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近况山侃 ·国 基· “感觉” 今年八、九月间，笔者曾经大陆一行。在京时遇到一位仍在政治的激流中奋进的 老友。二人对酌闲聊之余，他忽地冒出一句，曰：“你们这些留了几年洋的人不成 啦，对中国的事已没了感觉，说也说不到正点上。”此话入耳，距今已有半个多月 ，但是它的含蓄却还在我这半洋半土的脑子里来回转悠，偶尔和正在想着的事撞在 一起，便会让人半带沮丧地想起那“国情”二字，透出些没来由的苦恼。 显然，国情和感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场所中，二者之间 又有着某种难以用言词来界定的微妙关系。总的来说，似乎是由于这国太大，国情 便无从了解到巨细无遗的地步，于是感觉就有了替代那了解不到的国情的作用。而 更有趣的是，若对这感觉细加品味，我们抑或还可发现它有驾御这诸多有关国情的 信息的功能，从而不仅使这感觉，而且使这些信息也得到升华，成为一种统驳全局 的能力。于是，这感觉在中国人那里便有了些神秘的意味，跟着它走的不光是老百 姓，今天在政治舞台子上喧喧嚷嚷的一帮过客也对它颇有偏好。大家为这感觉在这 国土上的不可替代性而深感自豪，君不见，遇到外人，中国朋友最喜欢讲的就是我 们的情况复杂，你们是搞不清的。这不易搞清的背后显然便是感觉两字。这话笔者 也曾对三五个外国人说过，只是不曾预料到现在要轮到自己来听这话，个中滋味便 不比从前了。 下面要说的本来是近来回国的所见所闻。由于这些东西多是听来的，又无新闻媒 体的报道可实佐证，真真假假之间便难免给人浮光掠影的感受。所幸笔者在此所要 追索的并非只是真实，对感觉的把握也是目的之一。 这次回国，笔者接触了一百多位各式各样的人。这当中有中央各部门的，有北京 市政府的，有学术界的，报界的，也有文化界，医务界，商界，和在普通工厂、农 村、个体摊点上讨生活的人。和这些人交谈，北京话叫“侃大山”，意谓兴之所至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题无定轨，话无常式。因此，要从这帮“侃爷”的话语中缕 出大线条的东西来不甚容易，但是连筛带簸地整出一堆小访题来却决非难事。这样 了解来的东西自然便限制了本文的写作格式，篇头中加上“山侃”二字原因即在于 此。所幸在大陆新闻管制甚严的状态下，把这些小话题当做新闻来读也是可以的。 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众所周知，大陆上层对苏联的政变及其后的政局变化是十分警惕的。自八月下旬 ，中共便把各省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的头头召集起来办了一期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班上要求人人对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不过此关，下届就要另请高明。但是，这个班 上除了在反演变问题上要求加强对人的控制以外，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 来防止这种趋势。 十分有趣的是，在八月十九日苏联政变消息传来后，北京市社会调查所的负责人 之一，原文革中北京中学红卫兵的一个头头李冬民带了一帮人到苏联大使馆前游行 ，热烈支持政变当局，并给中央写信，要求中共承认苏联新政权。两天后政变夭折 ，这群人的闹剧便也不了了之了。 除了这种“正面”意义上的游行以外，中共对所有其他试图表达民意的公众性活 动都严加控制。在内部，中共有一说法叫做：在全国要重点防止北京闹事，在北京 要重点防止高校闹事，在高校当中要重点防止北大闹事。今年六四时北大研究生楼 曾飘出一条标语。由于研究生是各系交叉着住在一起的，当局问谁都问不出来。每 个人都说不知道。秋季北大开学后，校方通知研究生重新分配住房，各系不分年级 住到一起去。这等于要研究生连保。研究生们据理力争。一星期后，国家教委、安 全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北大的人四家联手下来用警棍挨门挨户逼迫这些研究生搬 迁。此事或可作为加强控制的实例。 法大，权大，还是钱大? 作为反和平演变的措施之一，中共曾试图花些力气来整肃腐败。江泽民在一次重 要会议上还曾当着一群大老言词激越地说：我们有没有勇气下狠心挖出几个部一级 的大案来，杀他一批?然而，中共的努力到此便算是尽头了。监察部中也有些人想认 认真真地做几件大事出来。但是案子往往搞到一半便不得不中途收场，上层阻力甚 大，一个条子便可使一件案子不了了之。