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中央委员王蒙 ·胡 楠· 幽默、机智而又谨慎，是不少大陆文人给王蒙的评语。无论是八六年六月由赵紫 阳任命为文化部长，还是八九年夏被迫辞去部长职位，人们都不感到惊讶。正当大 陆文坛一片萧杀之气，强硬派人物声声反击“和平演变”之际，王蒙公开控告《文 艺报》，却颇出人意料。 事实上，丢掉部长乌纱帽后，王蒙只想过一段怡然自得的赋闲生活，潜心读书写 作，甚少公开露面。然而，强硬派人物并不肯放过他，今年一月下旬以来，中宣部 、文化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市委等党组织和报刊，指 名道姓对他进行指责、批判和攻击。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一篇长达一万五千 字的评论说：“王蒙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提出文学的多元本质”，王蒙为此上 书江泽民，陈述自己的要求和看法，江泽民亦作了指示。但到九月十四日，中国作 家协会辖下的《文艺报》突然刊出一封来历不明却又极不寻常的“读者来信”，公 然指责王蒙利用小说《坚硬的稀粥》批评邓小平。这下逼得王蒙不得不公开辩护和 反驳，否则就是默认了对方的指责。这场官司仍在继续之中，港台和西方报刊视之 为新闻焦点。 笔者获得了王蒙今年年初写给江泽民的信件、江泽民的批示以及最近这场官司的 主要材料。不过考虑到本文将收进笔者所著的《中国风云人物录》一书，还是先将 王蒙的成名历程简介一番。 十四岁入党，二十三岁当“右派” 王蒙是河北省南皮县人，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十一岁时入读平 民中学，不久开始接近中共地下组织，十四岁即正式参加共产党，十五岁在北京市 委青年团工作，一度入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政治理论。十六岁(五０年)任北京东四 区团委副书记。 王蒙十九岁时即写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于上海《文艺报》上连载。五五年 十一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豆儿》。真正使他名 声大震的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刊于五六年九月号《人民文学》，由秦兆阳签 发，全文约两万字)。这部被视为第一篇正面暴露中共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小 说，引发大陆文坛一场激烈的争论，甚至连毛泽东也关注了此事。次年，这部作品 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王蒙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分子”，并逮解到 北京郊区劳改四年。 一九六二年王蒙返回北京，短暂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六三年，再次被下 放到新疆西北部伊犁地区巴彦公社，劳改六年，学会了维吾尔语。七一年，被新疆 文联调到干校学习。七三年，又转调到新疆文化局当维吾尔语翻译。七六年，获准 参加新疆文艺创作研究组活动。 以文风和官职名声远扬 七六年，王蒙创作的《最宝贵的》和《悠悠寸草》分别获得七八年及七九年度《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七九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上了 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随即官运亨通：八一年十二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书记；八二年九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八三年八月，出任《人民文 学》主编；八五年一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八五年九月，获准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六年六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八七年十 一月，连任第十三届中共中央委员；八八年四月，连任文化部部长。 