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山苏姬和诺贝尔和平奖 ·杨漫克· 西方价值判断下的和平奖 十月十四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缅甸反对党领袖 达·昂山苏姬,以表彰她“以非暴力斗争的方式为民主和人权所做出的努力”。 自一九0一年创设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多被欧洲与北美等西方国家囊括。一九三 六年阿根廷的拉马斯首次打破欧美独揽诺贝尔和平奖的局面。一九七三年北越总理 黎德寿,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道)。 一九七四年日本人SATO与爱尔兰的麦克布莱德同获和平奖;一九七八年以色列总 理贝京与埃及总统阿萨德同获此誉。一九七九年印度的特丽莎妈妈第一次做为亚洲 人,独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八九年中国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再拿和平奖 于亚洲。因此,苏姬女士是第六位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亚洲人,也是第三位独立获奖 的亚洲人。 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文明标准与文化价值判断下的杰出人物和平贡献奖。从而对 于与西方文化窘异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来说,跻身于和平奖行列殊为不易。 亚洲是地球上面积最大、人口与国别最多的洲际。自七十年代以来杰出之士频频拿 下这一荣誉,既反映出亚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隆隆足音,又彰显了诺贝尔奖委员会 日益开放眼界,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 自七十年代以来,亚洲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经济起飞,政治革新,文 化革命激流涌动。已形成欧美、亚太三大中心的局面,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但与 此同时,亚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步履仍然走得十分艰苦。仅在八十年代南韩、缅甸 和中国发生过军事镇压和平民主示威的事件,泰国军事政变、文官政府垮台,印度 总理拉吉夫遇刺身亡。 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 就中国而言,人口占人类的四分之一,至今尚无一人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达赖不认 为自己是中国人),其缘故可从西方加以探究。 可以发现,亚洲人获得诺贝尔奖者,多与西方社会文化有某种特定的联系,或者 是殖民地国家。计印度和日本各有两名得主。苏姬则在英国长大,嫁给牛津大学教 授。 另一方面,在共产党文化数十年的窒息下,中国社会很难产生伟大的个人主义精 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的主要内在标准。 与日本和印度比较,本世纪以来中国产生的大文学家并非罕见。巴金、沈从文、 钱钟书等人就文字与作品而言,皆堪称大师泰斗,然而就个人主义精神和人格的独 立而言,他们则还无法与巴斯德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道德勇气相提并论。 诺贝尔和平奖是一项政治行为的表彰。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足以使有杰出表现 的人获得和平奖:瓦文萨八0年举事团结工会,八三年获奖;翁山苏姬八八年回国 ,九一年获奖;萨哈罗夫六十年代末从事反核运动,七五年获奖;金恩六三年进军 华盛顿,六四年获奖。 以上的例子,足以使中国的民运人士产生某种希望。诺贝尔和平奖抑或比文学奖 对中国人更易问鼎。有人说,“六四”事件后方励之若不躲避美国大使馆,可能成 为最有希望为中国人赢取和平讲的人选。方励之在西方媒介上出现的频密度,近年 来绝不亚于缅甸的翁山苏姬。 缅甸政治的东欧色彩 翁山苏姬的获奖,是由捷克现总统哈维尔先生提名的。这位酷爱东方文化的捷克 前持不同政见者,发现翁山苏姬与他本人有很大的相通之处。缅甸军政府八九年将 翁山女士软禁后,不许她与丈夫及两个儿子有任何联络,试图以此逼她离开自己的 祖国。她没有就范。几年前,哈维尔被捕后,捷共也曾让他在出国与失去自由之间 做出选择,哈维尔不惜失去自由,拒绝出国。然而“六四事件”后,我们没有看到 一个中国民运的领袖有这样的勇气。 昂山苏姬的崛起,是缅甸文化的产物。她的父亲乌昂山(乌是缅语父辈之意)是缅 甸独立的领袖与现代缅甸之父,四十年代昂山与现在的军事领袖奈温,和文官领袖 乌努等人一道举事,展开对日本占领的军事抵抗。