前些时对首都钢铁公司管志诚一案的处理 便曾使中共大伤脑筋。从管氏的逮捕到枪决前后一个多星期里，他被挪换了五次监 狱。不断地有人来疏通，甚至营救，是这样频繁更换监狱措施的原因。万里曾当面 质问陈希同、李锡铭，北京想救管志诚的大有人在，对不对。陈、李答，是这样的 。管志诚贪污受贿多达一百四十万元，这样的规模恐怕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到才有可 能。这大概也是阻力很大的原因所在。 与此相关的是司法机关的腐化。北京市西城有一家个体户，哥哥因与人口角动手 伤人致死，被关进监狱。弟弟包了一辆的士跑了一个多月，花了十七万元人民币(七 万元给死者家属)，硬是把他哥哥给“打点”出来了。据法院的人讲，目前在刑事案 件中索贿而使人犯减刑免刑的现象十分普遍，已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邓小平，陈云和垂帘听政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在多少年前就叫喊着要退下来，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是手握重 权不肯撒手。赵紫阳八九年时在对戈巴乔夫的谈话中提到这一点便被当成他的一大 罪状。殊不料今天相当多的党内人士开始骂邓小平“垂帘听政”，实在是此一时， 彼一时。在这一骂的背后显然有利害角色的支撑，这便是陈云。今年初邓跑到上海 ，议论说不可以一讲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讲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西方有计划，中 国有市场嘛。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或一个人)秉承邓的旨意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 的笔名发了四篇东西在《解放日报》上。东西出来后，陈云、邓力群等人立即追查 此事的后台。当他们知道了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后仍对之提出批评。其间有一篇邓力 群等人组织的文章曾在某日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播出。按照惯例，该文 应于次日上《人民日报》头版。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第二天《人民日报》未登，只 是后来由《求是》杂志刊出。 邓与陈之间矛盾冲突的演化过程不得而知。但是，近来双方似在若干问题上有妥 协的迹象。据内部人士说，最近薄一波在参考了二十多位部以上中共要人的意见后 ，写出一个三十三条来。这篇东西的大意是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因此市场是体制内而非体制外的。过去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走了弯路。今后要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上面，云云。薄氏的这篇东西显然是折 衷表性的，而在被征询的人中又有邓力群，姚依林，万里，田纪云，邹家华，陈锦 华，宋平等等，可见背景并不单纯。 李鹏的智囊团和杨氏的兄弟之争 在政府内，李鹏甩开了以前赵紫阳使用过的三所(体改所，发展所，农村发展所) ，自己找了些人拼成一个智囊班子，主要也是各高校的研究生。这些人为李鹏出的 主意之一是不仅要在省一级对调负责人，而且要在地市一级实行对调。试点选中南 京—西安。在实施时，本以为南京人会不干，殊不料阻力更多地来自西安。这些陕 西人不愿意动地方，结果不了了之。有朋友认识这个班子里的人，问他们为什么出 此下策，笑答曰：这样他不是可以早点下去嘛! 在年内，现在杨白冰的势力如日中天。自被调到中央，杨白冰已着手调换了五百 多名军以上的干部，并根据他自己的智囊班子的意见，为“雪白血红”平反，接见 作者，拉拢军内知识界人士。由于这些做法，杨白冰与杨尚昆之间矛盾很大。据说 杨尚昆的儿子还曾经和杨白冰大吵过若干次。 党的新的三大作风 党内矛盾斗争的激化和公开化反映出这个党在今日的国际国内形势中的惶惑不安 。由于邓小平搞了几十年的功利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个党已经到了没办法用任何东 西来“武装”自己的地步。