一边当官，一边写作--王蒙公开说“两不误”，八七还获得意大利“蒙德罗国际 文学奖”。王蒙写作的表现手法变化大、讲究布局，曾被人误以为是意识流(其实西 方的意识流作品主张超时空，王蒙却恰恰注重作品的时间性)。笔者是个文学门外汉 ，以读者的角度观感，认为王蒙在同时期作家中，虽引人注目，但算不上特别优秀 ，主要是手法机智罢了。有的小说题目取得肉麻兮兮，如《布礼》-布尔什维克敬礼 。王蒙常出国访问，也写了不少“海外题材”，有作品集名为《加拿大的月亮》-- 在海外却未怎么获得好评，我想主要是受制于视野和身份。 至于王蒙当部长时的功过，海内外评说不一，也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八六年王蒙 接任文化部长时曾说过：“我不会当了文化部长后就忘乎所以，或者当了部长就判 若两人，像鲁迅的一首诗写的那样：‘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由于我这几十 年来的坎坷经历，我自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自信我作为文艺工作者一员以及和 他们是朋友的特点。我决不会站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对立立场上，成为专门管理 他们，收拾他们，使他们就范的官员。”八六年有人曾问王蒙，作为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和文化部长，如果有一个艺术家不肯皈依马克思主义，他将怎么办?王蒙答道： “我可能为他斟上一杯咖啡，给他一些友善的劝告，或者让他走他的路线，我则走 我的路。”不错，王蒙在建制内，尽管没有特别突破性的建树，但也没有当过打手 。香港《快报》(八七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指他写作是为了部长宝座“雷打不动 ”、“曲意讨好李鹏、以文字配合现实政治”等等，事实上属随意推测之论。说王 蒙是中共文艺政策的辩护士，则可以理解--共产党内的任何改革派人士都有“不得 不为之”之处，否则，他就不是体制内派而转化为体制外反对派了。 丢掉乌纱帽，留得作家身 八九年，王蒙身为部长，不曾挺身而出，像他的下属那样，跑去长安街参与游行 ，也没有参加签名，没有过分言行，可视他懂得为官之道。但是，所谓“平暴”取 得胜利，王蒙没有去慰问“人民解放军”，而是由副部长英若诚代；也没有在文化 部学习邓小平“六·九”讲话的会上露面，而是由另外一位副部长高占祥代。不久 便传出了他请辞部长职务的消息。八九年九月，中共新华社对此予以证实-“王蒙曾 多次提出希望能从领导位上退下来，专心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 留得小说家身份在，部长的职位也就可有可无。王蒙的家位于北京朝阳门内的一 条小街，原是夏衍的寓所。下台之后，他阅读了大量英文书，还翻译了约翰·契佛 的两篇小说《自我矫治》和《恋歌》，登载于《世界文学》杂志。他写了一些篇幅 短小的小说，已发表的有《我又梦见了你》、《现场直播》、《阿眯的故事》、《 济南》等，并结集由军方的华艺出版社出版。 我收到北京寄来的《读书》月刊，几乎每期都有王蒙的文章。原来他在该刊开辟 了《欲读书结》专栏，都是些读书笔记，主要是关于阅读《红楼梦》和李商隐诗的 心得。三联书店准备出版他的《红楼梦启示录》。 王蒙的身体欠安。八九年五月出访埃及时，他椎节底动脉供血不足的旧病复发， 稍稍紧张就会发生晕眩。九０年二、三月间再次发病，一度入院治疗及居家静养， 目前病情已趋稳定。他的日常生活颇有规律，每天七点左右起床，上午看书写作， 下午一般会客应酬，晚上则多在电视机前消磨。他甚少公开露面，有一次出席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成为出席会议的众多作家中最受欢迎最 受尊敬的一个，当大会宣读与会作家名单时，王蒙得到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光明日报》发难，王蒙上书江泽民 强硬派人物却仍然放不过王蒙。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长达 一万五千字的文章，恶意攻击王蒙。文章说：“王蒙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提出 文学的多元本质”；文章指责王蒙造成“伤感文学和色情文学泛滥，描写孤独、混 淆、荒诞和幻觉的书籍腐蚀了人民的精神”；又称王蒙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 中的领导地位，试图将社会主义文学改变为“自我文学”；“王蒙曾说，我们不能 以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取代一切科学研究，但他自己却以佛洛伊德的一些心理学 原理，取代了文学研究。” 