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先生的苦衷 .章慕影. 美国最具声名的“中国通”、哈佛大学退休教授费正清先生去世近两个月了，追 悼也开过两个星期了。中外报刊杂志上已经有不少回忆悼念文字。这篇短文，是应 在《中国之春》工作的一位老朋友的邀请而作，其内容也许算不上什么独特新颖， 如其说是谈费先生，倒不如说是以费先生为机缘谈我们自己。 费正清先生一九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南德科达省休伦市，一九九一年九月十 四日死于麻省剑桥市，终年八十四岁。其逝世地点是剑侨市蒙特奥本医院，致命病 因是心脏病。十多年前费先生曾以同种病症住过同个医院，经过救护治疗之后得以 复原。当时因为探询的亲友甚多，于是印发了一篇通讯作为统一答复。这篇亦庄亦 谐、令我每次阅读每次感叹不止的文字是这样结尾的： “蒙特奥本医院的大夫的确技术高明，他们不仅使我免于移民附近风景优美却不 甚活跃的蒙特奥本墓地—剑桥这个城市真可谓是应有尽有—而且也使我今后的生活 更为单纯了。由于他们的忠告，我今后无须再管什么文章，无须再管什么书评，无 须再管什么教学、信函、咨询、会议之类。总之，什么事儿也不用管了，只有六本 书还需要写作和编辑罢了。”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费正清先生写作和编辑了六部书，每年两部。如果 当初所计划的不是六本书，而是七本书需要完成的话，也许费先生还会再活两年， 到一九九三年逝世吧! 一九七九年循例退休之后，费正清先生几乎无日不正常办公。人们在哈佛大学费 正清亚洲研究中心见到费正清先生的机会比见到许多在职教研人员的机会还要多。 至于费先生晚间、周末在家中“加班加点”的情况，上个月《时报周刊》登载的谢 文孙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有过具体描写。 身为中国人，爱想中国事。我不禁联想到北京大学一九八０年前后评定教学研究 职称时的情况。当时上面有个规定，提拔讲师需要有一、二篇发表的论文，提教授 要有一、二本出版的著作。而许多人任教研三四十年之久，竟没有写过一、二本书 或文章，于是临时抱佛脚，作文章，闹得不亦乐乎。 不知道别人怎么认识，我个人对于费正清先生最深切的认识是，他以某种宗教式 的热忱从事中国研究。中国研究对于他不仅是一种职业、事业而已，而可以说是一 种“使命”和“天职”。 费先生出自一个具有远久基督教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职业牧师，一生大 部分时间在密西根、印地安那、伊里诺依等州传教。费先生并不讳言自己奔跑于世 界各地讲学与其祖父奔跑于美国各州讲教的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地域上而言孙子 比祖父活动范围更广阔，而活动内容而言则更狭窄—中国研究无非是涉及世界一方 的小题目，而基督教教义则是涉及世界和人类整体的大题目。 麦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一个“典型”资本 主义企业家的处世治业态度：他不以现世自身有限的实际享受为目标，而是将企业 无限的扩张视为履行某种神圣的天职，由此产生其治业上的高度勤奋和效律(此处故 意选用“效律”二字)。换言之，他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达到一种非理性或者超理性 的目的。 十月二十一日，在费正清先生追悼会上，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斯基先生 提到一段个人经历。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作研究生时曾经上过费先生中国研究的 课，而后又决定专修日本研究。费先生为此专门找他谈话，无非劝他仍从事中国研 究，劝说无效之后则呈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表情。在费先生的心目中，任何具有才 华的学生都应该来同他一起搞中国问题，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的故事，我们 还可以从前几年以报导中国成名的记者弗·巴特菲尔笔下读到。费先生不仅热衷于 “招兵买马”，而且善于“派兵遣将”。他的著作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同美国人、中 国人、日本人合作的，而几乎所有著作都有其它人参与。一般合作项目中，他定方 案、他找钱、他分工、他校正、他写序跋和部分章节，最后共同署名出版。纠葛总 会有点儿，但大致总是皆大欢喜，而且做成了一件事。