一位接近上层的人对我说，这个党现在既不代表工人、 农民，也不代表知识分子或个体户。搞包产到户把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丢了；搞企业 经营承包、厂长负责制又把无产阶级甩到了一边。毛主席的时候讲人要大公无私，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全套体系也都是建立在人心为公的前提上的。现在 可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苏联曾派来一个团在大江南北考察了两个月，临走搁下 一句话：你们是用资本主义养社会主义。 这“养”字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资本主义道路。从常理上 讲，这四项原则和邓小平所主张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相悖的。这两个东西玩来 玩去就变成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实，社会主义的名。调和两者只能是折衷主义的东西 。 在这样的名实之争中，党的行为便有了新的特征。这就是老百姓为这党总结出来 的新的三大作风，所谓“理论联系实惠(而非实际)，密切联系领导(而非群众)，吹 捧与自我吹捧(而非批评与自我批评)。” 四千个亿的债务与企业之间的三角债 九月初，在东北牡丹江召开了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一副部长到会陈述 了目前的状况：内债一千亿，外债一千亿，亏损一千亿，潜在亏损一千亿。这种债 务危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状态有关。许多厂子一边积压一边 生产，工资奖金照发。北京市的情况即可拿来做说明。北京市税收一年六、七十个 亿，但拿出来发奖金和各种补贴的就占了四十多亿。而国营企业的亏损面据说高达 百分之七十。 三角债也是令中共头疼的问题。但是对企业来说，却很有些债多了不愁的意思。 鞍山钢铁公司拖欠了辽宁省电力局一大笔款子。后者威胁说再不还钱就断你的电。 鞍钢的负责人答曰：你想断就断好了，没关系! 目前铁路上跑的多是各企业派出来要债的。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把债要 回去，而是去吃欠债户。据熟悉内情的人讲，这种债务链条与李鹏这两年搞的调整 有关。前些年预算内、外的基建投资甚大，带动了一大批与基建相关的企业，而近 些年的调整由于主要目的在于压缩基建规模，便在反方向上推倒了一大批企业。 国营职工的工资及对策 尽管目前中共在拼命维持着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和奖金，使一般人的收入 达到了二百元左右，但物价的昂贵却又使这区区二百元变得很不算什么东西。举例 来说，现在猪肉要四元多钱一斤，草鸡(非工厂生产)母的要二十多元一只，毛衣要 六十至一百元一件，皮鞋要六十至一百元一双。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夫妻二人的收 入近四百元，无子女，一个月下来，除了房租水电外，余钱只够维持每日三餐一菜 一汤的水平。而若有朋自远方来，月末便有无法收场之虞。 这朋友的说法其他人认为稍显夸张，但从一般人的角度说，三口之家一个月若没 有三百来元的基本开销是很难维持的。在得了这基本概念后，我却不能不同时为自 己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水准所惊讶。从我的观察看，他们一个个过得都比 那三百来块钱好。细问其究竟，得来的答案是现在人人都有路子，不倒腾点这个也 得干点那个。据不同的人对我说，现在许多国营大工厂，仓库周围都有七、八个废 品收购站，工人们常常把值钱的东西随便弄弄变成废品堂而皇之地夹带出厂卖掉。 人人都有路子自然便意味着路子的混乱。比如，北京西四北最近新建起一座台湾 之家酒楼。在项目谈判时言明台湾的商人带入资本人民币三百万元，西城某单位以 土地及其他实物入股折资一百七十万，营业后利润百分之七十给台商，三十给中方 的单位。但这台商前前后后一共只投入了五十万元人民币，而余下的投资则是向建 设银行贷款得来。这样的作法显然使大陆吃亏。然而吃亏也要干的诀窍，却在于这 酒家沾了合资企业三年免税的光。这样一来，参与其事的中方人士便有了不在话下 的好处。再比如，今年八月份沈阳的报纸上曾披露一事，说一个体户花四元钱买一 吨煤扦石(石头)与一吨好煤掺在一起转手卖出，一次倒手获利六十万。