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透视:1911-1991(续) (续) ·胡 平· 三.关于辛亥革命 问题二:辛亥革命是太革命还是太妥协? 1)辛亥革命受到两种相反的批评。有人责怪它太“革命”,用暴力推翻旧政权;有 人又责怪它太“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送给黎元洪和袁世凯。这两种批评都不 无事实依据,但又显然彼此矛盾。也许,我们应该把辛亥革命称为一场温和的革命 。这场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形式而又同时具有温和的性质,那是一系列错综复 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种因素强大到得以支配整个过程。和历史上 许多次重大变化一样,其最终结局和几乎每一派政治力量的预期都不相同,但又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2)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主要有三种政治力量:满清王室、立宪派和革命派。 先谈革命派。当时的革命派仍处于分裂状态。第一,海内外的革命派之间彼此脱 节。孙中山是革命派中最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但他对国内的革命派活动缺乏有效的 协调指挥能力。许多次国内革命派的武装反抗都和孙中山没有关联。包括武昌起义 ,孙中山本人都是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才从美国的报纸上得知这一事件的。第二, 不同的革命派组织之间相互隔膜,彼此竞争。例如后来共同发起武昌起义的文学社 和共进社,在此前并未能精诚合作。在国内活动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和 其它革命组织在如何行动上也迟迟达不成共识。第三,即便是属于同一组织的革命 派成员,其活动也是各自独立的。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就无视同盟会最高领导权而 坚持自己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武昌起义在内的各次大小武装斗争都只是这一个或 那一个革命组织单独行动的产物,而并非整个革命派统一领导的结果。但是,革命 派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革命派的声势很大,尤其是革命派的思想、主张影响 很大,许多并非革命派的人,上至立宪派中的激进分子,下至普通百姓,都深受革 命派思想的感染。其次,革命派的组织虽然分散,但成员分布甚为广泛,例如在四 川省咨议局中就有四名议员是同盟会会员。在新军的中下级官兵中,革命派成员的 比重尤大。因此,革命派在鼓励风潮、造成时势方面能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 整体组织行动的力量。 再谈立宪派。立宪派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合法地位。许多立宪派成员政治经 验丰富,并享有受尊敬的社会地位。有的立宪派头面人物,如梁启超,后来的主张 已经十分接近于革命派。一九一一年三月梁启超发表文章,号召中国人民“推翻此 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虽然在当时,梁启超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与革命派合作 ,但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立宪派却越来越发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已经和革命派差 不多没有两样。另外还有象张赛这样的立宪派,同时也有一点保皇色彩。他们依然 坚持要“尊重君主立宪”。同时也很有势力。不过就大部分立宪派而言,其立场却 是介乎梁、张二者之间:他们虽然无意于发动革命,但却随时准备接受革命。他们 本来不打算对抗清政府,但更不打算保卫清政府。尔后的事变证明,立宪派这种微 妙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满清王室,正如我在“关于清末改革”一节中说过的那样,它在整个立宪改 革中,既缺乏诚意,又丧失主动。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宣布了两项重要决定, 一是成立了以保守无能的王室贵族为主的内阁,一是宣布粤汉铁路国有化。前者激 起了立宪派的强烈反对,连谨慎的张赛都公开批评,警告说国家正在迅速瓦解。野 心勃勃的袁世凯也相当不满。后者则激起了广大地方绅士和商人的愤怒抗议。尤其 是在四川。以四川省咨议局局长蒲殿俊为首,四川的立宪派组织了保路同志会。他 们开大会,发声明,办报纸,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而温和的抗议活动。清政 府采取了顽固的不妥协态度,坚拒谈判协商。清政府说,如果它接受了四川的要求 ,“各人将就各种问题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九月一日,保路同志 会决定抗税,整个抗议活动席卷全川。四川总督把蒲殿俊等几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 狱,从而激起了更广泛、更强烈的示威抗议活动,有的地方还爆发了武装起义,大 量的农民和流民投入暴动,形成了公开武装对抗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当十月十日 武昌城新军发动起义时,四川省的反抗运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当时,清政府从 湖北调集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以图武力平息四川的动乱,造成了湖北兵力空虚 ,这也是新军起义能轻易成功的一个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由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顽固愚 蠢的清政府自己,则是促成这两派力量合流的最重要原因。