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全会台前幕后 ·何 频· 将农业问题提到政治层面，是中共八中全会的“主要成果”，也是“经济救党论 ”的具体表现之一。然而，中共政令赖以运行的载体--农村各级组织出现失灵甚至 瘫痪，农民思想更是涣散，黑社会迅速发展，对中共政策通达和执行构成疑问。 八中全会上人事问题无声而终，十四大上势必出现人事大改组：一批六四后晋升 的官员将成为中央委员会新贵，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亦会进行大幅度调整 ；“太子党”在中央政局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但突然冒升的可能性较小。 农业问题到了政治层面 抓住主要矛盾 尽管反和平演变的声浪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缓解，但八中全会上对此只是点到为 止，甚至这一点在已经公布的两份公报中一字未提，只是在尚未发表的江泽民讲话 中有所涉及。 这不是说中共改变了“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而是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 战胜敌人和平演变图谋的物质基础。江泽民曾经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解读邓小平的思 想：“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了，国家更加强大了，社 会主义国家的巨大优越性就会更充分地显示出来，抵御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会有更加 坚实深厚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更加立于不败之地。”这 些话归根结底一句，就是笔者上期所提到的“经济救党论”。 大陆的经济重心在占八成人口的农业和占工业主要比例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搞活 大中型企业问题，在九一年九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有明确的决定。所以这次 八中全会重点讨论的是农业问题，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问题工作的 决定”。但这个“决定”给人最强烈的印象不是新颁布的改革措施，而是中共把农 业问题提到了政治层面。 中共一贯强调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六十年代，毛泽东认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于是国内就大搞阶级斗争，甚而 文革，国际上就反帝反修。这次八中全会则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句话是绝不可忽 视的，因为这是中共当前工作的纲领，意味着为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 救党论找到了理论根据，意味着国内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为主要目标，而在国际上 以争取外援为目标。 于是八中全会的《公报》把农业问题提到如此高度：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 、国家自立的基础。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 面进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所以要坚定不 移地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给农民吃“定心丸” 《公报》共分十大部分，包括八十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成就与九十年代的主要 任务，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 构，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抓紧实施科技、教育与农业的发展战略，加快大江大 河大湖综合治理，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发 展农用工业，做好扶贫和地区协调发展工作，促进共同富裕，等等。 可以看出，中共希望通过《公报》给农民吃“定心丸”：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 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将长期保持稳定不变。 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则定为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和发展农业社会服务体系 。所谓“统”是指集体经济，“分”指农民个体。 《人民日报》在八中全会闭幕次日发表社论，以“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 面”为题，形容八中全会的“决定”是未来农村工作的纲领。那么我们不妨来探讨 一下这个纲领的具体背景--中国大陆的农村现状到底如何? 农村问题多多 农村改革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七八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农村的“承包责任制”，后来干脆“分田到户”，使农村的经济情况产生了变化。 但这是回到中共统治前固有的小农经济，说不上进行了根本性变革。 近年来，中共当局为此沾沾自喜，以为农村改革已经成功，可以搞城市改革了。 笔者在国内时每年都要去一次农村，八六年更与几位朋友在农村搞了一个月的徒步 考察，写成《中国农村深层发展战略初探》一文，辽宁《发展战略报》和《湖南信 息》(内参)曾予刊登。我们当时提出了“农业危机”，列出的问题包括农耕地面积 减少、土质下降、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农用机械老化、农民素质低落 、科技推广困难、粮食浪费严重、经营方式“统”“分”矛盾、家庭联产承包制陷 入困境、乡镇企业恶性发展、隐性失业膨胀、社会治安恶化等等。