事件揭露后 沈阳市竟然无人管无人问。煤矿工人知道后愤而罢工，声称我们费了半天力气挖出 的煤，让这种人随便一倒手就赚了这么多钱，还没人管，这活儿是没法儿干了。 此外，据中国银行的人讲，现在银行已明确同意为与外商做买卖吃回扣的人开外 汇户头。这不能不说是理论联系实惠的一大举措。而与这些路子七缠八连地拧在一 起的当然就是那个已经十分腐化的官僚系统。说起来实际上简单，一个共和国的普 通官员现在月薪也仅只是百十来元钱，加上各种奖金，补贴凑凑合合够上二百元的 水准。这点钱叫他怎么在人前保持自身的尊严?而现在民间拉拢官僚，甚至下级拉拢 上级的手段已不止于毛泽东所谓的糖衣炮弹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刚当官的时候还曾 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学生本色，不收下面送的东西。然而事隔不久便发现同一个处的 人除他之外全都收受这样的东西，他不收就明摆着要挨挤兑。无可奈何，也只好学 学庄子的语录，顺乎自然了。 世界各国中对大陆的现状摸得最透的要属日本。最近日本有三大公司(三菱、日立 和住友)各自带着几千万美元的项目来华，言明要成事就必须把相关的司局级干部的 子女安排到其中就业。如此这般，弄得中共有苦也说不出来。 乡镇企业和个体户 与国营企业的不景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户经济的发展。目前 ，全国乡镇企业数已达二千多万家，其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已占到百分之四十多 ，即基本达到了与国营平起平坐的地步。由于这种发展，现在全国县级财政收入中 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份额都来自对乡镇企业的税收。这些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户已 成为北京市面上紧俏商品和大宗物流的主要提供者。 根据今年初北京市物价局对各城区五百多户居民的跟踪调查，全市目前百分之八 十九的蔬菜是个体摊贩提供的，而在海淀区，这比例更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由于这 种发展，国营菜站已多被挤垮或转行做了别的。个体摊子上卖的菜由于随行就市， 自然会比国营的菜卖得贵。鉴于此，去年陈希同曾试图对蔬菜实行限价，并对价高 的摊贩实行没收执照的惩罚。殊不知限价三天后北京市面上就看不到菜了。结果陈 希同不得不讲“什么是照，菜就是照!” 目前，北京市各大百货商店都出租柜台给乡镇企业和个体户。西单商场出租了百 分之三十的柜台。到目前，这些柜台已到了无法收回的地步。原因是柜台租金每米 三千元一年，这意味着一年要卖出五万元的东西，然而西单商场自己一年最多只能 卖出二万元一年的货。而租让所得又已和职工的工资奖金挂上了钩，所以现在若收 回便会引起巨大震荡。由于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的介入，北京市面上到处可以看到一 派生机勃勃的气象，买卖均相当活跃。但是这当中的繁荣很少与国营部分相关，这 从冷落的非出租柜台上一眼就可看出。 北京市场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有照个体户与无照个体户的比例。这个比例近两年 来一直维持在一比一点五左右，即无照户多于有照户。无照户现在已串连成帮，可 以非常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工商税务的人会下来转，所以被抓获的概率越来越小。 由于个体户是块肥肉，现在对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摊派据统计在全国达八千项。显 然，这种暗摊乱派是和目前对个体户管理的混乱分不开的。个体户的迅速发展使原 有的城市工商税务建制无法满足需要。但国家不拿出钱来扩充。于是各地工商税务 都建立了一支相当可观的编外部队。这些人为工商税务办事，回本单位拿钱，或干 脆就由工商或税务局负责开支其工资。这些人被派到市场上，便构成了一个扰乱因 素。其次是前几年的六所从区下放到街道，使街道形成一级政府。由于这一变化， 街道与工商税务之间便在利益划分的问题上形成很大矛盾。街道管个体户本来是为 了就近便于管理，但因为个体户这块肥肉谁都想吃(街道因此在这两年发得很快，不 少街道盖起了大楼，并组织人员出外旅游等)，街道和工商税务便发生了许多纠纷。 