一九四五年后昂山按英国政制建 立了现代国家,废除王室统治。然而在一九四七年,他与同僚一起遭到政敌的刺杀 。他被誉为现代缅甸之父,缅甸政府为他修建了一座雄伟的纪念堂。可以一提的是 ,一九七六年华国锋为毛泽东修建纪念堂,便是按照昂山纪念堂的模型设计的。 虽然废除了专制王室,但缅甸政治文化的专制传统并未被根除。奈温和乌努一班 革命同志,建立了社会主义名义的共和国,颇类似于印度的社会主义,政治专制化 ,经济一半私有化,一半国家化。随后缅甸的分离主义和共产党游击武装愈演愈烈 ,终于导致军事强人奈温六八年以军队接管政府。奈温并提出缅甸式社会主义路线 ,标榜缅甸的专制文化特色。 由于支持缅共游击队,北京与奈温政府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文革初期北京不仅 在军备上支持缅共,而且还鼓励和默许下放云南的知识青年越境参加缅共游击队。 奈温政权奉行了不结盟政策,与东西方保持等距离外交,政治上相当封闭、保守。 既有印度左派社会主义色彩,又有南韩式右派军人的政风,是典型的亚洲文化国家 。 由于经历过近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和八十年代亚洲国家普遍出现的民主潮流,缅 甸政治于八八年开始剧烈动荡。是年七月奈温辞去唯一合法政党“社会主义纲领党 ”的领袖,不旋踵政府便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垮台。九月奈温手下的军人重新接管政 府,控制了动荡的局势,并大肆镇压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 一九八八年四月,离开祖国、客居英国牛津大学多年的昂山苏姬,回国照顾病危 的母亲,并从此开始她旋风般的政治生涯。这位四十六岁的家庭主妇目睹了祖国东 方式的政治暴力:八八年两次军队与示威者的冲突中,两千多仰光市民和僧侣被开 枪打死,数百位国会议员和反对党领袖被捕入狱遭遇极刑。面对军方的强硬与残酷 ,昂山采取了甘地式的非暴力抗争方式,以东方文化特有的忍者方式避免进一步的 流血冲突,并有效地引导反对派走向政权。 亚洲文化对和平的特殊贡献 这位美丽、文弱的家庭主妇一下子成为民众崇拜的领袖。她以一种宗教式的力量 对付暴力。她以爱代恨,把士兵称作朋友、手足,尽管士兵用枪口对着她。她公开 反对缅甸的太上皇、她父亲当年的追随者奈温将军,指责他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应 对流血事件负责。于是奈温下令将这位国父的女儿软禁。 一九九0年五月,迫于国内的严重不满和国际压力日升,军政府终于开放国会选 举。结果昂山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一举拿下四分之三的国会席位,即四百八十五席 中的三百九十二席。然而军政府方面拒不接受人心向背的事实,几乎抓尽了反对派 国会议员,使他们成为“狱囚的多数而非议会的多数”。军方并要求昂山苏姬离开 祖国,甚至不准她与住在英国的丈夫和儿子有任何联络。昂山苏姬开出条件:释放 所有政治犯,军方还政,否则她不会离开祖国。 从甘地到达赖到昂山苏姬,我们看到亚洲国家民主运动的一个特色:佛教非暴力 的道德力量(缅甸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另一个特点是家族政治的传统。在 巴基斯坦有布托父女的人民党;在印度,有甘地母子的国大党;在西藏有神传的喇 嘛活佛;在缅甸是昂山父女两个时代的努力。第三个特点是家长制的元老控制。缅 甸有奈温,新加坡有李光耀,中国有邓小平,北韩有金日成。 亚洲政治文化的传统使西式的民主政治实行起来十分困难。现居美国的苏联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劳德斯基最近指出:苏联的变迁作为亚洲国家的先例是不恰当 的。苏联政治制度中,西方的理性主义多过东方情绪化的激进主义。人们发现,多 数情况下民主给亚洲国家带来的是持续的动荡而非民权。今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 念中,许多论者指出:辛亥革命的后果未必比君主制好。因为民国之后数十年中国 不仅战乱不断,而且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的民主制度。 在反共、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皆与西方社会不相上下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 个典型的东方文化论者,他不仅反对西式民主,镇压反对党,而且还直接干预西方 媒介在新加坡的活动。这位受过完整英国教育的政治领袖,坚信东方政治应有自己 的特色。 可是近年来的国际趋势和亚洲国家普遍出现过的潮流,亦让人相信,东方传统政 治不可能再以传统的方式维持下去,亚洲国家的民主化,已从启蒙的少幼期进入到 不安的青春期,世纪末的十年将是东方专制彻底瓦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