声，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这不过是公安人员的一个招术。车门 一直打开大约半小时，因为整个车厢堆满了货物，他们也就没上来。在停靠深圳的 十二小时中，我们始终不敢动一下，只有在其他车辆经过时，在车轮转动的声音掩 盖下，我们才能挪动一下身体。 车子继续开到一处旷野停下，我当时从一个很小的百页窗缝中往外看，不见任何 人影，我正要动一动身，忽然听见鸟叫，我奇怪地顺声音向下看，这一看吓出我一 身冷汗。我看到有个公安人员在车门边学鸟叫，幸亏没有上当啊!他学完鸟叫又爬上 车顶来回敲打车顶，我们既不敢动，又担心他会发现我们头上那块车皮的声音与其 他处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货物中间，掏空一处，躲藏在那里。如果敲到那里，声音 会很空洞。所以，我们俩赶紧用手顶住车顶，减小一些空洞的声音。等了大约一小 时，车子才又开动了。 我们还算幸运，在车上呆了四十八小时。火车正点到达香港。 记者：到达香港后，你们没有带任何证件，香港政府会相信你们吗? 李林：一到香港，我们就为没有带任何证件而后悔了。情况也并不是象我的朋友想 象的那样，好象香港政府对我们在衡阳的所作所为了解得一清二楚似的。反而，他 们认为，在衡阳那种小地方，民运不可能搞得很大，开始还要遣送我们回国。听了 我们一再申辩后，他们才相信我们，准许我们留下。 记者：听说你们在香港留下之后，还回过几次大陆?回去干什么呢? 李林：一年后，当我取得香港居民证之后，我回了趟广州。 我回去主要是在广州见一些原衡阳工自联的成员。大家见面都很高兴，他们都没 想到我敢回去，以为我会忘记他们了。我带了一些杂志，并且告诉他们有关海外民 运的情况。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海外有民联和民阵，只知道有个港支联，另外他们 还问了吾尔开希等人的情况。 这些成员中有些人已经没有工作了，我带了几百块钱给他们。我的收入有限，不 能多给。 在广州我没有久留，马上就回香港了。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不过当我赶回 香港时，有人立刻打电话问我是否回大陆了。看样有人对这方面消息很灵通。 记者：你回广州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那么你第二次回大陆怎么会被捕呢?谈谈经过 好吗? 李林：今年年初时，我们决定回家里探望父母，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一直封 锁消息。和国内的人通电话时，我对所有的人都说不会回去。李智是二月十三日公 开回去的，我是二月十五日悄悄回去的。下火车是夜里一点钟。我穿着很普通，身 边只提了一个小包。天上下着毛毛雨，在我家附近的路上，我停下来几次，看到非 常安静，我才进了后门。我父母、爱人看到我回来非常惊奇，他们问我为什么回来 不先打招呼。我说我不能公开回来，公安局会抓我。我父母却解释说：“现在党中 央已经不追究民运分子的责任了，江泽民、李鹏和衡阳市长啦公安局长啦都表态了 ，说你们过去搞民运是受了蒙骗，觉悟不高，上了当，只要改正错误，不做颠覆政 府的活动就不追究了。公安局都对我们保证了，你放心好了!”当时我也不想跟父母 争辩，什么都没说。唉!我的父母真是让共产党欺骗了一辈子。 我洗了个澡，想赶紧休息。那时，已经夜里三点钟了。突然，前门传来非常粗暴 的敲门声，我知道坏事了，赶紧拿起箱子想从后门跑，一打开门，只见院子里有五 六个便衣警察叼着烟直望着我。我一肚子火，知道落入他们手中了。前面的门也被 便衣打开了，一下子冲出来七、八个人，夹住我。这时，有个人走过来问：“你是 李林吧?你回来啦?怎么不报户口?”“我刚刚回来，半夜怎么报户口?”那个人身穿 黑皮夹克，头戴鸭舌帽，身上还挎着冲锋枪。浑身打量着我说：“刚刚回?据我们所 知，你可不是第一次回来了。你不错嘛?我们可是等了你两年啦!”他随后让我打开 箱子，开始抄我的家。有个姓邓的人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登记，我问他这是干什么 ，他得意地说：“干什么?你被收容审查了!” 