但当时这些论调 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九一年的洪祸把农业存在的问题来了一个“大暴露”，迫使 中共将目光重新投注到农村。 中共近来喜欢讲“民以食为天”，“民无粮则乱”。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大陆每 天城乡消费的粮食是七十四万吨，相当于一个粮食基地县全年的总产量，每天消费 的猪肉四万七千吨，即每天要吃掉五十五万五千亩油菜所产的油；消费糖一万六千 吨以上，即每天要吃掉四万八千亩甘蔗地所产的糖。这些是多么巨大的数字!而这个 数字每年都在增长，意味着农业的负荷愈来愈重。首先是人口的增加。即使实现中 共制订的控制目标，到本世纪末，每年将增加人口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每年 增产粮食的四分之一被新增人口吃掉；其次，各项建设每年将占用三百至五百万亩 耕地，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三，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愈来愈 频繁和严重。据《人民日报》国内版承认，九一年的自然灾害导致九千万人缺粮。 农村最近迫切的问题：治安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全国每人要有千斤粮，但至今全国人均不到八百斤 。同时，全国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户与户之间，已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国务委员、中央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最近答记者问时承认，九０ 年农村人均收入低于二百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仍有三千五百万人。加上九一年灾害 造成的缺粮人口，贫困人口约在一亿人以上。 《中国统计信息报》九一年十一月公开提出，应正确评估农民的实际富裕程度。 该报称，近十年来大陆农民的收支增长有明显的阶段性，八０年至八五年是农民收 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八五年后速度放慢。近几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产品 价格偏低，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出现徘徊局面。目前农民一方面要承担集体提留 统筹费等显形负担，同时还要承担价格“剪刀差”造成的隐形负担。在不包括各级 政府对农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集资摊派的情况下，山东省农民负担共达五十 八亿多元，人均一年八十四点六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七。 不过在笔者看来，当前农村最迫切的问题是治安的危机。虽然许多地方的农村基 层干部是土皇帝，但他们只顾自己捞钱，并未承担公仆的责任--甚至连上级的政令 也不闻不问，可以说多数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况，使农村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家 族、帮会、邪教势力如鱼得水，迅速蔓延和发展;拦路抢劫、绑架关怀、拐骗妇女儿 童、赌博贩毒、掘坟偷窃、甚至雇人杀人的情况层出不穷。 而另一方面，据中新社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消息，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高达 一亿五千万，到本世纪末将达二至三亿。这些剩余劳动力往何处去?他们势必成为社 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制造源。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大规模涌向本已人满为患的城市， 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有六千万农民在城市寻找工作，谓之“盲流”。 在中共八中全会的“决定”中，对此提出了三条措施：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 建设；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等等。且不说这些措施多么空泛，即使具体些，也 无法改变使政令难以通达执行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中共政策赖以运行的载体--农 村各级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出现失灵甚至瘫痪，农民思想更是涣散。鱼变成汤，怎 能再变回鱼?且看中共如何将戏唱下去。 人事问题十四大解决 “冒险的事业” 八中全会开幕前二天，我在《时报周刊》发表文章，说预测与分析中共政局的发 展可以说是“冒险的事业”，不仅它常常没有规律可循，即使获得了权威的消息来 源，也难保它不发生变化。典型的例子是九一年上半年人大会议前，李鹏公开说不 会有人事变动。李鹏够权威了吧，也应该不会“造自己的谣”，结果呢，却是邹家 华、朱榕基升任副总理，钱其琛升任国务委员。所以在会议之前讨论八中全会的议 题，到会议召开时是否发生变化，实在难以预料。 这话这次又得到印证。八中全会前，北京和海外都盛传人士将出现变化，主要包 括：1，邹家华、朱榕基、杨白冰将进政治局；2，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和《人民日报 》社长高狄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上调北京，可能替 代现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3，一批太子党将进入权力核心，陈云之子陈元更将进入 政治局。 然而会议结果据说仅仅因原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已去世而增补了一名中央委员。 