西城区在把市场管理权下放给街道时曾分出两个西城区最好的市场给区的工商税务 专管。但这却使这两个市场所在的街道大叫吃亏。于是他们就在市场四个角上办起 四个小市场，并给个体户以优惠，结果形成了街道和工商税务互抢市场的局面。 管理的混乱便带来了索贿受贿问题。其中颇为有趣的一项是工商与个体的关系。 在西城区，工商局原来为监视个体户曾在各市场上设立了一些摊点，所谓暗哨。后 因经营不善转包给个体户。最终这些摊点上的收入便成了工商局职工的奖金来源。 此外，工商税务的人下去吃请都有定数。标准的一席对话，便可被延请至餐馆中吃 上一桌上千元的酒席。 个体户由于有钱，办事也顺当。现在北京的个体户中本市与外地的比例大体在一 比一左右。外地人多从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来。这些人先在郊区租房，转而买房 ，继而移入户口，然后便办了农村转非农户口。最后就拿到了城市户口。据不同渠 道的消息，现在外地人在郊区已有整村搬过来的情况。服装和小商品是其经营的主 要对象。由于守在这个大市场旁边，往往是头一天市场上某种服装看好，第二天这 些服装村就把它生产出来，摆到全市各处叫卖了。 个体户来钱快，花得也大方。据说现在最有钱的个体户一天的花销在一千元上下 。这些人上街出门办事，身上装着十万八万的也不稀奇。然而，由于个体户只能在 个体户的定义中经营(根据马克思的定义，雇工不得超过八人)，挣来的钱就无法被 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产生钱多了也没意思的感觉。有一个个体 户在挣了一笔大钱以后，觉得拿这么多钱实在无聊。某日在家里，忽想上厕所，便 打电话叫来一出租汽车，拉着到建国饭店去上了一次。此外，个体户赌钱成风，而 赌的方式也千奇百怪。例如比赛在五分钟内看谁烧的“死人票”(百元一张的人民币 上面毛刘周朱都是死人)多。显然，类似的情况在农村中也是有的。人们在挣钱之余 便没了任何寄托，活得也着实可怜。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由于个体户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现在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 位置，国家便越来越不敢对这些企业乱说话或乱加限制。在这两种经济成分较为发 达的广东、辽宁等省，省委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央文件与本省文件一致的，大干特 干，基本差不多的，试着干，不一致的，不干。由于各省发展的水平越来越不平衡 (如湖南现在要用四斤粮食换广东的二两饼干)，中央文件中有关各省发展问题的部 分便越来越难以说到点子上，从而实际上失去了对各省的调控能力。一个文件下来 本想限制沿海省份的行为，西部的省份却会提出抗议，说你昨天的优惠政策已使这 些省份发了，现在我们刚想发一发你却又提出限制措施，这样西部怎么发展? 最可笑的是就关于海湾战争和苏联政变发的“文件”。在这两次传达中，各单位 听到的都是其负责人去开会听来的文件。而这些负责人还被交待说要按照自己的理 解去传达。结果，在实际中传达的是没有文件可循的东西，即经过各单位负责人理 解消化后的“中央精神”。于是，骂叶立钦浑蛋的有，说我们可以暗地里为政变者 们鼓掌的也有，不一而足。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中共现在自己也明白它在人群中代表性的丧失。但是，除了这名份上的缺失外， 中共还有一个官僚系统凶霸霸地站在那里，让人不敢对它存丝毫小视之意。这官僚 圈中的人多少都有些同病相怜的意识。据说在对反和平演变问题举办的讲座上，当 说话的人提到一旦中国如何如何，那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时，听讲的人还真 有了一种汗毛倒竖的体验。 总之，这个官僚系统还在，而且在今日之中国人们又找不出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 组织体系，中共站在这个系统上面便还可以继续它的统治。然而，由于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名实之争还在进行，而且前者又到了已没法从理性的角度为自己进行有 效辩护的地步，中共便只好靠在这个官僚系统上面利用其高压的组织手段强迫大家 不说话。但是，目前大陆上的事情微妙就微妙在这里：中共虽然在扯着嗓子喊社会 主义好，它却比谁都明白这社会主义无法弄饭吃。要吃饭就要用原则做交易，让老 百姓搞资本主义。 