这时，我父亲跟他讲道理，说：“江泽民总书记不是说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了吗， 你们怎么还抓他?”姓邓的毫不讲道理，大声说：“什么总书记，他对谁说的，对你 说过吗?”我父亲马上又抬出市长、公安局长的保证来，那个人态度非常蛮横：“我 不知道。他说过吗?你让他来找我。”说着推我走，我赶紧让我太太帮我拿一件衣服 ，我母亲悲愤地要跟我一起去坐牢，我忙抱住她说：“妈妈，你勇敢点，坚强点。 我不是反革命，我们是无罪的，他们跳不了几天啦。”刚说完，姓邓的抓紧我的手 就拖我出去了。我父亲在后面问：“同志，你们带他去哪里?”(我父亲竟然还称他 们同志)那个人不回答，只甩下一句话：“找保卫科。七科!”七科、七处都是国家 安全部在公安部的代号。 我边走边回头，冲我父亲喊：“都是你让我回来的，看看你让我回来的下场，你 还相信他们吗，不是党不追究责任了吗?”我真的太生气了，当然我不应该对我父亲 那样发脾气，但是，我实在觉得他太愚蠢了，太相信共产党了。 他们把我带上一辆黑色的苏联老式伏尔加车，马上给我带手铐。“你们别来，我 不会跑，我没有罪跑什么?”他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说：“你还嘴硬?告诉你，你 现在落入了无产阶级的铁拳之下了!” 我被带到七科。姓邓的问我：“你有什么东西要交代的没有?”我说：“没有。” 他拖着长音：“没有?那么我们带你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我们抓错了你吗?你在六四 时的表现我们非常清楚，当时我说你，你不听，两年后的今天，你落到了我们手里 ，考虑问题就要想清楚点喽。”我说：“我没什么交待的。”“没什么交待的?好， 你刚才跟你母亲怎么说的?重复一遍。”我没理他，他装腔作势、肉麻地拉细声音： “什么叫做勇敢点?什么叫做坚强点?什么叫跳不了几天了?”说着就拳打脚踢。然后 又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我，“不说就换个地方，让你尝尝滋味。” 他们后来把我带到白沙洲一个收容所。在那儿我住了一个星期，开始还没打我。 因为我不知道我弟弟已经被他们抓住，当他们问我怎么逃出去时，我就编了一个假 口供，说买的假护照跑去香港。后来他们不耐烦了，又给我换个环境，还吓唬我说 ：“这可是你自找的，谁让你不说。” 之后，我被他们送去王家湾看守所，那里有武装警察看守，里面全是被判刑的。 一进去，他们就开始对我动粗了，第一说我参加特务活动，引用我在香港的言论。 他们还问我知不知道许家屯被开除党籍的事，我说：“不知道，我不关心政治。” 他们马上就骂娘：“你不关心政治?你说过共产党象破衣裳…这是不关心政治吗?” “那这也不是特务活动啊?”我辩解道。“你说过要颠覆共产党，把民主思想传到中 国来，这就是特务活动。告诉你，在香港有我们的人，对你的活动掌握得清清楚楚 。”他们确实把我在香港的话原封不动地说了一遍，这些话，我在香港只对一个人 说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很值得怀疑。我第一次从大陆回来后，也是她向我问 起我回去的事。 他们看我不承认，开始用电棒电我。挨一下简直让人受不了。别以为过去电影中 英雄人物挨电一动不动，那是假的，电一下，我就满地滚。电过几次，后来就扇我 耳光。有一次他们打得我鼻子出血，我瞪着他们，任血从鼻子里流出来。他们非要 我擦掉，我就是不擦，最后他们抓起一团很硬的纸，粗暴地按住我的头，使劲往我 鼻子上擦，弄得我疼痛难忍。这些人简直没有人性。 记者：李智，你比李林早两天回国，你是怎么被捕的? 李智：我开始同长沙文艺界一位朋友有电话联系，后来就中断了。一年后他突然跟 我联系，希望我带香港的乐队朋友回国演出，还说他的公安部及国家安全部的朋友 说我绝对没事了。但是我心里仍然存有戒备，没有马上答应他。可是几天后，他到 广州买乐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广州的宾馆看他。电话中我说我不会去，可是第二 天，我立刻买了车票回广州去见他。那次回去很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外表看上 去很平静。