武昌起义的仓促上阵和 轻易获胜,说明了清政府的垮台与其说是因为革命派的力量太强,不如说是保皇派 的力量太弱。由此看来,指责辛亥革命太“革命”是不恰当的。既然清政府此前的 所作所为就已经激怒了立宪派,并由此引发了公开的暴力冲突,它又如何还能避免 革命的发生呢? 3)作为一场温和的革命,辛亥革命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是由以下三方 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第二是策略的考虑,第三是革命派自身 力量的有限。 毕竟,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因此,革命 派就把暴力手段仅仅局限在打垮旧的专政政权这一任务之内。这就不象后来的共产 党革命,在用武力夺取了政权后还要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搞什么“继续革命 ”。 其次,为了尽早结束满清王朝,尽量减少流血冲突,革命派同意和前清的官员作 妥协。武昌的新军之所以推出黎元洪作领袖,其用意显然是希望借此赢得尽量多的 前清官员接受革命。孙中山让大总统给袁世凯,也无非是以此为条件换取袁氏逼迫 清帝退位。从理论上讲,这和波兰的瓦文萨同意由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总统的考虑十 分类似。这也是把古代的“先进咸阳为皇上”的策略的现代应用。 从以上两点看来,革命派的妥协倾向是自愿的,但也不尽然。革命派之所以做出 很多妥协,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因为革命派的实力还很有限。在革命派中,大部 分人原先处于社会中下层,因此缺乏足够的社会声望,包括一些革命派自己都对自 己的地位不高感到有几分自惭形秽。另外,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上层政 治舞台中的势力还比不过立宪派。再加上许多革命派人士缺乏政治经验,缺乏实行 政策的力量。结果便是早先的立宪派和一些投机的前清大员就在革命成功后的全国 政局中立即占据了更多的重要位置。出现上述局面本来不足为奇。如果此后的中国 真能认真地实行民主宪政,那么革命派(现在应算为共和派)完全有可能通过民主的 运作而赢得更大的胜利。事实上,在袁世凯当总统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以同盟 会为前身而组成的国民党立即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但就在此时,袁世凯背弃共和 原则,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重新实行独裁统治。共和派举行二次革命,但未成 功。以后,袁世凯更进而称帝,遂激起更大的反弹。在护国军武力讨袁、袁世凯宫 廷内部分裂的情况下,复辟帝制的企图迅速破产,但与此同时,新生的共和国本身 也未能获胜,由此便引出了军阀时代和北伐战争。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没有 获得完整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当时的广大民众还不具有足够的民主 意识。孙中山晚年总结其一生奋斗成败经验时强调要“唤起民众”,这的确是给予 后人的最宝贵的教训。 四.关于中国民主的几个问题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同样处于一场革命的前夕。 1)九十年代的国际大气候,对于仅存的几个共产专制国家真可谓雪上加霜。苏联 东欧的变化自不待言。就连加勒比海的古巴,虽然仍处于第一代强人统治之下,两 周前结束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也不得不通过了开放国会选举的决议。柬埔寨则公开 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苏共解体后,有人说中共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此话连 邓小平也不会相信。“阵营”都瓦解了,何来“领袖”?邓小平说“不要出头”,其 实也无头可出。目前的中共当局,连自己都完全丧失了信心。除了一些潜在的民主 派外,某些中共实力人物,其心情正与当年的立宪派相似,他们虽然不肯主动地发 起民主改革,但却随时准备接受民主改革。事到如今,真肯死心塌地为保卫专制政 权而效命者寥寥可数。这就使得一种戏剧性的突然变化更具现实性。而某些乍一看 去无关大体的事变,都很有可能引出震动全局的连锁效应。无怪乎邓小平要说“一 动不如一静”了。但他们又不能不动。你不动别人会动。一向立论谨慎的哈佛大学 马若德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当前中国政局与清末的惊人相似。他说,他原先估计中 共的统治可能在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仍然维持一段时期,现在看来那已经是不可能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民主派理当进一步增强信心,主动出击,争取早日结束中 共一党专政。 