有人即撰文嘲弄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又一次大跌眼镜。 上述人事传闻本来就有不符合情理和中共党章的地方。如陈元虽贵为陈云公子、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是时下的热门人物，但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压根就没 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怎能进入政治局，公然违背《党章》(这又不是火烧眉毛的 事)呢?不过，这并不等于人事变动就是空穴来风。消息来源说，八中全会筹备期间 ，中共政治局确曾拟定一份人士调整名单，包括邹、朱、杨进政治局，一批太子党 晋升。但在政治局内部讨论时即出现争端，主要是朱榕基只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不应直升到政治局，先应当中央委员；另外，海外把朱视为“中国的戈巴乔夫”， 但中共党内却流传着不少不利朱榕基的议论，说他脾气暴躁(这一点我在九０年的一 篇文章即指出是朱从政的致命点)等。最高层对提升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有顾忌。 但这样一来，只让邹家华、杨白冰进政治局，不是明显贬抑朱榕基(改革派)吗?为了 保障新经济改革政策的顺利实行，人事问题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既然有不小的分歧 ，不如拖一拖。就象对赵紫阳的处理结论，拖一拖比迅速处理反弹小，而且可能出 现有利的契机。这次八中全会人士调整，包括“太子党”问题，无声而终，相信是 出于邓小平的旨意。 “太子党”自称“务实派” “太子党”已成为研究中共未来政局发展的热门话题。海外的舆论包括大陆民间 的议论，对“太子党”毫无疑问持嘲弄和否定态度。笔者认为，这种态度完全可以 理解，家族政治的方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依然存在确实是一个国家的耻辱。然而 ，“太子党”的出现本身就意味这个专制王朝正式开始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说，主 张“太子党”接班的人和毫无保留排斥“太子党”的人都把“太子党”看得太简单 。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在北京跟戴晴作了一次长谈，其中谈及太子党问题，戴晴说(录 音整理)：“对太子党的评价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看他站在什么位置上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去分析。但总的来说，他们一下子升到那么高的位置是不公正的。但这 种不公正是中国政治的现实，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你不可能希望中国马上就改成 直接选举，这不切实际。我们只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希望他们的表现好一点。他们所 受的教育、所经历的和他们的父母不一样，他们上台也不可完全遵从长辈的意旨， 比如他们也同我们这种人谈谈话，交换一下看法。我对他们是抱有一定希望的。中 国几千年来政治变革都是人事变革的开始，而不是从制度上来的。” 站在反对派的立场或者民运人士的立场，可以不同意甚至驳斥这种观点，但这只 是从理论上而言。观察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我却发现“太子党”的出现似乎在提 供一种契机。有两则消息或多或少在印证这一点。 一是香港《镜报》月刊九一年第十二期说，最近北京出现“第三势力”治国理论 ，这是中共内部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之外的，另 以陈云之子陈元、薄一波之子薄熙成等为首、自命为“务实派”的“第三势力”。 这一派人物“六四”以后抓紧、笼络一批理论界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循序渐进 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经济改革观，以及“中国是中国人唯一家园”的民族主义 世界观。 这不是一则捕风捉影的传闻，而是经过认真证实的。我的一位朋友即拥有一份所 谓“务实派”们的纲领性文件--《苏联巨变后中国大陆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全 文见本期《中国之春》)。这是九一年九月，陈元的理论班子(以《中国青年报》思 想理论部为主要基地)完成的研究报告，现在已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成内部文件在中 央高层传阅。 有传闻说，这篇文章将成为中共十四大“报告”蓝本。我对此持存疑态度，但这 篇文章势必对中共决策造成冲击。 另外一则关于“太子党”的传闻，是由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导的(台湾《中央 日报》十一月二十日海外版转载)。报导说，“太子党”成员目前正寻求自由派知识 分子的支持，以加强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希望利用这些知识分子加速经改的步伐。 “太子党”成员目前对因八九民运而遭罢黜的知识分子或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招手 ，向他们发出友好、和平的讯号。陈元和邓力群之子邓英陶，在九一年去美国及欧 洲的旅程中，曾与一些海外的异议人士见面。陈元向他们保证，中国的政策在老人 们走后将会改变，邓英陶则向陈一咨保证，假如他们停止“反党行为”，将被允许 返回大陆，甚至恢复原职。 这是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相信有关异议人士也不大可能出面肯定或否定。不过 ，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太子党”在中共政局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太子党”也会“渐进” 据说陈云邓小平在对待“太子党”晋升问题存有争议。