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高黎痕的遭遇 薛猛口述 杨蔚然整理 前记： 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中共大张旗鼓地纪念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更把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渲染为辛亥革命的延续。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利用为统战的舆论工具。然而，中国人对历史并不那么健忘。本刊对薛猛先生的 专访，记述了一位辛亥革命元老，在中共政权下的悲惨遭遇，颇有启迪后人的历史 价值。 辛亥革命学生军征战疆场 看了《中国之春》十一月号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专辑，很多感慨。许多论者 都是从理论层次上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但我觉得通过一些历史人物 的真实故事的描述，更能揭示这场革命的悲剧性，也能看出中共今天纪念辛亥革命 的本未倒置。因此，我找到贵刊，讲一讲我外祖父的遭遇和我们全家作为辛亥革命 参加者的后代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所遭遇的一切。我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高见，只是 想还历史以真实。 我的外祖父高黎痕，又名高汉飞，一八九零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湖北省竹溪县一 个采矿业者家庭。一九一一年毕业于汉口商学堂，在学期间便参与了同盟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前往上海参加组织了沪军北伐先锋队学生军，并随军出征山 东烟台、黄县一带。 一九一三年，经受一年多战火锻炼的外祖父随军回沪，深感革命缺乏军事人才， 遂策划开办了一所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家。这是辛亥革命后开办现代军校的 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不足，计划失败，外祖父又回到汉口参加《震旦报》。一九 一四年在汉口组织“启民新剧社”，投身演艺生涯，随后与郑正秋先生共组“民兴 新剧社”，“大中华剧社”，是中国最早一批推广现代剧艺的先驱，宣传西化与爱 国思想。 亲手拍摄过三十多部影片 一九二三年，外祖父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电影专院“中华电影学院”。该校是由洪 琛先生主办的。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间，他先后在“天艺”“明星”等影片公司主事 ，担任过演员、剧务和导演，参与了三十多部中国早期电影的摄制，计有：爱国伞 、冯大少爷、碎琴楼、小情人、挂名夫妻、二八佳人、血泪碑、美人关、少奶奶的 扇子、国魂的复活、姐姐的悲剧、压迫、铁板红泪录、似水流年。其中大部分是社 会写实片，在亿万观众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象。许多至今还受到中共文化界的高评 。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外祖父逃往香港，继续中断了的中国电影事业。他参与了 “华南电影界救援会”的工作，发起抗日义演排片活动，拍摄成三集的抗战影片《 最后关头》，筹集了三万元港币支援抗战。 在上海期间，像其它三十年代的电影界闻人一样，外祖父亦认识当年在上海的影 星江青，后来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意欲掩盖艺海混迹的历史，外祖父亦遭到她残 酷的迫害。外祖父还与共产党当年在左翼作家中的领导人田汉等人交情甚笃。终于 在五二年带着一颗充满希望的心回到祖国。 此前，外祖父已在香港定居多年，成为香港电影界的闻人及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 。我的母亲高敏，也继承父志，在大学修习电影艺术。外祖父是见过政治世面的人 ，虽受到左翼文化影响，但对中共并不抱幻想，对周恩来的号召并不热衷。但母亲 高敏却十分单纯，于一九五二年，组织了香港大学生代表团，决定投身中国电影事 业，外祖父只好送母亲一道回国，自己也看看乡土，不料，此行却是他后半生失去 自由的开端。 机场照像酿成大祸 母亲的爱国热情最初很受中共呵护。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我的母亲立刻被分 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中央还特派了外祖父的故交田汉先生作他的工作，希望 他能留在祖国。外祖父最疼爱女儿，遂决定在上海住一段。鉴于他是辛亥革命的参 加者，有很高的统战价值，一九五三年上海统战部将他送往“华东革命政治大学研 究院”学习马列主义，希望能借助他在政治和艺术界的威望，为中共作统战工作。 然而，我们家与共产党的蜜月不到一年便结束了。起因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从 中却能看出中共对辛亥革命历史人物的极大的不信任。一九五三年，八一电影制片 厂决定派母亲到朝鲜战场去拍军教片，遂发了一封外调信到上海，了解外祖父的政 治背景。不料上海市公安局早在母亲回国之初，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开始怀 疑母亲是美蒋特务了。 上海市公安局怀疑的理由说起来非常可笑。即我母亲回国时非常激动，一下飞机 便在机场照了很多像片，送到上海一家照相馆冲洗。不料当时正值战争，机场按国 内规定不准照相，但为了统战，他们并没告诉母亲，而是直接报告了公安局，说母 亲有特嫌。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清楚，特务照的像片是不会送到照相馆洗的，而会 悄悄带走。 于是，一场冤案由此拉开序幕。上海市统战部为求立功，煞有介事地专门派人去 香港联络地下党，调查外祖父和母亲的背景。结果香港地下党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 立功，终于查出外祖父在香港的朋友中，有一些人是亲台人士。于是香港地下党报 回的报告，将外祖父指为“托派”，将母亲指为“美蒋特嫌”。 根据这一报告，八一电影厂开除了母亲的职务，送她回上海做妇女工作。华东革 命大学和统战部也不愿再重用外祖父做统战工作，将他送往上海市文史馆做了一名 馆员。 文革遭江青迫逼九死一生 然而，真正的悲剧还在后面。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后，江青派中共文革小组到上 海市公安局政保二处调外祖父的材料，并要求上海革委会控制外祖父，不许他乱说 乱动。结果七十多岁的外祖父，被革委会斗了一年，经常搞车轮战，不给觉睡，由 几个年轻人轮番审问。而后十年间，辛亥革命老人、中国电影创始者之一的外祖父 ，变成了一个苦力，平时除了扫大街之外，像挖防空洞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也要他 做，致使他心力交瘁，文革后平反不久便告别人世。 这就是一位辛亥革命老人在中国的遭遇。我想提醒此间的大陆留学生们，不要轻 易对共产党和其政策抱持幻想。我的外祖父和母亲从五三年就想重新回香港，但中 共方面失信了。在外面的都是贵宾，回了国就丧失了统战价值，成为对中共没用的 人。一九六八年我外祖父再次提出回港，因为外祖母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很想见见 老伴，结果仍然遭到无情的拒绝。 我绝不重复前辈的悲剧 今年是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中共邮政部发行了“辛亥革命人物系列封”。屈 武先生亲自为我外祖父写了小传。可是人已去了，搞这一套又有什么用呢?把孙中山 先生建立的国民党逼到台湾，再把孙中山肖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又有什么用呢 ? 鉴于祖上三代人的教训，如果有人问留学生该不该回国?我要说，可以去世界任何 地方发挥你的专长，但不要回到一个不尊重知识分子的政权下面去。除了已成为美 国公民，我决不再回自己的祖国，我不愿意让长辈的遭遇，在我身上重演。无论中 共说得多么好，它的信誉已不存在。 这正是我外祖父的一生所揭示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