五十年代初期那部中共党史 文件译注编评的书，费先生竟是和两位在校研究生，克拉·布兰德和班杰明·施瓦 茨，联名合着的，此种“有大乃容”的心胸，不是人人都有的。 在哈佛任教的三四十年期间，费先生坚持每星期四下午在其温瑟罗街家中举行“ 师生聚会”，由费夫人准备的茶点，同任何愿意参加的同事和学生接触交往，从生 活到学习无所不谈。有心栽花，无意成柳，聚会甚至促成了几桩同学姻缘，比如日 后双双成名的亚色·怀特和玛莉·怀特。 六七十年代，费先生举办《中国论文》，让哈佛学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专题论文 ，对于学生培养研究写作能力以及提高学术著述的声誉均属有益。我记得弗·巴特 菲尔一篇关于宋经诗起义的文章便是这样发表的，其论述言词已经奠定了他以后成 名作《中国苦海》的基础。 须知费先生“桃李满天下”的背后是其“心血遍地流”! 中国研究在美国文化，甚至在美国学术界，都算不上什么大领域。我想，知道费 正清这个中文名字的中国人，远比知道其英文原名约翰·金尔班克的美国人要多。 费先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番不小不大的事业。 不过，设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名欧美传教士跑到中国某省某市，辛辛 苦苦建立一个布教据点，几十年如一日，对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和急功近利的中国 市民传播一些同他们身心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教理，到头上结果又是如何呢?经世远 久的影响似乎是谈不上的，而切近实际的倒更是自身的精神职责罢了。 大小勿论，一个人一生中要想干成一番事，除去个人天赋才能和若干客观环境机 遇之外，恐怕就是自己的勤奋和效律了。在中国二十年，在美国十年，我见过不少 (当然也不是太多)颇有天赋的中国人。由于缺乏一种献身精神，进尔缺乏勤奋和效 律的创业作风，一年复一年地过去却不见有所造就成绩，将来死后墓志铭上不妨写 道：一个曾有天赋的人! 我这里所谓“勤奋”，也就是坚持干、不偷懒的意思；所谓“效律”，则稍微复 杂一些，一方面是指主观上的条理节制，另一方面是指客观上的成效结果。以上两 点是我个人从费正清先生身世所获感触最为深切者，也是我对于自己痛心疾首、反 复自责者。 不可否认，费正清先生是一个学者。几十年在哈佛大学任教，历任该校东亚研究 所所长，东亚历史和语言委员会主任，编写了二十几部学术著作，怎么能说不是学 者呢!另一方面，费先生又不是那种只懂得待在图书馆读书、在书房里写字的“纯学 术”类型。如同不少人正确指出的，费先生是一个“学术企业家”，与此相关的则 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立场。 费先生在四十年代中期有五年时间直接参予过美国政府活动，往返于华盛顿和重 庆之间。其中，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任美国驻华特别助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 四六年任中国情报局主任。在此以后任教哈佛大学的长时期内，费先生也一直保持 着对于国际国内政治活动的兴趣，不时发表政治时事评论。这种情况，费先生并不 过分隐瞒，而且大致也可以理解。 这里不仅涉及某种道义责任，实际上也涉及费先生作为一个学术企业家必不可少 的条件。不可否认，费先生在美国汉学界的崇高地位和重大影响，各大基金会和各 种工商界人士的捐款资助，校外学会的组织和校内系所的建设，都与其政治活动分 不开，而且本身也都可以说是政治活动。费正清先生退休后哈佛中国研究的失势与 此相关，斯卡皮诺和威克曼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以及奥森门格和黎伯斯的密西根 大学中国研究的得势也与此相关。 不过盖棺而言，费先生大致属于自由主义学者类型，而不属于官僚主义政客类型 ，其政治言行也是从学者的基础上出发的。如果简单的认为费先生之所以有一席之 地，只是因为有某些政治势力的支持，则不免有失公正。 五十年代初费先生曾经受到美国共和党右翼势力的政治打击，几次被召到国会听 证，被麦卡锡分子指责为“共产党代理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坚持 所谓正统马列主义路线而尚未同美国恢复交往，北京官方和半官方的报刊杂志上曾 经称费先生为“帝国主义文化间谍”。 国民党与费先生，也不算亲睦。费先生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大致是从一九四三 年开始的，一九四六年回美前后，几次公开表达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的失望，提倡美 国避免过份干预中国内战以及过份支援蒋介石，以免同归于尽，以后因此被国民党 右派指责为“出卖中国者”。