2)参照辛亥革命和苏东事变,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 民主与稳定 有些人,一方面既痛恨于中共的专制,一方面又担心中共专制一旦垮台,中国会 不会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在“六四”之后变得更强,那本身就表明,正是因为中共 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并不惜用残暴的屠杀维持专制制度,所以才给动乱种下了祸根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共的专制结束得越早,中国出现大乱的可能性越小 ,中共专制的寿命拖得越长,中国出现大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所谓分离主 义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得尤其清楚。近年来,台独和藏独的声浪都远比前些年更高 。这层道理本来很简单,有些人偏偏给弄反了。颜真先生就颇具代表性(见《中国之 春》第九十七期)。按照这些人的观点,中国的现实问题已经太多、太严重,在高压 之下无从爆发,一旦民主必将不可收拾。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共在维持高压 统治的同时,进行一些可能的体制内改革,逐步减轻这些问题的压力,然后再过渡 到民主政治。这种观点至少有以下几重错误。 首先,正如颜真等人自己说过的那样,现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本身便是中共 专政的产物。因此我们很难相信,随着中共专制的延续,这些问题不会越变越多而 倒会越变越少。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秋天,《中国青年》杂志社邀请北京一些民间刊物的朋友们座 谈,我给大家讲过一则故事。杞人忧天的寓言大家都知道,《镜花缘》上还有个“ 伯虑忧眠”的故事。伯虑国的人害怕睡觉。他们认为睡觉就是死亡。因此平时总是 强打着精神活动不让自己睡觉,一见到别人打瞌睡,便采用一切手段将其唤醒。这 样下来,伯虑人无不萎靡不振、未老先衰。最后,人们实在熬不住,一觉倒下,从 此不再醒来。然而这又反过来更益加强了伯虑人对睡觉的恐惧。因此便陷入恶性循 环。我引申说,一个社会开放民主,其道理正与之相似。世间有些理论,尤其是那 些行动理论,常常有一种自我证实的倾向。你越是认定开放民主会天下大乱,并且 (这一点很重要),在实际行动上拼命地压制民主,到头来总有一天,这个社会果然 一开放民主就天下大乱。中国古代的乱世为什么那么可怕,其原因就在于此前的统 治者过份地强调稳定。那些成功的民主国家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恰恰由于在它们那 里,经常发生小小的骚乱(今天在海外自由世界生活过的中国人应该对此有格外深切 的体会)。我那时就警告说,假如今天中国不下决心开放民主,十年、二十年之后我 们的危机一定会更加深重。十二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对于中国是否会天下大乱的忧 虑显然比当年更强。这至少证明了我上述观点的正确。 我们姑且承认,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共统治者为了保住政权,主观上的确很想为 人民办几件好事。但问题在于,既然中共不得不花很大很大的气力去压制人民的广 泛不满与反抗,那么,它还有几分余力去做它据说是本来想做的好事呢?有人力图说 服我们:现在顶好不要反对共产党,最明智的办法是好好在共产党领导下搞改革。 等到各方面情况改善了,统治者更有信心,它才容易做让步(见冯圣葆先生发表在一 九九一年夏季号《知识分子》上的文章)。这种推论似乎合乎逻辑,可惜它完全不合 乎人情人性。这与其说是对人民的耐心要求太高,不如说是对人民的自尊心限定太 低。实际上,它是要求我们整个民族唾面自干、完全丧失血性。因此这一劝告既是 无理的,也是注定办不到的。 不错,压制自由民主,短期内确有控制社会矛盾不爆发的功效。但是颜真等人只 见其一不见其二,压制自由民主同时也是、而且必定也是摧残人性,打击人们的理 性精神、宽容精神和负责任的精神。这种效果最为恶劣。颜真等人不懂得一个十分 重要的道理:一个社会是不是会爆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并不是取决于其中的各种 社会问题有多么严重,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问题抱什么样的态度。假如大多数人都 通情达理,尊重别人,做事负责任,天大的困难也能逐步解决。专制,尤其是失去 了迷人的意识形态包装的专制,恰恰是在否定这些最可贵的品质。它持续的时间越 长,这种否定的后果便越强烈。 从昔日晚清的变化到今日苏东的变化都证明了,统治者愈是能顺应人心,较早地 放弃高压专制,转变就会愈平稳顺利。人群之中从来就有两种思潮、两种情绪,一 派温和、一派激烈。哪种思潮、情绪会占上风,不但取决于哪一派代表人物更具道 德感召力和理性说服力,而且还取决于对方作何种回应。如果你希望温和改革,你 就不能仅仅批评内部的激进主义,更重要的,你必须坚决地反对统治者的死硬顽固 ,你必须努力促成专制的早日结束。象颜真先生和冯圣葆先生那样,以为中共专制 多维持一段时期反倒有利于和平转变的想法,实在是太不了解人情人性。 关于中国的民主运动 我在前面谈到过辛亥革命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一方面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出 自对于减少流血冲突、早日结束帝制的考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民主派应该学习 。 也许有人会问:假如未来中共内部某些人物,采取断然措施,改变强硬路线,决 定开放民主,我们同意让他当了大总统,安知不会出现袁世凯第二?我的答复是,今 非昔比,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这当然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唤起民众”。过去,一 些民运人士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广大 民众的投入,民主运动会势单力薄,难以成事;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担心一般老百 姓民主意识不高,担心所谓暴民倾向或痞子运动。