王蒙随即上书江泽民，信中说：1，他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对他的公开点名应当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否则是严重违反党章的。2，既然自己被罗列了各种反马克 思主义的罪状，就应当允许他进行答辩和反批判，这是党内起码的民主。应当允许 他在公开批判他的党组织会议上和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有关的澄清。他愿意 就若干理论、意识上的问题，与邓力群、王忍之、贺敬之在党内以同志式的态度进 行商榷，或在中央认可的范围内进行辩论与探讨。3，反对某些人在党内搞霸道，对 个人从政治上进行打击、陷害，反对某些人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断章取义， 阉割马列主义，以左的面目钻入领导班子。4，左的思潮和左的一套作法是阻碍调动 和发挥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性的关键，是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以来的方针 政策的主敌。 据悉，江泽民和李瑞环商量后作了简短批示：“在党内同志式的批评和反批评是 正常的、允许的。要坚持一点：提客观事实，讲实践真理”。三月一日元霄节，中 共举行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江泽民、乔石、宋平、李瑞环、丁关根、杨白冰、 温家宝都曾出席。当与会者刚刚进入人民大会堂，江泽民便有意大声招呼王蒙：“ 王蒙同志，你怎么样?英语学得怎么样?咱们用英语对话吧。”显得格外亲热。 但是，当晚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在播放会议消息时，镜头有趣：李瑞环与 贺敬之坐在一起，却谁也不理谁，脸色阴沉；江泽民讲话时满脸笑容，刘白羽、张 光年、冯牧、孟伟哉、玛拉心夫一个个阴沉着脸，各怀心意；更令人不满的是，王 蒙作为前任部长出席会议，又获得江泽民“总书记”的亲热，新闻画面中却看不到 王蒙。众所周知，中共中央电视台在播放新闻时，什么人出现，什么人不出现，出 现多长时间，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王蒙不出现，显示王蒙并未正式被“解冻”。 被指揶揄邓小平 八六年夏天，王蒙带着秘书老陈去西藏拉萨访问。老陈每天早餐只吃稀粥、馒头 和咸菜，不吃西式和藏式食物。当地一名官员开玩笑说：“汉族同志体质差，是稀 粥和咸菜造成的，我一定要设法消灭稀粥和咸菜!”这几句开玩笑的话引起了王蒙的 思考：虽然稀粥咸菜的营养价值不理想，但却不可能也不必要将之消灭。王蒙曾说 ：“这与我一贯提倡建设，提倡渐进，反对清谈的思想一致，而这就是小说《坚硬 的稀粥》的题材和主题的由来。不错，《坚硬的稀粥》是一篇幽默讽刺小说，主要 批评食洋不化、全盘西化、侈谈民主而脱离实际、不问国情的问题，而小说中的爷 爷，是一个宽厚、慈祥、开明、从善如流的人物。”《坚硬的稀粥》发于八九年第 二期《中国作家》，获得广泛好评。天津《小说月报》九一年第七期宣布“一九八 九至一九九０年百花奖名单”，名列榜首者即是《坚硬的稀粥》。 九月十四日出版的《文艺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发表了一篇来历不明却又颇不 寻常的《读者来信》，批判《坚硬的稀粥》。说它“来历不明”，“读者”用的是 化名“慎平”-谨慎评论?惹上祸端，先把狐狸尾巴夹起来。说它颇不寻常，是因为 作者不点王蒙的名只点小说的名-可见“读者”已知李瑞环曾有批示：“对中央委员 的公开批评，要经中央批准”，能知道此批示者自然不是寻常人；另外，“慎平” 能读到台湾政论杂志《中国大陆》，可见级别不低。更重要的是，“慎平”借他人 之口，指责《坚硬的稀粥》影射“中国改革简直没有希望，揶揄社会主义改革以及 邓小平等中共老人，是八八年冬及八九年初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再次 出笼。” “慎平”的来信说，《坚硬的稀粥》写的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搞“家政”体 制“改革”，推动“膳食维新”，其实就是早餐的“稀饭”想变花样。