陈云曾当面向邓小平、杨 尚昆提出“中顾委许多老同志的建议”，即：“在十四大上，让一批革命后代进入 中央接班。我们的子弟我们放心，至少他们不会将自己的老子全盘否定。在这一方 面，我们比苏联有优势，特别是有文革，我们的子弟都是经过考验的。” 而邓小平说，“党内对高干子女进中央存有不少意见，对干部子女应该要求严格 一些，标准高一些，对高干子女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对已经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 省市领导岗位的干部子女，要卡一卡，放一放，让他们在基层部门搞些具体工作… …我过去不赞成让邓朴方当中央委员，现在更不赞成，也反对让太太当自己办公室 的主任，反对亲属在同一部门里担任党政工作的要职。” 这些话，从逻辑上分析有其合理性。即使不管其真伪，笔者也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太子党”势必将成为中共的中坚力量，但晋升的方式不会太“冒进”，而会采 取“渐进”的方式。所谓“渐进”就是逐级提升，不会在表面上违犯《党章》，像 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陈元提升到政治局的事不太可能发生，而十四大让陈元 当中央委员是可以的，因为他已是大于副部略小于正部级的高干。这里主要基于三 点考虑，一是怕“太子党”冒升会像官倒一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二是让“太子 党”逐步建立权威和势力网络，不能当“空头司令”；三是不能让“八旗子弟”式 的“太子党”上台，太“无能无德”会把中共的事情弄得更糟，成为“败家子”。 现在接近中共权力核心、并可望成为十四大中央委员的“太子党”包括：陈元、 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邓小平次女)、乔宗淮(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芬兰大使、乔 冠华之子)、刘源(河南省副省长、刘少奇之子)、贺鹏飞(总参部装备部部长、贺龙 之子)、习近平(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仲勋之子)、王军(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 总经理、王震之子)、薄熙成(北京旅游局局长、薄一波之子)、聂力(国防科工委副 主任、聂荣臻之女)、杨绍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尚昆之子)、姚明伟( 工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姚依林之子)、付扬(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彭真之子 )、俞正声(烟台市市长、张爱萍女婿)等。在一千七百多名中央和省市级高干中，他 们的子女或直系亲属有三千一百多位担任司局级或师级以上的职务，有九百多名担 任大中型公司主要领导者。 十四大：人事大改组 八中全会决定九二年第四季度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十二月二日说这是一次“具有 非常重大意义的会议”。他说的“重大意义”在于人事有重大改变，因为依目前情 形，“路线”不会出现太大变化。 依照中共的《党章》，在十四大之前，大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须进行“党 代表”的换届选举，选举出新的全国“党代表”，由这些代表在十四大上选举产生 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会成员不由“党代表”直接选出，而是由中央 委员会再选举产生。 有可能成为新的十四大中央委员者，除前述“太子党”，还包括六四后获得提升 的人。中央方面包括朱榕基、对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吴仪、农业部长刘中一、民航 局长蒋祝平、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等部级领导人；军队方面，几个大军区的 负责人，如北京军区的张工、广州军区的朱敦法以及三总部一批将领；地方包括一 些新近获得提升的省市负责人，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及市长黄菊、广东省代省长 朱森林、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福建省长贾庆林、湖南省长陈邦柱、湖北省长 郭树严等等。这些人成为中央委员不会有太大的阻力，争夺焦点将是政治局和书记 处成员的进退。 十三大所选出的领导层中，人事变动最大的是书记处。除了总书记赵紫阳被罢免 外，原来四名书记胡启立、乔石、芮杏文和阎明复只剩下乔石，新增加三名新书记 是李瑞环、杨白冰和丁关根。在十三大之前，书记处的人数相当多，权力亦大。但 在筹备过程中，由于赵紫阳出任总书记之势形成，其它派系就特意压书记处的地位 ，把书记处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改由政治局常务会议提名，中委会通过，功能 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改为“办事机构”，权力大大削弱。十四大上是否重新改 回来，现在看不到迹象，但书记处成员将新增人选是肯定的。罗干、高狄、朱榕基 都是可能人选。 十三大选出十七位政治局委员，结果胡耀邦去世、赵紫阳和胡启立被罢免。剩下 的十四人当中，江泽民、李瑞环、宋平晋升为常委。十四大可能退休的有杨尚昆、 吴学谦、秦基伟、万里；现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和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都被视为赵 紫阳的亲信，能否保持政治局席位难看好。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空缺相当多， 新贵人选除现在传闻的邹家华、朱榕基、杨白冰外，丁关根、王兆国也有入围的机 会。 政治局常委中现有六名成员，但杨尚昆和万里以其职位和资历经常列席常委会议 。十四大除姚依林下台外，其他可能维持不变。杨白冰、邹家华、朱榕基、丁关根 等人中的二位或者四位，则可能补如常委。 但这一切，均依据目前情势判断，而情势变化莫测，最终结果就只有等十四大开 幕了。