于是，在大陆上，人们便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分工，报人们、党棍们专门坐在那里 写些谁都不要看的东西，而民间则默不作声地一个劲搞资本主义，或曰挖社会主义 墙脚。这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便达成了一种默契。用北京市委一位朋友的话 来讲，就是现在的人可以在经济上“敞开了”干，在政治上却不可太过放肆。这样 一种说法也是我在回国的一个多月里得到的切身感受。现在的人，不管过去干过什 么，搞过改革的、教过书的、做过学问的，都对政治取一种日益冷漠的态度，而全 身心地关注于经商之道。 群众当中这样一种只搞经济的心理在大街上也可看出来。现在北京街头，经常可 以看到穿警服不拿警察工资的人。这群人是被弄来维持秩序的。但是他们基本上很 少管事。骑车带人的满街都是。首都剧场门口的树上挂着大红布标语“严禁骑车猛 拐”。但好几十度角斜穿马路的却随处可见。老百姓和共产党之间似乎有一种谁都 别理谁的心态。天安门事件后，全市大清查，只查出三万多参加过游行的。而在这 次“运动”中整过人，揭发过人的，现在普遍日子不好过。倒是被整的那些活得十 分坦然。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曾因游行喊口号等问题被整，结果讹传出去说是被开 除出党了，几天的工夫里他便收到二十多个电话，对出党一事表示热烈祝贺，令他 苦笑不得。 或许是由于中共有意地要造成这样一种祥和的气氛以保自身，而老百姓在这样的 状态中又过得挺好，我曾遇到不下五个人对我说出同样的话：现在要搞民意调查， 管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拥护共产党。这话由不同的人嘴里说出，由不得我不信， 但是又是这同样的几个人，却转过话头来对我说，这共产党现在学乖了，整人整不 动了，做出事来也不象过去那么绝了；这党现在开始学会与老百姓妥协了；民间现 在写六四事件的人不在少数；上边对苏联的事不高兴，底下可乐坏了，等等。 北京人经历了六四一场腥风血雨，人们在感情上讲没有不恨的。但是在今天的状 态中生活，人们又有一种悠然自得之乐。民间的心态具有这样矛盾的地方，中共内 部也不能说就没有类似的矛盾心态存在。比如，我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中共正 统人士对苏联东欧的事大发幸灾乐祸式的议论。在他们眼里，这些地方现在已成了 没有任何秩序，饥民遍野，从而孕育着大乱的场所。反观中国大陆，市场繁荣，生 活安定，因此还是我们的路数对头。然而，在这貌似稳定的国度里，却又总有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名实之争，而且越争社会主义越没地盘。对于这个问题，这些正 统人士不是三缄其口，就是含混应对，似乎正被戳在痛处。 一位潜心研究改革的朋友对我说，目前国内这种名实之争在拿来和苏联的改革做 比较时，或许可以反映出两国、或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和文化特性上的差异：中国 人走的是从下面一点一点挖墙脚而不管原则的道路，苏联人走的是要求从一开始就 搞清楚系统转型的终极目标，并从根基上一下子就把它建立起来的道路。两国在改 革道路上的差异从另一方面讲，或许也和各自所依重的智囊团的类型不同有关：中 国的智囊团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因此要多注意的是功利主义性质的动作；苏联的 智囊团主要来源于哲学界人士，这些人对问题的思考更多地是从本源的角度出发的 。 社会分化与公共服务 在大家一心搞经济不问政治的状态下，就算人人都有路子，都能东踢一腿西打一 棒子地弄到点实惠，这路子多与路子少，能力大与能力小的差异也会逐渐明显起来 ，表现在人群的分化当中。据中国银行的统计分析，目前城市居民中百分之二十的 人手里拿着占城市总额百分之七十的存款；在农村则是百分之十的人拿着百分之八 十二的存款。 但是，这种由收入引出的分化还只是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若干种分化中的一 种。另有几种分化是颇值得注意的。中国现在号称多种所有制并存，而依属于不同 所有制的经济体便在这个计划加市场的体系中有了不同的位置。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一个经济体制越靠近私有制便越灵活，越靠近公有制则越呆板。前者由于灵活， 效率高，便有钱；但是后者由于靠近官僚系统，没钱却有权。