这种矛盾心理务必需要克服。单 以八九民运中的北京为例,广大市民的热情参加和高度自制,令世人赞叹不止。真 正的精英,应该善于组织民众而不是排斥民众。否定一般民众的参与愿望,既不可 能,也无必要,又不应该。这又涉及到另一个毛病。从过去的民主运动看,每逢遭 到失败,大家总要归结到广大民众觉悟不够、参与不够;但每逢形势较好时,大家又 总是急着向前冲而不去抓住时机深入开展启蒙教育和组织工作。这种毛病当然也要 克服。 如前所说,导致辛亥革命妥协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不少革命派人士对自己的社 会地位不高而自惭形秽,因而往往轻易地把重要位置让给那些革命资历既短、革命 贡献也少的前清官僚;再有便是革命派缺少实行政策的能力,缺少治国的能力,结果 便是在革命成功后的政治舞台上变得没有多大发言权。这两个问题在当今中国民主 派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派必须做好下面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要确立自己独立 的价值判断坐标。首先,我们要有自己的历史。不能依靠共产党的正宣传或反宣传 。从中共对苏联事变的低调处理可以看出,中共并非傻瓜,并不是你的思想、你的 活动对他打击最严重,他对你的公开批判即反宣传就最强烈。只要可能,在很多情 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封杀”而不是直接“打杀”或“捧杀”的办法的。直到 这次判重刑,中共对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从来也不曾公开批判过,但实际上对他们 一直暗中监控。也不能依靠中外新闻媒体,因为媒体的本性是赶热闹、注意表面(一 位美国历史学家说,报纸是最片面的历史)。每一个投身民运的人都需要对中国的民 运历史具有自己独立的、深入翔实的了解。我们应当懂得,那些长期以来在民间从 事真正独立的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们,他们不仅参加民运的时间更长、更早,而且事 实证明他们的见识也更深更准,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党票和官衔的保护,做同样的事 要冒更大的风险,因而实际上具有更高得多的道义勇气。更何况他们之中不少人, 分明有过获得某种受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的机会,但他们宁肯坚持独立、坚持民间。 这就尤其值得我们尊重。 第二,中国的民主派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学习和训练。光有从事民主政治的抱负 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培养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能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从 制度形式的选择(在政权形式上,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在选举方式上,比例代表制还 是多数当选制?等等),到具体社会经济政策(产权界定,如何界定?自由经济,内容 如何?诸如此类),我们虽然也有过一些研讨,但这些研讨还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 :一是不完整、不系统,二是只有讨论而无结论。毕竟,政治是一件配套工程,零 零碎碎的研究,分别来看也许都很好,凑在一起却会出大问题。政治争论不同于学 术讨论,后者无需乎达于定论,前者却必须获得共识。还有组织运作的问题。不少 人谈组党。其实,民主政党的本义是通过选举掌握权力以推行政纲。因此在海外谈 不上建立真正的政党。你至多是给原有的民运组织换上一个党的名字,但并没有因 此而增加任何新的功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当做之事,只是加强现有的组织功 能,同时为下一步组织名副其实的政党作准备。如何加强现有的民运组织功能,将 来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党,这里面大有学问,而我们目前下的工夫还是太少。最 近,甘阳先生在《时报周刊》(第427期)上撰文,论及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及 区别。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很值得大家注意。所有上述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民 主派能否具有实际推动自己政治主张的能力,从而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 民主事业的成败。如果我们希望比当年的革命派或曰共和派做得更好些(至今为止我 们似乎做得更差),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五.结束语 我曾经慨叹: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造成这一悲 剧的原因很简单: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研究历史。 不错,每一个受到一般教育的人都上过历史课。但是,特别在中国大陆,共产党 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充满了谬误和偏见,不少人以为了解历史,这就比单纯的无知还 糟糕,因为它冲淡了人们继续研究的愿望。我希望值此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能 够召唤起更多的人思考历史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