那个朋友一再告诉我回国没有事，国家安全部的人也欢迎我和乐队回国 演出。不久他帮我们办理了文化部、湖南省文化部、长沙市文化局的红头批准书。 我想既然国家同意我回去，应该没问题的，虽然六四时在长沙文艺界我组织游行， 但是，我并没有犯罪。所以，心安理得地同六位香港乐队的朋友于二月十三日到了 长沙。 记者：对不起，插问一句。李智，您过去在大陆也在文艺界? 李林：李智过去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流行歌曲金榜大赛上拿过大奖。后来在香 港的大赛中也拿过第四名。 记者：你真不简单，怪不得你能拉一帮人回大陆。 李智：刚到长沙时，我比较紧张，一直过了四、五个小时才放心。我想海外的人也 太紧张了，都不敢回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危险。接着我往香港挂了电话，告诉我哥 哥平安无事，让他也回来。 大年三十晚上，公安局有几个人来到宾馆找宾馆经理，当时我的那位朋友也在场 ，他们叽叽咕咕谈了一会儿。等这些人走后，我问朋友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 是怕演出时人太多，先打声招呼。当天晚上以及大年初一白天，我都发现有一个戴 墨镜的女人和一个男人总在我的周围出现，我开始有所警惕。大年初一晚演出时， 他们又出现了。演出结束后回到房间，和朋友大约聊了半个钟头天，那个女人突然 走进房间，问：“哪个是李智?”我感觉到来者不善，问她什么事?她满脸堆笑地说 ：“我们经理找你谈点事，他在楼下等我们。”跟她出了房间，我知道情况不妙， 于是，我要先跟在我房间的姐姐说几句话，那个女人思考了几秒钟说：“那好吧， 要说就快点说。”我跟姐姐说：“我出事了，你们多保重。好好安慰父母。”之后 ，我跟那个人进了电梯，那里有四五个人，都戴着鸭舌帽。见到我，凶光毕露，一 把抓住我。这时我脑袋里都空了，装作镇静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为什么抓我 。”有一人一句话都不说，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象要把我吃掉一样，慢慢地从怀里 掏出公安人员证件，狠狠地推到我的眼前，还是一句话不说。那表情很象过去电影 中出现的反面人物，以往共产党电影中出现国民党特务都是这种打扮，没想到在九 十年代，他们共产党也模仿起四、五十年前国民党的打扮了。 上车时，我不肯走，那个女人使劲揍了我一拳。当时我想说：你这女士怎么这么 不斯文? 带到公安局，他们让我把全身衣服脱光。那女人咬牙切齿地叫我把裤衩也脱掉， 脱掉之后，这帮家伙的流氓本性全暴露出来了，有个人把手指伸进我的肛门，看看 有没有发报机啊、窃听器啊。后来那个女人对那帮家伙说：“好了，这事交给你们 了!”看来她好象是国安部的，她的事完成了，把我交给公安局了。 那女人走后，他们开始骂我，脏话不绝，还让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眼睛都麻 木了，什么也看不清，我也知道斗不过他们，只好去签名。他们没告诉我任何罪名 就把我关进了监狱。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打开门说：“李智，把东西拣好出来!” 外面停着一辆囚车，抓我哥哥那个姓邓的人身穿皮夹克，头戴鸭舌帽，阴阳怪气地 说：“你—终于—回来了!”车子一直开去火车站，他们押我上了火车。这辆七十五 次列车是到广州的，押我进的那节软卧车厢里，刚好那几个香港乐队的朋友和我姐 姐在里面，我就和他们打招呼。可是姓邓的就给了我一脚加一拳，我的朋友看见后 吓坏了。姓邓的说：“他妈的，你到这里还不老实，我看你香港的朋友在这儿，才 不给你戴手铐。你要再不老实，我可不客气。”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五四手枪， “啪”放在桌子上。 这时，我姐姐过来问他，我的问题有多严重。他说：“你们这一家人啊，平时就 不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所以才落得这个下场。”