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转折期间，费先生主张终止对台 安全条约、恢复中共在联合国席位，同中国大陆建交，又被国民党方面指责为“出 卖台湾者”。一九七七年费正清夫妇访台受到不少冷落和侮辱。立法委员胡秋原先 生当众提出以十万美金为赌注，由胡以英文同费以中文辩论，自然也有讥嘲费先生 中文不佳的意思。 然而，最近见到一些台湾方面的报导，说费先生五十年代长期主张台湾独立，为 此发表匿名文章，甚至建议台湾加入美国，成为第五十一州。真不知道消息是否确 凿，且待有机会听取一下有关人士的解答和判断。 第二次大战结束前后，费先生对于国民党失望的同时，便开始对于共产党同情。 以后几十年间，他大致保持着对中共大陆温和谅解的态度。“三年灾害”可以用急 于求成来解释，“文化大革命”可以用事与愿违来解释，“开放改革”到底还是把 中国引入正途了——这大概就是费先生的同情心路。“最终说来我关于中国的看法 还是积极乐观的”，费先生一九八二年写道，“中国革命是我们朋友的成分大于是 我们敌人的成分。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侵的。随着关系的密切，我们会彼此帮助。 ” 同情往往是和不满共存的，而且往往作为此起彼伏的两端维持在费先生对待中国 和中国革命的心理天平上。他在重庆曾庆贺乔冠华结婚，后来还送他一件大衣；一 九七二年在北京再见，乔外长却官气十足;一九七九年费先生再次访华，仍要见乔先 生，乔先生却陷身囹圄，求见而不可得了。在哈佛访问期间曾住费先生家中一年之 久的一位钱端生先生，一九四七年西南联大时曾因为抗议国民党政府而几乎被刺杀 ，一九五七年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流放劳改十几年，一九七二年费先生指名 约见，钱某表情呆板，一口一个“马列主义真理，社会主义在中国永远不变色”， 令费先生不知所措。一位哈佛毕业生周一良先生，在国外搞宋史，回国后搞世界史 ，五十年代在伦敦见面反过来给费先生上社会发展史五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课，六 十年代入“梁效”班子，七十年代痛悔上了“四人帮”的“贼船”，八十年代更想 出国访问。 私人关系是如此，整体形势又如何?一九八二年费先生表示“积极乐观”之后不过 几年，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被批评，胡耀邦下台;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被枪杀，赵紫 阳下台。凭着自由主义学者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良心，费先生不能不表态，对天安门 惨案抗议，同时也日益增长着对中共、乃至对中国政治的悲观和怀疑态度。“中国 确实是独特不同的”，他叹息道，“中国目前似乎和以前一样不可预测。” 总体而言，费先生关于中国政治、尤是中共政治的立场和观点，真个是算不上深 刻贴切的。几番《美国和中国》的修定，一大部分内容是在追逐现实政治形势，这 是明眼可见的。 但是，在一次次政治上判断失误的背后却是一番番道义上的期望。不是费先生有 负于中国政治，而是中国政治有负于费先生。西方自由主义汉学家在随时批判中国 黑暗的同时，都免不了同时期望于中国的光明，而中国政治则是不容忍别人批判其 黑暗，却又总不给别人以光明。究竟是谁个该怨谁个呢? 如果费正清先生抛掉对于中国和中国政治的爱戴、尊重和期望，而代之以仇视、 蔑视和失望，也许他的认识判断会更为深切准确了。以前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之后 北洋军阀没有希望，之后国民党政权没有希望，之后共产党政权没有希望，都是千 真万确的事实。也许今后的中国还是没有希望——只是这怎么可以承认呢?怎么能够 承认呢? 此种极终意义上理智与感情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献身于中国研究的美国人是如 此，对于我辈身在美国却不愿或者不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离骚》上有一句话：“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爱而不能舍也!” 如果中国和中国政治连费正清这样的人都拢络不住了，也就说明中国和中国政治 确实是够呛了。以往如此，今后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