再一种分化便是沿海 发达地区与内陆省份的分化。这种分化据说已引起西方情报机构的注意，认为广东 、福建等省再这样发展几年，便可在经济上与北京分庭抗礼。而海外要开什么会也 可以专请这些省的代表参加，不必管北京了。 这若干种分化由于都是在静悄悄地进行着，当局闭口不谈，所以人们虽然能体验 到它们的份量及其对自身生活的影响，却很少从正面得到任何引导以便恰当地对待 这些分化。 一位粗通法律的出租汽车司机对我说，过去插队的时候，共产党连资本主义的玉 米苗都得给拔了。现在可好，资本主义都长到他们家枕头底下了他也不管。这些人 ，真应了那句话，叫作“嘴是圆的，舌头是扁的，说出话来是转的。敢情叫这些人 怎么说都行。你就说这白毛女，这要拿今天的法律来讲，黄世仁是债权人，他向杨 白劳要债就是合理合法的，而大春回来把黄世仁杀了却是犯罪。这世道，现在真是 说不得了，管自己吧。” 显然，大陆社会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在普通人眼里的确是说不得了。说也说不出个 道道来，不说也罢。人群中没了道道，便失去了公德存在的基础。而在大家都忙着 搞自己那一摊、发展个人关系时，社会上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差。现在的北京市， 公共汽车常常是客不上完就猛地把门关上，在终点始发站也是这样。我就几次遇到 这种情况，跑半天到了车门口，门啪地一声关上了，关上就无论如何不会再开开。 浴池里现在也是脏得很。客人进去找不到过去一向都提供的肥皂和热手巾。大家清 一色地自带洗发液、肥皂、毛巾，甚至拖鞋。出浴后客人使用的大浴巾黑得象是有 人专门放在脚底下踩过，而不少浴池提供的拖鞋不是缺了上半边就是脚后跟要着地 ，地上则黑黑地连泥带水东一片、西一滩，让人看着头皮发紧。北京市内现在不时 地可以看到一些收费(一毛)厕所，进去虽然气味并不好受，脚下却还干净。但是在 一些不收费的厕所里，我却发现过蛆虫遍地，屎尿横流的场面，真不知那些拿着工 资奖金的清洁工都躲到哪里去了。在街上清洁工倒是有的，但是这些人总喜欢低着 头扫地，遇到倒楣的行人还会碰到专往他脚上扫的时候。而在根本就没有什么服务 项目的北京首都机场，现在也乱出名目地向每一位登机者要四十块钱的“机场使用 费”，不要就进不去。 结论 综合以上的方方面面，似乎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陆社会目前仍保持着一种民 间与官方，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钱和权的交换实现 的。在这一交换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壮大和社会主义因素日益萎缩 的事实。由于这种你消我长的动态，国家已越来越无力完成任何大的动作，而只能 在有限的范围内维持目前这种状态。显然，在这一切背后不可避免地要长出一系列 不稳定因素来，而这还不包括中共内部老人帮的自然寿命这个因素在内。 鉴于这种态势的发展，大陆上若干有识之士便曾向我流露出这样的感觉：大厦将 倾，败象已显，哥儿几个准备逃难吧!这种逃难说现在已在高干子弟中得到了一些反 响。这些人总是信息最灵的，据说他们现在人人身上都装着不只一两本护照和有效 的外国签证。 当然，这些官崽子的可能去向是和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正在考虑的事情不 大相干的。国家一天天烂下去显然也并非人们所愿见到的事。但是，一个情结却又 使很多人盼着它早点垮掉。这情结就是中共一味蛮横地在坚持着的东西造成的：不 允许人们说话，不许对社会中的问题展开公开的讨论，不许海外的人对大陆的事说 三道四，不许有人公开诋毁共产党的形象。这诸多的不许究竟道理何在?共产党恐怕 也说不清楚。只是在感觉上他们总会有些怕，怕让人说了话他们就得下台，就得千 百万人头落地。但是，对于那些对现代政治生活稍有常识的人来讲，这样的恐惧实 属多余。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是共产党自己惯用的手法，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这样的 手段却早已为公理所不容。至于下台问题就更容易说了。如果共产党人真是以天下 为公做党的准则，自己没把事情搞好，下去正表现出其心胸的磊落。这样，做起人 来，做起党来，反而活得会比现在这种局面舒服，自己的后脖梗子也不会因为老被 人指指点点而弄得冷嗖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