然后慢慢地说：“他们背叛祖国 ，投奔西方，如果认错态度好，可以考虑从宽处理，如果态度恶劣，从严处罚!”我 劝我姐姐不要跟他说。他继续威胁我：“和无产阶级做对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你要 好好想想，你还年轻，何况歌又唱得这么好，鼓又打得这么棒，何必把一生都毁了 呢，啊?” 把我押到衡阳后，就开始了一连串的审讯，要我承认我和刘千石有特务勾当，承 认六四是反革命暴乱。我不承认，他们就打我。他们还一直追问我们是如何跑去香 港的。因为事先我和李林编过一套假话，所以一直对他们那样交代，公安局的人见 我这样，不停地威胁我、恐吓我。还挖苦说：“李智，我看你是越坐监狱越爱坐了 。你真蠢!”。 一直到我进狱的第九天才获悉李林也被抓，并且秘密转往另一个地方。经过我了 解，他们是把我们当做“特嫌”定罪。其实，我在香港什么政治团体都没参加。他 们也找不出任何“特务活动”的证据，这样做，不过是掩盖他们“继续追究六四责 任”的阴谋。 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送我们逃亡的那个人已经被捕了，因为他送另一个学生出 境，那个学生在广州被捕后交出了他，衡阳市公安局一个分局将他逮捕后，他误以 为是我们出卖了他，就说他送了我们哥俩逃往香港。可是没想到那个分局竟然没把 我们的事当回事，而是继续追问他帮助那个学生逃亡的事，问他：“你最近做了什 么事情?”他一听知道自己弄错了，只好再交代又送了那个学生走。公安局关了他一 个礼拜，罚了一千块钱就放他走了。他马上跑去我家告诉我姐姐，他把事情全说出 来了。我姐姐告诉他我们已经被捕了，说：“现在挽救还来得及，如果到了国家安 全部就不行了。” 其实，当时公安分局并没有注意到我们。但是，他的妻子害怕得不得了，怕国家 安全部知道后会判他入罪，所以亲自跑去国家安全部交代他先生送我们逃亡的事。 当时，国家安全部说：只要你爱人亲自来这里录口供，我们可以保证你爱人没有事 情。他的妻子带他去国家安全部自首，刚叙述完经过，马上就给他戴上了手铐，后 来被判刑五年。他住在我监狱的隔壁，后悔地哭啊，他太太把他坑了，现在又要求 跟他离婚。 记者：你们在监狱里呆了多久?后来是怎么出来的? 李林：五个月。李智在监狱里偷偷写了一封信，呼吁海外呼救我们。他花了些钱买 通一些渠道将信送到我家，家里又托人送往广州，回来又到了香港。经过香港及海 外各界人士的声援，通过西方国家的政府向中共施加压力，他们才把我们放了。 开始抓我们时，他们是以“特务罪”和“反革命颠覆罪”定罪的，可是当他们要 放我们的时候，他们让我签一份文件，上面指控我是“偷渡罪”。当时我还不知道 李智写信营救的事，觉得奇怪。后来想他们是想以一个刑事罪来开脱他们关了我们 五个月，好向外界交待。这个罪名可以不涉及“六四”。这样，他们就可以证明他 们的确不再追究“六四”的责任了。另外，我想他们也确实没有找出我们在香港有 什么特务活动的真凭实据。 李智：看来我们在香港的一些活动都受到中共国安部的监视。中共在香港有大量特 务。后来回港之后，有一次在声援王军涛的集会上，我就发现我们仍然被人跟踪。 那天开会时，我们跟一位英国女记者在一起，她发现有个人总是跟在我们后面拍照 。示威散场之后，他还一路跟了我们很远。那位英国记者就离开我们在后面跟着他 ，最后发现他走进中共香港新华社。所以可以肯定他是有特殊使命的。 记者：你们今天讲的和李智在监狱里写的信都可以公开发表吗?会不会影响在大陆的 人的安全? 李林：没有问题，掩护我们逃港的朋友现在已经在狱中了，逃亡过程也不再是秘密 了。 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首先希望海外的朋友们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轻信 中共的任何许诺。什么不追究责任，不秋后算帐，都是骗人的鬼话。中共会用这些 花言巧语诱捕海外民运人士，千万不要上当。其次我们的经历也说明，海外的声援 ，对于国内受迫害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次我们两如果没有海 外朋友的援助，也不可能脱离虎口。在此，我想趁此机会对海外曾经帮助过我们的 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