为这么个事 儿，作者调动了各种各式的政治性大词汇大字眼，让那位八十多岁的“爷爷”幕前 幕后地来领导、操纵这场“改革”。经他授意、同意或默许，走马灯似地改换“家 政主人”，“家政”体制、早餐方案也频繁地变化。经过这一次又一次折腾，家庭 成员终于认识到这场“改革”的实质，无非是“理论名称方法常新，而秩序是永恒 的”。于是，大家不再关心什么“改革”，早餐也依旧是“稀饭咸菜”。《小说月 报》的评论说它是一篇“轻喜剧”的“寓言小说”，“可以读出对中国变革艰难的 忧思”。其实，按这篇小说的寓意，岂止是“中国变革的艰难”，而是中国的改革 简直就没有希望。问题就出在那个“家庭”、“爷爷”、“秩序”上。 “来信”还引用台湾杂志《中国大陆》的编者按说：“此文以暗调的手法，批评 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制度”。 王蒙的反击 王蒙实在忍无可忍，不能不进行公开反驳。九月十五日，他给中央某位负责人写 了一封信，认为《文艺报》的“来信”是对他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把无中生 有的恶意歪曲的语言强加给作品，竟然把这篇作品与改变公有制秩序、实行私有化 、老当家的可以退休了、幕前幕后的操纵、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影射揶揄直到反 对邓小平联系起来，实在比姚文元批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蒙说，“来信”居然以台湾反动杂志的“编者按”为依据，散布唯恐天下不乱 的惑众的谣言，盛赞台湾的反共编者“政治嗅觉”灵敏，是什么立场?什么腔调? 王蒙说，“来信”没有点小说作者的名，没有点成为他的矛头指向的《小说月报 》的编者的名，也没有点所提《中国作家》杂志编者的名，只点了邓小平的名。所 谓写信者先捏造或歪曲出一些丑陋的语言，再拉上邓小平，这不是他们的阴暗心理 的大暴露吗?这不是对邓小平极不尊敬、态度极不严肃、做法极不慎重的表现吗?是 否《文艺报》要用这封所谓来信来中伤小平同志呢? 王蒙最后强调：对一篇小说提出这样严重的、足以置作者于死地的指摘，对于两 本重要文学刊物提出这样严重的指摘，而且直接公之于世，这是爆炸性的，这是一 个大的举动，却又披上“读者来信”这样一个掩人耳目的外衣，这是不负责任的， 也是不老实的，违背了党的生活的准则和公民名誉不受诽谤的法律准则。 中共高层始终未有人出面处理此事。于是，十月九日，王蒙诉诸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坚硬的稀粥》是虚构小说，《文艺报》的来信构成了诽谤罪，要求《 文艺报》公开道歉赔偿万余元人民币的损失。 王蒙的指控，引起强硬派人物的恐慌。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亲自在《人民日报》 (十月十日)撰文，对王蒙的文艺思想提出反击。文章说：“由于过去几年受着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中国文化舞台已遭到粗制滥造及损害政治的文艺作品的污染。 ”无疑，这是一篇为《文艺报》“读者”那位“慎平”的撑腰之作。 十月二十二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拒绝了王蒙的诉讼。法院说，《文艺报》的 那篇“读者来信”是普通的文学批评，并非诽谤，不属民事诉讼范围。 法院的文件上注明日期是十月二十二日，但《文艺报》主编郑伯农早一天已召集 该报高层党员干部开会，就王蒙对该报诉讼一事以胜利姿态说：“我们不用请律师 了!” 为此，王蒙的律师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新的申诉-为何《文艺报》的主编会在 该法院作出决定二十小时之前已获悉法院不受理该案。王蒙亦表示，他将继续向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此事件已在北京文化界引起极大的震撼。这不仅仅是王蒙以中共中央委员之身， 创下了入案法庭的首例。更引人担忧的是，这是文艺界极左分子再次进行整肃行动 的“讯号”，王蒙是否胜诉甚为关键。 对于王蒙个人来说，不管胜诉与否，明年中共十四大上丢掉乌纱帽似成定局(气候 转变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时下最重要的是，要跳出这个对他进行政治陷害的巢 臼，否则后果比丢掉乌纱帽严重得多，搞得不好会成为派系斗争的先驱炮灰。但愿 王蒙能运用其机智，使此事成为一个突破口、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